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7个月前
本书是专门写给社会活动家的理论和方法指导手册,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权力与系统方法”(PSA)。 PSA这种方法结合了“系统思维”和“权力分析”两大方法论支柱。系统思维指的是根据社会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变革的不确定性来灵活制定策略。 权力分析指的是对可能影响社会变革的权力因素进行分析,包括权力在谁手中、如何赋权、如何鉴别盟友、如何激发主体的内在力量等等。 系统思维强调社会变革的系统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反馈和监测的及时性和应对策略上的灵活性。权力分析则关心由可见权力、隐蔽权力和不可见权力构成的复杂网络如何给社会运动推动者提供识别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这本书对中国的社会运动有什么启发呢? 可以说,这本书主要针对对象还是一般的具体的社会运动(虽然其田野考察和案例研究遍布全世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抗拒(线性的)规划和设计。但对于在极权国家推动以实现民主转型为目标的大型社会运动来说,如完全不信任线性规划和设计,就会遭遇组织和动员方面的巨大困难。 比如让互相缺乏信任、高度社会原子化、生活在恐惧中、不敢站出来讲话的群体朝着恢复社会联结前进,就需要有策略地进行规划和设计,目的是强化社会联结和实现社会联盟。 PSA显然办不到这一点:它无法确保如何在高度原子化的社会里实现社会联结,甚至也无法单纯依靠社会活动家和自发组织的影响力来实现全社会范围的互动和响应。尤其中国当前的情况是严重损坏了社会的中间联结组织,禁止和取缔了不受党和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组织,禁止未经党和政府授权的社会动员和社会自发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你绝不可能指望社会活动家和零星的临时组织来动员社会,因为这样的人一抬头就会被抓捕。 所以,虽然宏大叙事是跟我们这个时代背道而驰的,但是在这个难题面前,对社会运动道路的线性规划和设计将是不可避免的:你需要依托灵活多变的动员形式,先树立起运动形式和路线这个大方向,其次是培养海内外社会运动骨干和发展出向中国大陆延伸的地下组织或半地面组织,最后是依托传播学规律实现反复社会动员,打通阻滞动员的各个环节。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可能在遇到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或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发起能够经受住镇压和社会压力的强大动员。否则,你会看到一盘散沙的自发抗争来得快、去得也快,几乎无法对改变中国现状产生任何实际效果,反而可能进一步造成时代幻灭,让普通参与者因为再次挫败陷入更深绝望。 对于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来说,我们不仅要把恢复信心和建立信任当成头等紧迫的大事来做,还要做一系列预备性工作来应对突发状况。比如危机突然爆发,而一盘散沙的民众即使想出来抗议,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因为这时各个影响力者都在自言自语,而社会又无法组织和动员起来,所有人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随波逐流。但假如我们在突发事件以前就建立起一个多中心化、多阵营化和多媒体化的广泛的社会联盟(即使部分运动中心流亡在海外,也一样可以发挥作用),中国大陆民众就知道遵照社会联盟的统一指挥来行动——比如在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及时撤退,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在没有遇到关键节点或者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恢复社会联结等等。 邓肯·格林(Duncan Green)确实给了我们许多碎片化的启发,当然其方法论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还有建立信任、信心、信念和社会联结的重要性,又如对渐变过程和突变节点的关注,以及有关社会结盟的讨论。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启发是,作者强调了在文化层面,运用不可见的权力(比如文化观念、规范和信仰)来推动社会变革。这一点与我们先前在“新国家道路与中国民主转型”系列节目中强调社会变革从社会文化层面突破原理上如出一辙。 但是问题在于:邓肯·格林过于强调宗教信仰的意义,这在中国当前社会环境中还不切实际,虽然中国大陆同样有着庞大的宗教群体值得我们努力争取,但大多数人口仍然是不受宗教信仰鼓舞的。但原理上是没有错的,要宗教信仰让位于透过文化媒介传播的社会信念才更适合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中国大陆民众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信心和信念,而不止是信仰。
