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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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是把统战台湾人做成了产业链，当成生意在运作。一边是地方政府在闹钱荒，另一边是中央政府不计代价地大撒币。吃定了中国的纳税人怎么榨都会出油是不是？
#统战台湾 #产业链 #经济政策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财务困境 #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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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则笑话讲有个人得了抑郁症，心理医生建议他去看喜剧演员乔治·卡林的演出，结果那个患者说：我他妈就是乔治·卡林！ 不少抑郁症患者会出现人格解体障碍，这会非常痛苦，这时候人可能无法形成躯体化的自我，反而觉得那个躯体在折磨自己。
#笑话 #抑郁症 #人格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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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支持者阵营近日因“H-1B签证”（专业技术人才签证）问题发生内讧。 一边是特朗普公开背书马斯克，支持“H-1B签证”，尽管2016年大选特朗普曾承诺终止这项签证。另一边是MAGA极端保守群体激烈反对这项签证，史蒂夫·班农说这项签证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马斯克称正是多亏这项签证才有他的科技公司。
#马斯克与MAGA支持者因H-1B签证引发激烈争论· 16 条信息
#特朗普 #H-1B签证 #内讧 #MAGA #马斯克 #班农 #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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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美国前总统卡特去世，没有几个人悼念他，讽刺卡特的倒是一大堆，结果新年第一天《金融时报》发一篇文章为卡特强行挽尊。这篇文章讲不出卡特一个值得同情的地方，甚至拿不出卡特一项值得一提的政绩。依照作者的逻辑，卡特最大的贡献就是差点把美国毁掉然后美国才有重生机会？文章还抱怨说卡特生不逢时。不怪他才能有问题，全怪他生不逢时？ 你们觉醒人士真是反思怪！
#卡特去世 #金融时报 #美国政治 #历史评价 #卡特贡献 #生不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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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才写过一篇文章讲社会不再成熟怎么办，结果《华尔街日报》去年最后一天也发文章讲美国30岁青年看起来就像长不大的样子。 经济压力增加、生活方式改变、婚姻和家庭观念改变都在影响和塑造人的成熟性。 Neil Postman从传播学角度解释过“巨婴”（adult-child）现象，现在经济学家也给出了解释。
#社会成熟 #美国青年 #经济压力 #生活方式改变 #婚姻家庭观念 #巨婴现象 #传播学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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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更新 我们经常从中国党媒和官媒上看到中纪委严厉批判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政治攀附等等。中共官场还流行很多黑话，比如拉小圈子、拜码头、搭天线、搞小山头等等。普通观众看到这些黑话，云里雾里似懂非懂。本期节目就来讲一讲中共的派系政治。
#YouTube更新 #中国政治 #中纪委 #党内派系 #党媒评论 #政治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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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友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推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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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拉尼任命了一名女性高官主管该国央行，这是叙利亚历史上第一次有女性担任该职务。
#朱拉尼 #女性高官 #央行 #叙利亚 #历史首次 #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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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华大学方朝晖用“三段论”论证皇权专制制度的合理性、正当性和进步意义：
#清华大学 #方朝晖 #皇权专制 #合理性 #正当性 #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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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信访系统本来是中央政府用来疏解民怨和监视地方政府的，现在它已经完全失灵，变成了压迫机器。这种制度只可能不断加剧社会痛苦，而不是缓解社会痛苦。除了制造高压锅爆炸危机，信访系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信访制度是人类社会最邪恶的制度之一。
