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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nce Shen 公子沈
1周前
中國改革開放的餘燼與自由主義的星火 /公子沈 一、一場被迫中止的自由思想之旅 「美國之音」於2018年年底報導,中國知名自由派智庫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教授,原計畫赴美參與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中國改革開放40年」學術研討會,卻在出境時被當局以「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為由阻攔出境,其所內另一位經濟學者蒋豪也在機場被攔停。盛洪在推特上感嘆道,記得2008年到芝加哥大學參加科斯發起的改革開放30年研討會時,他覺得中國的改革已大功告成,這次到哈佛大學參加改革開放40年的研討活動,卻被告知參加研討會會「危害國家安全」,不讓出境,簡直「恍如隔世」。 原本預計與會發言的,還有清華大學政治學者任建濤、北京大學法學家賀衛方、歷史學者蕭功秦,以及榮劍、張曙光、時殷弘、秦暉、張維迎、樊綱等一系列中國學術圈中深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都是過去數十年來,支持深化改革開放的中流砥柱。這一場被強行終止的思想之旅,不只是一場國際學術交流的取消,更象徵着整個時代風向的逆轉。從改革開放30週年到40週年,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不僅沒有見證制度的創新與自由的擴張,反而成為打壓言論、封鎖思想、倒退開放的悲鳴時刻。 其實,天則的命運早已埋下伏筆。早在2004年,天則便被政府撤銷資助,其後每一步都舉步維艱。2017年被迫搬離辦公地點,網站與社交媒體帳號全部關停,2018年7月臨時辦公室遭查封,年底被吊銷營業執照,2019年正式被以「非法活動」為由取締。這家在1993年由茅于軾等人發起成立、曾為市場經濟、法治建設與政府改革鼓與呼的民間智庫,終於消失在強權的陰影中。從天則的崛起到它的消逝,幾乎可以看作一條觀察中國自由主義興起與退潮的時間軸。 二、改革開放:是共產黨,還是自由主義西方的成果? 1978年底,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正式轉向,宣布「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改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不僅是一項政策調整,更是一場思想革命。在此之前,中共長期奉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為圭臬,一切政治掛帥,導致經濟停滯、制度僵化、思想貧乏。直至鄧小平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為鬆綁思想的突破口,引發全國範圍的思想解放浪潮,為自由主義經濟與制度理念進入中國社會創造了歷史空間。 毫無疑問,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根據世界銀行統計,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平均GDP年增長率高達9.5%,被世界銀行譽為「有史以來主要經濟體中最持續的經濟擴張」。如此驚人的成績不僅讓中國經濟每八年就翻一番,還成功帶動超過8億人脫離極度貧困。飛速的經濟增長也改變了城鄉面貌:高速公路、高鐵、機場和城市天際線拔地而起,大部分中國人第一次踏進了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殿堂。 但是我想強調的一點是,不是先有改革開放,才有自由主義。與其說改革開放帶動了自由主義思想的流入,不如說,是自由主義本身塑造了改革開放的方向。因為改革開放並非單純地引入市場機制,而是受到了自由主義思想的深層引導。正是這些在全世界成功實踐、充滿競爭力和說服力的經濟學理念,為中國提供了解放生產力、制度轉型與對外開放的正當性、理論基礎和方向指引。例如經濟學家吳敬璉所倡導的「法治下的市場經濟」,其實正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思想之一。改革開放的背後,並非純粹的政策實驗或危機應對,而是一場深受自由主義價值觀啟發的制度轉向:強調個體的權利、保障私有財產、建立法律框架與限制國家干預,這些元素構成改革開放的基礎設計。從1979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到1980年代經濟特區的設立;從國營企業改革到價格機制鬆綁,從民營企業合法化到最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些發展無不反映出自由市場理念在中國政府的政策中逐步融入和深化。 因此,如果說這一切變化是中國共產黨的功勞,恐怕並不準確。真正點燃這場社會轉型的,是來自哈耶克、米塞斯、佛里德曼等經濟思想家的自由主義理念——他們提出的私有財產、價格機制、法治架構與市場競爭,構築了中國改革政策的理論支撐。