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17周年整。当时的情景是:遍地死尸,满目疮痍,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 大家年年都在转,我就转一篇未删节版吧——《写在5.12的爱国帖》: 那年川西坝子的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很多天,人们没有意识到什么。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青蛙涌上街头也很正常。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地板晃动时,还以为是家猫在脚下调皮……直到窗外传来上百台起重机齐齐发出低吼,满书架的书弹飞出来,才明白这是地震,那声音,是地吼。 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入夜,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北川封路,血库缺血。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纠结处激情最猛烈,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清晨时分,我揣上钱和几包衣服上路,在北川界口与唐建光、郑褚汇合,进到山里。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临人生最大一个困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教学楼坍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竟没有倒塌,也无法解释大楼像饼干般脆掉后,建渣里竟没什么钢筋,以至于在一楼上课的学生全部没来得及逃脱。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神经质地走来走去,她已不太哭得出声,只是嘶哑地指着那堆很渺小的碎渣:“看,那是我娃娃呀,她的手还在动,还没死,但我扯不出来她啊……”那个情景令人崩溃,我看得见那个小女娃娃碎花裙的一角,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他们中的很多还在动,手在动,脚在动,细小的呻吟。但部队命令我们不准上前,没什么钢筋的废墟不能站人,以免引起二次崩塌。 就这样,眼看着孩子们在扭动、在呻吟,夕阳西下,他们的身体与那些石头一起,慢慢变冷,最终悄无声息……而我竟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我是个爱国青年,相信生活的不幸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我曾在球评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因为这些家伙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裔,我骂过CNN长了口蹄疫,它的主持人蒂弗莱骂过中国充满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对抵制家乐福,认为这可以唤醒民族血性。我家离美领馆很近,19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我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愤怒的拳头,烧过报纸,同年前往美国世界杯采访时,还写过一句“希望女足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的我很困惑。我依然爱国,但渐渐明白碎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孩子们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加困惑的是,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如果你想索要名字,你的名字也会成为敏感词…… 如果晚年写自传,我将以2008为基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自以为是,从无怀疑,像面对自己的指纹一样自以为掌握人间道理。可是大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天天在北川的大山里,孤魂野鬼一般晃荡,有时与其他志愿者挖出一些老人和小孩,有时就对着残垣断壁发呆。我顿生沮丧,这是更难熬的青春期,被折磨的并非发育的身体,而是信念。 有一天我看着山上,无意中发现竟有一所学校完好无损,甚至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我才得知,这是一座希望小学,地震发生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翻过三座大山,全部逃到山下,无一伤亡。