#信访制度 #社会痛苦 #压迫机器 #高压锅爆炸危机 #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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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2024年“抽象”、“草台班子”和“历史垃圾时间”这类流行语背后，就是沉重的时代幻灭感。 中国大陆媒体在统计年度流行语的时候，有意漏掉了“历史垃圾时间”，因为这种社会心态背后浸透着对现实的批判和深重的无力感。 往更远回顾，这类社会心态是先前另一类流行语“躺平”的延续和扩散。
#抽象 #草台班子 #历史垃圾时间 #流行语 #时代幻灭感 #社会心态 #现实批判 #无力感 #中国大陆媒体 #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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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现在南韩在野党逮着谁都要弹劾💦 这不是为别的，就是要瘫痪临时政府
#韩国政治 #弹劾 #在野党 #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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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过度投资陷阱挤占了居民消费 中国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是1.06倍，消费的乘数效应是投资的三倍以上。滕泰打了一个比方，好比政府每投资100元，赚到106元；但是你给消费者发钱让他们消费，对GDP拉动效应是投资的3～5倍，也就是说政府每发100元给人消费就可能赚到300～500元。 滕泰一直是我最支持的那一派经济学家，我先前推文反对政府扩大投资就是缘于上面提到的原因。
#过度投资 #居民消费挤占 #滕泰观点 #经济学分析 #政府投资 #GDP拉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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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时间”第一条片子：日本为历史问题道歉了吗？一次性捋清，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日交恶的来龙去脉 这是之前的旧稿子，这个话题在推特上讲过了，但是肯定不如YouTube讲的多，这次尝试推出来试试反应。 观看地址： 以后“一个内修司”这个频道会同时存在两档节目：一个就是前两天发出来的“传奇人生”，另一个就是今天发出来的“政论时间”。 希望两档节目都能对观众有所启发。 谢谢推友们大力支持！以及感谢此前帮助过我、并且给我指导意见的朋友们！
#日本 #历史问题 #道歉 #中日关系 #江泽民 #政论节目 #推特 #YouTube #内修司 #传奇人生 #政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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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有迹象表明阿塞拜疆坠毁客机可能系俄军防空系统所致。 苏联时代就有多次击毁民航客机的记录，比如1978年和1983年击落大韩航空客机。俄国也一样击落民航，比如2014年击落一架马来西亚民航。 美国也在1988年击落伊朗民航，但是美国事后进行了赔偿和道歉。苏联和俄国没有赔偿和道歉的传统，反而1978年那次还要求韩国掏钱给自己。
#阿塞拜疆客机坠毁 #俄军防空系统 #民航客机被击落 #苏联和俄罗斯历史 #国际航空安全 #美国与俄罗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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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清政治娱乐化与政治参与的界限很重要，因为政治娱乐化并不是政治参与，甚至谈不上是政治。在现实政治和实际政治参与中，激进主义与愤世嫉俗是有很大区别的。愤世嫉俗属于政治娱乐化范畴，在现实中只会造成无止境的破坏和挑起冲突。我们在现实中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互相容忍和共存的社会，不是逮住一个不同意见就要斩草除根，屠个干净。为了与不同意见共存，民主政治的政治市场中总会有许多折衷的意见来调和各方矛盾和实现最大范围和平共存。 要寻求变革的社会，人民不可能跟统治者共存，这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但是人民之间要能彼此妥协才能团结，因为不能克服一盘散沙的原子化社会就不可能有力量动员社会抗争。原子化社会是一种自甘堕落的状态，克服原子化社会才能寻求社会变革，不然难道还能指望乌合之众做成什么事情？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宽容敌人的人往往也不能宽容自己阵营的不同意见：他怎么对待敌人也会怎么对待自己人，甚至对自己人比对敌人更凶残。 现实政治和实际政治参与要求我们克制自己的暴戾情绪，不要被激情和愤世嫉俗所驱使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保持清醒和冷静。在网路社区不计后果地泄愤，你不需要付出代价，但是现实中不但会连累同伴跟你一起倒霉，还会牵连无辜者为极端行为付出代价。 要分清政治娱乐化和实际政治参与的界限，不要把实际政治参与当成儿童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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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野蛮成性的人看来，暴力和仇恨才是唯一的现实，反对暴力和仇恨反而成了理想主义。 你看看，人们就是这样不加思索地野蛮。 你暴力习性那么容易失控，叫其他人怎么信任你？今天你野蛮报复敌人，明天你也一样对付盟友。你让盟友怎么才能相信你手上带血的刀不会抡到自己人头上？ 你看看那些暴力革命独裁政权上台以后大清洗，清洗对象绝大部分都是自己原先的盟友，剩下的少部分才是反对者和捕风捉影的迫害对象。 你追求的就是这个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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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是“双循环经济”概念最关键的鼓吹者之一（习近平提“双循环经济”主要就是受他影响），他在阐述双循环经济原理的时候提到采用“缠抱”和“备胎”策略来应对美欧脱钩。 实际上台湾也一样在用“缠抱”策略将自己与西方市场进行深度绑定。科技是台湾作为小国的生存之道，十分精明。 台湾在晶片产业上下的赌注是赌对了。如果没有尖端科技产业与西方市场深度绑定，台湾如果遭遇战争风险，国际社会不见得会这样在乎台湾的战略价值。 台湾要小心，将科技产业跟着去风险化（也即转移到美国本土或其他地方），国际科技产业链倒是安全了，台湾的风险反而增加了。 台湾还需要进一步开发其他尖端科技产业加深“缠抱”美欧市场不放手。与其相信国家之间会讲道义，不如捏紧核心利益，大家才好做君子。西方在面对俄国侵略乌克兰时，分歧这么严重，如果面对比俄国更加强大的国家发动侵略战争，这种分歧不会减少、只会增加。更何况是中国也在积极“缠抱”西方市场，如果发生战争，中国的“缠抱”就会变成经济胁迫。
