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六学潮

1个月前
编程随想:胡废帝是如何失宠的? 接触过八十年代那段历史的网友,大都以为是“八六学潮”导致老胡被废。其实这只是表象。要知道邓太上皇看老胡不顺眼,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八六学潮”只是充当了导火索而已。    今天,俺就以邓/胡两人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点评一下胡废帝失宠的经过。 ★亲密无间 在文革期间,老胡作为邓小平的忠实支持者,不惜得罪四人帮。即使当老邓被毛太祖赶下台的时候,老胡也没有落井下石。所以,老邓对他是非常信任的。 文革结束后,老邓重出江湖。老胡作为老邓的亲信,也升任朝廷大员,担任了中宣部(传说中的真理部)部长,同时还主持中央党校(相当于国子监)的日常工作。老胡利用这两个职务,推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帮助老邓赶跑了短命皇帝华国锋。    华国锋虽说是短命皇帝,但是他一个人就兼任了党主席、总理、军委主席这3个要害职务,集党政军3大权力与一身。这在伟光正90年的历史上,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华国锋一倒台,老邓就着手瓜分华国锋的权力。首先,老邓安插了自己的两个亲信(老胡和老赵),分别接替了华国锋的党主席和总理这两个职务;然后,老邓自己接掌中央军委主席,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垂帘听政。    从文革一直到老胡当上党主席(党主席后来改称党总书记)的这段日子,是邓/胡两人的政治蜜月期。 ★渐生嫌隙 在老胡当上(名义上的)一把手之后,这对亲密无间的政治盟友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引发他们两人矛盾的,是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政治立场的分歧 老邓虽然是改革派老大,但他只想搞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非常反感。老邓经常在公开场合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至于老胡,在政治方面的开明是人所共知。久而久之,两人的立场就会出现冲突。比如俺在前一个帖子《废帝胡耀邦其人》提到的西单民主墙事件,老胡就公然表态,反对抓人。而实际上,抓人的命令就是老邓授意的。不过这事儿还算小,更大的立场冲突发生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风波中。    在那年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老邓作了一个讲话,大意是:在思想战线(理论界、文艺界)方面,存在严重的精神污染,必须加以清除。听了老邓的这个讲话,朝廷的保守派喜出望外,准备大张旗鼓地干一场,颇有文革中大批判的势头。到底什么才算是精神污染,在当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在舆论中强调“人性”和“人道主义”,就被视作精神污染(按照保守派的逻辑,强调“人性”就是忽视“党性”);一大批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也因为清除思想污染而被查禁;更搞笑的是,抒情歌曲(比如邓丽君的情歌)和奇装异服(比如喇叭裤、蛤蟆镜)也被视作精神污染。    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此很不认同,他觉得这个搞法扩大化了,如果不加以制止,会倒退到文革的极左路线。所以,他联合赵紫阳一起抵制“清除思想污染”。在他俩的抵制下,“清除思想污染”的风波最终不了了之。然而这一切,都被老邓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老邓开始觉得不爽了。    另外,在某次高层会议上,出现如下的发言:(摘自胡绩伟写的《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 明镜出版社 1997年版 第338页) 万里: 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不要提了。什么是“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社会的遗毒”,就很够了。 胡耀邦: 我同意万里的意见,“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都不要再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今后正面提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上述会议谈话传到老邓那里后,他感觉老胡简直是在和自己唱对台戏。毕竟“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老邓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由于老胡的上述言论,再加上那帮保守派对此事不肯善罢甘休,经常跑去老邓那里告状。众口铄金之下,老邓对老胡的印象,逐渐变差了。 ◇终身制的问题 俺在《八十年代的朝廷》一文,介绍了天朝政治的几大特色,其中之一就是"老人政治"。以老邓为首的党内元老,把持了党国的主要权力。而老胡一直公开反对终身制,提倡领导层的年轻化。俺前面的帖子介绍过,老邓的权力欲望是很强的。像老邓这种权力上瘾的家伙,只要不咽气,就不会放弃权力。所以,老胡反对终身制的言论,在老邓看来,就是在逼迫自己退休。    在某次朝廷高层的会议上,老邓假惺惺地表态,说自己的年纪大了,准备考虑退下来。然后,他问在座的人是什么态度(这实际上是老邓的一次试探)。老邓话音刚落,很多(年纪较大的)党内元老,纷纷表态说,老邓德高望重,是朝廷的中流砥柱,千万不能退。这些人之所以要挽留老邓,是担心老邓万一退休了,那他们也就没有理由继续留任,也得跟着退休。还有一些人(包括赵紫阳),没有表态。这些没表态的人里,不排除有些是希望老邓早点退休,但又怕得罪人,所以保持沉默。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在座的所有人中,只有老胡举手赞成老邓退休。