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6个月前
这个前KGB特工讲的是如何用道德沦丧来颠覆美国,对于苏联和中国这种普遍道德沦丧的国家,再推行道德沦丧是颠覆不了的。恰恰相反,要颠覆一个道德沦丧的国家必须重建新的道德秩序,否则就是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极权主义,不但是道德沦丧造成的结果,其本身就是一种违背人性的道德沦丧。 极权主义依靠道德沦丧来实现统治,这有助于摧毁个体的信心,防止个体与其他人联结起来反对国家。然而讽刺的是,这种道德沦丧往往反而以严酷的道德洁癖文明。不管是塔利班恐怖统治,还是毛泽东时代的动乱,又或是道德秩序解体的当前中国,极权国家奉行以道德洁癖之名镇压社会。然而,道德洁癖国家是一个极度压抑人性的国家,其目的并不是道德秩序,而是压抑自然人性。其结果可想而知:越是推行道德洁癖的国家越是反人性,结果是道德洁癖没有让社会道德高尚起来,反而造成普遍道德沦丧。 历史上的极权主义国家,不管是纳粹、法西斯,还是共产主义政权,没有哪一个不是奉严酷的道德洁癖之名,促成普遍性的道德沦丧,以至于在这样的社会里,道德本身就变成了一种镇压秩序和反人性的东西。 在极权国家看不到道德,极权国家还会反过来扰乱正常人的道德认知,这样,认知混乱的人不仅帮助维护极权国家的反道德秩序,还攻击一切道德秩序为不道德。比如本推评论区就可能出现这样的认知错乱:你批评中国不道德,美国侵略其他国家就道德了?萝莉岛就道德了? 认知错乱的典型特点就是这样,他们引用正常国家的道德失范来反比极权国家的普遍性道德沦丧,最终证明:天下乌鸦一般黑。依照这种理论,不仅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跟纳粹、法西斯、共产主义政权比没有本质区别,反而中国因为其他国家都烂,显得自己不那么烂、甚至还烂得合情合理了。
Ignatius Lee
6个月前
之前在有关朝鲜的学术文献中,看到大量当事人采访,都在说朝鲜社会信任缺失严重、不安全感极高,所有人互相不信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亲密朋友之间都不敢坦诚相见,反而还互相猜忌。朝鲜这种极端原子化的社会比起中国来还要糟糕。尽管对此非常了解,但是看到朝鲜人用中文讲给大家听,还是感受很复杂。 这种对社会信任和社会纽带的破坏是极权国家想要实现的统治效果。反之,我们重建社会信任、恢复社会纽带就是在对抗极权主义统治。 昨天有朋友问,怎么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恢复与他人的信任关系?或者说,怎么与他人筑造一个互助互爱的情感共同体呢? 从清醒的现实主义角度来看,在一个很糟糕的社会环境中鼓励人们互相信任,结果只能害了那些主动选择信任他人和主动帮助跟关爱他人的好人。所以是不是我们就不得不永远言行不一,永远说一套做一套呢? 实则不然。我们需要与他人(尤其陌生人)建立一个情感共同体,不管这个共同体只是两三个人规模,还是发展成小型结社活动,只要我们在这个共同体内成功恢复了对于他人的充分信任和关怀,我们就是在修复社会纽带。 怎样建设这样的情感共同体呢?起初,它需要我们谨慎地跨出第一步,尝试有限地信任陌生人。跟着,在有限信任和有限合作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跟陌生朋友频繁互动,包括共同学习活动、公共游戏、兴趣分享、演讲、游说、交流等等。这一系列活动不仅是在培养自己的公共属性,也在培养自己与他人的信任纽带。这些活动会把个体变成可以合作、可以团结、可以信任的对象。 再往后,我们要依托这样的共同体进行“再社会化训练”。在前期,不管是互相培养还是互相训练,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纽带是没有经历过考验的。情感共同体真正建立起来是需要经受逆境考验的,这时候,重大争议性事件、社会运动、集体挫败感、私人矛盾等等都会对我们的社会纽带构成挑战。经历过这些挑战后,假如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稳定、可靠、克制、值得信赖,我们的情感纽带就正式地激活起来了。 情感共同体推行一种个体之间的“情义政治”。假如可以说原子化社会中的个体是一种睚眦必报的个性,那么在情感共同体中的个体则是有情有义的个体。情义政治是在危机考验中体现出来的,绝不是指望平时含情脉脉就叫情义。 情义政治不仅是考验个体的韧性,也考验集体应对逆境的韧性。情义政治对个体的改造,尤其适用于在危机四伏的社会里,在信任严重缺失的情况下,让一些人愿意在有限合作、有限信任、有限互助的基础上跨出第一步。 如果始终跨不出第一步,不要说驱逐不了极权主义塑造的内在恐怖,还会让自己变成极权国家的柴堆——你并不能烧毁极权国家,你烧毁的是你自己和其他人,由于你们都尽情燃烧像铸造了一道火墙,你们阻挡的是要闯进来砸毀极权国家的人,等你们互相燃烧变成灰烬,还会有其他人填上来继续互相燃烧……这样极权国家就更加坚不可摧了。