我问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感谢那个监工。 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他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他是工程兵出身,能从声音里听出柱子里沙子的含量、圆石比例、水泥标号是否匹配,如果不合格,就责令施工队返工,如果施工队不愿意返工,他就大吵大闹。老师们告诉我,那些日子工地上除了施工声音,就是这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除了因质量问题吵,就是为了追款跟当地政府吵。众所周知,企业捐款大多先交当地政府掌握,再由政府拨给下一级政府,再拨给下一级……最后才是施工单位,一百万最后就只剩了二十万。最后一次吵架是关于修建操场,他吼出一句:妈的,黑什么,不能黑教育。他终于追款成功修妥了操场,小小的操场。 大地震那天,正是这个小小操场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大地震时,这名监工吼叫着从山下拼命往山上跑,当看见孩子们都躲在操场安然无羔时,这条汉子倒在地下哭得稀里哗啦。 然后,他凭经验指着出山方向,让老师们带着大部队出山,自己则在原地守着几个家住山上不愿离开的孩子。那些老师就按照他指引的方向,带着孩子翻过了三座山,趟过已被地震震得河床扭曲、河水浑浊的小河,穿过黑暗无比的森林,林子中总是出现奇形怪状的瘴气,那些瘴气不断变幻,有时就变成一群厉鬼的样子,孩子们吓得大哭……终于跌跌撞撞到达了县城。当这名监工打电话确认孩子们安全得救,大哭着向山下城里的方向跪下。 我问,为什么要跪下。他说,是向当初的努力跪下,幸好坚持下来了。 我问,这所学校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才修得这么坚固。他说:不,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我又得知,这个监工监理了五所学校,在那场大地震中奇迹般无一垮塌。他说:没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之前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因为这会让国家出丑。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涉黑……前两年一个晚上,他忽然打来电话,说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着,老婆也离婚了,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个工作……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孩子被压在碎片下,身体慢慢变冷,慢慢死去,肯定会变化。那些碎花花的衣角、还在动着的小手,之后一年之久不断出现在梦中,而我竟并不知他们的名字。这是我的困惑:我们不能公布那些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今天,是汶川大震四周年,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艳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基于上面的故事,我慢慢得知:不能狭隘理解爱国就是抵御外敌,爱国还表现在敢于抗争内贼。就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跟别村打架,更表现在勤恳耕种、爱护资源,敢于反对本村村长欺压村民、调戏妇女。如果一边跟别村打架,一边帮着村长鱼肉百姓,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 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长城也应该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 我认为句艳东是十足的爱国者,他没去攻打钓鱼岛,可是他救了很多孩子,他应当得到彰显,可事实刚刚相反,声名的舞台正被骗子们占据,而他正被生活惩罚,流离失所,仓惶不安。以我在灾区的见闻,多少骗子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让青年们热烈膜拜……我不安地知道,这是更大的灾难,我们深爱的祖国正在逆淘汰、逆宣传、逆真相,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着骗子,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就是骗局。 我的爱国主义:给应得者以所得,给窃取者以褫夺,国家始能昌盛。 有件小事,5月13日下午再次强烈余震,部队命令我们外撤。走了几公里撤到山口时,正碰到央视张泉灵时空连线,我一身雨水和血迹无意间经过镜头。刚到山下,一个素以厚道著称的央视记者打来电话:“你丫真会出风头,没事儿你跑北川干嘛呀,抢我们台镜头”。我说:“操你妈”。绝交至今。 一月后回京碰到央视的仁义大哥。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说:贪官该杀几个。