这个鹤立鸡群的举手赞成,多半在老邓心中留下了阴影。但是老胡这个人比较实在、耿直,估计当时没想那么多。 ★矛盾激化 虽说上述事情让邓小平觉得不太爽,但是邓太上皇尚未打算废黜老胡——毕竟两人有很多年的交情。但是后来发生一件事情,最终让老邓下定决心,把胡赶下台。这件事就是“陆铿访谈”。 ◇陆铿访谈 陆铿是一个老资格的办报人,非常敢于抨击时政。民国时期就因为办报被捕入狱。解放后,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从1957年一直关到1975年才放出来。文革结束后,他去了香港并创办了《百姓》杂志。    1985年5月,陆铿在中南海采访了老胡,并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次月的《百姓》杂志上。在陆铿的这个访谈中,高度赞扬了老胡,称之为“最开明的、不搞阴谋诡计;心直口快,是坦率、开明的领袖;豁达大度,通明透亮,虎虎有生气”。与之相对的,陆铿在文中点名批评了朝廷高层的若干保守派人物(比如: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 ◇老邓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老邓知道了这个访谈内容后,非常生气——他认为老胡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以下是老邓的原话: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很不象样子。陆铿借恭维耀邦的手法,攻击我们的内外政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    不过捏,老邓之所以非常生气,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以下摘自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粗体是俺加滴) 陆铿还向耀邦说,你为什么不趁邓老爷子还在的时候,把军委拿过来,你当军委主席。如果不是这样,将来军方头头反对你,你能控制这个局面吗?当时耀邦回答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我和紫阳两个现在忙于经济和党的问题,军队里论资排辈很厉害,同时现在又不打仗,让小平担任这职务,我和紫阳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和党的工作。采访中陆铿还指名道姓地说了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篇讲话引起邓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 自打老邓听说了陆铿访谈的内容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把老胡换掉。这从老邓和杨尚昆的谈话中看出来——老邓对杨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从这个说话的口气,可以看出老邓对老胡已经完全不信任了(老邓这句话摘自杨继绳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312页)。    但是邓太上皇还不想撕破脸,直接罢免总书记。他计划在2年后的十三大,用比较平和的方式(换届选举)替换掉总书记。但在接下来的1986年,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八六学潮。就是这件事,迫使老邓改变计划,立即把老胡罢免。 图:1982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一起交谈。
1个月前
Eric道出了反对派政治的关键要素:施压。我先前讲即使胡锦涛时代维权运动和信访案件暴涨,政府感受到的压力跟社会运动制造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应该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苛责六四运动。 六四运动不能作为孤立事件来看,在那以前,八六学潮是中共键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学潮。这两次民主运动是公民社会崛起的时代气象。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八六学潮导致胡耀邦下台,八九学潮又导致赵紫阳下台,这对于当时主导改革的改革派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这是历史的悖论之处:如此密集发生的两次大规模民主运动,反而重创了最有可能通向民主改革的改革派。但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 从多种回忆录、口述史和相关历史文献来看,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共政府内部充斥着一种急躁情绪。就像赵紫阳前幕僚吴国光日记中记载的情况:胡耀邦做什么都急,要快、要全、要一起上,但背后最急的是邓小平,改革压力变成了急躁冒进,导致重心不稳。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即使不出现八六学潮,胡耀邦在党内失势也在所难免,因为不仅保守派对急躁冒进的改革激烈抵制,冲突濒临白热化,就连胡耀邦最重要的政治盟友赵紫阳也以稳健的政治作风抵制胡耀邦改革,致使胡耀邦在我们今天看来高瞻远瞩的改革举措流产,变成胡耀邦一个人的独角戏。 这确实是非常令人扼腕的事情,胡耀邦也许不是最好的政治家,但是却代表那个时代最好的中国道路;赵紫阳可能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家,但是赵紫阳没处理好盟友关系,反而削弱了盟友,最终给同样推翻自己造成严重隐患。 胡耀邦下台是赵紫阳下台的序曲,即使赵紫阳比胡耀邦更能平衡各方势力,逼胡耀邦下台是打响铲除改革派的第一枪。在赵紫阳和其他改革派幕僚那里,他们并沒有察觉到改革的脆弱性,也低估了才刚崛起的公民社会的脆弱性。改革派不团结,总体来说政治上缺乏成熟性、政治上急躁冒进和改革派内部缺乏有效沟通协调(尤其是胡耀邦跟赵紫阳之间几乎不存在有效合作),是保守派借外力全面攻破其防线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普通人,没有人注意到这些问题,即使局内人也一样意识不到这些问题。