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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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谁要对刘文辉被祭旗负责？ 还有一个叫刘文辉的上海人，他堪称是中国大陆五十多年来，最早、最激烈、 最彻底、最系统的反革命、反毛泽东、反阶级斗争、反极左的第一人。在黑暗的年代，刘文辉决心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用自己的肋骨燃点火把，让人们睁开眼睛，辨别真伪，遏制毛泽东倒行逆施的祸国殃民路线 。他写了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和《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还想办一份《人人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深夜，经过深思熟虑的刘文辉伏案疾书，写成万言书 《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然后复写成每份十张信纸的长信，寄给北大、清华、复 旦等十四所大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刘文辉正气懔然地对弟弟刘文忠说： “古今中外，反专制、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 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令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下令，要上海公安局从速破案，刘文辉、刘文忠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深夜被捕。为了给改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牌子的“ 红色新政权”立威，张春桥、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决定用刘文辉祭旗。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凌晨四点，在不足五平方米的“私堂”内，由检察院的一个人，同时扮演检察院、中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角色，两个钟头内完成起诉、宣判、驳回上诉等一系列法律程式。刘文辉就这样被杀害了，年仅三十岁。他成了十年浩劫中，第一个被公开处决的反文革的殉道者、良心犯（刘文忠《风雨人生路》澳门崇适文化出版 拓展有限公司出版，二○○四年十一月版）。 ---"上海帮罪恶，谁来清算？ ——读徐景贤《十年一梦》" ·柳孚三· 图：刘文辉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刘文辉 #反文革 #殉道者 #上海 #谢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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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刘文辉遗书 三月九日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驯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与外人隔绝，由检察院一人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他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 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他们逼我在不大于50平方尺的法庭中与外人隔绝，在法警的强力下驯服的。此遗书一定要保存，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它们。 亲人，我想但不能写明你们的名字，显然是怕当局迫害你们，因此希望你们从这不能尽诉的遗信最后见面，我不久就将死去。我为什么被害，因为我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此稿已被红卫兵抄去。另一本是传单“反十六条”，其中分别分条： “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主流和曲折”、“敢字当头， 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自作结论”、“让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区别对待党团干部”、“警惕匈牙利抗暴”、“斯大林斗争中的教训”、“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关于自杀与拼杀”、“武装斗争的部署”、“里应外合”、“知识分子问题”、“主张部队研究它、批判它”。 此传单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导线。 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在经济上对家庭大公无私，自己在政治上也大公无私。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我，应明智些不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我的生平。我相信如同斯大林死后俄国升起希望一样，那就是毛死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将会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是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的谬论。 