以米塞斯為例,其在「社會主義計算問題」中的論述,深刻影響了1978至1992年間的中國改革派,比如改革者開始普遍接受了計劃經濟「無法理性運作」的觀點。在中國土壤中落地的,正是接受這些西方思想並將其本土化的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像天則研究所的茅于軾、盛洪、張曙光等人,不僅重述自由主義,更積極參與公共政策建議。 另一個不可或缺的推手,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開放市場、輸出技術、提供資金人才和管理經驗,他們為中國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加入WTO後,外資跨國企業加速進入中國,帶來了更多有關企業治理、技術創新與消費觀念的Know-how。是西方而不是中共,為中國人打開了自由世界的大門,帶來了翻天覆地變化,而自由主義思想與西方經濟體制構成改革開放不可分割的動力來源。可以說,正是因為西方世界看到中國開始接納自由主義思想,解除了壟斷公權力的束縛,在某種程度上允許經濟和社會走向自由化,不再充當共產主義陣營敵對勢力,未來更有希望加入自由世界,成為可靠的盟友和夥伴,所以才會毫無保留的把中國打造成了後來的世界工廠。 三、中共處置改開:動力、目的、與手段 改革開放走過四十年,無可否認,它帶來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的一次經濟與社會轉型。這一過程令許多人備感鼓舞,也同樣令許多人心生憂懼。那些受鼓舞者,是改革與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城市中產階級、民營企業家、知識分子、新興產業的從業者,他們從中國走向市場、擁抱世界的進程中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與財富積累。然而,那些感到憂懼者,往往也同樣是這場轉型的受益者,只不過他們擔憂的是手中的權力正在被削弱,原有的政治壟斷正在面對一個日益富裕、日益多元、日益覺醒的中國社會。 2012年,習近平正式接掌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開啟了所謂「新時代」的統治。在這之前,中國的領導人多為謹慎的技術官僚,注重經濟增長與制度內的穩定,但習帶著不同的歷史負擔與使命感登場。他是一名「太子黨」出身的政治人物,其父習仲勳曾參與早期改革開放,而他本人卻在黨內派系競逐中崛起於政治鬥爭的風雨之中。面對一個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科技產業迅速擴張、民間輿論日益多元的社會,他的首要任務不再是經濟改革,而是維穩與權力鬥爭。 在習近平的政治藍圖中,拯救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才是重中之重。他高舉「民族復興」的旗號,不僅意圖恢復黨的中心地位,更要讓黨重新掌控經濟命脈、意識形態與社會資源。這一目標的實現,勢必要求強化對市場的干預、重塑國進民退的經濟秩序、集中資本與權力於國家手中,從而徹底與過去三十年依靠市場力量與全球接軌的自由經濟理念劃清界線,甚至進入對立狀態。 自2013年以來,中共強化了媒體審查與大學課堂管控,封殺涉及民主、憲政、人權、獨立司 法、自由市場等現代核心價值的公共討論;同時,在經濟層面不斷收編大型民企,如阿里巴巴與騰訊遭遇反壟斷整頓與「整改」命令。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自2020年以來,習近平透過一系列名為「共同富裕」的政策,收回了企業家的自主空間,改由國家主導再分配機制,達成權力重整的目的。 也正是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自由主義思想與自由市場制度遭遇空前寒冬。不只是制度層面日益集中,學術界與公共知識空間也逐步被排擠與邊緣化。天則研究所的遭遇、盛洪教授被禁出境、民營智庫全面停擺,皆是這場權力重新上緊發條的具體表現。當國家重回計劃與動員邏輯之時,個體與市場的自由只能淪為服從的工具,曾經短暫閃耀於中國轉型歲月中的自由主義思想,正被重新推入黑暗。 四、「新時代」的「柔性八九六四」:中共的反自由主義思想鬥爭 在八九六四之後的三十年間,曾有不少人相信,中國會在經濟發展的推動下,逐步走向一個更加開放與自由的社會。這種樂觀預期如今已被現實徹底粉碎。自習近平上台以來,一場「八九六四」的柔性翻版,在中國的各個領域悄無聲息卻鋪天蓋地的展開。從文化到教育,從商業到互聯網,幾乎沒有任何一個角落能倖免於「政治正確」與意識形態的重塑工程。 如果說1989年中共對學生運動的鎮壓是對思想與改革的血腥否定,那麼今天這場沒有硝煙的鎮壓則是系統性地從制度設計與社會運作層面徹底剷除自由主義的根基。這不僅是一場意識形態的回潮,更是中共政權對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路線的背棄與審判。事實已經充分證明,中共所允許的改革開放,從來不是出於對自由市場、法治制度或人權價值的認同,而是出於政權延續的現實考量。它只是工具,一旦完成目標便被拋棄。 正如《南方週末》在2013年報導中披露,中國教育部長袁貴仁明確表示,必須「堅決防止西方錯誤思想觀點進入教材、進入課堂、進入教師」。這不只是一句政策宣示,更是政權立場的轉折點。當教育系統成為首要封鎖自由主義思想的前線,這就意味著中國政府對改革開放的告別——至少是自由派所理解的那種改革開放。 