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Eric道出了反对派政治的关键要素：施压。我先前讲即使胡锦涛时代维权运动和信访案件暴涨，政府感受到的压力跟社会运动制造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应该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苛责六四运动。 六四运动不能作为孤立事件来看，在那以前，八六学潮是中共键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学潮。这两次民主运动是公民社会崛起的时代气象。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八六学潮导致胡耀邦下台，八九学潮又导致赵紫阳下台，这对于当时主导改革的改革派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这是历史的悖论之处：如此密集发生的两次大规模民主运动，反而重创了最有可能通向民主改革的改革派。但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 从多种回忆录、口述史和相关历史文献来看，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共政府内部充斥着一种急躁情绪。就像赵紫阳前幕僚吴国光日记中记载的情况：胡耀邦做什么都急，要快、要全、要一起上，但背后最急的是邓小平，改革压力变成了急躁冒进，导致重心不稳。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即使不出现八六学潮，胡耀邦在党内失势也在所难免，因为不仅保守派对急躁冒进的改革激烈抵制，冲突濒临白热化，就连胡耀邦最重要的政治盟友赵紫阳也以稳健的政治作风抵制胡耀邦改革，致使胡耀邦在我们今天看来高瞻远瞩的改革举措流产，变成胡耀邦一个人的独角戏。 这确实是非常令人扼腕的事情，胡耀邦也许不是最好的政治家，但是却代表那个时代最好的中国道路；赵紫阳可能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家，但是赵紫阳没处理好盟友关系，反而削弱了盟友，最终给同样推翻自己造成严重隐患。 胡耀邦下台是赵紫阳下台的序曲，即使赵紫阳比胡耀邦更能平衡各方势力，逼胡耀邦下台是打响铲除改革派的第一枪。在赵紫阳和其他改革派幕僚那里，他们并沒有察觉到改革的脆弱性，也低估了才刚崛起的公民社会的脆弱性。改革派不团结，总体来说政治上缺乏成熟性、政治上急躁冒进和改革派内部缺乏有效沟通协调（尤其是胡耀邦跟赵紫阳之间几乎不存在有效合作），是保守派借外力全面攻破其防线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普通人，没有人注意到这些问题，即使局内人也一样意识不到这些问题。这是历史研究者特殊的后见之明优势才能察觉到的历史迹象。我们当然不能从后见之明角度，一口否定所有改变社会的努力，不管是势单力薄的改革派，还是欣欣向荣的社会运动。这些因素交叉在一起是一出历史悲剧。 从这出历史悲剧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什么？从反对派职业政治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仅要致力于构建強大的反对派联盟，还要促成反对派联盟内部有效合作，避免相互内斗导致互相削弱。再从社会运动领导和组织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致力于构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不能一味只满足于煽动和动员。 回避历史悲剧重演，需要培养未来社会运动的坚强领导集体和能够推动社会变革的新型社会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