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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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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尚有八十万知青永留农村 《失落的一代》书提供了一系列数据:八十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一九八○年仍有十五点五万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四十三万。得到下乡豁免权中,干部子弟百分之四十二,工人出身百分之三十一,普通家庭百分之四,出身不佳百分之一。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一百多万 ,技校生减少二百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 为安置知青,国家投资每人五百,农村插队每人一百七十八到三百零三,农场每人六百九十到一千一百一十九。内蒙昭盟送知青下乡人均每年一千元,相当于中级干部年收入,但知青却根本做不到自给。四川某农场安置一名知青需一千九百元,而安置在社队工厂一千三百元,进乡镇企业仅需五百元,知青下乡成了比办厂还昂贵的事儿。还买来四个不满意,引发对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中共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据港府统计,仅一九七○到一九七五年,至少十万大陆青年逃港。真是何苦来哉?! 《失》书分析深刻,言大陆学人所不敢言:毛也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共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页25)狠狠“运动”自己及周围的一切,乃是极权主义者紧紧攫权必须乘坐的大车。(页22~23)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毫不犹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强加于民的思想说出来。(页223) 绝大多数大陆学人莫要说“不敢放肆”,就算拎着胆子说出来,也没有哪家刊物敢为你提供平台。我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命运犹如一飘飞叶。一千八百万知青、被呼“万岁”的人民,不过是毛泽东这些“历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牺牲品与四个现代化废品,知青成傻青。 文革后只有四十三万九千知青进入大学,进入“上层建筑”的知青总数不超过百万。十八分之一的成才率,既是一千八百万知青的个人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全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须任何文化知识的“世界尽头”,各行政机构充斥低能干部。意识形态的价值错位直接造成如此触目的贤愚倒置。随着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识被愚昧扼杀,民主也被暴君彻底坐压。走向民主的五四回到原点。从五四走来的中共,竟托起毛泽东这位红色大帝,实在是全体中国士林(尤其延安士子)的集体耻辱。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知识份子的集体理性哪去了?文化的过滤功能哪去了?怎么会让封建专制如此整体还魂?难道一句“历史造成的”,能够避开文化追责吗?为什么会由我们东方人(包括东欧)为一项西方学说集体埋单?为什么我们对赤左谬说只能“实践而后知”? ---一千八百万知青下乡罪魁祸首是谁? 作者: 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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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周恩来早已策划三千万知青下乡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乃“知青学”集大成专著。知青研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知青运动在中国,知青学在国外。《失》着所引参考文献,外文也比中文热闹。 笔者也是知青 (乡龄八年),一直关注“知青学”,但《失》书中一些数据仍闻所未闻,三十多年前的旧闻对我仍是新闻,一路发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若非读到此着,将终身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信息。如从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 ---一千八百万知青下乡罪魁祸首是谁? 作者: 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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