這樣的政策走向無異於自我矛盾。別忘了,中國正是全球化與資本主義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在加入WTO之後,中國出口總值從2001年的2663億美元,迅速飆升至2022年的3.6兆美 元。引進外資、技術與商業模式,讓中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一躍成為全球供應鏈核心之一。但在享盡國際自由秩序紅利之後,中共當局卻開始反咬一口,將自由市場抹黑為「邪惡資本」、將大眾民主歸為「顛覆理論」,甚至將言論自由賦予了「顏色革命」的陰謀目的。 更令人痛心的是,在這樣一場由上而下的洗腦運動中,不少中國民眾也開始認同官方的宣傳話術。他們一方面享受全球化帶來的科技產品與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卻批判支持這一體系的價值觀念與制度優勢。他們將曾經幫助中國擺脫極貧、走向繁榮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視為敵對勢力;將為改革開放付出功勞的自由主義公知視為漢奸走狗賣國賊、將學術多元視為滲透和入侵;甚至開始質疑市場化改革和經濟開放本身的正當性。這不僅是對外部世界的背叛,更是一種對自身歷史記憶與價值判斷的背叛。 當一個政權扭曲歷史、顛倒是非,而人民在高壓與資訊封鎖下失去判斷力,背叛便不再只是政治行為,而是一場文化與道德上的全面淪陷。而在這場淪陷中,真正被背叛的並不是某一個制度或者外部世界,而是中國人自己曾經短暫獲得過的自由與希望。 五、餘燼與星火 我出生於1980年代的北京,那是一個剛剛告別計劃經濟、尚未迎來全球化浪潮的年代。兒時的記憶裡,上班族和中學生騎著腳踏車匆匆而過,東三環國貿的最早一批高檔辦公樓拔地而起。我全程見證了中國如何從一個貧困、封閉、落後的社會,在短短幾十年間,一步步邁向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也親眼看到身邊的朋友、家人甚至自己,如何在市場化改革與對外開放中獲得更好的生活和更自由的選擇。 但當我步入中年,回首當初那段改革時期,心中難免有些許失落與沉重。中國的發展路徑已悄然轉彎,「國進民退」成為新常態:民營企業不再是國家的「乾兒子」,而是被歧視的「私生子」;互聯網巨頭從榜樣和模範,轉眼成為被鐮刀收割的韭菜;得益於科技的發展,「翻牆」比我在中學時期的撥號上網更容易了,可是不僅仍屬非法,甚至恐懼感更甚。不僅如此,中國與歐美各國之間的科技交流與經貿合作開始出現系統性脫鉤,而更深層的,是兩種制度下人民在基本認知上的嚴重分歧。 然而,這一切並沒有讓我感到特別驚訝。隨著我對中國歷史的深入了解,特別是對中共自身黨史的研究,我逐漸明白,今日所見之局,其實並非偶發現象,更不是由哪一位領導人的個人意志所致,而是中共政體內部邏輯的自然延伸。只要仔細研讀幾十年來的黨內文件與政治鬥爭史,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從一開始就以列寧主義為核心建構的政治體制,基本邏輯是絕對領導、組織控制與階級鬥爭,其權力架構並非為改革而設,更不可能為人民主動讓權。 為了在沒有人民的授權下永久執政,就必須消滅敵人或製造敵人。而這個敵人,既可以是本國的資產階級,也可以是異見分子,甚至可以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回望黨史,從延安整風到反右運動,從大煉鋼鐵到文革浩劫,只有折騰不斷、鬥爭不止,才能維護黨天下的最高權威。 今天的中國,不可避免的再次走向政治集中、輿論封鎖、意識形態強化和經濟國有化。我們不應只把這視為對改革的背叛,更應看作是這個政體的自我修復。換言之,它並不是脫軌,而是重返正軌——只是這條軌道,從來都不屬於自由主義與開放社會的願景。 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污名化乃至消亡,只在表象之上。實質上它並未死去,而是被強行壓制於地下。中共政權透過對思想、話語、制度與經濟資源的全方位掌控,剝奪了人民對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的自主選擇。然而,也正因如此,反而證明了自由主義的說服力與生命力是極權體制最深的忌憚所在。 自由主義並非短暫的政策提案,而是一套關於人性與社會秩序的解決方案。它主張人的尊嚴、選擇的自由、對權力的制衡、對財產的保障與法律的至上——這些價值之所以恆久,是因為它們不是由某個政黨恩賜的,而是每個理性個體的基本需求。這正是為什麼,自由主義即使在極端打壓之下,仍能在底層社會的民間尋找出口,在沉默知識分子的筆端存活,在那些為信念入獄者的沉思中發芽,在一場場被叫停的演講、一篇篇被封殺的文章中留下痕跡。 歷史從未是一條筆直的進步之路,它充滿著反覆與倒退,但只要自由主義仍在人的理性之中被思索,在人的選擇之中被渴望,它就從未真正消失。正如哈耶克所說:「我們必須讓建設一個自由社會再次成為一場智識的探索與勇敢的行動」(We must make the building of a free society once more an intellectual adventure, a deed of courage)。 今天的中國或許被重重封鎖所困,但只要有一個人尚未放棄思考、尚未放棄發問,自由的火種就一定還在。 我始終相信,未來的自由主義必將再度大放光彩。不僅是在歐洲與北美的民主國家中延續其制度創造力與價值活力,更將在中國這片曾短暫呼吸過思想解放的土地上重新甦醒。因為真正的自由,從來不靠施捨,而是來自於不願放棄希望的人們,一次次選擇去相信它、實踐它和證明它。 作者:公子沈(YouTube自媒體人、時事評論家、畢業於加拿大多倫大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 原文:
