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

咱们党确实聪明,毛泽东确实也很厉害。 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导致的中央集权,其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空中楼阁,天方夜谭。 而是依靠暴力,首先骗农民加入革命,随后把农民的私人土地全部没收,现在每个月养老金不足100元,死在路上也不会有人管, 借此,完成了中国从一个“工农”群众支持的新时代民主革命军,到集体主义威权独裁的转变 这,就是最残忍,最无解的自私 中国共产党通过土改:杀土豪,分田地,最后再回收土地,已经完成了对中国社会最底层逻辑的改写 就算再换十个党,就算党内再有多少民主派,都改变不了这个操作系统底层代码的实质 所以,中国的“民主化”是完全不可能,也是毫无意义的 他解决不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产权问题。而一旦土地所有者是“集体”,那么他就必然预示着“集体主义”和“集权” 因为毕竟这个集体的所有权,不可能随着4年一次的大选,每过几年就变动一次,对吧? 只有绝对的私有产权,才能支撑起政党轮替和选举制度 因此很显然,中国共产党的集权专制,将继续统治中国5000年 直到下一次土地革命再次发生。 这一定意味着流血,一定预示着战争;因为所有权的分配,就是最大的暴力 所以中国16亿人 宁可站在错误的屎山代码上一路修修补补开到车,也不愿意革命, 其实竟然也是 情有可原的 这个论述,应该可以载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政治处 比骗你买币的小清新式七步民主 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 谢谢大家
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 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份。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听,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呜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冶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胡为了。 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了善良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复泄愤。 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有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称为富农,极尽其敲榨勒索的手段。 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藉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乡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之下惨遭蹂躏!而一生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生命。 ---祝春亭:龚楚——红军第一叛将的回忆
朱韵和
6个月前
陈毅在1946年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关于土改)下达后,曾经说过: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走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最后就发展到政治上、经济上、肉体上消灭地主,以至消灭富农,并损害了中农,造成一系列的错误,走了陈独秀的反面。同样的绞杀了农民运动,在政治上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造成了党的 孤立。”[59] 作为动员工具的土地革命,最后走到动员的反面,“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无疑是中共领导人一种刻骨铭心的教训,只是走到这一步,并非仅仅是所谓“左倾路线”之过。无疑,从苏联回来,受过系统马列主义训练的留苏派,跟毛泽东等土生的共产党人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留苏派看来,是布尔什维克化与否的区别,而在毛泽东看来,则是土包子和洋包子的分别,实际上则表现为土包子往往比较务实,尤其在战争策略的选择上,更加灵活一些。 这种分别和不同,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比那些能背诵大段马列原著的洋包子,对列宁主义更有悟性,至少作为革命家而言,他们其实心有戚戚焉。以“阶级分析”来切割中国社会,高度的组织控制,用暴力和宣传进行动员,革命手段的无限制,道义原则的工具化等等,在这些核心内容上,毛泽东跟列宁恰恰有着最大的相似性。所以,苏维埃革命问题上,留苏派和本土派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关键是,以动员为导向的土地革命,“打土豪”的经济模式,以及靠严酷的党内斗争强化控制的肃反,这些苏维埃革命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和留苏派并无分歧。苏区动员型的土地革命,实际上是毛泽东开创的,至于打土豪经济,毛更是始作俑者。还在1930年,赤白对立的现象就已出现,只是到了红军扩张完全停滞之后,其恶果才充分显示出来。 事实上,只要打土豪经济模式的存在,红军又不可能保持持续的扩张能力,那么,苏区的经济危机是迟早的事情。当然,至于以阶级斗争的恐怖手段来处理党内外的一切事务,本是毛泽东的看家本事,只是毛比较中国化,讲究有张有弛,因此效果更佳。至于军事战略战术问题,应该说,毛泽东是要比李德为首的三人团高明一些,但是面对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一体化的围剿,堡垒战术的坚定推行,毛泽东未必能有更好的办法。 显然,中共的留苏派和本土派,在权力上存在纷争,这种权力之争,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掌控需求。但这个争夺,并不能改变苏维埃革命失败的命运。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苏维埃革命的基本政治经济模式的选择,这种模式有速效,却难以持久。中央红军是战败了,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而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仗其实打赢了,但依然要放弃根据地。川陕苏区的领导人张国焘后来回忆说,红四方面军之所以退出苏区,原因之一就是[60]: 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张国焘有没有如此人道,虑及人民生死,姑且不论,但苏区的经济困难乃至危机导致根据地保不住,却是不争的事实。动员式的土地革命,在动员农民造反方面的确成效显著。这使得中国共产革命的农民战争威力巨大,历代农民造反不能望其项背。然而,只有在动员效应的有效期内推倒国民党政府,苏维埃革命才能成功;否则,就会被自己催生出来的掠夺式政治经济模式所吞噬。红军之所以长征,关键就在这里。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 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