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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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前

安争鸣最近一期讲到一句话：（小粉红）把宝贵的人生耗费在毫无意义的愤怒之中。但很多人就这样，毫无意义的愤怒和毫无必要的仇恨，概括着许多人的一生。

#安争鸣 #小粉红 #毫无意义的愤怒 #仇恨 #人生耗费

3周前

早上跟一位社会改革家朋友打了一通电话。非常感动的是至今有人像孙大午那样努力进行社会改革。孙大午的社会改革家角色并没有获得重视，他创立的“私企立宪”和“劳资共和”会是我们这个不及格的黑暗年代交出的为数不多的满分答卷。像罗伯特·欧文这样的社会改革家和蒙台梭利这样的教育改革家对后世影响深远。可以说，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社会改革家们创造的成果。讽刺的是创造了这么多务实的社会改革的罗伯特·欧文却被说成是空想社会主义，而光是动动笔杆子的马克思反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孙大午没有失败。孙大午不是空想家。未来“私企立宪”和“劳资共和”也可能会有人捡起来重新探索，形成新的经济社会变革。朋友，希望你以陶行知这样的教育改革家自勉。未来可能会有艰难险阻，我们会想办法挡在你前面。在此也要提醒对社运圈不熟悉的民众：社会改革也是社会运动的一个环节。社会改革也一样存在于其他专制国家。社会改革家与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官僚完全不同：社会改革根本不是改良主义，而是社会在自发突破发展困境，寻求重新激发社会活力，这就是为社会运动创造条件。社运圈不会好高骛远空谈民主，我们更关心如何通过社会运动来实现社会变革：这些社会变革，不管是发生在政权更迭之前还是其后，都是在推动社会走出一潭死水的困境和引入全新变量来激活社会活力——这样做，当然有利于反抗专制政权，但是反抗专制政权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变革吗？如果光是政权更迭，但是社会抗拒变化，那么政权更迭也只可能造成暴政循环。普通人幻想先变政权、再变社会，这是一种好高骛远和因果颠倒。事实上，历史上成功民主转型的国家，在政权更迭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成功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才是政权变革的前提，不要颠倒因果关系，好高骛远很多时候只是起到发泄情绪的作用。图：中国企业家、著名政治犯、社会改革家孙大午

#孙大午 #社会改革 #私企立宪劳资共和 #社会变革 #务实

3周前

近期，中国最高法院对规避缴纳社保的行为做了司法解释和明确规定，此举被称为“全民强制社保”。有评论称：不是我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我。年初京东和美团两大外卖平台相继给外卖骑手缴社保，另一外卖平台饿了么2023年就开始进行骑手社保试点。中共当局在经济衰退和财政缺口面前，不愿面对“直升机撒钱”的必要性，近年一系列动作表面上看是在完善社保体系，实际上是在向社会伸手要钱。有评论称其是竭泽而渔地向底层社会转嫁经济危机。当局软硬兼施的一系列改善措施并没有建立起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屏障，完全可以用陷入泥潭、进退两难，来形容其消费刺激政策失灵、造成产能过剩的产业补贴政策、以及向企业和底层社会转嫁风险的社保改革措施。当局在力推“新质生产力”战略上出现了重大失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22年一项报告称，从2017年到2019年，中国政府用于支持工业政策的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这一比例是巴西、法国、德国、日本、南韩、台湾和美国的两倍多。显然中共当局至今没有扭转这种过度投资和过度依赖出口的政策取向，表面上维持GDP数据的体面实际上遗祸无穷。浪费巨大的产业补贴确实在短期内刺激了出口，但是也不计代价地造成了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这是一种科技大跃进心态，不但不利于科技长足发展，还无力应对经济危机之下的经济活力和市场韧性，最重要的是转嫁危机和拖累民生。中共当局并不是反对“直升机撒钱”，而是只喜欢给产业补贴“直升机撒钱”，这样做最能够直接体现出漂亮的数据，但是完全不计后果，不考虑可持续性问题。如果换成向社底层会“直升机撒钱”，消费活力就会恢复过来。但是当局对本国社会充满了不信任，表面上装出给国民施了多大恩惠的姿态，实际上跟防贼一样防着国民，反而伸手向企业和底层社会揩油。

#京东美团相继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引发热议· 42 条信息

#全民强制社保 #竭泽而渔 #经济危机转嫁 #产业补贴 #新质生产力

3周前

《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做什么？》江油反霸凌示威遭野蛮镇压引起民愤以后，我收到了很多来信。其中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做什么？不仅仅是这一次，最近几个月问同一个问题的朋友也非常之多。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 1. 交朋友，建立关系网。假如你并没有很多时间用在学习社会运动和接触政治基础训练方面，你也可以作为普通人以最小成本和最低风险去参与社会运动，那就是交朋友和建立关系网。在东欧剧变之前，各国都形成了蔓延至整个国家的反对派关系网，即使是社会运动缺席的捷克斯洛伐克也一样存在一个悄悄联结起来的沉默的大多数。反对派关系网是由无数个中间人牵线搭桥，把各种不同的圈子、团体或组织联结起来，促成各种谈判、和解、或者合作。这个关系网形成了社会动员链条，一旦遇到了合适历史机遇，就会迅速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就是这么形成的。匈牙利、东德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即使社会运动缺席，社会动员链条打通了，就完全可能突然形成剧变。对普通人来说，缺乏专业知识，政治活动很难，社会运动很危险，个体单打独斗无法改变现状……那么，可以做点什么呢？那就去交朋友，去联系志同道合的朋友，跟他们处好关系，关心他们，跟他们打电话，不要只停留在网络聊天层面，网络聊天不是交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圈不一定非要聊政治不可，但是我们非常需要无数个这样的朋友圈，需要许多中间人把这些朋友圈串联起来，每个人在多个朋友圈里周旋。这些关系网就会形成社会动员链条和传送带。交朋友，不是搞地下工作，就是实实在在地交朋友，不要掺杂杂念和急功近利的因素。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由反对者圈子搭建起来的关系网络。其他需要社会运动政治才干和专业能力的东西，交给有能力胜任的人去做。每个普通人如果有能力扮演好中间人角色，就是胜利。不必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白白冒政治风险。 2. 如果有志向成长为未来的社会运动骨干，请积极关注我们社运圈子的朋友们。未来我们还会有公开的讲座、培训课程和网络集会活动。当然，也可以找一些YouTube节目来看，或者找一些专业书籍来读，努力学习社会运动历史知识，了解社会运动的社会学原理，掌握一些基础的政治能力。 3. 学习宣传和动员。宣传和动员有很多技巧，你也可以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抗争运动，来锻炼一把如何进行宣传和动员。宣传什么呢？把你看到的鼓舞人心的言论和思想片段告诉你信得过的朋友，跟悲观绝望的人谈话，帮助他人逐渐地恢复社会信心。当然，你也可能被负面情绪拖累，这也是我们希望你做的事情：一旦你被其他负面情绪拖住，我们希望你努力学习情绪控制技术，跟悲观消沉的情绪对抗，或者积极求助，通过专业干预，重新建立社会信心。做这些事情既是在传播社会信念和思想，也是在培养社会对社会运动的心理预期。普通人不需要付出代价，你就当是跟朋友打电话聊天，互相打气。 4. 主动参与改善舆论氛围。这件工作难度更大，也更具挑战性，但是为什么非常需要普通人参与呢？因为恶化的舆论环境不利于传播社会变革信念，还不利于实现跨圈层社会合作，甚至反而形成心理障碍。我们需要无数个志愿者，主动去改善舆论环境，包括减少网络戾气，回避互相辱骂和攻击，学习务实的政治态度，学习如何冷静讨论社会问题，培养对待复杂问题的耐心，主动抵制网暴和帮助网暴受害者，同时跟悲观绝望情绪和愤世嫉俗言论作斗争（不是发起骂战）等等。 5.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义工。每次发生社会运动，社会都会振奋一次，但跟着社会运动落潮，社会又可能重新落潮一次。这时候，我们也许要有志愿者主动联系社运圈或者人权活动家，协助他们具体去帮助受迫害的被捕者，以及遭受心理创伤的朋友等等。这些活动不一定有风险，但需要在人权活动家指导下才能进行，否则如果自己埋头苦干就可能面临风险。义工或者志愿者工作是一个联结社会、锻炼实践能力以及修复社会创伤和培养社会信任的机会。这也是扎扎实实地为社会运动打基础。我们不希望未来的社会运动是眼高手低、没有人文关怀、没有温度的反抗——我们更需要一个温情社会，一个可以自我修复和互相取暖的社会。不必等政权更迭，再去创造那样一个社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现在就可以动手去创造那样的社会。社会先变，尔后政权更迭，这是和平演变的最佳路径。 * 配图：波兰反对派关系网