#中国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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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 Jiang Xue
3周前
“聚啸江湖的年代已逝,在黑夜里守护微弱的法治火种”。”一篇报道,难以将20多年的往事一一叙述,也难以提及每一个奋斗与牺牲的人。但我尽量梳理出一个脉络:中国人权律师如何内生于中国公民社会,承担与冲撞,在暗夜里坚持。“中国人权律师二十年:直道而行,法治火种摇曳不灭 ”
709事件十周年:律师遭迫害,维权路漫漫· 25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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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ICDT)
1个月前
欢迎收听《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三季播客节目 专论 陈纯|公民社会之后:反国家主义联盟的昙花一现(朗读 麥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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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ICDT)
1个月前
《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三季 专论 陈纯|公民社会之后:反国家主义联盟的昙花一现 2012 年之后,中国当局对此前活跃的公民社会力量进行清算,中国公民社会运动逐渐陷入消沉。然而,此前不在大众和主流媒体视野的左翼行动者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在 2017 年底,以全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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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行动者
#政治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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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ICDT)
2个月前
白夏自1967 年起学习中文,至今已与中国社会打交道超过五十年。他的研究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移民问题、政治运动与公民社会,重点观察中国社会运动的演变。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旅居巴黎的历史学博士张崑对白夏教授做了专访。 访谈从白夏的学术轨迹切入,围绕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民主历程、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挫折以及今日政治氛围中的 “ 影子抵抗 ” 展开,展现出一个时代的政治回响。
#白夏
#中国民主
#公民社会
#政治运动
#影子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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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2个月前
有朋友说,“这不就是共产党宣传的,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天下大乱”吗?表面上看我是在散布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但是这个指责其实并没有打到我的“七寸”上,因为我从关注社会运动起至今一直在强调推动社会变革和脚踏实地建设公民社会。我的意思是新政权不能建立在旧社会基础上,否则新政权就是流沙之上的城堡。如果有一个坚强的公民社会托底,没有中共国家还会更好;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托底,新政权将在过渡期遭遇严重危机,重新倒退回专制主义才是必然趋势。 公民社会不是要经过法律允许才会有公民社会,这是中国民众普遍误解的地方:他们以为中共不允许,所以不可能有公民社会。 