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

朱韵和
2个月前
说真话就是造谣 讲述人:刘世柄 1936年生 陈列馆(即庄园)所在民安大队有三个生产队,民安一队、民安二队和民安三队。我家以前就在紧靠陈列馆的民安一队。我们全家解放前有30多亩田,土改时根据人口和田地划成分,我爸爸划成地主,他根据排行叫刘元明(音)。我爸这个人,人缘很好,又是个小地主, 所以,土改时没受多少苦。我只记得有一次把他和其他地主们捆到文彩中学的操场上去斗。武装队的队长刘光原(音)来捆我爸,他对我爸说,你不要怕,今天主要是要扫你们的脸(即让你们出丑)。他说了这话我爸爸就不害怕,他后来给我讲,他旁边那些地主,吓得惨,以为要杀头。 我爸爸死于1960年,是饿死的。当时一半的人都饿死了,我们生产队死得只剩下七八十个人,这个事哪个都晓得。 陈列馆搞起来后,很多人来参观,有些参观的人就要问附近的农民关于刘文彩的事,比如说水牢呀等等。我的亲叔伯哥哥刘世润是民安的党支部书记,他的老汉(爸爸)有一天坐在陈列馆外面耍,参观的人从陈列馆出来,看到老人,就问他:“你们原来这儿做了水牢没有?”老人说:“啥子水牢哟,那个地方原来就比较高,是专门用来藏贵重东西的。” 就为这句话,刘世润立马被叫到公社去挨批评,并且警告他,不准他老汉再造谣。刘世润为这事气得在屋里睡了几天。 1964年,陈列馆周围,也就是民安一、二、三队,所有戴有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帽子的人统统被赶走,说是为了防止这些人说坏话、唱反调。所谓的“唱反调”就是害怕你说出刘文彩的真相。 我不是地主,但是我是地主子女,成分高,也要收我房子,强迫我外迁。我那时结婚不久,老婆刚生了娃娃,才四个月。我不走,他们就在我家的门上封上封皮(封条),我还是不干,把封皮给它撕来甩了,就不走。 很快有人给我报信,说公社党委书记孟富清(音)把一支手枪交给郑泽安(音),要他打上门来收拾我。郑泽安没文化,是个粗头粗脑的人,解放后当了武装队的队员。我得到这个消息,晓得大事不好,当即就弃家外逃,逃到外县去了。 他们打上门来,没找到我,于是强迫我爱人廖秀芳走。 廖秀芳:他们把挑筐上的棕绳抽下来,打算把我捆走,但是我娃娃不好办,于是就没捆。他们把娃娃背在我背上,用了条被子围起。我娃娃又哭又吐,在路过桤木河大桥时,我气不过,背着孩子就往河里跳,那时人多,他们把我拉住了。 刘世柄:后来我回来,已经回不了原来的家了。妈妈、妹妹都被赶走了。我也只得走了。在那个驱逐地,住的茅棚连门都没有,我便回去在自己家中下了一扇门来挡风雨,为这事他们又扣了我四百斤谷子。 采访时间:2008年6月7日 地 点:安仁镇川湘路 ---谭松: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朱韵和
2个月前
说真话要被抓去跪瓦渣子 讲述人:刘明忠 安仁镇个体饭馆老板,52岁 我在安仁街上开饭馆,同王大妈很熟习,王大妈长得白白净净的,就是这条街上的人。 当年外面来人参观,特别是有记者、学生来,总是找那几个女人去诉苦,一个是冷妈妈(冷月英),一个是罗二娘,还有一个就是王大妈。 王大妈诉苦时 说,当年刘文彩强迫挤她的奶吃,又不给钱,剥削她、压迫她。 但是,一些老人们给我讲,刘文彩这个人很对,去交租,都请吃饭,大人小娃都可以去吃。交不起租子,他一挥手,免了!穷人过年吃不起饭的,他(刘文彩)还叫人拿给他几斗米、几块腊肉过年。 王大妈来饭馆吃饭,我当面问她:“你去讲阶级教育课,说刘文彩怎样坏,你真正是啷个看的?”她亲口给我讲,她说的全部是假话。她还说,我也是没得办法,要讨碗饭吃,如果说真话,要被抓去跪瓦渣子。 她还对我说,冷月英说她生了小孩后几天被刘文彩拉到他家去坐水牢,这可不可能? 我们当地风俗,生了孩子正在坐月的月母子是绝对不能迈入别人家门的(否则这家人就要倒霉),在封建社会,就是一般人家对此都要忌讳。刘文彩同她(冷月英)有多大的矛盾,要把一个刚生了小孩的月母子拉进家门?在提到她本人讲给刘文彩喂奶的事时王大妈说:刘文彩那么大的家产,不可能来剥削你的奶吃?但是当时必须要这样讲。如果不这样讲,她也要被戴尖尖帽,挨批斗。她还说,每次她们讲了(忆苦思甜)课之后,政府就请她们去吃顿饭。 