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误解我，相信我的正义行为，毛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 外甥们成长吧！要相信烈士遗书的价值。我的血不会白流。请把我的诗与血书铭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 文忠弟在一所，他不会死。 视亲人能见到我立碑的荣耀。 我在第一所，1211，在沪监牢167号。我的手脚被铐着，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面。此遗书是写上诉书时偷写的，不容易，也不能尽述我的心情。唯一希望见此书后，秘密妥善保管。 我的死，在毛政权下你们只能受侮辱、损害，但毛政权倒台后，作为烈士，必能恢复你们光荣，洗白我家庭，所以请你们将遗书交给我的弟。 今3月18日,阎罗殿的判官到监狱来，催我曰，明或后将开群众大会，要我态度放老实点，言明将视态度而改判与否。我斗争很激烈，我当然立志于将头磨钝屠刀，把血溅污道袍，也即站着死，不跪着生，这是宗旨。但是我最大的遗恨是不能做更生动的更重大的贡献与人民。如今我谓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更因毛在江河日下、气息奄奄之际。我多么想活下去，再来个反戈一击其死命啊！我应当为人民做些事。请原谅我吧，既然我不可能在被哄动受蒙蔽的群众中呼声。 作为历史将宣判害怕民意的政权死刑的发言。我写的上诉，应当在毛政权垮台后提出。凡是掌握民命者、国家前途者都必须是理智现实谦虚的爱国者，而不能是狂妄热昏好战的阴谋者，我甘愿为毛的战争政策失败而斗争，为锁国排他主义而斗争。另一途径是，毛发疯，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亿万人民作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的实现，正因为此危险计划在实施，所以作为匹夫，我就愿意敢于与它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如泰山。 我附毛泽东诗词共七首，分别收藏在衣服中查收。有朝一日请将它发表。 临刑前十分抱憾，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一份《人人报》或“层层驳”，其内容是针对毛反动方面，希望有人接任。 毛作为个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否有功由历史评论。但自56、57、58、59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踞功自傲，自翊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计划越来越冒险，成为国家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他强制人民服从、清除战友政异、玩忽职守，草菅人命。我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所谓解放三分之二的谎言野心，反毛的扩张主义；先烈们，我上诉毛贪天下之功为己功，把先烈血换的家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向人民上诉，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辉 写于1967年3月20日 图：刘文辉遗像（摄于1965年）-刘文忠提供
#刘文辉 #遗书 #反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 #政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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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在刘文忠记忆里，看到“文革十六条”之后，哥哥立即就开始研究。十天之后，9月27日，他写成了一万多字的文章，名为“驳文革十六条”，并给刘文忠讲了他的决定：写14封公开信，从杭州投向全国各大高校，时间就选在10月1日国庆。 “兄弟，你干不干。这是要杀头的，”刘文忠还记得哥哥对他这样说时， 那凝重 的表情。 他不能不干。刘文忠从小就崇拜哥哥。他几乎就是哥哥抚养大的。刘文忠六七岁时，家里没别的收入，弟妹上学全靠哥哥上班供养。更何况，在思想上，刘文忠一直就崇拜哥哥。 十四封信本来是要由刘文辉亲笔写的，但斟酌再三，放弃了，因为他从小学习外公的书法，一手小楷非常娟秀，字迹很容易被认出。最后决定由刘文忠来代抄。 刘文忠至今记得，那些个抄写的晚上，他的手颤抖得厉害，笔一次次掉到地上。哥哥在文章里痛骂毛泽东，斥其为“秦始皇”、“暴君”、“独裁者”。那个年代，人们对毛奉若神明，是绝对的“红太阳”。这些痛斥的话，对当时才19岁的刘文忠来说，如万钧雷霆，虽然听哥哥说过，但他根本无法下笔写出来。 看到他这样心惊胆战，哥哥说，算了，我改一下吧，把文章里所有的“毛”都改成了“冒”。刘文忠这才得以克服心里的障碍，一笔笔，用了好几个晚上，把14封信抄完。 至今，那逐条驳斥的锋利话语刘文忠还历历在目：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专政，推行法西斯主义，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 1966年10月1日， 国庆假期，刘文忠按照哥哥的安排坐上火车，第一次去了杭州，在街上边走边看到邮箱就把信投进去。投递完后，刘文忠想去灵隐寺看看，到了却发现古寺早被砸得乱七八糟，往回走的时候，他发现揹包里还有一封信，就向灵隐寺外一位带红袖章的妇女询问，妇女给他指了指，他就把最后一封信投进了寺外的一个邮箱。 “顺利完成任务”的刘文忠回到上海，急着想去参加学生串联。彼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渴望去北京，他也不例外。之前哥哥不同意，这次，哥哥勉强同意了。 刘家兄弟命运悲剧的炸弹，由这次串联点燃了引线。 作为一个反革命家庭里的“坏分子”，刘文忠去参加串联，立即就引起了注意。而此时，“驳文革十六条”公开信已被列为重点大案，全国八大城市都在通缉“作案者”。 事后刘文忠才知道，自己和哥哥的想法还是太简单。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所有的信纸下面都有编号，根据信纸，就能确定写信人是在上海。而在上海，刘文忠的哥哥和父亲均被管制，留有案底，很快就被列为怀疑对象。而且包括刘文忠国庆外出的行踪，都没有逃脱周围“革命群众”的眼睛…… 刘文忠永远记得，那个和哥哥永诀的秋夜。 1966年11月27日，寒风凄冷。刘文忠串联完又去了四川看四哥，然后辗转回到家。因之前一夜未睡，刘文辉让他赶快睡觉，又把他的衣服拿去洗了。当时，姐姐生下孩子不久，也回了娘家。或许是已预感到即将到来的灾难，那天夜里，刘文辉抱了可爱的小外甥女，独自坐了很久。 夜里，刘文忠突然被一阵杂乱的声响惊醒，起身时军警已冲了进来了。他回过头，看到哥哥文辉被两支枪顶着。可能是看到了弟弟的慌乱，刘文辉扭过头，对他说了一句话：“兄弟，要冷静。” 婴儿在哭，警车呼啸着，落叶飞舞在昏黄的灯光下。 ---“反文革第一人”刘文辉之弟刘文忠：我的一生，揹负着哥哥的灵魂在行走（上） 撰稿人 江雪