Ignatius Lee
6个月前
美国人类学家Jack D. Eller、美国神学家Paul V. Axton、加拿大政治学家Roberta A. Adams等人都研究过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信奉的特朗普主义,不但有政治神学特点,还受到施密特政治神学影响。即使特朗普本人不读书,他本人的观念和他的团队都被认为有显著的施密特思想特点,而其支持者也支持施密特主义。 这种政治神学有一种显著的非友即敌倾向,一旦被划归为敌人,那就是绝对邪恶的化身,所以不管用什么手段打击绝对邪恶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这些人而言,朋友与敌人之间不存在中间状态,哪怕是最温和的批评也一样会被视为邪恶化身。比如我自己也一样会被当成邪恶对待,在特朗普主义者那里,邪恶与极左是同义词,所以即使是来自中右翼的温和克制的批评意见也一样会被当成极左翼敌人对待,最好是消灭。 另外,施密特政治神学与特朗普主义一样,非常善于利用恐惧来塑造政治合法性。于是他们有意塑造“危机”,并且反复强化在“危机”面前采用超越法律之上的自由裁量权和特殊情况下的例外论。从特朗普支持者反复强调美国处在生死存亡边缘这种“危机”论调就可以看出来施密特主义的典型特点——因为美国处在生死存亡边缘,所以采取一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手段都是具有政治正当性的。至于在此期间,如果政治偶像犯了一些错误,出现一些可笑的情况或者很反复无常,那都是瑕不掩瑜,是可以原谅的例外。 所以,坚定的特朗普主义者反而越挫越勇,外界越是抨击特朗普前后矛盾、反复无常、乃至私德不彰……反而会更加坚定他们对特朗普主义的义无反顾的支持,因为批评意见恰恰证明了他们认定的美国被敌人重重包围的危机,恰恰证明特朗普怎么做都是必要的。 至于那些不够坚定的特朗普主义者,假如他们不依靠信仰而是依靠理性来判断,他们可能会承认特朗普在某些方面确实错了,但他们也依然认为美国在生死存亡边缘的生存危机之中,采取非常手段仍然是有必要的,或者他们将之视为必要破坏。当然,也不排除他们有些人脱粉了,最后变成特朗普主义的敌人,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因为相信特朗普主义的前提就是坚决的敌我划分、恐惧政治、危机政治等等施密特主义成分——但这些东西不是现实,而是信仰塑造出来的“超现实”。 所以,当其他人在跟特朗普主义者沟通的时候,他们发现两边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观念:基于理性和基于信仰的现实观念发生冲突之后,基于信仰的现实主义者会把基于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当成敌人和邪恶化身来对待——你既然把其他人当成敌人了,其他人自然也把你当成敌人。
Ignatius Lee
7个月前
斯多葛主义给我的最大政治启发之一就是:个人的信念和韧性是有限的,甚至是脆弱的,但是在他与其他人形成了有意义的社会联结之后,信心和韧性就是超越个体的了,群体的信心和韧性要远比个人更加顽强、更加百折不挠。 我们经常忽视“博爱”(我更支持的译法是“互爱”)在形成民主社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博爱”这种译法给许多人造成一种爱心泛滥的错误印象,实际上它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手足之情。这个概念当然是斯多葛主义留给后世的伟大遗产——它给处在社会变革周期的国家来说最大的启发就是促进原子化社会重新凝聚成力量,形成聚沙成塔的效果。 “博爱”甚至并不需要你真的去“爱”,而是要求你放下个人成见,勇敢地信任其他人,勇敢地跟其他人合作,如果你在此之上还具有重情重义的特点就更好了,因为重情重义才是“博爱”精神的精华。 往更深层讲,我一直拿斯多葛主义的“cosmopolitanism”概念十分为难,因为不知道怎么引介到中文才准确,现在我明白了,我相信理解“情义”是什么、懂得重情重义的人才会更明白“cosmopolitanism”的精髓是什么。 我不需要每个人道德有多高尚,也不指望普通人也会爱心泛滥——恰恰相反,我认为任何东西只要泛滥就会成灾,包括爱也是如此——我只相信,当普通人开始重情重义的时候,社会就会改变。重情重义几乎不需要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