江油霸凌事件：从轻罚到抗议镇压，民愤难平· 284 条信息

#社会运动 #关系网络 #舆论环境改善 #互助 #普通人

3周前

底层社会最喜欢在幻想中报复社会。真正有能力领导革命和最关心社会变革的主要是中产阶级，也只有中产阶级有能力承担主导社会变革的重任。近年有不少人开始质疑中产阶级革命论，理由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庞大，但是并没有促成社会转型。这个论断还为时过早。就目前而言，社运圈最活跃的依然是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是整个社会中最有知识、最有教养和最可能互相合作的群体。但是社会转型需要时间。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资产阶级怎么反而还成了中国民主化的障碍》，讲的是中共政权怎么通过垄断社会资源来强化资产阶级对政权的拥护以及对民主化的抵触。在这种情况下，政权与资产阶级之间形成了同盟关系。但是这篇文章只是点到即止提到了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脆弱性以及投机特点，尽管并不排除资产级阶内部分化成两个阵营，一部分支持我们这边，与反对派结成反对同盟；另一部分支持他们那边，跟政权结成寡头统治同盟。资产阶级自身的脆弱性意味着他们需要利益保障和切实的安全环境，假如中共政权无法保障他们的利益和安全，他们并不天然就是政权的盟友。我们在社运圈也遇到了这样的资产阶级，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反对派同盟的盟友、支持者和赞助人。我们除了继续吸引更多中产阶级加入社会运动之外，还需要展现出相当的政治能力和外交手腕来团结更多资产阶级和争取更多支持。社会运动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社会反抗国家。正因为这是一场战争，我们必须把社会对抗国家想象成国家与国家的对抗：这就像蝉与蝉蜕的关系，社会就是新生的蝉，国家就是那个新生的蝉要冲破的蝉蜕。社会与国家的对抗，不仅是蝉与蝉蜕的对抗，更是新国家和旧国家的对抗。我们不得不把社会运动政治化，以保障新国家具有挑战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能力。社会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政治战争”。如果意识不到这个特点，就会被现实锤得鼻青脸肿。

#中产阶级革命 #社会运动 #阶级对抗 #政治转型 #资产阶级

3周前

我们新生代要有新生代的不同。老民运圈存在的问题和走过的弯路，今后的社运圈不能再有、不能再走。社运圈要有意识地培养更高水平的社会运动骨干和更高水平的社会理论家，要把工作重心放在社会运动上，不要空谈民主和普世价值等宏大叙事。社会运动需要的是道路、策略和政治领导力。

#新生代 #社会运动 #社运圈 #政治领导力 #策略

3周前

中国的海外离散群体，一直都在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不管是清末革命，还是民国重建，又或是抗日战争，哪怕是改革开放也一样离不开海外离散群体出钱出力。尤其是清末革命，海外离散群体承担着政治风暴中心和革命资助者角色。中国有这个内外合作传统，我们不要自轻自贱。