龟儿子(骂人的话)编些谎言!完全是栽诬(诬陷)人的,王大妈自己就说她是栽诬刘文彩的。 我还晓得一件事。有一次有记者来参观庄园,上面叫刘元树(音)的妈去上阶级教育课,刘元树当时是队长(他现在还在),他对他妈说:“你千万不要说刘文彩对(好)哟,你要按上面的要求说,你要是说了真话我就要下台,乌纱帽要被整脱。”他一再要他妈按当局的要求说假话。 当年你只要说了真话,说刘文彩好,就要整你,把你打成“地富反坏右”,要拿个尖尖帽子(高帽子)给你戴起,让你跪瓦渣子,所以,当时那些人,一个个都不敢说真话。 王大妈本人就亲口对我说,她不敢说真话。 采访时间:2010年7月25日 地 点: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 ---谭松: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朱韵和
2个月前
他救助群众 讲述人:陈发洪 当年刘文彩雇工, 82岁 我是解放前三年迁移到这儿来的,当时生活没得着落,去给总办(刘文彩)打工,最初做些杂活,扫地呀,打水呀,后来也帮他在唐场、苏家这些地方收收粮。我在那儿打工,玉米饭都没吃过,一天三顿大米饭,随便你挖(舀)。不是鸡就是鹅,不是鹅就是肉 ,那个生活还差了吗? 总办对人好得很!他救助穷人,看你家里贫穷的情况发票,一升的,两升的,你就拿那个票到安仁街上的洋楼里去称米。现在安仁啥子房子都拆了,那个洋楼不准许拆,要保护。他如果不帮助穷人,会死好些人。那些没得办法的人找到他,说家里有困难,总办就掏出纸来,写个条子,让他去称米。他那个思想同毛泽东是一样的,救助群众,救助困难户。随便哪个帮他干活,不欠人家一分钱,干完活就拿钱。穷的人呢,就白送钱给你。文彩中学就是他修的,好多人,光木匠就是几百。这么大的篜子,一天要蒸多少饭?随便吃。做完活就给钱。他在整个安仁,说话巴巴实实(实在),轻言细语,不扯个把子(指讲信用,不撒谎),同老百姓处得很好。 问:《收租院》里说他凶恶得很呢。 陈:那个东西是伪造的嘛,是造他的舆论。说交不起租就牵人家的猪、牵人家的牛,尽是乱球鸡巴说。他要真这么干他还想不想有人来种他的田?那是不可能的事!假的!编造的!! 问:你饿过饭吗? 陈:统购统销时我就饿得心慌,浑身没得力,走不动,脚肿得这么大。公社化时(大饥荒时),一天只有二两米,最后连二两米都没得,唉呀,惨!就我们这一带,饿死了好多人!那日子,一会儿这个饿死了,一会那个饿死了,还没得人帮着埋。每个人都怕自己也饿死了。不过,我们家还没有死人,我们这个队死得也不多,为啥子?我们生产队在河坝边,河坝上种了很多萝卜、瓢儿子菜,有一、二十亩,我们去挖来吃,救了命。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7日 地 点:安仁镇苏家虹桥村 ---谭松: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图:泥塑群雕“收租院”,展现刘文彩和他的“狗腿子”如何压榨贫农。
朱韵和
2个月前
谭松:从2008年起,我前后八次前往刘文彩家乡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采访,共采访了五十多名各类人士,其中有当年刘文彩的长工、雇工、佃户、厨师、丫鬟以及一些相关人士如坐“水牢”的冷月英的儿子、收租院泥塑的创作人员、原《收租院》展览馆馆长等。 刘文彩帮我建家园 讲述人:陈克明 刘文彩的雇工, 1928年生 我住在安仁镇民安村5组,“解放前”是安仁11保7甲。那一年,好像是1936年,我才几岁,在读私塾。那天晚上,有人把我家房子烧了。为啥烧?有个叫吴篾匠的人,是一个孤人,他原来的屋基卖给了刘辉林(音),卖了后他去帮刘辉林碾米。他偷他(刘辉林)的谷子,刘辉林就把田拿给我们做,不给他做了。吴篾匠因此怀恨我们。晚上,他把酒泼在我们墙后面堆的草把子上,点燃。我们是草房,有14间,一点,“轰”地一声就烧起来。一刻钟都没得,14间屋就全部烧完了。 那天,徐达三(音)在刘总办(刘文彩)那儿帮他收谷子,他回来看到我们房子烧了,就来看伤到人没有。我老汉(爹)对徐达三说:“徐大爷,你到总办那儿去帮我们说一下,我们这么惨,全都烧了,我家十几口人,怎么办?” 