在东欧国家实现民主转型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公民社会或者准公民社会(有学者说是极权国家的公共领域)。 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社会是一种“非法社会”,法律不允许、国家机关强力镇压,结果(准)公民社会的野火越演越烈。也就是说,公民社会实际上是镇压和反抗来回拉锯战形成的,不是法律授予的,因为即使法律镇压它,只要社会还在反抗,公民社会也一样可以存在。 中国在1980年代也有不健全的公民社会,其质量甚至比东欧国家要好,因为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当局改革开放摸索期带来的,而东欧国家是前仆后继、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带来。结果东欧国家的公民社会更有韧性,经得起镇压,但中国的公民社会一触即溃,因为它不是通过社会运动千锤百炼的,没有应对逆境的韧性。 1989年以后,中国的公民社会就开始逐渐萎缩,直至2013年习近平上台开始全面收拾公民社会,而此间30多年时间里,尽管中国社会此起彼伏的维权和上访活动,但是没有启动公民社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规模的社会运动。 中国的维权和上访活动,跟东欧各国的社会运动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懂得利用公民社会在地下活动和不断涌入到地面抗争,尤其是各个抗争互相响应,不但形成了有效的社会动员,还形成了一种时代浪潮。这种局面就克服了社会原子化问题。而中国的维权和上访活动就是原子化叛乱的典型模式:原子化叛乱更容易镇压,也更容易独绝起社会扩散。
#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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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权
#过渡期危机
#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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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
2个月前
709事件(也称“709大抓捕”或“709镇压”)是中国政府针对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一场大规模镇压运动。始于2015年7月9日,涉及全国23个省份,对超过300名律师、法律助理、维权人士及其家属进行逮捕、传唤、刑事拘留或约谈。 709大抓捕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人权律师群体日益活跃,他们代理敏感案件,如土地纠纷、宗教自由、环境维权或政治异见。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周世锋、王全璋等律师因代理此类案件而成为重点目标。从2015年7月9日起,行动迅速展开:首批受害者包括王宇律师,她在凌晨被捕,此后逮捕潮扩展至全国。许多人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受强制失踪、酷刑逼供(如长时间审讯、睡眠剥夺、电击)和电视认罪。 709大抓捕不仅仅是一次事件,而是标志着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转折点,从希望法治进步,到面对高压现实的无奈,再到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这十年,很多人付出了巨大代价,也激发了更多人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思考。
709事件十周年:律师遭迫害,维权路漫漫· 25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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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爆料
2个月前
👉 今天是“709”事件十周年。 2015年7月9日起,中共当局在全国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了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的事件,部份人士因此下落不明。时至今日,当中的一些人依然在狱中,一些人的家属继续在遭受迫害。 “709”事件标志着中国法制的全面崩坏,至此,国家暴力机器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远洋捕捞等逐利型执法大行其道,普通人的冤屈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援助,公共舆论空间呈现“动态清零”。 至此,中共治下的中国已再无公民社会之可能!