#海外离散群体 #中国社会变革 #清末革命 #内外合作传统 #积极

3周前

平静之下的社会风暴北京时间8月4日，江油市爆发了一场因反学校霸凌意外引爆的抗议浪潮。这起抗议活动起初并不一定会发生。起初由江油市政府唱红脸与市民沟通，跟着绵阳市出动警力唱白脸，不分青红皂白袭击聚集围观民众，造成多人受伤。从社会运动史和政治学角度看，我们应该怎么认识这场抗争活动呢？ 1. 江油抗争活动，与许多社会运动引爆点很像，他们起初都是跟政治毫不相干的日常纠纷开始的。江油抗争的直接导火索是一起学校霸凌案件。起初引爆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的导火索则是一个小摊贩因警察执法不公愤而自焚。但江油的情况还要不同一些，因为抗议者起初并没有政治反对倾向，事情本来趋于平息，但绵阳警方突然绕开江油政府，直接不分青红皂白地粗暴镇压围观民众，立刻引起民意反弹。可以说这起对峙活动是由镇压引爆的，这从一个角度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维稳系统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过度紧张状态，对一些风吹草动就反应过度。我们不能低估每一次因非政治因素引爆的抗议活动，因为很大一部分民权运动或者公民抗命活动通常就是从非政治诉求开始的，因为社会不公和正义缺失更容易引发社会的普遍共鸣。极权国家的反抗活动，很少有为了普遍的政治权利和民主诉求而起来反抗的，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具体的公共事件引爆压抑已久的民愤。 2. 一个非常好的迹象是，江油抗议活动遭到暴力镇压后，中国内网出现了“冲塔”现象：网友涌入各地警方或者地方政府社交平台评论区，发表热冷嘲讽或阴阳怪气言论表达不满。这是各地民众响应社会运动的好迹象，以前的抗争活动也有类似的“冲塔”行为发生。我们需要继续鼓励中国民众以力所能及的最低成本，形成网络互动，不管是用网络行为艺术，还是故意阴阳怪气，坚持表达反对意见和积极响应其他抗争活动，有利于形成良性的社会互动氛围，也为未来我们正在筹备中的反对派政治运动创造条件。 3. 抗议者的同理心和共情心理，在江油抗争活动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不少民众在鼓舞参与者和跟警方辩论的时候频繁提到：假如你自己的子女遭到霸凌，你会怎么办？这种用同理心和共情来动员社会情况近年多次出现，尤其在遭遇社会不公的时候，响应者的普遍反应是如果轮到我怎么办。同理心和共情能力升高是一个好迹象，这为形成社会运动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社会联结自有其自身特殊的动员模式，其中一个关键纽带就是同理心和共情：只有当人们觉得这件事情“与我有关”的时候，他们才会感受到危机，才会觉得有站出来反对的必要。 4. 任何公共事件都需要就事论事的务实态度，不能因为反抗者有“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如集体唱国歌、举着国旗、唱《国际歌》、祭出毛泽东时代的口号等）就抱持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我们很多人先前多少都有过这样的反感情绪，尤其是看到示威者做了一些召唤共产主义幽灵的行为，就心理上无法接受。事实上在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经常会出现”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情况，包括斯大林主义分子、马克思主义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也一样起来反对极权国家。他们也是重要的社会动员力量，即使他们披着跟政权一样的意识形态外衣。我们必须理解社会运动有其复杂性，参与反抗的人群只有极少数是西方国家标准的自由民主派，单靠这一小撮人是没办法推翻极权国家的。认识到这个问题，才会形成与人合作的务实心态。另一方面，你也不可能对社会的复杂性持道德洁癖标准，比如波兰最大反对派力量“团结工会”，曾经也被指责兼有极权主义和民主运动特点。你不能因为这个组织行事风格某些方面有专制作风，就认定它是个反动派吧？而且团结工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组织，但正是这个组织领导社会运动推翻了共产主义政权。波兰最大的反对派组织有极权主义倾向，但是新成立至今的波兰第三共和国并没有变成一个专制政权。这些情况表明社会运动有其自身复杂性，不能单纯从表面现象断定不可能合作或者一定会造成某种暴政循环恶果。 5. 每一次社会抗争都有其意义，都是一次鼓舞人心和重新强化社会团结的关键窗口，即使失败了也是值得的。最可怕的社会是一潭死水没有反抗的社会，只要有反抗，就会有希望。每一次反抗，我们都要积极关注知识界如何评价和总结，都要反思社会合作为什么没有形成良性互动以及促成更大规模响应。社会运动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问，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多少有点一知半解和掺杂偏见的假知识，尤其是一遇到挫败，就自暴自弃、乃至反唇相讥。社会运动需要知识界与社会通力合作，这是中东欧剧变的成功经验。哪怕是标榜工农暴动的共产主义革命，也一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鼎力支持。我们对待社会运动的正确态度必须与暴民政治和群氓政治划清界限，不要指望盲动和埋头做事情就能改变一个国家政治生态。社会运动需要合作，不止是普通人互相合作，还需要知识界提供政治顾问和发挥引领作用。否则，别说社会运动发动不起来，普通人连怎么合作都办不到。暴民政治和群氓政治的危害就是作茧自缚。

江油霸凌事件：从轻罚到抗议镇压，民愤难平· 284 条信息

#江油抗议 #学校霸凌 #警方镇压 #网络冲塔 #社会共情

3周前

一个人可以无耻到什么地步？😧

#无耻 #负面 #社会 #道德 #质疑

4周前

《小事丧办：中国人的滥情》中国的正能量叙事是所有马列主义政权通病。除了虚假的正能量宣传以外，这些政权还要树立一批同样伪善的共产主义道德模范和劳动模范。还有就是抓住一切机会，利用公共事件和虚假宣传制造过度滥情。朝鲜人在看见领袖的时候，经常在镜头面前哭，他们并不一定是装出来的：他们是真的过度滥情。不要以为中国和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就不存在这些通病，这些国家一样滥情。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就经常批评“滥情”（Kitsch）。滥情是一种逃避主义，用虚假的、浮于表面的过度感伤，来解释生活的复杂性和回避社会问题。但这些共产主义国家为什么这么执迷于滥情呢？除了滥情有助于回避问题、转移矛盾和压制个体之外，米兰·昆德拉认为马列主义政权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滥情。尤其是对所谓阶级压迫和境外敌对势力的过度滥情，还为社会暴力跟报复社会大开绿灯：那些大义凛然地大批处决“反动派”的暴民每个人都一样滥情，他们不但把自己幻想成最委屈的受压迫者，还把一切社会问题归结于没有全部处决所谓“反动派”。在日常生活中滥情就更常见。滥情不仅给虚假正能量宣传提供养分，还给道德伪善、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创造生存土壤。中国人最熟悉的两种手段莫过于“坟头蹦迪”和“丧事喜办”，还有一种就是故意用煽情的配乐、镜头语言或叙事制造催泪效果，这就是狭义的滥情，可以说是“小事丧办”的典型。对于马列主义政权来说，你躲得过正能量，不一定躲得过滥情，总有一款宣传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你不会看见国家领导人就在镜头面前哭得死去活来，但是你看到打鸡血的反美、抗日、爱国影片你也一样很难抵抗泪崩：因为它们的叙事结构就是政治滥情。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过度抵制滥情也出现了一个极端，那就是怀疑一切和玩世不恭的犬儒态度，这个极端走向了同理心、同情心丧失的灾难性结局。在滥情和丧失同情心这两个极端之间持中，並沒有想象的那么难。它只要求你做个冷静但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普通人，不浮夸、常自省、站在他人角度看问题……做一个有人情味的人其实没有那么难。在极端情绪之间来回滑动，一会儿情绪控制不住、一会儿情绪控制太死，一会儿滥情、一会儿绝情，这并不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该做的事情。

#政治滥情 #过度宣传 #情感操控 #社会问题 #同情心丧失

1个月前

这讲的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庇护人政治”（patronage politics），有时候也叫“侍从政治”（client politics）或者“侍从主义”（clientelism），它不但是腐败源头，也是致使反腐运动无法有效解决腐败难题的根源。这种政治生态在中共现有体制之下不但不可能根除，还只会越演越烈，这就像癌细胞扩散到全身，不可能断尾求生。

#庇护人政治 #腐败 #中共体制 #政治生态 #反腐

1个月前

官媒引导舆论的时候，有一个常用的套路，就是把“社会问题”贬低成“个人问题”。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宁愿自尽也不愿报复社会，这明明是善良，但却被《人民日报》却骂成是巨婴。