徐达三第二天去找总办。总办说:“去告个码头(即去袍哥组织求帮助),弄点钱帮他修好。” 过了六天,没有动静,我们又找徐大爷。徐又去找总办,结果总办把这个事忘了。他马上说,那我去看看。当天下午,总办就来了,还扛了个鸟枪。我老汉给他下个全礼——跪下磕个头。 总办说:“起来起来,你们人伤到没有?”我们说,人没伤到,只是猪没有跑出来,烧死了。 那时正在修新公馆,总办说:“我去找两个人来看一下。” 他找了X汉轩(音)和刘四爸,一个是包工头,一个是泥工。他们来看了后第二天就开工了。 他们把修新公馆的木料拉来,打桩桩,门的框框是我们直接到新公馆去拿。这期间他还找了保长蒋奂村(音),叫他来帮忙整这个房子,材料不够就由他买,在他那儿去报账,反正要包修好。 花了多少钱我们不晓得,只晓得是100个工,同样的给我们修了14间房。 我们穷人送点啥呢?凑了只鸡,一个小盒盒,拿去给总办表示一下,人家花了那么多钱嘛。 我们下面还有一家也是刘总办帮忙修的,还在我们之前。那是刘清云(音)家,他家是烤火时把房子烧了。 1943年,我还不到15岁时就去给刘总办干活——修文彩中学。买木料、买板条、买石灰,全是我去,没叫泥工师傅去。我三个口袋,一个是我自己的钱,一个是师傅的伙食钱,一个是主人的钱。钱用完了又去拿就是了,又不起(查)账。 我们在学校干活,刘总办来转了耍,你不要招呼他,不要理他,埋头干你的。你停下活来招呼他说:“总办您来了”,就整拐了,用现在的话说,他不喜欢拍马屁。现在当官的,乡长、镇长,你要不招呼他,他不安逸(不高兴)你。刘总办正好相反。中学修完后,我又在老公馆(现在的陈列馆)里干活,他也是这样,不喜欢人拍他马屁。 那些年,逢年过节,尤其是过大年(春节),附近的穷人都要去找他,说:“总办,今年过不起年”。一般都给一斗米,至少给五升米。一斗米嘛42斤半。他对穷人很有些好。 交租的时候要招待饭吃,还有人专门去吃饭——帮别人挑石谷子,去后就在那儿吃饭。 有件事我印象很深。当时,一亩田交一石谷子,有些人是一石二。有户人家狡猾,把谷子打了后藏一部分,剩下的堆在那儿。来收租的先生——解放后叫“狗腿子”——看到交不够,就说:“你要坐班房(牢房)哟。”那个人就抱一床烂棉絮,叼一根水烟,来找到刘总办说:“我今年种出来的谷子交不够租,先生说要坐班房,我来坐班房。”刘总办说:“哪个喊你坐班房?交不够算了。你回去,明年整(做)好点。” 我在刘家干活一直到1949年解放。 解放后,1950年上半年,搞四大运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下半年,10月份,学习土地改革。这个时候我就到雅安做活去了。后来我回来,听说老公馆里有水牢,一个叫冷月英的女人还坐过,此外还有地牢等等。我不相信,我在老公馆干过活,从来没见过。还有,收租是真的,但那个“收租院”是假的,哪儿整得那么凶?那个弹子风机也不对,那是廖家的,我们租种过廖家的田,清楚。有些是别个做的事,他们搬到刘文彩身上。这都是那些反对他的干部给他安的,那个社会就是这样。他做的好事一点不说,不给他展出来,比如他修县中学,用了那么多田地,修好后他又捐了90多石谷子。 但是,我不敢说,老公馆是“阶级教育展览馆”,你敢说没得水牢?那些干部不整你呀?你说句真话就打成反革命了。外面的人来参观,干部就要给我们打招呼:“不准乱说话!” 解放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1957年)大鸣大放动员说:“你对毛主席有意见都可以提。”提嘛!提了你就走不脱!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一句话不对头就把你抓出来,好多人都不敢说话,我敢有啥说啥?但是,人家刘总办做了好事,我不能反起说,我只得什么都不说。 当然,敢不敢说我要看什么地方,还要看是啥子人。今天到你这儿(指他的朋友吴世跃家)我敢说;是合适的人我才说。政府来调查的,我知道说不得,你晓得对方是啥子人?万一是要整你的人呢? 现在我也是这样。 对了,再说说刘文彩帮我家修的那14间房子吧。它们在“大跃进”时全部被拆毁了。为啥呢?那时要搞亩产万斤,需要我家房子墙上的土泥砖去肥田,一下子就拆了。以后20多年我们一直没钱修房子,那些年,卖个鸡蛋是走资本主义,做点手艺要缴款,做点生意是投机倒把……直到改革开放,邓小平搞土地承包,我们才挣了钱,重新在旧地上盖起了房子。 采访时间:2009年8月22日 地 点: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 ---谭松: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图:刘文彩(右)站在1942年由他建立的文彩中学前。与他一起的是该中学第一任校长高树元。