仁义大哥深邃看着我:“不,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否则就会乱,毕竟重建还要靠他们呀。”又过了三年,我批评“共和国脊梁”倪萍。仁义大哥电话里极为不满:“你骂倪大姐干什么呢,人家倪大姐可是好人哪。”香港书展邀我去讲座,我调侃于丹余秋雨伪善,为权力洗地。仁义大哥再度打来电话:“想不到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承鹏,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不能见着政府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欣赏仁义大哥,现在彼此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他那些公平正义名言在微博真真假假地流传,星光灿烂,粉丝推崇。以及,跟仁义大哥同款的爱国者们总说:不管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爱它,就要爱它的全部。我觉得这是个病句,我爱这个国,但我不能去爱豆腐渣工程,更不能去爱坐在豪华办公楼的官员,指出这个国的疾病,正是建设它的重要环节。 经历2008汶川大地震,我重新定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不是一边指责外人抢劫我们的土地,一边又无视拆迁队强拆我们房子;不是一边怒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一边又把子女送到洛杉矶富人区;不是一边宣传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一边让他们在碎片下慢慢死去。 我想让所有人记住:那个妇人看得见自己孩子碎花花的衣角、小手还在动,听得见孩子还在低低呻吟,说“妈妈、我疼,疼……”,但妈妈竟无能为力。 历经世事,我才明白这个珍贵道理:所谓爱国,就是会为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操蛋的事而感到羞愧,并尝试改变它。所谓卖国,每当这个国家做出丢人的事,你却满脸红光地宣告这是“中国特色”,那多邪恶。 我这么说伤害了很多爱国者的感情,纷纷斥责我是汉奸。可是我认为这仍是病句,在中国官不至厅局级,财产不超一个亿,哪好意思夸自己是汉奸。又说我是带路党,可是,不让子女拿着绿卡开着跑车读着长青藤在美国置几处房产,哪有资格带路。还有爱国者训斥我:母亲无论怎样打骂我们,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我就想起当年爱国者曲啸也这么说。但常识是,谁见过这么下毒手打骂自己孩子的亲妈? 有人跑来说:“我也承认这个国家有不好的事,但家丑不可外扬,重要的是抵御外侮,如果收复钓鱼岛黄岩岛,我第一个报名参军,但先收拾你”。这种粘副雄狮牌胸毛表演爱国的作派让人鄙夷,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运动中的梅思平,以爱国之名火烧赵家楼,当日本人打来时,他第一批就当了汉奸。 高呼“收复钓鱼岛、攻打黄岩岛”这种比爱国主义胸大肌行为,很难证明真伪,不如让我们务实地谈谈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给孩子修校舍时少收一分回扣,多添几根钢筋;是政府少修点豪华办公楼,给灾民多建些过冬房屋;是官员们少喝些茅台,给学生们多生产些放心奶;是报纸、电视少宣传点感动中国的虚假英雄,多公布些溘然逝去的平民名字;是每个人能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迁徙,而不是拥有多么广袤的国土。爱国主义不是爱冰冷的国家机器,而是爱温暖如冬阳的共同价值观,让每个人都拥有生活尊严,保护渺小的自己,记得在每一个纪念日,长歌当哭,让每一朵平凡的生命绽开如莲花…… 小小黄岩,以我军威武几排炮打成粉齑,收回失地指日可待,以壮国威;重重汶川,多少魂灵飞萦,如不惩前毖后,君将空负民心。 我是一个爱国者,我不在乎伟大胜利的路上矗立着多少座丰碑,我只在乎那些慢慢冷却的小小石头上,是否镌刻上了成千上万孩子的真实姓名。 ——是为写在5.12的爱国帖。 (李承鹏/文 原文 12/05/2012)
3个月前
杨继绳:1942与1962年的饥荒有何不同? 一、大饥荒产生的原因不同 四二年大饥荒主要是天灾、旱灾造成的大麦小麦秋收时大量减产,而且在战乱和天灾情况下。而五九年大饥荒,河南也有旱灾,但不是特别严重,主要是人祸,包括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食堂、政策原因。但制度原因还是极权制 度,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扩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扩张到每一块田野,每一个班组,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个人的大脑和肠胃,每个人都在组织的控制之中。