人民日报高层震荡：公信力遇挑战· 42 条信息

#官媒引导舆论 #社会问题个人化 #《人民日报》批评 #走投无路 #巨婴

1个月前

对中国政治的真正洞察是从祛魅开始的。

#中国政治 #祛魅 #洞察 #政治分析 #现实

1个月前

近两天网上盛传释永信因未经当局授权，前往梵蒂冈等地会见教皇及其他宗教界代表，回国后遭限制出境，最终致其遭当局以多项其他罪名逮捕。也就是说，民间倾向于把释永信“落马”解释成触犯了宗教管制，而不一定因其私德或腐败行为。虽然民间信誓旦旦自称洞悉真实原因，真实情况要比民间猜测更复杂。习近平政府自2017年颁布《宗教事务条例》以来，有强化和收紧管控宗教事务倾向。2018年拿释学诚开刀，就已经有在宗教界搞反腐败运动的迹象。释学诚曾任佛教协会会长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级别上比释永信高。释学诚的倒台至少名义上是跟性丑闻和腐败有关，这一点跟释永信很像。用性丑闻和腐败搬倒官员是中共当局传统做法，用在佛教僧侣身上打击就更彻底，虽然这种惩戒手段并不一定能够解释当局借机整治的政治动机。著名人权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的《2017年特别报告》专门提到了习近平政府的宗教政策与胡锦涛时代不同特点，简单说就是限制性法规更多、处罚更严厉、扩权面积更大、监控更绵密。释学诚和释永信的倒台应该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评估，但“自由之家”的报告似乎更关心中国少数民族及其相关宗教团体，忽视了佛教和道教也一样在严厉监控之列。 2015年，国家宗教局副局长张乐斌和道教协会原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王哲一相繼落马，已经开启宗教界反腐运动的势头。释学诚和释永信相繼落马也属于宗教界反复之流。话说回来，释永信与释学诚有所不同：释学诚是主管国内佛教事务，很少参与国际交流活动；释永信则是频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按理说，一个频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的高级别僧侣，不但有自己的亲信团队，还会很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而且几乎不可能逃过当局监控，更何况交流活动被梵蒂冈方面发布照片公布出来。如果是秘密交往，反而梵蒂冈方面会保守秘密，不会公开会面消息。民间猜测在这方面过度想象了。释永信国外交流活动非常频繁，不见得官媒都会报道，没有报道并不就意味着当局禁止或者准备迫害。一个长期参与国际交流的高级别僧侣未向当局通报行程这种事情发生概率极小，就算没通报，当局也可能提前发现并予以警告，而不是等风险行为发生之后再来借机整治（这对于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来说同样是失职行为）。民间猜测有其娱乐属性，但要把握好分寸，不要无视客观情况进行胡乱联想。另外，释永信并没有佛教领袖身份，有人拿教皇与释永信相提并论，猜测释永信野心膨胀是没有依据的。中国汉传佛教和道教系统，与国际社会的天主教、伊斯兰教的等级体系非常不一样。即使藏传佛教有宗教领袖，汉传佛教是不存在宗教领袖的。释永信在西方最多相当于最大修道院院长，而不是某一教派的全国宗教领袖。（在假设释永信没有通报、官员失职没有提醒的情况下）我们当然不排除释永信跟教皇见面引起当局不快，但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还不至于罗织性丑闻和腐败罪名，对僧侣进行比天主教绝罚更恶毒的严惩。当然，这个可以作为其引起当局不满的众多借口之一。释永信肯定有很多潜在的对手时时刻刻想拉他下马，但是至于说卷入到政治斗争，因为政治斗争受牵连还比较牵强附会。释永信卷入商业事务远比卷入政治事务深，说他是因为政治斗争牵连倒台还是比较臆测。总之，释永信和释学诚的倒台，是习近平政府整顿宗教界和收紧宗教控制的重要一环。“自由之家”的报告也显示出宗教界近年来难以被中共当局完全控制的难题。在宗教界制造政治高压，有利于宗教界政治上服从中共当局，进而通过宗教界强化对信众的政治控制。至于把释永信和释学诚想象成没有性丑闻和腐败，系完全被当局栽赃陷害，这种说法依据仍然不够充分。中共社会能够不被权力和腐败侵蚀的领域很少，但具体是什么动机造成释学诚和释永信倒台，这个跟选择性镇压的国家机器有直接关系。我们之前讲过中国的庇护人政治，高僧背后没有庇护人是基本不可能的，至于庇护人倒台会不会一定导致高僧倒台还是个未知数，这取决于有哪些僧侣想要取而代之。与其猜测庇护人倒台，佛教系统高级别僧侣明争暗斗才更容易导致高级别僧侣落马。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调查，丑闻再起引发关注· 136 条信息

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与不正当关系事件· 160 条信息

#释永信 #宗教管制 #习近平政府 #宗教反腐 #政治斗争

1个月前

周濂引用了哈维尔讲的“生活在真实中”来解释改变自我和改变社会之间的关系：改变自我，本质上就是改变社会，个体不变，社会也不会改变。有的人把政权更迭当成了唯一目标和终极目标，完全无视政权更迭的前提是社会变革。假如社会变革并没有发生，但是政权更迭了，你真的更喜欢再来一次暴政循环吗？政权更迭并不是唯一目标和终极目标。真正的目标是社会朝着好的方向变革，为了保障个体生活在有道德、能免予恐惧、互助互爱和有法治保障的环境中。这个变革目标并不一定取决于政权更迭，中东欧剧变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变革是先于政权更迭的。当一个社会准备好全面接受平行替代方案的时候，政权是被抛弃的，不是被推翻的。周濂没能理解的一个侧面是：生活在真实中的个体，以及个体与他人建立的有效联结，不能够仅仅作为个体或群体存在，而是作为平行社会存在的。中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在政权更迭之前20年就已经出现平行社会这种现象。生活在真实中的个体，必须依靠平行社会才能生存下去，否则真实和道德对你是有害的，还会连累你遭到那个虚假的表面社会的孤立和迫害。我们时常感觉与中共和及其支持者群体处在平行宇宙中，他们讲的东西，跟我们意识到的情况截然相反。这种情况很像中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讲的平行社会。但是很遗憾，光有这些表面相似性还不是历史中出现过的平行社会。中东欧的平行社会，是由反对派运动和系统性的平行替代方案共同构造出来的，不但有平行文化，还有平行的精英群体，甚至还有平行的经济社会。当然，这里讲的平行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平行，因为其实平行社会与政权所主导的社会处在犬牙交错之中，之所以说它们是平行的，是因为它们在价值观念、社会行为以及公共道德和支持者群体上无法重合，反而互相对抗。平行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系统性的反抗运动，在既不系统，也不反抗之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平行的幻影，也许是一个前景，但并不现实。

#社会变革 #平行社会 #政权更迭 #个体与社会 #中东欧经验

1个月前

在现实中真的有精密策划的阴谋吗？有倒是有，但是远远不像文学想象和历史叙述那样精彩；更多时间是官僚体制过度理性化造成的低效运转。即使以极权主义著称的政权也一样逃不过这种厄运。不少人幻想的中国式高效率并不存在，更现实的情况就是人们常指责的官僚主义问题（西方国家也有自己官僚主义）。简单说，就是各国有各国的草台班子。中共唯一的优势就是把政治决策、斗争和执行全过程全部遮蔽起立不让外界看见（媒体即使看见也不许说出来），这样就像在草堆上搭绸缎唱戏，表面上看起来人模狗样，拆开绸缎来就露出底下的老鼠窝。当然，这种草台班子也不是一无是处。要不是草台班子每天拖着领导忍无可忍又不得不忍，保不齐哪天领导大暴走反社会，那危害程度比开车撞人严重多了。话说回来，把草台班子打扮得妖里妖气，也是一门艺术。在领导们正襟危坐、波澜不惊的外表下，藏着每天暴跳如雷一千两百次的强大心脏。开会完全是为了领导的健康着想，如果不开会修理草台班子，再强大的心脏也要跳楼。

