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

1个月前
王宗禹:陈毅批判会纪实 1967年,文革开始的第二年,那时我在北京上高一。8月上旬的一天,别人给了我一张票,说是到人民大会堂开陈毅的批判会,晚上7点开始。我早早就到了,大会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兵团组织的(准确名字记不清了,反正是“北外红旗”的对立面)。会场气氛很热烈,到会的大都是大学生 ,作为中学生的我悄悄地坐在角落里看热闹。 开会的时间到了,主持会的是个穿白衬衫的小伙子,肯定是个头头,口才很好。他说,周总理答应来参加这个会,但是今天很忙,当然,总理一贯很忙,但是今天特别忙,实在脱不出身,他委托李富春同志代表他参加这个会(李富春当时是政治局常委)。我这时才注意到主席台上的人里有一个光头很亮的瘦小老头。 主持人又说,我们欢迎富春同志来参加这个会,但是我们希望中央文革的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也来参加我们的会。我们正在和中央文革联系,等他们来了我们再开会。下面一阵轻微的骚动,中央文革会不会来人,什么时候来都不知道,只好耐心地等。可怜李富春堂堂政治局常委,被这帮学生晒在那里。 学生乐得在有空调的人大会堂里,比外面三伏天的燥热舒服多了(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空调)。有的人干脆睡起了大觉,有人在嘁嘁喳喳聊天。我惊叹于这些毛头小伙子的学生头头竟然可以直接和周总理、中央文革通电话。 大约过了二三个小时,会场前面一阵骚动,会场情绪一下起来了。一伙人簇拥着一个穿军装的人上了台,我一眼认出那个人矮胖,戴黑边眼镜,是陈伯达,另有几个随行的人也穿军装。有人在喊口号:“向伯达同志学习”“向伯达同志致敬”。会场气氛一下热烈起来。陈伯达一边走一边脱去草绿色的军装,穿着雪白的衬衣。主持人一下亢奋起来,马上宣布开会,先请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的闽南普通话已经大有进步,一年前我听过陈伯达讲话,一般人根本听不懂,还要文革小组的王力做翻译。陈伯达先表示对这个大会的支持,说你们成立的什么什么批陈联络站就很好嘛,旁边的学生小声更正他说的联络站的名字。还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记不清了。讲话中间不时被学生“向中央文革致敬”一类的口号打断,气氛很是热烈。 陈伯达口气一转,说我向小将们提点意见好不好。没等学生反应他就说,周总理是支持你们这个会的,因为太忙来不了,委托李富春同志代替他来,李富春同志是政治局常委啊,你们完全可以开会了。可是你们非要我们中央文革来人才开会,这样做很不好,是对我们的要挟,我给你们提这点意见能不能接受啊? 讲话中间有人照相,闪光灯不断,他说,不要给我照相,我长得又不好看,引起一片笑声。最后说给你们提点要求,今天我在这里讲了几句话,明天不要大字报大标语上街,什么“伯达同志讲话好得很哪!”我讲什么了就好得很呐。然后就起身告辞,一帮人簇拥着离开。陈伯达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前后也就十几分钟。 主持人马上宣布批判会开始,这时才发现,陈毅已经站在台上左角了。上身穿的军便装,没有领章也没戴帽子,微低着头。站在一个讲台后面,讲台上有个话筒。有人开始喊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有喊“打倒陈毅”的,还有喊:“陈毅不投降就打倒他”。 一个男学生走到舞台正中的讲台开始发言,发言的主题是,文革初期北京外国语学院一些学生贴大字报反对驻校的工作组,陈毅派了警察晚上在学校外面巡逻,罪名是镇压学生运动。发言是照着稿子念的,声色俱厉。 发言到最后,男生大声喝问陈毅:这些警察是不是你派的?陈毅回答也很痛快:是我派的。问:你是执行谁的命令?陈答:“我是秉承刘少奇的黑旨意”。感觉陈毅真是个爽快人。 后面发言的主题是陈毅整陈伯达的黑材料,滔滔不绝讲了一大通,最后喝问陈毅是不是承认。陈毅说,当初外事口的张彦整的陈伯达的黑材料,拿给我看,我认为他是在挑拨我和伯达同志的关系,这些材料我看了以后交给周总理了。 对于陈毅的辩解学生似乎一时不知怎样应对,于是就高呼口号“陈毅必须老实交代”“打倒陈毅”之类的。陈毅又说,我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狡辩是没有用的,你们不信可以去问周总理。这个回合学生真有点语塞了。于是就用喊口号掩饰尴尬。 下面有一个发言主题是揭露批判陈毅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陈毅以前当过对外文委主任,发表过不少对外国文艺、文学思想的讲话,各种场合讲的,林林总总还真不少,搜罗到一块,按照当时标准,上纲上线,几乎每句话都有问题,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是修正主义的。发言人慷慨激昂,发言还没有完毕陈毅就插话了:“批得好!批得痛快!” 还有些别的批判主题,已经记不清楚了。大会结束时请李富春讲话。李富春的口音也比较重,但是还能听得懂。他讲话倾向性很明显,他说陈毅同志有错误应该批判,这是毛主席,周总理都同意的。你们喊的口号里有一句“打倒陈毅”我不能同意,另一个口号“陈毅不投降就打倒他”,我看比较合适。 事情已经过去50年了,那一段历史确实不该忘记,趁着脑子还清楚写在这里,供研究那段历史的人参考。
2个月前
