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

北京大学,是“文革”红卫兵发源地之一。也是“文革”的重灾区之一。 6月11日和12日,有学生组织了“打狗队”,来打那些被看作“黑帮分子 ”或别种“敌人”的人。在“打狗队”看来,那些人不是人,而是‘狗’。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园发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学生未报告工作组,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 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他们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殴打和进行人身侮辱。几十个学生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 ”,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程贤策在仓促中逃入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员受了一惊,但是立刻帮他藏好,并试图阻止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学生不听,把他从厕所里抓了出来。 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也被抓来。学生用拳头和棍子打他们。有 学生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有学生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大便纸篓,扣 在也被“揪出来”的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向景洁身上还被倒了几瓶墨水。 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满是青紫伤痕,给他敷了药膏。胡寿文 ,生物系讲师,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 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 这些人被剪掉了头发,脖子上挂着写有“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字 样的牌子,在校园里“劳改”。一些教授,比如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光了头发, 在离学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捡西瓜皮,随时遭到大量前来“学习北大革命经验” 的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 1966年8月3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被强制“劳改 ”拔草时,有学生强迫他喝了水沟里的脏水。这条水沟里有从学校附近的一家化工 厂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说成是“装死”,不准送医院。当天夜里 吴兴华死去。红卫兵说他“畏罪自杀”,不听他家人的反对,命令解剖了尸体以图证实。吴兴华是诗人和翻译家,曾经担任北大西语系主任,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所以文革开始就被“揪出来”进了“劳改队”。吴兴华生于1921年 ,死时45岁。吴兴华的艺术才华学术造诣以及他的死,告诉我们文革的铁轮选择了怎样的个人来碾杀,对人的生命、对文明、对民族作了怎样的伤害。但是,当谴 责文革对吴兴华的杀害的时候,他的才华和造诣并不是我们的理由。我们要谴责的 ,是用无法无天的权力对人进行迫害和谋杀。任何人,不论是什么人,都不应该遭受吴兴华那样的对待。 8月24日,生物系的学生到讲师胡寿文家中用铜头皮带打他。他的衬衫粘进皮肉里。事后,他的妻子用温水泡软血衣,才把衬衫慢慢脱下来。1966年8月 24日,英语教授俞大因(丝字旁)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后自杀,她是中国一部最好的英语教科书的作者之一。 ---“文革”重灾区——北京大学灾难实录 ·李悔之·
有时我也会兴高采烈地去“参观”一些在弄堂里举行的即兴批判会。楼下的那家印尼归侨,三个姐妹长得如花似玉,远近闻名,号称 “姚家三姐妹”。她们的批斗会最是轰动,吸引了大量“观众”,整条弄堂挤得水泄不通。附近中学的红卫兵们剪掉了她们的包屁股小裤腿的裤子和烫卷的头发,稀疏的残发间露出了白嫩的头 皮。她们的父亲遭人痛殴,衣物、高跟鞋和法国香水则被堆在弄堂中间放火焚烧。人们在高喊口号和起哄,像出席一场小型的狂欢庆典。突然一声爆炸,人们吓得四处逃窜,后来才发现不是炸弹,而是某罐化妆品在作祟。那些在灰烬中残剩的衣物,在黑夜降临后被居民偷走藏起,改做成了孩子的内衫。好布料,多好的布料!一个老太太在灰烬里搜寻,手中执着一些碎片,摇着头自言自语。夜风吹散了最后那些黑色的灰烬。 这些革命戏剧几乎每天都在四周上演。金条、珠宝、瓷器、唱片、书籍、衣物等各种细软和精美的欧式家具,成堆地从屋子里搬出,经过一场即兴批判之后,被卡车运走,变得不知去向。一次,红卫兵从对面的资本家的沙发垫子下面里找出了上百只旧尼龙丝袜,原来那家女主人有一个癖好,穿过的袜子从来不洗,往沙发下一塞了事。这些臭袜子便成了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生动教材,在批斗会上向四邻展示。 ---朱大可:记忆的红皮书
从害人到害已 当代国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害人害己的例子:中国第一冤案刘少奇在当年的晋绥土改中,也有过害人的大手笔(见智效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 文革中,邓小平全家蒙难,其子邓朴方被害致残。而作为反右的决策者之一,邓小平在酿造旷世悲剧上也出过大力。 1970年,陈伯达被投入监狱,三年 后,以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陈伯达著,陈晓庄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但是,十八年的牢狱生活,也没唤起他对自己制造的冤假错案的负疚之情。这其中包括王广宇的无妄之灾(王广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牛马走》),包括天津小站的三个“反革命集团”(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 文革伊始,周扬就饱遭凌辱。