#官僚主义 #中共 #政治遮蔽 #草台班子 #领导情绪

1个月前

抖音网友揭秘苏式逻辑中式逻辑就是苏式逻辑的翻版，但这两者都不是逻辑学范畴，而是意识形态诡辩术。要进行正常逻辑思维必须首先撇开这套诡辩术的常用词汇。这就像真正的政治讨论必须首先清理掉网络用语：一个满嘴网络用语的人，不仅对政治一知半解，甚至对什么是现实也一样产生幻觉。分不清现实、臆想和愿望的距离，分不清政治娱乐化跟现实政治的差别，跟正常人交流都会觉得困难，更不要说用来说服和辩论。简体中文公共领域（要注意，这里不是说学术界），没有形成正常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因为要么被中共意识形态污染，要么被大量网络用语污染。反对派运动的平行替代方案，要重新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引导民众参与有效的政治讨论，而不是用诡辩术和政治娱乐化来代替社会运动和市民政治，凭空制造冲突、无效交流和加剧社会绝望情绪。

#苏式逻辑 #意识形态诡辩术 #公共政治话语体系 #政治娱乐化 #社会绝望情绪

1个月前

东欧剧变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民主派跟独裁政权的斗争，而是“社会反对国家”。 1970-1980年代，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出现了“平行社会”和“平行文化”作为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替代方案。 “平行社会”和“平行文化”就像压在地板底下的野草，不管有没有阳光也要开花。最终，我们看到了平行替代效果。

#东欧剧变 #社会反对国家 #平行社会 #平行文化 #政治斗争

1个月前

宏大叙事为什么会失败？前民进党人游盈隆说，大罢免三大中心诉求“毁宪乱政”、“反共护台”和“亡国忧虑”，并没有赢得多数台湾人赞同，是大罢免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两个原因，他认为是大罢免遭主流民意抵触以及在蓝营选区罢免蓝委使得罢免行动先天处于劣势。我们也看到有意见说，大罢免失败亦是宏大叙事之失败。作为一种党争策略来说，（大罢免三大中心诉求皆是）宏大叙事的有效性有限。2024年美国大选，民主党竞选策略是把选举宣传成自由与混乱之间的抉择，共和党则全面攻击民主党的各项政策。其投票结果是美国主流民意显然不太在乎民主自由是不是因为选举受到破坏，而是更关心移民问题、政府开支问题、产业回流问题等肉眼可见项目是否得到解决。虽然移民驱逐活动、削减政府开支活动以及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等议题并没有取得共和党大选期间的宣传效果，反而因为烂尾，有回归民主党政府路线的趋势。但是作为一种竞选战略，这种回避事关自由民主宏大叙事的策略，显然更容易赢得选票，即使并不真的兑现承诺，民意也不见得立刻反弹（比如恢复军援乌克兰，共和党选民也不见得就起来造反）。我们为什么要特地讲宏大叙事问题呢？中国海内外反对群体也存在着同样的宏大叙事陷阱：一边宣传民主自由和反独裁、反极权等宏大叙事，一边因自身政治素养缺乏，招致铺天盖地的内乱和互相攻击，而分身乏术。如果我们仔细去回顾东欧各国的反对运动，即使是像波兰那样庞大的动员规模，也很少直接用民主自由、反独裁、反极权来标榜政治取向的。其结果并不是东欧各国的反对运动都偏离了民主自由诉求，反而是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转型。另外，我们必须再次提醒：东欧剧变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民主派跟独裁政权的斗争，而是“社会反对国家”：站出来反对独裁政权的群体很复杂，不仅有从政权意识形态分离出来的社会主义分子和马列主义分子，还有极端保守群体和民族主义群体；即使是有自由民主倾向的团体，也不是团结统一在自由民主大旗之下的，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民主派（就算有，他们也是分散的，也就是说各自为战）。我们后来说东欧国家出现了反对派运动，而不是说民主派运动，就是这么来的，社会集结起来的力量是非常复杂的综合体。为什么东欧反对派运动没有演变成新的专制主义政体？不是因为存在一个“民主派”掌握了实权或者多数派群体，反而是因为反对派以联盟的形式出现（即使是七七宪章团体也有联盟性质），由于没有任何一方占据绝对优势和绝对主导权，要和平实现国家转型就必然建立在谈判和妥协基础上（事实上，反对派联盟已经形成了未来社会的合作雏形）。我们当然很同情自由民主主张，但是从现实政治斗争需求和策略层面考虑，以自由民主作为反对策略同样有排他性和不包容特点。比如波兰的斯大林主义团体也跳出来反对波兰独裁政权，那波兰亲西方的狭义自由派群体要不要跟他们死磕到底呢？假如波兰的反对派运动以自由民主作为唯一旗号，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斯大林主义团体以及其他数量相当庞大的社会主义团体，要不要跟狭义的自由民主派合作呢？不合作的话，要不要帮着政府镇压呢？再者，我们已经看见在中国大陆有着相当庞大的群体普遍存在对自由民主这套宏大叙事的厌恶和抵触情绪，但他们同时也不见得就对现状感到满意。既然要将反对派运动和社会运动从海外延烧到中国大陆本土去，你不得不多多地考虑策略性问题。这就像反对派和执政党争夺国家主导权，在优势不在我的情况下，反对派不但没有集结起来，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能把大陆社会动员起来的政治策略。这时候鼓吹宏大叙事不但没有多少人买单，反而相当多群体会埋怨反对派不但不关心社会疾苦和多样性，反而缺乏政治能力，只停留在空谈抽象理念阶段。不要说中国大陆社会接受不了，任何一个普通人也会一样接受不了只谈宏大叙事、没有政治能力的少数派群体突然接管国家。任何成功的社会转型都是通过合作来实现的，不仅需要有反对派群体的内部合作，也需要与旧政权合作：过度清洗旧政权往往造成政治和经济动荡（马列主义政权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政权就以彻底清洗旧政权著称），但是过度依赖旧政权又会造成暴政循环（比如俄罗斯1995年超过60%的国会议员、超过75%政府官员、超过75%总统幕僚、超过82%的地方官员领导层，来自前苏联党管干部，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成功转型的东欧各国）。成功的过渡政权往往需要依靠新官僚与一定比例的旧官僚合作，这是保障正常平稳过渡的必然条件。即使反对派都在社会运动中积累了大量政治能力和才干，真正轮到管理国家的时候，跟旧官僚系统和旧公务员系统部分留守人员合作是不可避免的。话说回来，如果反对派运动都以清算旧官僚系统为目标，其结果必然是强化旧官僚系统内部团结，严防政权更迭给既得利益集团带来政治报复和政治清算。其结果就是空喊报复旧政权的人要么自己躲在一边喊口号打气，要么自己首先遭遇最激烈的镇压。要在中国海内外群体中间建立反对派政治，不但需要领导群体培养真正的合作精神，还要培养真正的政治能力和务实的政治才干，否则不但在政治策略上误入歧途导致社会运动开展不起来，还要一直背负只会空谈宏大叙事和抽象理念的骂名直到永远。