913事件 中国大佬如何舔毛 落井下石林彪 3.陈毅揭发林彪 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 一、大叛徒林彪是一个逃跑分子。我记得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江西大庾时,林贼当时担任第七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曾经自由离队开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后来 又中途折回,表示愿留在部队不走了。并向我说,沿途老百姓搜腰包、打人,有时候杀人很厉害,不能跑了。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动摇逃跑,但又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去而复返,重新回来。 二、大叛徒林彪一贯利用封建关系,任用私人。林贼早在担任第七连连长时就任用他的表弟担任勤务员,把连队伙食费一百二十元毫洋交其表弟背管,结果该犯背款潜逃投敌。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一九二八年在某次战斗中红军又将其表弟俘虏过来,林贼竟敌我不分,又重用该犯在团部当勤务员,让他背卜壳枪出入团部,被团领导发现赶走。这说明大叛徒林彪任用私人搞死党的行为不是自今日始。 三、林贼口头上拥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际上早年就一贯破坏红军纪律,经常同勤务员等一伙亲信吃吃喝喝,每到一地总是抓老百姓的鸡吃不给钱。经批评后有所收敛,但不久仍然旧病复发。 四、红军第四军由主席率领从井冈山向赣南作战略转移时,占领大庾城后,由二十八团担任新城、赣州方向的警戒。不料黄昏前遭敌突然袭击,发生战斗。记得当时主席曾去前沿阵地观察作战形势,发现二十八团未组织认真抵抗,边打边退,林贼带着队伍在后跑。主席即指示他一定要组织部队打好这一仗,击退敌人,否则对以后转移很不利。林贼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理,竟从主席身边一冲而过,抢先跑往安全地带,只管自己安全,不顾主席面临敌人追击的危险。我当时在场,叫住林彪无论如何不能走,他也不理。幸得后面有一些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才保证了主席的安全。这是大叛徒林彪临阵退却,不顾主席安危的一桩严重罪行,说明他对主席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 五、大庾战斗后,当晚在距大庾四十里的杨梅整顿队伍时,发现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主席要我去告诉林彪要很好照顾何,设法把何抬走。我找林彪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并说明何是从三十一团调来的好同志,无论如何要照顾好把何挺颖抬走,否则会影响两个部队的关系。林贼当时满口答应,但事后何挺颖竟被抛弃。其实当时把何抬走不是不可能的;何挺颖被抛弃,林贼负有很大责任。这是林贼只顾自己,对阶级弟兄、对战友毫无革命感情的又一表现。 六、寻邬圳下战斗中军部遭敌袭击,毛主席和朱德同志受到极大危险。当时林彪所部担任警卫,军部受袭击,林贼没有掩护军部,自己早就上山去了,因此对军部受袭负有很大责任。事后我批评他,他不承认,反而推卸责任,诡辩说军部要他带队伍早到罗浮嶂,没有给他掩护军部的任务。林贼只顾自己,不顾领导同志的安危早年就已有暴露。 七、在圳下战斗后,我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记得前委曾讨论了敌人可能前堵后追,发生建制被打乱的情况,决定如遇此种严重情况,队伍可以分三路行动,由主席率三纵队为一路,朱德同志率二纵队为一路,我和林彪率一纵队为一路。但当时干部战士都不愿分散。几次决定分散行劫,总是分不散。这体现了干部战士对领袖和领袖对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依存关系和战斗团结。彼时此种情景,非常动人,至今令人难忘。林贼面对此种局势,消极悲观,曾多次鼓动我把队伍拉开,不要走原定路线,而另走一路,把毛、朱摔开,说是和毛、朱在一起目标太大,不利于保存队伍和脱离敌人。当时我没有同意,队伍没有拉开。林贼不顾革命大局,企图摆脱领导,使领导同志陷入困境而自求脱身的阴谋未能得逞。 八、四军七次大会刚刚开过不久,主席提议从红四军每个连拨一个班加强闽西的地方武装,以便成立第四纵队。林贼竟然当场带头反对主席的提议,以致主席的正确主张未能实现。这是林贼从本位主义出发,反对主席主力和地方兼顾的正确方针的严重罪行。 九、一九二九年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在余都同主席会师后,主席仍让彭德怀回井冈山恢复工作。随后四军部队到达瑞金,主席观察全国形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成熟,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林贼很羡慕彭德怀到处打游击,反对主席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认为不能说全国和江西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到来,说是江西福建的老百姓不愿当兵。