#双循环经济 #缠抱策略 #备胎策略 #美欧脱钩 #台湾科技产业 #晶片产业 #尖端科技 #台湾与西方市场 #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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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的目标是打击敌人，那么你也同那样需要削弱敌人。消灭敌人不是削弱敌人的唯一办法。宽容敌人是很痛苦的事情，但在特殊情况下仍然有必要去做。 “与马克思主义分子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观念不同，圭恰尔迪尼主张的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关系：不同利益团体之间，可以通过折衷来实现共同目标，以保障在双方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实现利益最大化。 “圭恰尔迪尼的妥协论不是投降论，而是主张建立非零和博弈关系。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尤其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支离破碎的中国社会来说，建立非零和博弈关系，意味着社会和解，而不是社会向极权政府投降。 “对于个体的政治品格来说，具有审慎意识的妥协所要达成的社会和解，不是向极权主义低头，而是通过非零和博弈团结协作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这跟投降论完全不是一回事，跟统一战线、统一思想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妥协并不是一方完全服从另一方，而是各方互相让步，避免冲突升级恶化各方关系。” 你如果到处树敌，这并不是在打击敌人，而是在打击自己，因为你在助长敌人的威风和志气。 不论如何，不要忘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谁：压迫人民、钳制自由、祸乱文明、危害世界的极权主义。 * 引用片段来自本推订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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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克服暴戾易怒的弱点，你就会一直处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中，这样社会就无法达成妥协来面对共同的敌人：专制独裁的国家机器。 你不能一边埋怨社会原子化，一边一言不合就发泄暴戾无常的情绪，还一边抱怨社会不团结对抗专制机器。 你不可能团结敌人，你只能设法减少敌人，以便对抗共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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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霍费尔：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 关于愚蠢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你可以抵抗恶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 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出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恶意来，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对付。我们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既无用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蠢人，作为某些特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 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中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 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就再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极限是蠢人所不会到达的了，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恶。在此有一种恶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险，它会对人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对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可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长期起重大作用的是：我们的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品质的意义 除非我们有勇气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健康和有益的包容而战斗，否则，一切人间价值都将被湮没在混乱之中。粗鲁地蔑视这种包容，同内心的不稳定一样，正是乱民的标志，因为，为贏得傲慢者的恩宠而大吵大闹、阿谀奉承，同自降到乱民的水平一样，正是变成乱民的途径。