#宏大叙事失败 #反对派合作 #政治能力 #务实策略 #中国社会

1个月前

民进党可能亟需更换一批幕僚和政治顾问。

#民进党 #幕僚 #政治顾问 #人事变动 #台湾政治

1个月前

7月25日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那十年，满城尽带黄金甲》（见附文）回顾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十余年时间，引发网民热议。社会信心这种东西，高涨的时候就狂飙突进、一日千里，退潮的时候就山崩地裂、哀鸿遍野。中国民众仍然对眼下的经济困境缺乏清醒认知，他们一边幻灭，又一边怀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以为这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经济周期而已，他们以为忍一忍，困境就会过去。我想借题发挥的地方是：社会信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当社会信心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像东欧剧变那种连锁反应。这一点在捷克斯洛伐克尤其突出：这个国家的反对运动甚至没有怎么出力，这个国家就已经被时代浪潮裹挟而去，因为信心崩溃确如山崩地裂。当然，我并不是鼓吹坐着干等政权自己灭亡。中国眼下的时代幻灭还夹杂着新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的经济危机还没有触底，但是社会信心已经松动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转型历史机遇期，就好像波兰反对派运动遇到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和1976年当局误判形势导致食品大涨价。如果抓准了历史机遇期，社会运动就会如风卷残云一样席卷过来；如果错过了历史机遇期，不但反抗运动要付出更大代价，还可能无法成功。在经济高涨期鼓吹中国崩溃论是对政治经济规律的无知，但经济衰退期重新鼓吹中国崩溃论则近乎逃避责任和自娱自乐了。无数现实案例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经济上破产的国家，也并不必然导致政权崩溃。真正导致政权崩溃的因素绝不包括国民什么都不做就干等政权灭亡。社会运动就是为政权更迭创造新变量的最重要环节：因为社会运动意味着社会主动求新求变，要求解决现实问题。相反，如果社会运动缺席，我们就会像案板上的鱼肉幻想重归大海。我们要主动去创造社会运动，要主动去创造可以改变社会的全新变量，不要沉浸于无休止的内斗和党同伐异，然后埋怨别人没有努力去改变现状。 -------------------------------- 《那十年，满城尽带黄金甲》 ——来自微信公众号：摩登中产 1 2004年，冯小刚包下T97次列车，取名“天下无贼号”，从北京南下香港。列车经郑州，过武汉，越长沙，车厢内德华高歌，葛优醉饮，一路欢声。一年后，微醺的葛优转战《夜宴》剧组，这次冯小刚用一亿两千万，重建了一座皇城。数米高的青铜吊灯有两百盏，皇后的凤辇造价五十万，1.2万平的大殿诡秘森严，大殿前数十匹骏马奔腾，每根毛发都用黑油熨染。那几年，中国电影尽是大手笔与大场面。陈凯歌的《无极》，到香格里拉布景，在无人区修路，为几秒镜头买了100多头高原犏牛。徐克的《七剑》，远行天山三年，武器造了上千把，准备连拍6部，对标星战。更早之前，张艺谋在内蒙胡杨林深处，拍下《英雄》第一个镜头。片中的树叶，都是60元每包，从老乡家收购。刀光剑影裹着王霸雄图，呼啸向前。人民大会堂首映礼上，200大学生身披秦甲，高喊：风！风！大风！ 2006年，张艺谋开拍《满城尽带黄金甲》，那风已浩荡无双。电影投资3.6亿，在横店1：1仿建故宫，一万平广场上，铺满四百万朵菊花。 51岁的周润发身披八十磅重的纯金龙袍，龙行虎步，穿过金色廊柱，登上朱红高台，放眼望去，一片金色的海。两年后，投资更高的《赤壁》到来。吴宇森要用6亿投资，“拍一部伟大的电影”。六千名群演，奔跑在八卦阵之中，两千艘战船，浮动在波涛之上。最长一艘战船，首位长达38米，号称亚洲版特洛伊。那些风声水气，已成绝响。多年后，参与拍摄的群演，回味起漫天落雪般的灰烬，“像大梦一场”。那是澎湃的大时代，而时代越澎湃，主角反而越是小人物。唯有上行，才有逆袭。 21岁的李宇春，被352万条短信选成全民偶像，登上时代封面，她原本计划是毕业做北漂，在地铁通道站唱。 33岁的郭德纲，穿过大雾回天津办专场，一月接受采访140场，不久前他的梦想还是小剧场能坐满，说句“我很欣慰”。那些年，我们看着旭日阳刚唱上春晚，看着王宝强越过原野，看着黄渤奔跑在《疯狂的石头》收尾，高架桥两侧，浮出海市蜃楼。穿行过上行周期的人，都相信奇迹。那十年，优酷上最火的歌是“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毕业季上最流行的歌是“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而写进高考作文题的歌是：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飞翔的人们掠过金色年代。 2001年，中国男足挺进韩日世界杯，2002年，姚明亮相休斯顿火箭队，2004年，刘翔110米栏决赛夺金，创造世界纪录。那天，疾驰如风的他说：我感觉今天自己是一个奇迹的主角。 2008年，更大奇迹上演，29个巨大焰火脚印，沿北京中轴线破空踏来。鸟巢之内，千人击缶，万人高歌，李宁飞天踏画，圣火熊熊，成为一个时代的燃点。火光下，人人都是奇迹的主角。 2 奇迹背后，是经济狂飙带来的底气。 2001年，中国GDP增速8.3%，而这只是那十年的最低值。 2003年到2007年，中国GDP连续5年两位数增长，2007年增速达到14.2%。在西方，中国崩溃论悄然退场，英国记者金奇写了《中国震撼世界》，并成为英国年度最佳图书。在国内，央视《大国崛起》纪录片多轮重播，盗版碟热销，被摆在摊位最显眼位置。狂飙的经济，让原材料需求激增，煤老板成为上行周期第一批宠儿。他们一夜暴富，再一掷千金，最爱到北京买房投资。煤老板们对望京不屑一顾，要买就买“一环”：以天安门为圆心，用圆规画圆，半径在3公里以内，否则不买！他们买奔驰越野，开信贷公司，投资影视剧，多年后，导演彭浩翔对煤老板念念不忘，“你给我拍个艺术电影，拍什么内容我不管，一定让我女朋友走红毯”。 2010年，30多个煤老板集资50多亿，成立汾酒投资公司，豪言让汾酒产能提升3倍，和茅台一争高下。与煤老板一起纵横江湖的，还有地产商。 1998到2007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年增速20%，2007年，26岁的杨惠妍成为中国新任首富。富豪榜单前100名中，有39人从事地产业。巨浪之下，热钱开始聚拢中国。 2006年，美国红杉资本合伙人迈克尔造访中国，称中国伟大公司或许还没有诞生。一年前，号称投资半径“不超出硅谷40英里”的红杉资本来到中国，成立红杉中国基金。红杉合伙人沈南鹏，意气风发坐在上海恒隆广场28楼办公室内，桌上摆着3部手机，每个月话费上万起步。窗外，黄浦江江水奔流，一往无前。那年，朱啸虎刚加入金沙创投，很快有外号“点石成金”；今日资本徐新，刚投资土豆网，并称哪怕不盈利“我们愿意养它三年”。投资京东时，徐新嫌刘强东要200万美元太少，主动加到500万美金：“你现在没尝到钱带来的威力，你会觉得200万是远远不够的。” 2006年春节，从华盛顿飞回上海的38000英尺高空上，吴晓波给新书《激荡三十年》写下题记：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2005年8月，百度登陆纳斯达克，当天涨幅超350%。媒体采访李彦宏，问他知不知道百度造就了8个亿万富翁，50个千万富翁，400个百万富翁。李彦宏说，分享财富，共同奋斗。两年后，阿里巴巴上市满月酒，酒桌上员工都在计算身家；同年，史玉柱在陆家嘴摆上市庆功宴，给所有人涨薪，并一人发一枚老凤祥定制金币。财富浪潮从楼市到股市，从煤老板到互联网新贵，最后漫过每一个人。北京海淀，星巴克内坐满创业者，推门进店，投资、创业、技术理想的话题扑面而来。高中辍学的李想，4年身家过亿，笑谈发家历程：“我们这些人，前两年，还糊里糊涂的，什么都不知道……” 《新周刊》写出那十年的急切和野望，“如果你三十而未富，那你这辈子很可能已经没有机会了。” 当时只道是寻常。 3 2007年，身份神秘的外企经理李可，写了《杜拉拉升职记》，两年卖出210万册。书里干练坚强的南方女子，成为无数白领的人生范本，“杜拉拉信奉踏实，不懈努力，靠个人奋斗获取成功。” 上行周期的年轻人，总是自信又乐观，相信未来注定是他们的。有媒体调查北上广深8个城市青年，发现7成以上年轻人不在乎失业，自信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他们相信爱情，选择伴侣时，更多考虑人品志趣，门当户对被排最后。他们相信梦想。广州赤沙村的小情侣，相信一定能搬到市区；北京唐家岭的蚁族，则梦想“三年一辆车五年一套房”。在国贸，白领相信30岁前能当上主管，主管相信后半生都是中产，飞机靠背插着的杂志上，说就应该“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回望那十年，繁华之下是狂飙，而狂飙的遗泽是信心。信心是最强大的惯性。惯性之下，那十年流光溢彩。他们是许三多，他们是杜拉拉，他们是见证奔腾的马冬梅和夏洛，他们是贾樟柯的风流一代。风流轮转。 19年后，满城已无黄金甲，横店广场也无耀眼明黄，蚁族的城中村已化森林公园，碧桂园忙着交房，昔日女首富焦头烂额。去年夏天，徐峥穿着不合身的外卖服，试图讲述逆袭人生，结果被骂得声名狼藉。电视上播的是小欢喜、小舍得、小别离，45岁的黄磊在楼道上痛哭流涕：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工作。有人剪辑了马云的视频，2008年，马云说：银行不改变，我们改变银行；2018年，马云说：要改变我们自己。 2020年，马云说：都难都难，现在都难。所有人都在翻山渡海，沿着周期向上攀爬，而旅途越艰难，越想念远去的夏天。今年42岁的刘翔，已退役十年，罕有露面。 2020年一档综艺上，他和几个小朋友在大巴车上休息，小朋友问他到底几岁。刘翔笑着回答说：“我想永远停留在21岁，再来一遍。” 越来越多人回望那十年，不是贪恋黄金的甲光，而是想重温信心的力量。每个上行周期，狂飙的经济，总能带来信心，而重启上行周期，则需以信心为起点，凝聚心气。今年夏天，苏超火爆，一座座奥体中心内，人声鼎沸，人潮如海。这只是草根联赛，但当人们都相信它会成功，都有心气把它办成功，它就能成为奇迹。夏夜漫长，体育场灯光璀璨，欢声如雷，笑容如昨。恍惚间又有热风吹过。不如我们从头再来。

