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广阔天地炼贼心 1966年冬天，我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返回太原到安置办公室造反，随后又到了北京。当时的中央安置办公室已经被砸得一塌糊涂，于是我从扔在地上的机密文件中看到，上山下乡不过是为了解决城市的就业压力，这让我深感上当受骗。同时也觉得，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希望。 造反以后， 我在城里呆了两年，一直处于啃老状态。当时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扣发工资，全家人的生活特别窘迫。后来我不得不返回农村，重新去过那非人的生活。从那以后，我干了许多出格的事情—— 比如夏天西瓜熟了，便在夜里避开巡田的人，潜入瓜田，用摸皮的方法挑选成熟的西瓜，就地美餐一顿。 又如秋收季节，正是吃嫩玉米的最好时候，于是在收工途中，我假装进地里方便，然后把玉米棒子掰下来插到腰间，再把衣服披在外面，就像敌后武工队那样，大摇大摆地向村里走去。 有一年队里收割的芝麻放在知青住的房顶上晾晒，于是大家便在人们熟睡以后爬上房顶，把外衣铺的房顶，拎起芝麻捆一抖，然后卷起衣服飞身而下，几斤芝麻就到手了。要知道，那时候的芝麻绝对是稀罕物，市场上根本就看不到。 有一年夏收季节，生产队为了龙口夺食，把男女老少编成两班，不分昼夜地在打麦场上大干三天。换班休息的时候，我在麦堆上无意中发现袖筒里可以盛放小麦，于是用细麻绳把上衣的袖口一扎，偷偷地往里面装上小麦，然后披在身上返回住地。就这样跑了两次，居然偷回来30斤左右，相当于一个人全年分配的小麦。我记得，当时城里人的口粮中，只供应30%的白面。 这些往事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好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