朱韵和
2个月前
世上哪有这个道理?! 讲述人:唐学成 原刘文彩佃户 以前我家租刘文彩的田,有十多亩,我和我老头(爸爸)唐新顺都给刘文彩种田。家里养得有三头大黄牛。那一年,大概是1947年,我们欠了租,牛又被土匪抢了。那天,刘文彩出来,我老头遇到他了,一下子给他跪倒。刘文彩赶忙说:“你啥子事?啥子事哟 ? ”我老头说:“今年天干(旱),牛又被偷了,欠了点租。”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再来嘛。”就这样,就叫我老头回来了,租也免了。过了几天,刘文彩派了两个人,给我们家送了一头黄牛来。那头牛我们一直喂到解放后,搞初级社时被集体牵走了。解放后要我父亲去诉苦,他坚决不去。 我们给刘文彩交租,一般每亩交一担一到一担二,一担谷子300来斤。刘文彩在我们这儿就有一个仓房,打谷子时,早上担去,回来做一阵活路又担去,那儿饭是长期开起,随便你吃。给刘文彩交租交湿谷子,田里打起来就交了,后来(解放后)交公粮必须交干谷子,晒好几回他都说不干,挑去好几次都上不起,老说谷子还不干,喊你“再晒,再晒!”有时,担去半个月都交不脱,不找熟人根本就上不起。刘文彩只交谷子,而且是湿谷子,其他就没有了,给共产党还要交油菜,交不起就交钱。 我老头是1957年饿死的,那个时候就没吃的了。那时,搞浮夸,没有产这么多粮,报些空头数字,要按那个空头数字交粮,要逼你承认你有多少粮食,要把数字填够,不交出来就要斗你,逼得你把口粮交出来,就把我们分得的口粮强行拿走,世上哪有这个这个道理?! 我老头在坡上割牛草,来不起了,我弟弟把他背回来,没粮食吃,他死了,有吃的我老汉死不了。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6日 地点:大邑县韩场兰田16组 ---谭松: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图:原刘文彩佃户唐学成与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相逢
朱韵和
2个月前
谭松:长期以来,执政当局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彻底妖魔化了地主,也打造了一个不真实的“土改丰碑”。大量文学家、艺术家们根据当局的旨意,编造了大量的谎言,比如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里的泥塑《收租院》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假编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实事根据的,因为我八次到安仁镇采访,采访了 还活着的 所有刘文彩的长工、佃户、厨师以及几十名相关人士,了解了《收租院》的真相。 方方的小说最可贵也是最有价值的,就是它是这几十年来少有的不是按照官方的调子而是根据历史事实而创作的作品。比如小说中写到的乱打乱杀地主,写到的那种恐怖,都是历史的真实。如果要说我的调查同方方的小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不是指文学形式),那就是,川东土改真实的惨烈程度,百倍于小说! 