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当年在李井泉身边的秘书陈振寰告诉笔者，1960年夏天，邓小平总书记来四川传达中央文件。他在成都只待了半天。就在省委办公大楼前，邓小平握住李井泉的手说：“井泉啊，不要送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 那时，四川每天有数百辆汽车从各地向 长江边运粮。最紧张的时候，宝成铁路的客运都曾中断过，专门运粮。四川交通不便，当地群众是靠人背肩扛，把粮食背到公路上，再由汽车转运到火车站或长江沿岸码头。 困难时期，全国城镇人口的定量标准保持在27斤，而四川却只有19斤。农民平均留原粮(包括稻谷、小麦、杂粮及薯类)，由1953年的622斤降至260斤左右。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金牛坝宾馆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调粮的问题。会开到一半，李先念从北京来电话要粮，李井泉请一位副省长去接电话，并请他向李先念说明，四川现在确实有困难，已经调不出粮食了。李先念执意要李井泉来接电话，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命令，并转告说，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 四川省委经反复研究讨论，只有再调“死角粮”，从川东北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往外调。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   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中，中央从四川调出的粮食共计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顾全大局的李井泉               周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