#刘文辉 #文革 #反革命 #悲剧 #兄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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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潤傳媒
3个月前
倔强的老兵！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等因川军将领起义，“川西决战”计划彻底落空。 12月10日清晨，局势危急，起义将领正率部朝他们的寓所围过来，儿子急道：“父亲，外面情况紧急，从后门走能避险！”父亲沉声称道：“我从哪里进来，就从哪里出去！” 说罢，他对着卧室里孙中山的遗像唱了段歌，随后父子三人乘车前往机场，当日便飞往海峡对岸。
#刘文辉 #邓锡侯 #川军起义 #1949年 #海峡对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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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1942年，与蒋介石早有嫌隙的刘文辉于重庆秘密会见周恩来，并悄然开始了与共产党的合作（刘文辉在自传《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说，当时合作的动机并非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刘小飞的叔父刘元富告诉他，会见周恩来后不久，刘文辉借一次回乡之机将此次会见的事和自己联共反蒋的立 场告诉了刘文彩。刘小飞也从祖父的亲随、现已去世的刘泽高处得知，正是这次兄弟见面之后，刘文彩开始为当地的地下党提供帮助。 刘小飞说，据刘元富和刘泽高所说，刘文彩在安仁出资建立了一支约50人的地下党游击队，为他们提供武器和粮食，并允许其司令部设于自己的庄园内，还让游击队员在附近的族侄家中操练队伍、学习共产党文件。 1990年版的官方历史《大邑县志》虽然承认了这支游击队的武器来自刘文彩，但解释说是地下党利用刘文彩与他在当地一位宿敌的矛盾，从他那里弄到了武器，成立了这支游击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文彩在当月因肺病而死。同年12月，刘文辉“起义”，率部与共产党军队合力反蒋。蒋介石不久后即赴台。 那时，刘家也像当时的许多有产阶层家庭一样，因惧怕共产党上台后会没收他们的财产，正计划逃往香港。刘小飞说，当时是刘文辉劝刘家人稍安勿躁，留在大陆，只因他坚信，刘家作为共产党长久以来的朋友，会被善待。 但整个刘家却在共产党夺权后的数十年里，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饱经风雨。刘氏家族的房产被悉数没收，刘家人也频频成为挨整的对象。刘小飞说，有近四分之一的家族成员在这些运动中被迫害致死。 ---为祖父正名：大地主刘文彩之孙的孤军奋战
#刘文辉 #刘文彩 #共产党合作 #家族迫害 #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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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1个月前
一个起义军官的遭遇 讲述人：刘福田 1913年生 采访时间：2008年6月8日 地点：大邑县安仁镇五星村 我最初在刘湘部队里当兵，跟着他出川去打过日本人，还随国军解放了香港，抗战后回到家乡。1949年时我是24军刘文辉手下的一个连长，当年随刘文辉起义，投奔了共产党。 我是本地人，对刘文辉、刘文彩很熟 悉，他们怎么一步步走出来的我十分清楚，他们的为人我当然也相当了解。 也许是太了解了，他们对我不放心。1964年他们找个理由，说我是刘文辉的伪军官，把我抓进了监狱。 那时的政策是：凡是国民党部队里连长以上的军官，都是反革命。但我是起义的军官，不应当算是反革命。可是他们不由分说，硬说我是伪军官，是反革命。 他们把我捆起来，到各种会上去批斗，然后宣布逮捕法办。 把我抓走后，我的家人也被从民安队赶走。我大儿子刘德均已经与我分家，他妻子马上就要生产（生小孩）了。因安置地连床都没有，他们哀求宽限了几天。生了孩子不到十天，他们就被赶出了家门。 我入狱后，我老婆拖着另外三个孩子，生活很艰难，刚满三岁的小儿子只得送给了人家。 1979年后，平反冤假错案，他们觉得对我量刑过重（无期徒刑），于是把我放了，这时我已经劳改了十五年。 量刑过重不等于没有罪，现在都没给我平反。不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都军区发给我一张起义证书，民政局据此每月发给我几百元的津贴。原因嘛，是因为我曾经是起义军官。 采访后记 从汶川地震灾区采访完后，我匆匆赶到安仁镇，听说刘福田已经95岁高龄，便立马赶去，路上，真担心他已经老得无法接受采访。 没料到他虽然耳朵有些聋，但视力仍佳，身体仍健，每天，还能骑着电动三轮摩托在乡间的路上穿来穿去。他说，当年整他的那些人，一个个都先他而去了，而他还健健康康地活着，每月，还在领取几百元生活费，享受“起义军官”的待遇。 只是，他和他的家人，从1964年起，再也没能回到他们以前的家园。 ---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作者： 谭松
#刘福田 #起义军官 #刘文辉 #冤假错案 #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