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食堂

朱韵和
1个月前
问:有人说,在毛泽东主政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和谐的,人们也有安全感,生活有尊严,实际情况是否如此? 谢道和: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的记忆最初可以追溯到1958年,那时我才六岁,正是大炼钢铁、大跃进和公共食堂的时候。 在我的印象中,邻里关系相对来说是不错的,我们家所在 的屋场一共住了三户人家,因为户数少,因此,平时的关系处理就比较单纯,而且,这三户人家的阶级成分都属于贫农,在当时来说,也不存在阶级对立的问题。 但到了公共食堂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作业组的干部都是非常霸道的,远比现在的干部要蛮横得多。那时,所有的小孩子无论有没有到入学年龄、有没有上学,都必须劳动,扯猪草、割牛草,还要跟着大人们去干各种农活,才能获得食物,那时是真正的“不劳动者不得食”。 作业组专门给小孩子配置了猪草票、牛草票,每个小孩一天必须完成几斤的猪草或牛草,只有完成规定的劳动量后,才能到公共食堂就餐、吃饭,如果没有完成,那么,作业组长就会把当天晚上的食物直接喂猪或喂牛,也就是说,小孩子因为没有完成工作量而必须受挨饿的惩罚。 因此,小时候的最大感受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完全没有生存保障,作业组长随时可能会克扣我们的食物,或者干脆被停餐。那时,家长们都不敢得罪作业组长,如果他们站出来为自己的孩子辩护,很有可能当天晚上就会被斗争。这种斗争会是非常随意的,作业组长喊几个人,拉上一张大桌子,把斗争对象叫来,站到桌子上,抡起竹鞭就抽。那时的作业组长就有这么大的权力,他想斗争某个人根本不需要得到什么人的批准,看谁不顺眼就斗争。而且,这不分什么家庭成分,相反,像地主、富农被整肃得非常老实了,因此,斗争的目标主要就针对那些不轻易顺从的、性格倔强的农民。 我的父亲就因为埋怨了几句,差点招来祸端。公共食堂是八个人一桌,随便搞点什么菜蔬,打一锅汤,菜里面都是没有什么油的,而汤则是清汤白水,上面漂几个油星子。开餐时,那些先上桌的农民如果把漂在上面的油星子全部捞到自己碗里,后来的人还会有意见。有时,可能就是烧一锅白开水,里面掺两粒盐,当时,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因为没有油,父亲就在食堂提了意见,要求在菜里面多放点盐,因为农民出工干活时要出汗,要补充盐分。结果被干部认定为有不满情绪,准备在当天晚上斗争他。有好心人提醒他,劝他暂时避风头,父亲便连夜跑掉了,在外面一呆就是两三年,直到公共食堂解散以后才重新回来。 等到1961年,公共食堂解散的时候,我九岁,也必须到地里面去割麦子,那个时候的农民真是苦到家了。有一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和我祖父一块干农活的一位农民挑着一担萝卜回食堂,我正好在食堂里,他顺手给了我一个小萝卜。结果被作业组长发现了,他一把抢过我手中的小萝卜,并且在我脑门上狠狠地磕了一下,我当场就被打晕在地上,个把小时才缓过神来。 ---文革口述史:湘中酷刑“金鸡啄米”和吊“半边猪” 纽约时报中文网
朱韵和
2个月前
“吃饭技术革命” 余习广先生写道:到1959年11月初,荥经县多数食堂粒米不见,全靠红薯、玉米掺野菜下锅煮糊糊。五九年冬天开始,绝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炊了。为了体现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公共食堂奉命不得停伙,必须冒烟!于是,食堂将糠壳、红薯藤叶、玉米秸秆、棉花壳等晒干磨成粉子,掺上 野菜、树叶之类,煮成“面糊糊”,号称“吃饭技术革命”。在“吃饭技术革命”运动中,刚到初冬就菜根菜芽都挖光吃尽了。食堂又从县仓库里运来粗糠,加上玉米核核,经炒、炕后磨成面,或者是用玉米壳渗上石灰水,浸泡几天捣烂,捞去粗纤维,过滤成粉,多是石灰沉淀物,加上米浆,做成米“豆腐”。有的食堂还想出了新招,用人尿加清水,晒上两周,待水中生出青苔,取名小球藻,就以这种尿水来充饥。 1960年春,公共食堂大多停伙。社员肿的肿,死的死,四乡八野,尽是哭声。逃难的人们流向县城,流向外地。从各公社到县城的路上,每天都有一路倒地的死尸;而县城四街八巷,到处都是饿死者或干枯、或肿胀、或发臭的尸体。由于县城死人多,开始人们还将死尸抬出去,用席子一裹,挖个坑掩埋。随后,死尸越来越多,埋尸成了个苦差事。于是,县里决定给埋尸的人以“粮食补助”。而奉命掩埋的人越来越精,想方设法进行“技术革命”,挖下大坑,抬来死尸往里扔。后来干脆不埋了,死人往沟里扔,或者随意扔在县城北门口外的那条小河沟里,任其顺流而下。至于农村,开始还有人埋。随后,因死人太多,而活着的人们,也大多病病秧秧地自觉得离死不远,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埋人。尤其是那些死得只剩下老小病残和那些全家死绝的家中,死人搁在家中无人过问,一直臭气冲天,最后烂得只剩下骨架。不到半年,荥经县饿死了一半人。荥经县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荥经惨案”。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 ——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朱韵和
9个月前
事实上,刘少奇对1958年开始的大办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左"倾做法,不仅未加反对,反而颇为欣赏,并且颇为努力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 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叁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作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叁、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在同一场合,刘还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热衷生活集体化的动机,即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文等人的未竟之业,而在其年轻时,欧文等人的新村试验的材料,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事实上也是同时代的大多数领导人的共同的心路历程。 刘少奇不久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设想。1958年7月2日,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他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叁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叁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叁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十五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十五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刘认为中国可以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理由,便是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刘还解释报上之所以不提二、叁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1958年8月至9月,刘少奇赴山东和江苏等地视察,沿途他再次对各地已经如火如荼的各种"跃进"行为加温。譬如,在山东寿张县,刘表扬当地的干部群众的浮夸行为是"压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拨出几百亩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而在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的反应是:"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7] 对于有人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刘少奇也在很多场合予以反驳,如1958年9月23日,他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就说:"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叁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同年的9月23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他再次谈到这一点:"现在困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是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这事实上也是当时反驳所谓"怀疑派"的最为流行的一种解释。 综上所述,在1958年大跃进开始之际,刘少奇基于年轻时对新村理想的偏爱,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的决策与发动,其热度并不亚于同时期的毛泽东。这时的刘,不仅要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而且还设想将全国建成一个大公社。1958年底,当一个外国客人问他学校是否也要搞公社时,刘的回答是:"都搞,机关和街道也要搞。" ---刘少奇与大跃进 作者:猛牛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