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

3个月前
农村大饥荒来临时,由于时滞效应,城市还保持原来的状态。这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寻找食品充饥。四川作家东夫先生在他的纪实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中,记录了当时成都市周围的农民涌入成都的一幕: 1959年7月,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馆车站、餐馆、糖果铺挤满了农民,每日少则数万人 ,多则十数万人……他们想来吃一顿饭或买点可吃的东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缩街头露宿。据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统计,7月20日在西城区饭馆吃饭的农民达53428人次,挤购糖果的7850人次。7月20日,香雪海饭店进餐人数3528人次,竹林小餐2706人次,东华饭馆进餐人数2100人次,7月21日,香雪海饭店3331人次,竟成园4658人次。华阳胜利、桂溪、石羊等乡“挡获”进城购食品农民,查出饼干1400斤,糖果400斤,面包800多个,蔬菜2000斤,煤油20斤…… 北京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首都是全国保证的重点,到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出现饥饿的情况。所以,北京的“时滞”到1959年底,比它周围的天津、保定、石家庄还要晚两个月。据记载:“1959年底,北京周边城市在大小饭馆已经实行了就餐收粮票制度,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到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的早餐队,早餐后又排午餐队,午餐后又排晚餐队,晚餐后又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高智勇:《北京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 到1959年底,农村和城市的饥荒“时滞”消失,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起来,再没有农民大批进入城市了。从此以后,农村和城市的饥饿同步,但饥饿程度农村甚于城市。 ---大饥荒年代的城乡时滞 作者: 杨继绳
3个月前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铇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 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铇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讬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铇花生芽(去年铇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铇得差不多了)。我铇着,铇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 作者: 杨继绳
5个月前
泸沽湖“女儿国”末代王妃 在欢庆“民主改革”获得“伟大胜利”的1959年冬月,次尔直玛被几个民兵绳捆索绑地押到区政府,听候宣读判决书:“被告肖淑明,又名次尔直玛,女,现年三十二岁,文化程度初中,不法地主、历史反革命,解放前作恶多端,私设法庭,吊打农民,解放后继续作恶,还向农民收取300余石租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X条X款,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此后,她被送到西昌黄梁关劳改农场去劳改。这个劳改农场在大山坳里,面积很大,荒凉无人,囚犯想跑都跑不出去。记得,有一回吃晚饭的时候,她从劳改食堂打了盒饭往保管室走,经过管教人员食堂时,一个管教干部喝酒喝醉了,看见她就向招手:“王妃,过来!”当然,她必须走过去站在管教干部面前,听候吩咐。那个喝洒喝醉了的管教斜眯着眼说:“往日你是王妃,而今在小民手下,来,给老爷斟杯酒!晚上还得陪我洗脚嘞!啊?哈哈哈哈哈……” 1967年刑期满了,照理该放她回家,可没有放她回家,强行留场当“就业员”。到了1973年劳改农场才“清放”她回家。家在何方何地,还存在不存在?她背着包袱,提着篮子,拄着棍子,沿着山间小道踽踽前行。一切是那样陌生,一切又是那样熟悉?路边的桃花、李花依然灿烂,山下的溪流依然奔腾不息,而她衣裙破旧,形容憔悴,孤苦零仃像个乞丐。来到当年的老房子,老房子不再存在,只有被水冲涮的泥路无言地躺在那里,还有几根孤零零的木桩。这时,来了位驾马车的老人,终于把她认了出来:“你不是次尔直玛?”她应着“哎哟,十多年了,苦受够了吧?”她苦苦一笑:“你老人家还好吧?”老人道:“别提了,1960年差点饿死,过去是贫农,现在是贫农,将来啊,懒球得说了。”她在老人的带领下,找到大女儿喇品英的家。女儿早巳长大成人,并且有两个十一岁和六岁的孩子,他们呆呆地望着这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祖母,竟不知世道的迁变风云。晚上,大儿子喇品高、二女儿喇品容、么儿子喇品全,全都回来了,一家人抱着哭成一团,小小的木撂房子里全是眼泪。 1976年春后,她的阿柱(丈夫)喇宝臣回来了。自从她划为地主到坐牢的14年,夫妻分别已整整20年了。这20年恰恰是她的青壮年时代,他一直在外面当“官”,战战兢兢不敢和她接触,不敢回家,现在已白发苍苍,步履艰难七十岁的老人,他似乎看穿了世界才敢于回归故土,见他50岁的地主阿夏(妻子)。不管怎样,夫妻一场,旧情依然,她为他准备了丰盛的年饭。他坐在桌上面对一帮乞丐般的儿孙,是喜是悲看不出,俨若一尊菩萨,冷漠无言。饭后,他拉着次尔直玛的手,感慨万千地说:“你这双手变成了锯子,又黑又弯的,当年我们结婚时你的手又嫩又细,十个指头如嫩笋一般,而今……唉!都是我的错啊!我对不起您,我把您从雅安接来,没有让您享一天福……” 直到1987年她才被摘掉了地主分子、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帽子”,恢复了公民权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为了革命和统战的需要,1995年她又被县上指定为县政协副主席,不久又晋升为西昌地区政协常委,政府每月给她160元补助。一家很有眼力的经济开放公司,借着泸沽湖旅游事业的起步,为她搭建了一座“末代王妃府”,凡参观照像者门票二十元整,似乎她又变成了一个活化石的商品,给人诸多联想…… ---“女儿国”末代王妃 中共管教人员要她晚上陪洗脚... 作者: 铁流 图1:末代王妃次尔直玛(肖淑明) 图2.3.4.:云南泸沽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