粮食局部地方欠缺,我的书《墓碑》里面讲,那三年是(气象上的)正常年份,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原因。 二、饥荒的规模不同 五八年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是全国性的,一九四二年只是河南一个省。 三、大饥荒中媒体的表现不同 《一九四二》里讲媒体没有缺席(当时《大公报》有报道),看到这一点我非常震动。六十年代,媒体也没有缺席,但干的是反面的事情,媒体跟着造势,“放卫星”,亩产五千、一万、三万到十万斤。但当时吹牛是纳税的,亩产十万斤的话就得按十万斤的粮食纳税的,所以粮食征购非常重。平时征百分之三十农民就受不了,但那时候百分之四十、五十都有的。在饿死人的时候,媒体还在说形势如何大好。六零年河南饿死人的时候,《河南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继续鼓吹大跃进和毛的错误政策。 当时有位原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在信阳,九八年我到信阳去调查,我说你当年看到饿死人怎么不报道啊。他说哪敢报道啊,我写完了也发不了。我说你写内参也可以嘛,他说彭德怀一个元帅说了句话就被打倒了。 高层对下面的情况是不了解,权力只对权力来源负责任。省委书记只要说让毛泽东高兴的话就可以了,不管下面老百姓怎么样。所以极权制度不仅封锁了信息来源,也封锁了自己。后来六一年定为“调查研究年”,毛自己不出来,让警卫员、亲友去调查,他的确不知道情况。知道饿死人,不知道这么严重。 四、农民的处境不同,自由度不同 四二年可以逃荒,可以吃大户,六零年不能逃荒,逃荒叫盲流,要抓起来的。我在信阳看到逃荒的人用绳索一个人串一大串,游街、挨打,被关起来,劳动,不给饭吃。被关起来的人有三分之一就被饿死了,粮库更不敢抢了。逃荒也是一种自由,是求生的一种方式。我管的地方,有人逃荒就丢了我的脸。我向上面汇报这里形势很好,逃荒就泄露了我的机密,影响我的政绩,跟现在截访一样。 五、政府的态度不一样 尽管当时白修德报道后蒋介石也很不高兴,但还是尽量减少影响,给钱、救济粮食,做好这些工作,是一个挽救农民的态度。蒋介石的两次日记里写到过,把大饥荒当作很大的事情来看待的。咱们的政府(中共政府)一是信息不是很了解,在困难时期,粮食储备最多的时候,信阳饿死一百万人,当地粮库就有大量的粮食。把信阳当地的粮库打开,信阳就不至于饿死人。当时是粮食出口最多的一年,不仅是粮食,鸡蛋、肉,都大量地出口。如果少出口一点、进口一点粮食(也会少死人)。起码作为一个执政者,不管从皇帝到专制者,至少都是你的子民嘛。古代还有开仓放粮嘛,但当时都没有。为什么不开仓放粮呢?主要是信息,他不知道这么严重。政治体制非常僵化、行动迟缓。 特供的情况存在,但不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各级领导人层层克扣粮食,甚至生产队长、公社这一级多吃多占,挥霍农民的粮食,是造成死人的重要原因。高级干部是为了享受,基层干部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吃好,有点权力都想多占食品,这是很厉害的。到食堂吃饭,饭勺——农民的生存权——就掌握在领导手里。如果你不听话,偷吃庄稼,就扣你的饭,有人饿死在食堂门口。 六、走出大饥荒的原因也不同 一九四二年走出大饥荒的原因是下雨了,另外政府的救济也来了。而六十年代走出大饥荒的原因还是各级农民自救。当时不允许搞包产到户,安徽的曾希圣明确跟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讲了几次,试试看。当时大面积的包产到户,农民可以自己寻找食品。当然气候也好一些,自由度放开一点,农民就不至于饿死。但放开了一两年,到一九六二年,打成反革命坐牢的就不少。 七、政府的高层不同 蒋介石时期议员可以批评政府。六十年代大饥荒不同,彭德怀说了一句很温和的话,就被打成右倾。 八、民间组织救济 蒋介石时还有民间组织,包括教会,可以救济。六十年代没有民间组织,没有地主,大家一样穷。社会状况不一样。 九、大饥荒过后的认识不一样 我们先是隐瞒,不让讲,农民饿得不行了,上面来调查,农民饿得走不动,要拄拐棍,但不让拄拐棍,要装作没有饿到的样子。要是向上反映的话就封锁信息。信阳公安局扣下了一万两千封向上求助的信。不是邮局,是公安局查信。写信向外求助的就挨整了。没有反思,压制舆论。基层就向上隐瞒情况,高层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一九六一年说是天灾、苏联逼债。到了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惹毛不高兴,成为后来文革的动因之一。 蒋介石时期是有反思的,而且媒体也有报道。六十年代媒体也有报道,怎么报道呢?指定地点安排人去看,当时外国专家去安徽的逍遥津公园去看,安排女子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河上划船,摆满了食品,好像一片很好的景象。外国专家,包括斯诺,写出报道说中国没有饥荒,一个英国记者写了本书,叫《无知的内幕》,也说中国没有饥荒。这些外国人写了之后,新华社翻译过来,说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饥荒,用来统一思想,控制舆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