土改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极其巨大,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土地制度、改变了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态平衡,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甚至基本人性,可以用“天翻地覆”来描述。现在我们面对的不少社会问题,都可以从那场运动中找到原因。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列举了土改造成的十大恶果,比如:它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和乡村的文化艺术,让不少痞子型的人登上舞台;它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使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它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以穷为荣,以富为恶;它把不劳而获、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当作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行动。这种作法,既败坏了人心和道德,又为社会的乱象埋下了隐患,等等。这些恶果影响至今。 ---重庆教师多年调查土改真相,十九大前突遭开除 罗四鸰 纽约时报中文网 图:谭松采访著名地主刘文彩的长工龙万福。2009年8月,摄于四川省大邑县苏家镇虹桥村。
朱韵和
3个月前
1942年,与蒋介石早有嫌隙的刘文辉于重庆秘密会见周恩来,并悄然开始了与共产党的合作(刘文辉在自传《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说,当时合作的动机并非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刘小飞的叔父刘元富告诉他,会见周恩来后不久,刘文辉借一次回乡之机将此次会见的事和自己联共反蒋的立 场告诉了刘文彩。刘小飞也从祖父的亲随、现已去世的刘泽高处得知,正是这次兄弟见面之后,刘文彩开始为当地的地下党提供帮助。 刘小飞说,据刘元富和刘泽高所说,刘文彩在安仁出资建立了一支约50人的地下党游击队,为他们提供武器和粮食,并允许其司令部设于自己的庄园内,还让游击队员在附近的族侄家中操练队伍、学习共产党文件。 1990年版的官方历史《大邑县志》虽然承认了这支游击队的武器来自刘文彩,但解释说是地下党利用刘文彩与他在当地一位宿敌的矛盾,从他那里弄到了武器,成立了这支游击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文彩在当月因肺病而死。同年12月,刘文辉“起义”,率部与共产党军队合力反蒋。蒋介石不久后即赴台。 那时,刘家也像当时的许多有产阶层家庭一样,因惧怕共产党上台后会没收他们的财产,正计划逃往香港。刘小飞说,当时是刘文辉劝刘家人稍安勿躁,留在大陆,只因他坚信,刘家作为共产党长久以来的朋友,会被善待。 但整个刘家却在共产党夺权后的数十年里,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饱经风雨。刘氏家族的房产被悉数没收,刘家人也频频成为挨整的对象。刘小飞说,有近四分之一的家族成员在这些运动中被迫害致死。 ---为祖父正名:大地主刘文彩之孙的孤军奋战
朱韵和
10个月前