Ignatius Lee
7个月前
暴民沉浸在暴力革命空想中,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现实。不止一次看到有人拿美国独立战争来论证暴力革命不会催生暴政循环,这种“假老练”完全无视同样是独立战争,南美洲、非洲和亚洲有几个国家是在独立战争以后就实现民主政权的?殖民地独立战争跟推动共产主义政权更迭完全没有可比性。 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已经成功移植了英国制度和欧洲社会精英,加上跨洋作战的难度,以及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大力支持北美殖民地作战(法国和西班牙直接组成了联军参战),才是殖民地战胜英国并顺利过渡到民主国家的重要原因。 没有英国奠基的文化、宗教和制度根基,南美洲独立战争相继爆发,但结果就直接催生出一个又一个暴力革命独裁政权,而南美真正走上民主转型道路还是赶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后的事情,跟独立战争毫无关系。 殖民地独立战争像美国那样能实现民主的案例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情况都以革命独裁政权收尾。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一个普遍共识就是暴力革命成功率低而且不保证暴力革命成果一定是民主政权。 比如我先前引用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基于1900-2006年间全球共323起民间抵抗运动),非暴力抗争运动成功率高达53%,而暴力抗争运动成功率只有26%,也就是说非暴力抗争成功率是暴力抗争的两倍。爆发非暴力抗争运动的国家在五年内实现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是发生暴力抗争国家的10倍之多。 拿失败率更高的暴力革命幻想来赌运气,纯属逃避现实,当代中国社会根本不具备爆发内战的条件且不论,你是不是要拿菜刀跟剪刀对抗坦克、飞机、大炮和导弹?假老练成天沉浸在暴力幻想中才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幼稚病。 缅甸反军事独裁战争打成了内战,想必是你们这种愤世嫉俗分子非常乐于看到的结果了。请问你在中国有什么条件组织叛军跟政府军作战?你在哪个省组织叛军?哪些军队听你这种群氓号召?别说军队不可能听从群氓暴力号召,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一样不会听从群氓的暴力号召。中国的暴民除了上街报复社会,也就是靠暴力幻想度日如年。
Ignatius Lee
7个月前
推荐历史学家金雁长文 该文回顾了沙俄时代错过的第三条道路:在极端保守和极端暴力革命之间,用脚踏实地的公民社会建设来实现向民主国家转型。 第三条道路在二月革命后兵不血刃地取得政权,但国家遭极端暴力革命思想劫持:布尔什维克分子控制了军队,在选举惨败后推翻了民主政权。 二月革命成果被推翻有很多偶然性因素,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渲染的历史必然。因为布尔什维克分子在社会上属于是少数派,既不受工农阶级支持,也不受贵族和小资产阶级支持,而是一小戳鼓动暴力革命、社会复仇、强制革命以及极端思想的小知识分子(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徒)通过长期渗透掌握了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在大选惨败以后,列宁指挥布尔什维克党徒用枪杆子推翻民主政权,还支持把民主政权和维护民主选举成果的人统统打成“反革命”。 俄国第三条道路的失败是一个惨痛教训:这个教训告诉我们,社会被极端暴力思想劫持危害有多巨大。 主张第三条道路的俄国知识分子赢得了全社会绝大部分人口支持,给俄国创造了一个最可能实现民主转型的道路。他们做了很多事实来改造俄国社会,但他们在跟极端思想对抗的过程中落败了(并不是因为底层社会不支持,反而底层社会不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徒),他们在改造国家的过程中,没有把极端思想当成真正的敌人,处处处在极端思想猛烈攻击之下。 我们要走的也是第三条道路,要在极端保守和极端暴力之间,脚踏实地地去改变社会,同时我们不得不两线作战:同时对抗两个暴君:独裁政权及其支持者,暴民及暴民思想支持者。 如果不与独裁政权作战,我们无法打下公民社会根基和赢得社会支持;如果不与极端思想作战,就算将来我们的反对派阵营建立民主政权,也会因为社会被暴力革命极端思想劫持而失去政权。 中国现在的“双头蛇社会”特点尤其要让人警惕:被任何一个蛇头咬住都会万劫不复。成功的社会变革,既要防止极端保守派利用渐进改良为借口给极权主义政权无限期续命;又要防止极端主义和功利主义情绪扩散,不屑于脚踏实地创造公民社会根基,只想全部打破重来。这两种情况危害性同样巨大,前一种给极权主义续命,后一种给暴政循环找借口。
Ignatius Lee
8个月前