#中国经济 #社会信心 #时代机遇 #经济周期 #转型期

1个月前

公共事件的争议性与党同伐异我们经常看见简中社区有些人有这种习性：非要逼别人在一些具体的人物和事件表态，哪怕其他人并没有义务必须凡事选边站，也会被这些戾气过重的人当成敌人上纲上线对待。依照这种按具体人物和事件划分敌我矛盾的标准，所有人都没办法合作。今天你支持A我反对A，我们是敌人；明天我支持B他反对B，我们又是敌人……这是一种没完没了的政治幼稚病。逼迫所有人在具体人物和事件上选边站，选到我对立面，你是敌人；不选边站，你也是敌人。这种四面树敌和强迫与我意见统一的倾向，却自以为自己又聪明又道德高尚。但其实这种做法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群氓政治，其中充满了暴民社会的愚昧。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有折衷空间，而不是凡事上纲上线。社会上肯定有极端思想，极端思想是要区别对待，但以在一些具体人物和事件上选边站为划分敌我矛盾和展开道德攻击的标准，这种事情是在加剧社会仇恨泛滥和扩大社会冲突，其自身言行与极端主义无异。这种以具体人物和事件选边站为划分敌我矛盾和展开道德攻击的标准，就是典型的党同伐异和无穷无尽的猎巫。哪怕现在跟你称兄道弟的朋友，转天也可能在另一个议题上跟你争执不下，进而反目成仇。我们看到简中互联网上频繁割席断交就是这么来的。因为总会有一个议题别人跟你意见不一样，那就是所有人都会有机会被你当成敌人和道德败坏来贬低。你们双方都给对方打成敌人，都在道德上贬低对方，极尽侮辱对方之能事。你们尤其沉迷于这种幼稚的政治游戏。每个党同伐异的人一边装老练和装大义凛然，一边还觉得自己无比高尚、无比正确，而你的敌人是又邪恶又愚蠢……每个人都像你这样，然后你们却埋怨我们没有改变社会，而我们没能改变社会全怪我们道德败坏、无耻无能…… 想必这些党同伐异的人不但道德上坚不可摧，甚至有能力改变社会了，那请他一个人去改变社会。这种以具体人物和事件争议为借口党同伐异的人，有一种严重闭塞的观念和封闭的知识系统：他们认定对的事情就一定绝对正确；他们认定错的事情就一定绝对错误。他们不承认现代社会公共事件本身具有争议性（风险社会典型特点就是争议性），争议性是什么东西呢？你觉得对的事情，别人觉得不对，这就是争议性。但观念闭塞、知识系统封闭的人怎么看争议性呢？在他眼中所有人和事件都没有争议性，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不是正义就是邪恶。凡是不照顾这种巨婴思维就是道德败坏。世界上当然有邪恶的东西，但邪恶也是按照争议性程度来划分的。比如极端男权和极端女权之所以被认为有争议性是因为它们有支持者，但之所以它们是极端思想，是因为它们的支持者极少、反对者极多。但是假如一个男人勇救一个落水女人，因为抱住女性胸部游水和托举女性臀部上岸就引起巨大争议，这时候支持者和反对者不相上下，这种争议性事件才是社会常态。但你不能因为你反对，就把另一半人说成是愚蠢和道德败坏，进而把你反对的人（和甚至不表态的人都）说成是敌人。你不能因为你支持，就把你这边的人都说成天使和义人。你必须承认事件本身争议性已经达到正反双方不相上下的地步，你不能把你自己当成独裁者来独断一切社会事务。从根本上讲观念闭塞和知识体系封闭就是一种独裁土壤。你扒开任何一个喜欢党同伐异的人的皮囊，在里面都住着一个喜怒无常的暴君。