说真话要被抓去跪瓦渣子 讲述人:刘明忠 安仁镇个体饭馆老板,52岁 采访时间:2010年7月25日 地点: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 我在安仁街上开饭馆,同王大妈很熟习,王大妈长得白白净净的,就是这条街上的人。 当年外面来人参观,特别是有记者、学生来,总是找那几个女人去诉苦,一个是冷妈妈(冷月英), 一个是罗二娘,还有一个就是王大妈。 王大妈诉苦时说,当年刘文彩强迫挤她的奶吃,又不给钱,剥削她、压迫她。 但是,一些老人们给我讲,刘文彩这个人很对,去交租,都请吃饭,大人小娃都可以去吃。交不起租子,他一挥手,免了!穷人过年吃不起饭的,他(刘文彩)还叫人拿给他几斗米、几块腊肉过年。 王大妈来饭馆吃饭,我当面问她:“你去讲阶级教育课,说刘文彩怎样坏,你真正是啷个看的?”她亲口给我讲,她说的全部是假话。她还说,我也是没得办法,要讨碗饭吃,如果说真话,要被抓去跪瓦渣子。 她还对我说,冷月英说她生了小孩后几天被刘文彩拉到他家去坐水牢,这可不可能? 我们当地风俗,生了孩子正在坐月的月母子是绝对不能迈入别人家门的(否则这家人就要倒霉),在封建社会,就是一般人家对此都要忌讳。刘文彩同她(冷月英)有多大的矛盾,要把一个刚生了小孩的月母子拉进家门?在提到她本人讲给刘文彩喂奶的事时王大妈说:刘文彩那么大的家产,不可能来剥削你的奶吃?但是当时必须要这样讲。如果不这样讲,她也要被戴尖尖帽,挨批斗。她还说,每次她们讲了(忆苦思甜)课之后,政府就请她们去吃顿饭。 龟儿子(骂人的话)编些谎言!完全是栽诬(诬陷)人的,王大妈自己就说她是栽诬刘文彩的。 我还晓得一件事。有一次有记者来参观庄园,上面叫刘元树(音)的妈去上阶级教育课,刘元树当时是队长(他现在还在),他对他妈说:“你千万不要说刘文彩对(好)哟,你要按上面的要求说,你要是说了真话我就要下台,乌纱帽要被整脱。”他一再要他妈按当局的要求说假话。 当年你只要说了真话,说刘文彩好,就要整你,把你打成“地富反坏右”,要拿个尖尖帽子(高帽子)给你戴起,让你跪瓦渣子,所以,当时那些人,一个个都不敢说真话。 王大妈本人就亲口对我说,她不敢说真话。 ---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作者: 谭松
朱韵和
10个月前
他救助群众 讲述人:陈发洪 当年刘文彩雇工,82岁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7日 地点:安仁镇苏家虹桥村 我是解放前三年迁移到这儿来的,当时生活没得着落,去给总办(刘文彩)打工,最初做些杂活,扫地呀,打水呀,后来也帮他在唐场、苏家这些地方收收粮。我在那儿打工,玉米饭都没吃过,一天三顿大米饭 ,随便你挖(舀)。不是鸡就是鹅,不是鹅就是肉,那个生活还差了吗?总办对人好得很!他救助穷人,看你家里贫穷的情况发票,一升的,两升的,你就拿那个票到安仁街上的洋楼里去称米。现在安仁啥子房子都拆了,那个洋楼不准许拆,要保护。他如果不帮助穷人,会死好些人。那些没得办法的人找到他,说家里有困难,总办就掏出纸来,写个条子,让他去称米。他那个思想同毛泽东是一样的,救助群众,救助困难户。随便哪个帮他干活,不欠人家一分钱,干完活就拿钱。穷的人呢,就白送钱给你。文彩中学就是他修的,好多人,光木匠就是几百。这么大的篜子,一天要蒸多少饭?随便吃。做完活就给钱。他在整个安仁,说话巴巴实实(实在),轻言细语,不扯个把子(指讲信用,不撒谎),同老百姓处得很好。 问:《收租院》里说他凶恶得很呢。 陈:那个东西是伪造的嘛,是造他的舆论。说交不起租就牵人家的猪、牵人家的牛,尽是乱球鸡巴说。他要真这么干他还想不想有人来种他的田?那是不可能的事!假的!编造的!! 问:你饿过饭吗? 陈:统购统销时我就饿得心慌,浑身没得力,走不动,脚肿得这么大。公社化时(大饥荒时),一天只有二两米,最后连二两米都没得,唉呀,惨!就我们这一带,饿死了好多人!那日子,一会儿这个饿死了,一会那个饿死了,还没得人帮着埋。每个人都怕自己也饿死了。不过,我们家还没有死人,我们这个队死得也不多,为啥子?我们生产队在河坝边,河坝上种了很多萝卜、瓢儿子菜,有一、二十亩,我们去挖来吃,救了命。 ---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作者: 谭松 图:当年刘文彩雇工陈发洪
朱韵和
10个月前