在自尊自重被放弃了的地方，在对人类品质的感受以及包容的力量衰退的地方，大混乱正在逼近。在为物质上的舒服而允许粗鲁无礼的地方，自尊自重就被放弃，防洪的闸门就被打开，而大混乱就会冲垮我们曾立誓要守卫的堤坝。这是对人性犯下的罪恶。 在别的时代，为一切人的平等而奋斗，也许一直是基督徒的职责。然而在今天，我们的职责是热情地捍卫人与人之间的包容意识。倘若我们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倘若我们成了反社会的人，我们就将受到谴责。我们必须心平气和地接受那些低劣的讥嘲。它们是乱民们对于礼节和秩序的一成不变的抗议。迁就和动摇，就是没有意识到什么东西正处于危急之中，并目无疑大大有助于为那些讥嘲辩护。我们目睹着社会各等级的差距正在被拉平，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新的高贵的意识正在诞生，它正在从以前的各个社会阶级中把某些人集结到一起。高贵，是从自我牺牲、勇气以及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始终如一的责任感当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期待着对自己的应有的尊重，但也对他人表现出同样自然的尊重，不论他们的等级是高是低。自始至终，它都要求恢复失去了的对品质的意识，恢复以品质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品质是一切形式的一致性的死敌。在社会方面，它意味着一切对地位的追逐的终止，意味着对“明星”的崇拜的终止。它要求人们的眼睛既要向上看，也要向下看，尤其在自己的密友的选择方面更是如此。在文化方面，它意味着从报纸和收音机返回书本，从狂热的活动返回从容的闲暇，从放荡挥霍返回冥想回忆，从强烈的感觉返回宁静的思考，从技巧返回艺术，从趋炎附势返回温良谦和，从虚张浮夸返回中庸平和。数量是彼此竞争的，而品质则相互补足。 同情 我们绝不能忘记，绝大多数人只是通过亲身的体验才学到智慧。第一，这说明了为什么能够事先采取预防措施的人是如此少有——人们总以为，自己到时候总能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克服危险。第二，这还说明了人们对别人的苦难麻木不仁的原因。同情与对临近灾难的畏惧是成比例地生长的。对于这种态度，有许多具有伦理根据的辩解。任何人也不想去同命运正面冲突：只有在面临实际的危险时，才会需要内心的呼唤和行动的力量。 任何人都不能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苦难和不义负责，任何人都不想把自己作为这个宇宙的法官。从心理上说，我们的想象力、敏感性和心理的敏锐之匮乏，由于一种稳定的平静、一种不受扰动的专注力和一种对苦难的巨大包容性而得到了平衡。但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些起镇静作用的条件，没有一个能够补偿那个最重要的因素，即真正宽广的同情心之匮乏，基督在自己的时刻来临之前，一直没有遭受苦难，但是一当苦难来临，他就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伸出双手抓住了它，掌握了它。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基督以自己的身体，承受了我们人类的一切苦难，似乎这些苦难都是他自己的一样（这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并且完全自愿地忍受了这些苦难。当然，我们不是基督，我们不必用自己的任何行动或受难来救赎世界。 我们不需要把这样一个无法忍受的重担加诸自身。我们不是主人，而只是历史之主（上帝）手中的工具。在他人受难之时，我们同情他们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是基督，但是，如果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必须通过负责地行动，通过抓住自己的“时刻”，通过像自由人那样面对危险，通过表现出一种并非出自畏惧、而是出自基督对一切受难者的解放和救赎的爱的真正同情心，来展示出类似基督同情心的广度。袖手旁观，最不合乎基督之道。基督徒不需要等到自己亲身受难之时；基督为之而死的他的弟兄们的苦难，已足以唤醒他的积极的同情。 乐观主义 做一个悲观主义者是要谨慎一些。这是一种防止失望的安全保障，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早就这么给你说过。”——谨慎者就是这么谴责乐观主义者的。乐观主义的本质在于，它不考虑现在，但在别人都已心灰意懒的地方，它却是灵感、活力和希望的源泉；它能使人高高地抬起头来，争取自己的未来，绝不把未来交给自己的敌人。当然，也有那么一种愚蠢的、随机应变的乐观主义，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但是，作为对未来的意愿的乐观主义，绝对不应当受到轻视，即便它已经千百次被证明是错的。它是病人绝不该去非难的健康与活力。有些人认为它轻薄，有些基督徒认为，在此生中希求并准备更好的东西来临，是非宗教性的。他们相信混乱、无秩序和大灾变。他们认为，那就是当前种种事件的意义，在彻底的心灰意懒或虔敬的遁世主义中，他们放弃了对于保护生命、对于尚未出生的世世代代所负的一切责任。也许，明天就是最后审判日。假如真是如此，我们将愉快地放弃为更加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劳动，可是，绝不是在明天之前就放弃。 我们仍然有用吗？ 我们一直是种种罪恶行径的沉默的见证人。我们的头上已经滚过了许许多多的风暴。我们已经熟悉了欺诈和模棱两可的讲话技巧。经验使我们怀疑他人，使我们丧失了开朗和坦率。痛苦辛酸的斗争，已使我们困倦消沉，甚至玩世不恭。我们仍然有用吗？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天才，不是玩世不恭者，不是愤世嫉俗者，不是机敏的策略家，而是真挚的、坦诚的人。要使我们能够找到重返纯朴与真诚的道路，我们的精神包容量足够地充分，我们自身的正直足够地问心无愧吗？ © 朋霍费尔／文 Dietrich Bonhoeffer © 高师宁／译 （以上援引自“独立中文笔会”，据译文有轻微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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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年轻时讲座：（中国人）只知道对抗，不知道妥协，把一时的敌人变成永久的敌人，这是这个民族政治智慧低下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