林贼消极悲观,很怕敌人尾追,主张分散打游击。主席一直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这封信油印后在部队和地方广为散发,对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在一九四八年林贼却抵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封信。主席英明伟大,很早就抓住了他的本质,这封信对他自命一贯正确不利,所以他竭力抵赖。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对主席极不老实,耍两面派,是反对主席的又一次大暴露。 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我从中央回来,首先到林彪所部去,林贼问了我去中央的情况,我讲了中央要我负责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我也问了他部队情况,他说几个纵队司令员团结得很好,那批政治小鬼都被打下去了。林贼把政治工作人员诬蔑为政治小鬼,说明他是一贯反对政治工作的。 十一、红军打梅县失利后,队伍开到上杭、长汀之间的官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来统一全党全军的路线,应付全国大发展的局势,推动全国革命的大发展。林贼却要求前委开会,讨论他的分散打游击的主张。林贼在会上反复强调他在永定、上杭之间分散打游击的经验。前委会上争论很激烈,林贼的主张未被通过,但仍坚持保留意见。林贼一贯主张分散打游击,这是对全国革命悲观失望的表现。 十二、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后,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全军团结,气象一新。毛主席和前委率二纵队在龙岩、大小池、古田一带与闽西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安排地方工作。林彪的一纵队和三纵队在新泉、朋口、长汀一带做群众工作。林贼听说江西敌人要从瑞金方面向闽西进攻,不请示主席和前委,即拉起队伍向江西逃跑。后来,主席率二纵队经清流、宁化、归化、广昌到宁都的东韶才跟上一三纵队。事后我批评林彪在九次大会后竟然不请示,擅自决定分兵行动是错误的,林贼死不承认。林贼闻风而走,不请示、不报告,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分散逃跑的又一罪行。 十三、一九三二年第四次围剿前,我当时在江西军区工作,听前方来人讲,三军团彭德怀部曾发生第二师师长郭丙生叛变投敌事件,部队情绪不高,在小元会议上林贼和彭德怀都要求脱离主力部队分散打游击。此事我只听说,未亲见,还可以核实。但林贼一遇困难就想离开主力分散打游击,这种主张确是一贯的。 十四、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时,同林贼接触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第三国际情况,林贼大肆吹嘘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即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等人,说这些人表面上是老先生,实际上本事很大。林贼这样吹捧这些人,同这次仓惶出逃可能早有历史根源。 十五、还有一次林贼向我大肆攻击延安的抢救运动,认为抢救运动中审查叶群是暗害青年,他大讲叶群的好话。林贼这次叛国投敌,更证明了当时审查叶群是对的,可惜没有审查清楚。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得起来的林贼的一部分罪行。从以上事例中看出,林贼早年就多次反对过毛主席,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对中国革命消极悲观,曾多次动摇逃跑,企图分裂红军。林贼为人阴险,耍两面派,培植死党,专搞阴谋,也是一贯的。此次发展到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湘南进军,我是犯了错误的,林贼在桂东一仗还是打得对的;红四军七次大会上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林彪是写信支持毛主席的,这也是历史事实。在揭发林贼罪行时,我不否认我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大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上揭发的事实,提供参考。 ---作者: 生日报馆长黄秀忠君法阅
2个月前
