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

关于《嚎歌》 新凤霞曾专门写过一篇《和溥仪一起唱“鬼嚎歌”》,写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她所在的“劳改队”有一天命令全体学唱《认罪嚎歌》。学唱中,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和原是评剧演员的新凤霞两人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这一出来两个人唱更糟了。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我声音高,皇帝 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歌词只有几句:“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了!哎哟!该死,该死,真该死呀!我有罪呀!有罪,有罪,哎哟,唉唉哟哇!罪该万死了!……”最后是连看管人员都只好不让他们再唱下去了,说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文化大革命”给予他的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在被关押批斗期间,“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 ---周七月:我父亲被作曲的一首红歌
一桩红军抓人质索取光洋的具体见闻。 一天,龚楚经过瑞金附近的龚房,“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房,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淒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傢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 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 老太婆哭着说:“我家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几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缴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们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起头、流泪。 龚楚虽然答应替她们想办法,但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她们。 “曾有个医生因缴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沦为乞丐了。” ---祝春亭:龚楚——红军第一叛将的回忆
专门用地痞流氓 (讲述人)胡祖暖:共产党来到秀山后,很快建立起了农会,共产党对当地情况不熟习,需要当地的人来建立基层组织,用哪些人呢?据我所知,我们石耶农会那些人,大都是些好吃懒做的地痞流氓。为什么新政权需要这种人?因为这种人无产无业素质又差,干起坏事来无所顾忌。 比如有一个外 号叫“癞蛤蟆”的田维忠,当了农会会长后飞扬跋扈,无恶不作。他多次强奸地主子女鲁世法的妻子,连月经期间都不放过。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闯进我家来,不准我们卖米豆腐。当时,我家财产全部被没收后,我妈妈和姐姐只得做米豆腐晚上去卖,我在一旁帮着洗碗。田维忠冲着我们一阵臭骂:“谁让你们卖的?你们还想剥削我们穷人吗?告诉你,今天是我们穷人的天下,要你们死你们就得死!从今天起,不准再卖了,否则搞死你们!你们死了比一个蚂蚁还不如!”骂完他走了。他边走还边唱:“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他把“解放区”唱成了“解放军”,而且他下面不会唱了,只是“嘿呀,嘿呀呼嘿”地哼。 他也没好报,在“粮食关”时,他母亲、老婆、两个儿女都饿死。他自己也饿得受不了。一天晚上,他用菜刀将一头集体耕牛的舌头割来吃了。第二天,余庆大队大队长发现了,把他绑在食堂前面的柱子上。我从河里捞鱼回来,他看见我鱼筐里的鱼,有气无力地说:“你送我几条鱼吃嘛。”我一下子想起他得意洋洋唱“解放军的天”的情景,便没有理他。走了几步之后,我又返回,问他:“老村长,你怎么被绑在这儿?”他说了割牛舌头的事。我心想,真是恶有恶报。他盯着我筐里的鱼,哀求说:“我以前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很后悔,你大仁大义,不要记我小人的过。求你送我几条鱼……”他那个惨样和那种哀求的声音让我心软了。我说这鱼是生的,怎么吃?他说就生吃。于是我把小鱼送到他嘴里,他一条接一条地把鱼生吃下去。 - ---谭松:一个敢怒敢骂地主后代的讲述
说真话就是造谣 讲述人:刘世柄 1936年生 陈列馆(即庄园)所在民安大队有三个生产队,民安一队、民安二队和民安三队。我家以前就在紧靠陈列馆的民安一队。我们全家解放前有30多亩田,土改时根据人口和田地划成分,我爸爸划成地主,他根据排行叫刘元明(音)。我爸这个人,人缘很好,又是个小地主, 所以,土改时没受多少苦。我只记得有一次把他和其他地主们捆到文彩中学的操场上去斗。武装队的队长刘光原(音)来捆我爸,他对我爸说,你不要怕,今天主要是要扫你们的脸(即让你们出丑)。他说了这话我爸爸就不害怕,他后来给我讲,他旁边那些地主,吓得惨,以为要杀头。 我爸爸死于1960年,是饿死的。当时一半的人都饿死了,我们生产队死得只剩下七八十个人,这个事哪个都晓得。 陈列馆搞起来后,很多人来参观,有些参观的人就要问附近的农民关于刘文彩的事,比如说水牢呀等等。我的亲叔伯哥哥刘世润是民安的党支部书记,他的老汉(爸爸)有一天坐在陈列馆外面耍,参观的人从陈列馆出来,看到老人,就问他:“你们原来这儿做了水牢没有?”老人说:“啥子水牢哟,那个地方原来就比较高,是专门用来藏贵重东西的。” 就为这句话,刘世润立马被叫到公社去挨批评,并且警告他,不准他老汉再造谣。刘世润为这事气得在屋里睡了几天。 1964年,陈列馆周围,也就是民安一、二、三队,所有戴有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帽子的人统统被赶走,说是为了防止这些人说坏话、唱反调。所谓的“唱反调”就是害怕你说出刘文彩的真相。 我不是地主,但是我是地主子女,成分高,也要收我房子,强迫我外迁。我那时结婚不久,老婆刚生了娃娃,才四个月。我不走,他们就在我家的门上封上封皮(封条),我还是不干,把封皮给它撕来甩了,就不走。 很快有人给我报信,说公社党委书记孟富清(音)把一支手枪交给郑泽安(音),要他打上门来收拾我。郑泽安没文化,是个粗头粗脑的人,解放后当了武装队的队员。我得到这个消息,晓得大事不好,当即就弃家外逃,逃到外县去了。 他们打上门来,没找到我,于是强迫我爱人廖秀芳走。 廖秀芳:他们把挑筐上的棕绳抽下来,打算把我捆走,但是我娃娃不好办,于是就没捆。他们把娃娃背在我背上,用了条被子围起。我娃娃又哭又吐,在路过桤木河大桥时,我气不过,背着孩子就往河里跳,那时人多,他们把我拉住了。 刘世柄:后来我回来,已经回不了原来的家了。妈妈、妹妹都被赶走了。我也只得走了。在那个驱逐地,住的茅棚连门都没有,我便回去在自己家中下了一扇门来挡风雨,为这事他们又扣了我四百斤谷子。 采访时间:2008年6月7日 地 点:安仁镇川湘路 ---谭松: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