亲爱的AEU: 当一个社会走到固步自封的地步又找不到社会出路,就会出现普遍的浮躁情绪和大起大落的情绪化问题。当然,一个内部失衡的不稳定社会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一个情绪化的社会环境里,人们的认知是经由情绪来塑造的,除非我们游刃有余地驾驭情绪,否则我们很难说自己是理性的。 这就是我常说的认知混乱之由来。认知混乱跟随着起伏不定的情绪随波逐流,并且以情绪化为感知世界的器官。恰恰因为情绪化主导着中国社会,许多人就像集体感染了一种双相情感障碍,一丁点分歧或者一丁点风吹草动也能造成大起大落的情绪波动。 亲爱的AEU,要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光靠去看去听去读是不够的,我们首先需要游刃有余地驾驭我们的自己情绪,才能避免用情绪充当感觉器官。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鼓励社会去学习斯多葛主义,去克制自己的情绪,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受变幻莫测的情绪驱使。 亲爱的AEU,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讨厌人类的情感,不是因为感性是靠不住的东西,而是因为浮躁的社会情绪会干扰我们对社会出路的判断,会加剧我们对于彼此的不信任和敌对关系。我们这样做反而是因为我们珍视人类的情感,我们要在钢铁丛林里建立一个温情社会,就需要有充沛的情感。但是亲爱的AEU,我们需要的是情感不是滥情,不是无法自我节制的情感,也不是媚俗,更不是随波逐流、大起大落,而是懂得克制而且能够收放自如的情感。 假如一个人上一刻还活力四射、载欣载奔,下一刻就冷酷无情、麻木不仁,这样的人也许会是一个好朋友,但是经不起挫折和挑战,我们知道他的友好也自然惧怕他忽然翻脸不认人,因为性格反复无常无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真正的信任和友爱。 亲爱的AEU,我们需要许多像你一样的年轻人跟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个社会,首当其冲就是要在这样的社会里建立不动如山的信心:我们看到哪里有不动如山的信心,就会朝哪里聚集,未来那里就会是社会变革的风暴中心。 怎么建立社会信心呢?我们不但需要很多人自发抑制起伏不定的情绪,还要建立足够冷静、足够稳定的情感联结,直到把我们的社会联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情感共同体”。 情绪化不见得是中文自身语言特点造成的,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比中文更加情绪化,但仍然不妨碍一个社会出现冷静的思想家和卓越的政治家。情绪化是社会环境和时代环境共同促成的,是长期安全感缺失、信任缺失和缺乏正常情感关怀所致。 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中文真正的潜力在哪里,依照政治语言自身特点来说,含糊而且暧昧的语言反而是最高级的政治话语(虽然政治家很多时候也达不到这种水准)。我们要做的是重塑语言自身的可塑性,就如同重塑我们年轻人的可塑性一样。 我们现在实际上没有体会过未被中共意识形态污染的纯净的中文语言,我们并不知道这种语言未来潜力在哪里。可以肯定的是,语言的改造和未来社会变革会一同进行,未来某个时机我们还会清算这样的语言,就像战后德国清算纳粹德语、恢复德语原本优美的语言特点(几乎所有马列主义政权上台之前就已经推动语言贬值,而上台之后又大幅度改造语言,这就是中共官场土话和中国社会暴力语言横行的源头)。未来我们也会清算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许多社会心理障碍、偏见以及谬误充斥着我们的语言,还有无处不在的暴力意识在透过语言分化我们。 我们不必等遥远的未来,我们即刻就可以出发去改变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去尝试、去探索我们从来没有过的经验。我们的所有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障碍,都隐藏在我们未经察觉语言习惯之中。我们知道改变是必然的,不从语言开始就从语言结束。 亲爱的AEU,近期在与朋友们交流的时候,我也谈到了同样的事情:我们要建立一套真正被民主价值观念赋值的新的政治语言,我们要让新的政治语言充满清醒的冷峻的现实感,还要用温情、优美和真挚来填充和挤占中国社会趋于僵尸化的、粗糙的劣质语言。 我们要建立一套新的政治话语对中共的政治话语产生“挤出效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言论市场上赢得立足点和生存空间。我们会在这种共识上,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治上的反对派。 亲爱的AEU,不要灰心。信心就是这样在百折不挠的社会困境中产生的。反倒是那些因为发展势头良好而信心大振的“信心”更像是投机,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在最看不到希望的时刻仍然坚定信心去做其他人不以为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