这是历史研究者特殊的后见之明优势才能察觉到的历史迹象。我们当然不能从后见之明角度,一口否定所有改变社会的努力,不管是势单力薄的改革派,还是欣欣向荣的社会运动。这些因素交叉在一起是一出历史悲剧。 从这出历史悲剧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什么?从反对派职业政治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仅要致力于构建強大的反对派联盟,还要促成反对派联盟内部有效合作,避免相互内斗导致互相削弱。再从社会运动领导和组织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致力于构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不能一味只满足于煽动和动员。 回避历史悲剧重演,需要培养未来社会运动的坚强领导集体和能够推动社会变革的新型社会人格。
1个月前
“八六学潮”的平息 北京的元旦大游行,基本上可以算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高潮了。虽然这次学潮蔓延到很多大城市,但到了1月中旬,各大城市的学生运动都渐渐平息了。可能有读者会觉得奇怪,为啥这么声势浩大的运动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平息了。俺琢磨了一下,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 ◇学生缺乏经验 这是建国以 来,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显然,参与的学生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没有建立学生组织 在“86学潮”中,虽然很多高校都搞了示威游行,但是都没有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来推动。人气就容易散去。 大概是吸取了1986年的教训,到了“六四运动”的时候,北京的高校就成立“高自联”这一学生组织。 ◇政治诉求的不足 虽然上海和北京这两地的学生,都提出各自的要求。但由于他们缺乏经验,这些政治诉求没有做到广为人知。而且不同城市的学生,提出的政治诉求各不一样,缺乏统一性。 ◇缺乏足够好的契机 “八六学潮”的契机,说白了就是中科大的学生对人大代表选举不满而爆发的。这样一个契机,缺乏足够的影响力。 而89年的契机是胡耀邦逝世,其影响力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临近春节 在北京的元旦大游行之后,距离春节已经比较近了。要知道,大部分的学生都不是当地人。一旦临近春节,很多人都开始准备回家过年,没有精力再搞学运。 ★“八六学潮”的影响 虽然“八六学潮”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其影响非常深远。 ◇对朝廷的影响 这次运动直接促成了皇帝被废。胡耀邦被废黜之后,朝廷高层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保守派短期内占了上风。 ◇对知识界的影响 这次学生运动让当时的邓太上皇非常生气。在12月30日的朝廷高层会议上,老邓特地点了三个人的名字,要求把他们开除党籍。以下是老邓的原话(摘自《邓小平文选》): 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象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 ...... 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方励之是科学家,前面介绍过了。刘宾雁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兼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王若望也是作家(此人被老蒋关过,被老毛关过,“六四”又被老邓关过)。他们仨都是天朝知识分子中的活跃民主人士。    老邓通过此举传达了一个信号,来警告那些政治活跃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八六学潮”之后的一段时间,知识界的风气变得沉闷了。这个沉闷的气氛,大概一直持续到1989年。 ◇对大学生的影响 对大学生而言,这次运动可以看作是一次彩排。不少参与的大学生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应用到2年半之后的六四运动中。另外,很多参与者后来也成为六四运动的骨干分子。 ---编程随想:“八六学潮”始末
1个月前
“八六学潮”的起因 话说1986年的12月,恰逢合肥市的地方人大代表选举。说到人大代表选举,大伙儿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在当今天朝是不可能有正经的选举滴。所谓的“候选人”,都是各级领导们事先内定的;所谓的“投票”,都是走过场——反正就那两三个候选人,选来选去都选不出什么花样。这是举国上下皆知的 潜规则,中科大当然也不例外。当时中科大的校方已经内定了候选人,据说还搞成了【等额选举】。所谓的【等额选举】就是——N 个候选人竞争 N 个职位,不管选民如何投票,每一个候选人都能如愿当选。这简直就摆明了不把中科大的那帮大学生选民当回事嘛!这下,中科大那帮富有民主精神的大学生不乐意了。当天就有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强烈质疑校方的做法,并且号召那些热衷政治的同学,自告奋勇去参加竞选。 贴大字报,在当时也算是风险较大的举动。要知道,自从1980的西单民主墙事件(前面的帖子提到过)之后,老邓就授意全国人大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以,贴大字报在当时算是违法行为,朝廷可以名正言顺地抓你。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在当时敢于带头贴大字报,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滴。    话说大字报贴出之后,学校方面知道这帮大学生不好惹,就做出让步——于12月4日在学校大礼堂召开竞选大会。在会上,有八位自告奋勇参选的积极分子上台,同校方指定的候选人进行辩论。