709事件十周年:律师遭迫害,维权路漫漫· 25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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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2个月前
今天是“709”事件十周年。 2015年7月9日起,中共当局在全国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了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的事件,部份人士因此下落不明。时至今日,当中的一些人依然在狱中,一些人的家属继续在遭受迫害。 “709”事件标志着中国法制的全面崩坏,至此,国家暴力机器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远洋捕捞等逐利型执法大行其道,普通人的冤屈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援助,公共舆论空间呈现“动态清零”。 至此,中共治下的中国已再无公民社会之可能。
709事件十周年:律师遭迫害,维权路漫漫· 25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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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3个月前
中国现在的“双头蛇社会”特点尤其要让人警惕:被任何一个蛇头咬住都会万劫不复。成功的社会变革,既要防止极端保守派利用渐进改良为借口给极权主义政权无限期续命;又要防止极端主义和功利主义情绪扩散,不屑于脚踏实地创造公民社会根基,只想全部打破重来。这两种情况危害性同样巨大,前一种给极权主义续命,后一种给暴政循环找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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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3个月前
推荐历史学家金雁长文 该文回顾了沙俄时代错过的第三条道路:在极端保守和极端暴力革命之间,用脚踏实地的公民社会建设来实现向民主国家转型。 第三条道路在二月革命后兵不血刃地取得政权,但国家遭极端暴力革命思想劫持:布尔什维克分子控制了军队,在选举惨败后推翻了民主政权。 二月革命成果被推翻有很多偶然性因素,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渲染的历史必然。因为布尔什维克分子在社会上属于是少数派,既不受工农阶级支持,也不受贵族和小资产阶级支持,而是一小戳鼓动暴力革命、社会复仇、强制革命以及极端思想的小知识分子(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徒)通过长期渗透掌握了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在大选惨败以后,列宁指挥布尔什维克党徒用枪杆子推翻民主政权,还支持把民主政权和维护民主选举成果的人统统打成“反革命”。 俄国第三条道路的失败是一个惨痛教训:这个教训告诉我们,社会被极端暴力思想劫持危害有多巨大。 主张第三条道路的俄国知识分子赢得了全社会绝大部分人口支持,给俄国创造了一个最可能实现民主转型的道路。他们做了很多事实来改造俄国社会,但他们在跟极端思想对抗的过程中落败了(并不是因为底层社会不支持,反而底层社会不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徒),他们在改造国家的过程中,没有把极端思想当成真正的敌人,处处处在极端思想猛烈攻击之下。 我们要走的也是第三条道路,要在极端保守和极端暴力之间,脚踏实地地去改变社会,同时我们不得不两线作战:同时对抗两个暴君:独裁政权及其支持者,暴民及暴民思想支持者。 如果不与独裁政权作战,我们无法打下公民社会根基和赢得社会支持;如果不与极端思想作战,就算将来我们的反对派阵营建立民主政权,也会因为社会被暴力革命极端思想劫持而失去政权。 中国现在的“双头蛇社会”特点尤其要让人警惕:被任何一个蛇头咬住都会万劫不复。成功的社会变革,既要防止极端保守派利用渐进改良为借口给极权主义政权无限期续命;又要防止极端主义和功利主义情绪扩散,不屑于脚踏实地创造公民社会根基,只想全部打破重来。这两种情况危害性同样巨大,前一种给极权主义续命,后一种给暴政循环找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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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ICDT)
4个月前
《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二季 访谈 沈秀华/江雪:性别视角下的国家暴力:从台湾威权时期的受害者主体,到离散中的中国公民行动者 如何看待性别在威权国家转型过程中的角色?在转型正义中,女性的力量体现在何处?就中国的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而言,如何看待镇压加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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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4个月前
Eric道出了反对派政治的关键要素:施压。我先前讲即使胡锦涛时代维权运动和信访案件暴涨,政府感受到的压力跟社会运动制造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应该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苛责六四运动。 六四运动不能作为孤立事件来看,在那以前,八六学潮是中共键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学潮。这两次民主运动是公民社会崛起的时代气象。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八六学潮导致胡耀邦下台,八九学潮又导致赵紫阳下台,这对于当时主导改革的改革派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这是历史的悖论之处:如此密集发生的两次大规模民主运动,反而重创了最有可能通向民主改革的改革派。