之后,蒙冤秦城多年。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善恶有报——从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反右、反右倾到夏陈集团,他制造了太多的冤案和苦难。反右中,在周扬、夏衍的谋划之下,田汉设圈套令吴祖光入局,将吴打成右派(董健《田汉传》)。不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的新凤霞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成为台上的名角,台下倒痰盂、扫厕所的贱役(吴祖光《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 而田汉也未得好死——作为中央专案组秘密关押的“叛徒、特务”,这位孝子即使在临死之前,也没能见上老母一面(董健《田汉传》)。 文革初,贬到重庆任副市长的前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被揪回北京批斗后锒铛入狱(严平《燃烧的是灵魂》)。他没想到,十年前他是怎样挖空心思,从钟惦棐的私人信件中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将其打成极右(陈荒煤《钟惦棐堕落的道路》)。 人们为巴金、曹禺、老舍、郭小川文革中的遭遇愤愤不平,却不知道,这些名家在反右时为了洗清自己也曾落井下石(启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 ---"“思痛者”与“思痛文学”" 启之
朱韵和
1个月前
对于华侨,柬共把他们视为“资产阶级”,认为他们以前靠剥削柬埔寨人民而在城市里过优裕的生活,现在要把他们赶到农村,让他们吃吃苦才能改造。曾经有一位高级干部说,要把华侨困在农村,让他们永世不能再见到柏油路(公路)。华侨由于比柬人更难适应农村的艰苦生活,因此其死亡率比柬人更高。一般估计在 柬埔寨大约五、六十万华侨中,死了大概有一半左右。 1975年以后,中国派出大量专家到柬帮助柬共进行建设。柬共一度招募大批华侨青年当中国专家的柬语翻译员。但柬共对这些翻译员也不放心,怕他们和中国专家过多接触,竟禁止他们和专家们谈业务之外的事情。并在他们完成工作后加以集体杀害。例如:川龙华侨青年黄锡龙等八位翻译员在橡胶园中被集体杀害。由国防部招募来翻译中援武器的中文使用和保养说明书的四十位翻译员中,有七人被杀死(另外有三个小孩也被杀死),二十多人完成工作后被外调,外调后也无消无息。仅剩下六人因尚未完成工作而留下来,直到1979年1月7日越军打入金边后他们才乘乱逃出魔掌幸免于难。柬共曾派一批士兵到中国西安学习空军,并招募几十名华侨青年陪同前往担任翻译工作。后来竟把这批翻译员召回金边全部杀掉。担任波尔布特访华时和中国领导人交谈的高级翻译员吴植俊后来也被杀害。 ---中共发动惩罚越南战争要解救的恶魔红色高棉 白云,选自《印支华人沧桑岁月》
朱韵和
1个月前
“文革”中第二个杀戮高潮 第二个高峰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队”是在“革命委员会”,特别是其中的军代表的领导下进行的。在书中可以看到,全中国每个单位都建立了监狱,关押本单位被“隔离审查”的人,这种特别的监狱,被叫作“牛棚”。 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有“牛棚”, 在乡村学校四川井研县马踏乡 公社中学也有“牛棚”。北京大学那一时期有24人“自杀”,马踏乡公社中学有两名教员被害死。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发生的大量“自杀”是必须加引号的。因为有的人是被打死的,却被谎称“自杀”。其他人是遭到残酷的肉体和心理折磨后才“自杀”的。 北京大学俄语系教员龚维泰被关押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一般简称“一教”)。看管他的人睡在床上,他睡在地上。在俄文系的斗争会上,他被“坐喷气式”,这是最残酷恶劣的“文革”术语之一,即强迫被斗争的人长时间低头弯腰双臂后举。龚维泰身后的学生不但反拧着他的手臂,而且还用脚往下踹他的肩膀。龚维泰在夜间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亡。他的血流在地板上,被用拖把和水擦去了。北京大学校史纪录中没有留下关于他的死亡的记载,今天没有学生知道他们课堂的脚下曾经流淌过血。对受难者的遗忘就像水洗了一般。 1966年,“文革”领导人主要通过大型集会的方式来发动红卫兵。1968年的迫害是更有组织也更广泛深入的。除了派遣大量军代表到各单位领导运动,毛泽东亲自圈阅下发一系列“中央文件”,指导运动进行。其中甚至有非常细节性的指导。阅读这些文件,再看当时遍地发生的迫害和大量受难者,我们会看到一幅在最高权力当局指导下的有系统的大规模群体迫害的完整图景。 这图景很可怕很冷酷,然而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大量受难者的死亡,不是个别案例,不是“意外事故”,是最高权力当局发动和指挥的在全国展开的大规模迫害和杀戮的结果。 ---“专访王友琴” 王友琴/高伐林
朱韵和
1个月前
关于《嚎歌》 新凤霞曾专门写过一篇《和溥仪一起唱“鬼嚎歌”》,写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她所在的“劳改队”有一天命令全体学唱《认罪嚎歌》。学唱中,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和原是评剧演员的新凤霞两人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这一出来两个人唱更糟了。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我声音高,皇帝 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歌词只有几句:“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了!哎哟!该死,该死,真该死呀!我有罪呀!有罪,有罪,哎哟,唉唉哟哇!罪该万死了!……”最后是连看管人员都只好不让他们再唱下去了,说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文化大革命”给予他的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在被关押批斗期间,“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 ---周七月:我父亲被作曲的一首红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