“三天人不回,必有信;三天不见信,就出事了!” 信了陈毅这句话,肖菊英投井自杀。 1930年初夏,陈毅任中共红22军军长,一天,月亮刚刚爬上树梢,陈毅穿着一套便服,和军政委邱益三、肖菊英在街头散步。他们穿过大街,走到一家餐馆门前,邱益三一手拉住陈毅,另一只手拉住肖菊英,跨进餐馆门坎。陈 毅与肖菊英面对面相坐,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肖菊英;而肖菊英敏感地注意到军长的神态,羞涩地低下了头。邱益三看着这微妙的传情,心里一阵喜悦,借故离开了餐桌。 原来,这是邱益三精心安排的。它终于引发了陈毅和肖菊英隐藏在内心的爱情火花的碰撞。 1931年,中共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肃反”的负责人公开说:“红军和‘苏区’内,有许多从‘白区’来的党员,这些党员多数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其中许多出身于剥削家庭的人,他们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准会动摇的。” 在“肃反”运动中,抓的抓,杀的杀,人人自危。由于“肃反”扩大,波及陈毅。一天,陈毅接到通知,要他到吉安开会。肖菊英担心凶多吉少,战战兢兢。陈毅叮嘱肖菊英:“三天人不回,必有信;三天不见信,就出事了!”说完,跃上马背,带着两个警卫员向北奔去。 三昼夜过去了。肖菊英等着陈毅回来。晚上,她久久地站在窗前遥望北方。深夜,她隐隐听到急促奔跑的马蹄声,便飞快地冲出大门,但没有看到陈毅,也没有消息……信了陈毅那句话,肖菊英以为陈毅出事了,于是投井自杀。 ---心直口快?“好同志”陈毅出口“雷”人 作者: 徐荣
3个月前
陈毅在1946年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关于土改)下达后,曾经说过: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走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最后就发展到政治上、经济上、肉体上消灭地主,以至消灭富农,并损害了中农,造成一系列的错误,走了陈独秀的反面。同样的绞杀了农民运动,在政治上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造成了党的 孤立。”[59] 作为动员工具的土地革命,最后走到动员的反面,“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无疑是中共领导人一种刻骨铭心的教训,只是走到这一步,并非仅仅是所谓“左倾路线”之过。无疑,从苏联回来,受过系统马列主义训练的留苏派,跟毛泽东等土生的共产党人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留苏派看来,是布尔什维克化与否的区别,而在毛泽东看来,则是土包子和洋包子的分别,实际上则表现为土包子往往比较务实,尤其在战争策略的选择上,更加灵活一些。 这种分别和不同,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比那些能背诵大段马列原著的洋包子,对列宁主义更有悟性,至少作为革命家而言,他们其实心有戚戚焉。以“阶级分析”来切割中国社会,高度的组织控制,用暴力和宣传进行动员,革命手段的无限制,道义原则的工具化等等,在这些核心内容上,毛泽东跟列宁恰恰有着最大的相似性。所以,苏维埃革命问题上,留苏派和本土派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关键是,以动员为导向的土地革命,“打土豪”的经济模式,以及靠严酷的党内斗争强化控制的肃反,这些苏维埃革命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和留苏派并无分歧。苏区动员型的土地革命,实际上是毛泽东开创的,至于打土豪经济,毛更是始作俑者。还在1930年,赤白对立的现象就已出现,只是到了红军扩张完全停滞之后,其恶果才充分显示出来。 事实上,只要打土豪经济模式的存在,红军又不可能保持持续的扩张能力,那么,苏区的经济危机是迟早的事情。当然,至于以阶级斗争的恐怖手段来处理党内外的一切事务,本是毛泽东的看家本事,只是毛比较中国化,讲究有张有弛,因此效果更佳。至于军事战略战术问题,应该说,毛泽东是要比李德为首的三人团高明一些,但是面对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一体化的围剿,堡垒战术的坚定推行,毛泽东未必能有更好的办法。 显然,中共的留苏派和本土派,在权力上存在纷争,这种权力之争,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掌控需求。但这个争夺,并不能改变苏维埃革命失败的命运。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苏维埃革命的基本政治经济模式的选择,这种模式有速效,却难以持久。中央红军是战败了,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而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仗其实打赢了,但依然要放弃根据地。川陕苏区的领导人张国焘后来回忆说,红四方面军之所以退出苏区,原因之一就是[60]: 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张国焘有没有如此人道,虑及人民生死,姑且不论,但苏区的经济困难乃至危机导致根据地保不住,却是不争的事实。动员式的土地革命,在动员农民造反方面的确成效显著。这使得中国共产革命的农民战争威力巨大,历代农民造反不能望其项背。然而,只有在动员效应的有效期内推倒国民党政府,苏维埃革命才能成功;否则,就会被自己催生出来的掠夺式政治经济模式所吞噬。红军之所以长征,关键就在这里。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 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