世上哪有这个道理?! 讲述人:唐学成 原刘文彩佃户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6日 地点:大邑县韩场兰田16组 以前我家租刘文彩的田,有十多亩,我和我老头(爸爸)唐新顺都给刘文彩种田。家里养得有三头大黄牛。那一年,大概是1947年,我们欠了租,牛又被土匪抢了。那天,刘文彩出来,我老头遇到他了,一 下子给他跪倒。刘文彩赶忙说:“你啥子事?啥子事哟?”我老头说:“今年天干(旱),牛又被偷了,欠了点租。”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再来嘛。”就这样,就叫我老头回来了,租也免了。过了几天,刘文彩派了两个人,给我们家送了一头黄牛来。那头牛我们一直喂到解放后,搞初级社时被集体牵走了。解放后要我父亲去诉苦,他坚决不去。 我们给刘文彩交租,一般每亩交一担一到一担二,一担谷子300来斤。刘文彩在我们这儿就有一个仓房,打谷子时,早上担去,回来做一阵活路又担去,那儿饭是长期开起,随便你吃。给刘文彩交租交湿谷子,田里打起来就交了,后来(解放后)交公粮必须交干谷子,晒好几回他都说不干,挑去好几次都上不起,老说谷子还不干,喊你“再晒,再晒!”有时,担去半个月都交不脱,不找熟人根本就上不起。刘文彩只交谷子,而且是湿谷子,其他就没有了,给共产党还要交油菜,交不起就交钱。 我老头是1957年饿死的,那个时候就没吃的了。那时,搞浮夸,没有产这么多粮,报些空头数字,要按那个空头数字交粮,要逼你承认你有多少粮食,要把数字填够,不交出来就要斗你,逼得你把口粮交出来,就把我们分得的口粮强行拿走,世上哪有这个道理?! 我老头在坡上割牛草,来不起了,我弟弟把他背回来,没粮食吃,他死了,有吃的我老汉死不了。 ---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作者: 谭松
朱韵和
10个月前
刘文彩帮我建家园 讲述人:陈克明 刘文彩的雇工,1928年生 采访时间:2009年8月22日 地点: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 我住在安仁镇民安村5组,“解放前”是安仁11保7甲。那一年,好像是1936年,我才几岁,在读私塾。那天晚上,有人把我家房子烧了。为啥烧?有个叫吴篾匠的人,是一个孤人,他原来的屋基卖给了 刘辉林(音),卖了后他去帮刘辉林碾米。他偷他(刘辉林)的谷子,刘辉林就把田拿给我们做,不给他做了。吴篾匠因此怀恨我们。晚上,他把酒泼在我们墙后面堆的草把子上,点燃。我们是草房,有14间,一点,“轰”地一声就烧起来。一刻钟都没得,14间屋就全部烧完了。 那天,徐达三(音)在刘总办(刘文彩)那儿帮他收谷子,他回来看到我们房子烧了,就来看伤到人没有。我老汉(爹)对徐达三说:“徐大爷,你到总办那儿去帮我们说一下,我们这么惨,全都烧了,我家十几口人,怎么办?” 徐达三第二天去找总办。总办说:“去告个码头(即去袍哥组织求帮助),弄点钱帮他修好。” 过了六天,没有动静,我们又找徐大爷。徐又去找总办,结果总办把这个事忘了。他马上说,那我去看看。当天下午,总办就来了,还扛了个鸟枪。我老汉给他下个全礼——跪下磕个头。 总办说:“起来起来,你们人伤到没有?”我们说,人没伤到,只是猪没有跑出来,烧死了。 那时正在修新公馆,总办说:“我去找两个人来看一下。” 他找了×汉轩(音)和刘四爸,一个是包工头,一个是泥工。他们来看了后第二天就开工了。 他们把修新公馆的木料拉来,打桩桩,门的框框是我们直接到新公馆去拿。这期间他还找了保长蒋奂村(音),叫他来帮忙整这个房子,材料不够就由他买,在他那儿去报账,反正要包修好。 花了多少钱我们不晓得,只晓得是100个工,同样的给我们修了14间房。 那些年,逢年过节,尤其是过大年(春节),附近的穷人都要去找他,说:“总办,今年过不起年”。一般都给一斗米,至少给五升米。一斗米嘛42斤半。他对穷人很有些好。 交租的时候要招待饭吃,还有人专门去吃饭——帮别人挑石谷子,去后就在那儿吃饭。 对了,再说说刘文彩帮我家修的那14间房子吧。它们在“大跃进”时全部被拆毁了。为啥呢?那时要搞亩产万斤,需要我家房子墙上的土泥砖去肥田,一下子就拆了。以后20多年我们一直没钱修房子,那些年,卖个鸡蛋是走资本主义,做点手艺要缴款,做点生意是投机倒把……直到改革开放,邓小平搞土地承包,我们才挣了钱,重新在旧地上盖起了房子。 ---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作者: 谭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