但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 从多种回忆录、口述史和相关历史文献来看,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共政府内部充斥着一种急躁情绪。就像赵紫阳前幕僚吴国光日记中记载的情况:胡耀邦做什么都急,要快、要全、要一起上,但背后最急的是邓小平,改革压力变成了急躁冒进,导致重心不稳。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即使不出现八六学潮,胡耀邦在党内失势也在所难免,因为不仅保守派对急躁冒进的改革激烈抵制,冲突濒临白热化,就连胡耀邦最重要的政治盟友赵紫阳也以稳健的政治作风抵制胡耀邦改革,致使胡耀邦在我们今天看来高瞻远瞩的改革举措流产,变成胡耀邦一个人的独角戏。 这确实是非常令人扼腕的事情,胡耀邦也许不是最好的政治家,但是却代表那个时代最好的中国道路;赵紫阳可能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家,但是赵紫阳没处理好盟友关系,反而削弱了盟友,最终给同样推翻自己造成严重隐患。 胡耀邦下台是赵紫阳下台的序曲,即使赵紫阳比胡耀邦更能平衡各方势力,逼胡耀邦下台是打响铲除改革派的第一枪。在赵紫阳和其他改革派幕僚那里,他们并沒有察觉到改革的脆弱性,也低估了才刚崛起的公民社会的脆弱性。改革派不团结,总体来说政治上缺乏成熟性、政治上急躁冒进和改革派内部缺乏有效沟通协调(尤其是胡耀邦跟赵紫阳之间几乎不存在有效合作),是保守派借外力全面攻破其防线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普通人,没有人注意到这些问题,即使局内人也一样意识不到这些问题。这是历史研究者特殊的后见之明优势才能察觉到的历史迹象。我们当然不能从后见之明角度,一口否定所有改变社会的努力,不管是势单力薄的改革派,还是欣欣向荣的社会运动。这些因素交叉在一起是一出历史悲剧。 从这出历史悲剧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什么?从反对派职业政治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仅要致力于构建強大的反对派联盟,还要促成反对派联盟内部有效合作,避免相互内斗导致互相削弱。再从社会运动领导和组织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致力于构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不能一味只满足于煽动和动员。 回避历史悲剧重演,需要培养未来社会运动的坚强领导集体和能够推动社会变革的新型社会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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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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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5个月前
中国大陆近期又发生了一起“迎刃而解”的惨案,网友引用吉卜林的《Rewards and Fairies》感叹:金银固然金贵,然而最终是冰冷的铁统治着所有的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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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播客
6个月前
张洁平、Ian Johnson #不明白播客精选 为什么说“中国人不用太觉得自己懦弱”?在美国收紧对外援助的时候,公民社会可以如何应对?张洁平说,“我们可能只是寿命太短,活不到我们想看到的变化的那一天,但不代表它不会来。”点击收听荷兰见面会上,袁莉与两位嘉宾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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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 Zephyr Society
6个月前
热风3月29日《异议者》纪录片放映与访谈活动还有少量座位。想了解上访人与民主人士在中美两国都经历了什么吗? 赶紧报名参加吧: #热风 #zephyr_society #上访 #异议 #维权 #公民社会 欢迎提前观看预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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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uan袁莉
6个月前
我们还讨论了为什么说中国人不必觉得自己懦弱? 为什么这么多非盈利机构拿美国政府的钱?公民社会应该如何应对巨大的变化? 以及在无力感中如何坚持自己?非常感谢从欧洲各地赶到阿姆斯特丹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太热情了!希望我们今年还能在欧洲做一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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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 Zephyr Society
6个月前
ta们在中国遭受了什么?为什么要来美?上访人为什么要在国家领导访美时,冒着生命危险拦截车队?欢迎加入我们一起探讨。 #热风 #zephyr_society #上访 #上访人 #维权 #公民社会 #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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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潤傳媒
8个月前
709大抓捕. 2015年7月9日, 为打压蕴酿中的公民社会, 中共警察大规模逮捕正义律师、维权人士, 截至9月18日, 至少286人被拘留、传唤。之后,周世锋、李和平、谢阳、王全璋等一大批律师, 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至七年半。 2017年, 12个人权组织发布通告将7月9日定为“中国人权律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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