结果,校方指定的候选人完全不堪一击。    辩论完之后,方校长上台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学生的民主诉求。其中有一句名言——民主是自下而上争取的,不是自上而下给与的——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但他也呼吁学生们要理性、克制。最后,方校长还郑重承诺:谁要想因为这次学生争取民主选举而迫害我们的学生,除非把我撤职查办!    既然校长承诺了,不会秋后算账,再加上方校长那句名言的鼓舞,很多学生士气大振。竞选会一结束,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就开始策划第二天的上街游行。其实捏,方励之本人是不赞同上街游行的。第二天(12月5日)上午,当方校长得知学生要游行,他立即赶到校门口去劝阻。但那个时候,参加游行的学生士气高涨,方校长已经不能掌控局面了。之后,游行队伍从校门口出发,浩浩荡荡奔向合肥市政府和安徽省政府的驻地。后来,安徽的其它高校(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 等)也加入游行队伍。    自此,“86学潮”算是正式拉开序幕了。 “八六学潮”的扩大 ◇合肥 在12月5日的游行之后,以中科大为首的合肥高校在12月9日又搞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游行。有两千多名学生甚至冲进市政府大楼。在当天的中科大校园,还出现名为《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大字报,写得非常大胆,矛头直指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 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它政党同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对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起了不小作用。然而,它只是一门科学,不是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它只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能与其它社会科学具有同等地位。 (以上是该大字报的摘录,引用自《(1979~1989)十年学潮纪实》 北京出版社 1990年) ◇上海 中科大开了头炮之后,大概是地缘接近的关系,上海首先受到影响。在上海的高校中,同济和交大作为偏理工科的高校,其活跃程度反而超过复旦。12月7日,同济大学率先贴出大字报《科大在行动,我们怎么办?》。在之后的一个多星期,几大高校的学生都非常活跃,频繁串联,相约在12月19日展开大规模的游行。    当时的上海市长是江泽民(也就是当今太上皇)。他听闻学生要在12月19日搞大规模游行,就在18日赶到上海交大,妄图说服交大的学生。之所以选择交大,一来交大是老江的母校,二来交大学生在当时非常活跃。在交大的学校大礼堂,老江口若悬河地说了一通。在谈到民主的话题时,还刻意显摆了一下自己的洋文——背诵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看来老江显摆洋文是有历史渊源滴。香港回归后,老江面对香港记者尖锐的提问,恼羞成怒之下又爆出了: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话说老江的背诵,把某些天真的同学唬得一愣一愣的。紧接着,老江妄图动之以情。他在台上诉苦,说自己要管理上海,有很多难处,云云。有学生听得不耐烦,在台下喝倒彩,并喊:不要啰嗦!老江身为堂堂市长,哪受得了这个,当即声色俱厉地发问: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级的?你敢上台来吗?没想到那个学生胆子挺大的,一下子跳上了讲台说:我叫贺东东,85级工业管理系XX班的。一下子就把老江给镇住了。然后,贺东东在台上接连提了几个问题,每提一个问题,台下就爆发出猛烈的欢呼和鼓掌。而老江只能在边上干瞪眼。之后,很多同学受贺东东鼓舞,一个接一个排着队上台发言。每当发言得到同学们的共鸣,大家就报以热烈的鼓掌。而老江只能呆呆地坐在一边,一句话也插不上。据说整个集会从下午一点一直搞到晚上七点。最后,交大校长找了个借口(说老江晚上有外事活动),才帮老江解围。(在本系列中,这是江蛤蟆第一次粉墨登场,他在后面还有好几次露脸的机会)    第二天,上海各大高校如期进行大规模游行,据说游行队伍把南京路和外滩都占满了。当天晚上,有上千名学生聚集在市政府门前,一直到凌晨。天亮后,上海出动两千多公安,才驱散现场的学生,并把部分学生强行送回学校。    在那天的游行中,上海的大学生还提出了如下4点政治诉求: 1. 惩治贪官污吏; 2. 开放新闻自由; 3. 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 4. 承诺不秋后算帐。 ◇北京 北京的大学跟上海类似,也是偏理工科的清华开了头炮,率先在23日举行大规模游行(清华的游行队伍还刻意从北大经过)。到29日,北师大也跟进。之后的2天,各大高校都出现了元旦大游行的标语和大字报。北京市政府如临大敌,元旦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严密布控。但还是有数百名大学生突破封锁,在广场上打出“言论自由”、“反对暴政”等多条横幅。不过,仅仅几分钟之后,参与打标语的几十名大学生就被公安带走。    在元旦的游行中,北京高校的大学生也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 1. 由基层党员民主选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 2. 由人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 3. 允许私人和团体自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的丑恶局面; 4. 禁止政治迫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青年学生。 ---编程随想:“八六学潮”始末 图:1986年12月21日,上海的学生游行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