#党同伐异 #简中社区 #网络暴力 #社会争议 #极端主义

1个月前

社会不合作就是这种情况。以前波兰也发生过这种事情：1966年天主教团体抗议，其他社会群体冷眼旁观；1968年学生运动，天主教团体和其他社会群体表示与我无关；1970年工人罢工，天主教团体、学生运动和其他社会群体表示吃瓜的路过。其结果就是各个击破、都被镇压。进入1970年代以后，波兰知识界拉拢工人、学生和天主教团体，缔结联盟，波兰社会运动立马气象一新，知道开始互相合作共同面对镇压了，结果就是众所周知了：波兰政府怎么都镇压不过来，因为一个站出来抗议，全部都站出来抗议，互相策应、互相声援、互相配合。哪怕戒严令推行以后，全部转入地下活动，社会团结也没有被粉碎，反而在危机面前社会团结加强了❗️

#社会不合作 #波兰 #团结 #抗议 #镇压

1个月前

越失败就是越成功😂 有时候会出现眼镜蛇效应：政府奖励抓眼镜蛇，民间为了抓眼镜蛇换取奖励，就开始大规模饲养眼镜蛇，结果就是政府越奖励抓眼镜蛇、民间养眼镜蛇就越多。政府的补贴政策也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你越是补贴，对方就越是需要你补贴，结果你补贴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效果反而恶化了。

#眼镜蛇效应 #激励机制 #补贴政策 #政策失效

1个月前

有朋友对将维权活动说成是原子化叛乱很不满，说得好像我反对维权活动一样。在东欧剧变之前，东欧各国一样有维权活动，但那些活动是社会运动主流之下的分支，不是社会运动主流。维权活动挑战极权国家统治，给社会运动创造和探索可行途径，这些是值得肯定的地方，因为如果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有多少人站出来反抗呢？但问题也出在这里：维权活动可以引起社会共情，也可能唤起权利意识（学术界有这种说法，但是目前还没有实证研究），但它的缺陷同样也很突出。比如河南银行维权事件或某些烂尾房维权事件。我们通过网络传播，可以唤起社会关注，但是社会关注不一定产生舆论压力，尤其是这种维权活动特别多，公众关注度有限而且还可能出现某种“关注疲劳”。公众不大可能因为一些群体的银行存款被吞了、另一些群体房子烂尾了，就煽动全社会（也就是全国各地）群起响应，都站出来推翻中共政权。为什么呢？因为始终会有人觉得那是别人的存款和别人的烂尾楼，与我无关。怎样才能让普通人觉得与我有关呢？这就需要维权活动再更进一步，上升成社会运动——我们说的社会运动在中国语境中就是民权运动，它不是某些个体和某些群体的权益问题，而是公共权益问题，是每个人的民权。那怎么才能从维权活动，上升成可以引发全民响应的民权运动呢？这就要涉及到我一再鼓吹的公民社会重建问题（不要急于下判断，先看一看我最近几条推文）。你如果不把公民社会重建起来，你面对的就是一盘散沙和自私自利的个体，他们既不相信别人，也不愿意为别人和为民权起来斗争，也不相信其他人会坚持斗争到底。就算他们像白纸运动一样临时出来反对一下，见其他人退潮，自己也一样退潮。以东欧的公民社会重建经验来看，宣传和教育是最重要的部分。千万不要以为对社会不满就是反抗力量，不满距离不同政见和反对运动还有十万八千里路程。宣传和教育，不是为了煽动民愤来反对政权，而是告诉民众我们找到了社会出路、我们需要每个人做些什么、我们需要怎样要求自己、我们如何跟其他人合作、我们怎样在逆境中生存、遭到镇压的时候我们怎样继续斗争……当然更重要的宣传和教育是培养友爱精神，而不是加剧社会仇恨泛滥成灾。许多人并没有社会运动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一味煽动无果就咒天骂地，就痛斥所有人烂泥扶不上墙。这肯定不对。我先前反复讲社会运动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没有知识和经验，全靠蛮力，不但推不动社会运动，还会加剧社会的绝望情绪。绝望情绪加剧就会引发仇恨泛滥成灾。怎么培养社会运动知识和经验呢？这就是我最近一再讲的事情：培养社会运动骨干，让这些骨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让他们去宣讲、去培养支持者、去传播求新求变的社会共识，最终还是去培养有能力、有韧性、敢于为民权与其他人合作的个体。从历史上的各国社会运动来看，其实不需要每个人都参与社会运动，因为极权国家之所以顽固就在于它有能力培养一批支持者和孤立一批岁月静好者，再隔绝一批希望改变社会但是陷入原子化境地无法自拔的人。我们要去说服和动员的，就是那些希望改变社会但是不知道怎么办的人，以及尽可能拉来一些岁月静好的人。只要社会运动的规模达到总人口3.5%就可能逼迫政权让步（不了解这个数据的朋友可以去翻之前的推文，或者读哈佛大学政治学家Erica Chenoweth）的相关研究。我所做的事情引起不同群体和个人怨恨，但我并不会怨恨回去，因为我恰恰就是传播社会运动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这些专业知识并不是简单的历史知识，而是结合政治科学研究升级的专业知识。怨恨通常缘于不理解，反过来，要化解怨恨，并不是要求其他人理解，而是要持续言说把理解群体扩大，公众自然而然就会互相解释和帮助理解。有时候，思潮真就是一股潮流，不理解的人在思潮洗礼下自然就会理解。

#维权活动 #社会运动 #公民社会重建 #民权运动 #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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