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3个月前
Eric道出了反对派政治的关键要素:施压。我先前讲即使胡锦涛时代维权运动和信访案件暴涨,政府感受到的压力跟社会运动制造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应该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苛责六四运动。 六四运动不能作为孤立事件来看,在那以前,八六学潮是中共键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学潮。这两次民主运动是公民社会崛起的时代气象。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八六学潮导致胡耀邦下台,八九学潮又导致赵紫阳下台,这对于当时主导改革的改革派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这是历史的悖论之处:如此密集发生的两次大规模民主运动,反而重创了最有可能通向民主改革的改革派。但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 从多种回忆录、口述史和相关历史文献来看,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共政府内部充斥着一种急躁情绪。就像赵紫阳前幕僚吴国光日记中记载的情况:胡耀邦做什么都急,要快、要全、要一起上,但背后最急的是邓小平,改革压力变成了急躁冒进,导致重心不稳。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即使不出现八六学潮,胡耀邦在党内失势也在所难免,因为不仅保守派对急躁冒进的改革激烈抵制,冲突濒临白热化,就连胡耀邦最重要的政治盟友赵紫阳也以稳健的政治作风抵制胡耀邦改革,致使胡耀邦在我们今天看来高瞻远瞩的改革举措流产,变成胡耀邦一个人的独角戏。 这确实是非常令人扼腕的事情,胡耀邦也许不是最好的政治家,但是却代表那个时代最好的中国道路;赵紫阳可能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家,但是赵紫阳没处理好盟友关系,反而削弱了盟友,最终给同样推翻自己造成严重隐患。 胡耀邦下台是赵紫阳下台的序曲,即使赵紫阳比胡耀邦更能平衡各方势力,逼胡耀邦下台是打响铲除改革派的第一枪。在赵紫阳和其他改革派幕僚那里,他们并沒有察觉到改革的脆弱性,也低估了才刚崛起的公民社会的脆弱性。改革派不团结,总体来说政治上缺乏成熟性、政治上急躁冒进和改革派内部缺乏有效沟通协调(尤其是胡耀邦跟赵紫阳之间几乎不存在有效合作),是保守派借外力全面攻破其防线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普通人,没有人注意到这些问题,即使局内人也一样意识不到这些问题。这是历史研究者特殊的后见之明优势才能察觉到的历史迹象。我们当然不能从后见之明角度,一口否定所有改变社会的努力,不管是势单力薄的改革派,还是欣欣向荣的社会运动。这些因素交叉在一起是一出历史悲剧。 从这出历史悲剧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什么?从反对派职业政治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仅要致力于构建強大的反对派联盟,还要促成反对派联盟内部有效合作,避免相互内斗导致互相削弱。再从社会运动领导和组织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致力于构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不能一味只满足于煽动和动员。 回避历史悲剧重演,需要培养未来社会运动的坚强领导集体和能够推动社会变革的新型社会人格。
Ignatius Lee
3个月前
《战国策》那个譬喻实在是很奔放,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奔放才是常见现象。 《春秋榖梁传》还记载陈灵公君臣三人跑到一个公卿家里跟女主人夏姬通奸,还将女主人内衣穿到朝堂上胡闹,女主人儿子愤而弑君: “陈灵公通于夏征舒之家。公孙宁、仪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戏于朝。” 其实,如果你读日本的《源氏物语》和《今昔物语集》,就会发现大量这种或含蓄或露骨的乱性细节,其“恶趣味”不亚于陈灵公君臣三人跟夏姬通奸。 但是日本古代缺乏儒教式大义凛然的道德约束,这些奇闻通常具有很活泼的人性特点,至今在北野武一些“恶趣味”的幽默表达中还可以看到日本人对待乱性的态度没有中国人那样道德化、没有中国人那样装大义凛然。 尤其《今昔物语集》简直有点像日本版《十日谈》。你如果学儒家大义凛然、装腔作势,在这些地方,你看不到一点人性趣味,你看到的是全是愤世嫉俗——不,是你自己愤世嫉俗。虽然你自己像狗一样垂涎别人,但是看到其他人堕落,瞬间就让你感觉自己像个圣人一样道貌岸然了。 像《源氏物语》这样的小说,假如穿越时空遇到程朱理学家,怕不得把“淫书”焚了,把写“淫书”、读“淫书”的统统浸猪笼。 周作人以前说日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真性情、不装假。别的不说,就这个,要比道貌岸然、装腔作势、动辄大义凛然的名教人士有人味儿多了。
Ignatius Lee
3个月前
大清输了鸦片战争,但是现在中国人还是在批评大清贪腐严重,这种似是而非的历史反省存在很大问题。大清不仅仅输在贪腐问题上,还输在税赋制度上(这是社会制度最重要的部分)。中国税赋制度史研究发现大清的税收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1.受到儒家轻徭薄赋思想影响,历朝历代的总体税赋太低,甚至不足以维持日常公共工程开销,修个运河、建个粮仓或者铸个堤防都得向乡绅摊派和找乡民搜刮,国库的钱根本不足以应付这种公共开销。遇到战争这种巨额开销,不但国库捉襟见肘,还只能想方设法搜刮各个社会阶层。 2.税赋结构严重不合理、税收管理效率低、严重缺乏开源节流的经济观念,历朝历代都存在这种问题。税赋低却丝毫没有给社会各阶层减轻负担,根本上还是因为朝廷除了搜刮,不知道怎么增加收入,这跟儒家重农轻商思想有关。像票庄、钱庄这类金融工具,朝廷没想自己经营让国家有稳定收入来源,甚至没有想办法去收他们的税,而是一遇到天灾人祸就找商人敲竹杠。还有就是政府朝廷没有想过怎样让土地耕种产量增加来间接增加朝廷收入,比如推广农业技术和引进农作物等等。 3.极低效率的税收制度及其管理,根子上还是跟支离破碎的国内市场和效率极低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关,历代朝廷都无法克服国内的种种壁垒和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要推行全国统一的经济发展政策根本不切实际。而朝廷明知道有这种问题,思路还是秦始皇那一套大一统思想,没想过顺水推舟地推行类似联邦制或分封制的制度,来授予各省发展民生自主权,而是用统一的儒家思想教化全国,成了所有地方官员必须遵守的意识形态。在统一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没有人敢挑战儒家的轻徭薄赋和重农轻商思想。 简而言之,并不是税收越低,社会感受到税负压力越小;在低效管理和灾难性的税赋制度面前,税收低既削弱中央财政,又没有“造富”地方,反而一遇到天灾人祸还得反复搜刮社会各个阶层。 这就跟中国现在的低效中央集权制度缺陷一个道理:由于央地权责分配不清,看上去是权力集中到中央了,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互相推卸责任和互相削弱权力。真正的联邦制不但清晰分割央地权力,还让分权形成互相强化央地权力和责任的效果。中国显然是恰恰相反,治病救人的唯一办法就是根据现状实现真正的联邦制,这是秦以后都拒绝承认的最大社会现实。 由于税收低、中央财政难以维持公共开销,许多本该朝廷负担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地方。比如地震、洪水、旱灾,朝廷赈济只值九牛一毛,乡绅和商人在承担朝廷无法承担或者故意逃避的责任。朝廷最大的本事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再加上腐败横行,别说应付战争困难,就算和平年代也一样日子越过越恼火。
Ignatius Lee
3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