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统计数据

636

文章

2

粉丝

0

获赞

1445

阅读

1个月前

有朋友说，“这不就是共产党宣传的，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天下大乱”吗？表面上看我是在散布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但是这个指责其实并没有打到我的“七寸”上，因为我从关注社会运动起至今一直在强调推动社会变革和脚踏实地建设公民社会。我的意思是新政权不能建立在旧社会基础上，否则新政权就是流沙之上的城堡。如果有一个坚强的公民社会托底，没有中共国家还会更好；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托底，新政权将在过渡期遭遇严重危机，重新倒退回专制主义才是必然趋势。公民社会不是要经过法律允许才会有公民社会，这是中国民众普遍误解的地方：他们以为中共不允许，所以不可能有公民社会。在东欧国家实现民主转型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公民社会或者准公民社会（有学者说是极权国家的公共领域）。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社会是一种“非法社会”，法律不允许、国家机关强力镇压，结果（准）公民社会的野火越演越烈。也就是说，公民社会实际上是镇压和反抗来回拉锯战形成的，不是法律授予的，因为即使法律镇压它，只要社会还在反抗，公民社会也一样可以存在。中国在1980年代也有不健全的公民社会，其质量甚至比东欧国家要好，因为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当局改革开放摸索期带来的，而东欧国家是前仆后继、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带来。结果东欧国家的公民社会更有韧性，经得起镇压，但中国的公民社会一触即溃，因为它不是通过社会运动千锤百炼的，没有应对逆境的韧性。 1989年以后，中国的公民社会就开始逐渐萎缩，直至2013年习近平上台开始全面收拾公民社会，而此间30多年时间里，尽管中国社会此起彼伏的维权和上访活动，但是没有启动公民社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规模的社会运动。中国的维权和上访活动，跟东欧各国的社会运动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懂得利用公民社会在地下活动和不断涌入到地面抗争，尤其是各个抗争互相响应，不但形成了有效的社会动员，还形成了一种时代浪潮。这种局面就克服了社会原子化问题。而中国的维权和上访活动就是原子化叛乱的典型模式：原子化叛乱更容易镇压，也更容易独绝起社会扩散。

#公民社会 #社会变革 #新政权 #过渡期危机 #中共

1个月前

坦白说，许多人幻想的“政权崩溃”对于一个没有准备好的社会来说，并不见得是好事情。政权崩溃单从愤世嫉俗和报复政权的角度来看当然快意恩仇，但是那之后呢？谁来收拾14亿人口的烂摊子？极端思想和暴戾习气这么猖獗，谁能保证核武器不落到极端分子手里？假如不脚踏实地去改变社会，不去纠正戾气，不去培养新的社会人格，我们可以想见过渡时期的灾难：治安混乱、犯罪率飙升、极度通货膨胀、失业率暴增、全面返贫、政治暗杀猖獗，以及可能因为围绕少数民族自治权或独立公投问题谈判破裂，导致民族仇杀和种族清洗。如果社会乱象濒临失控，不但国民又要期盼一个类似普丁一样的政治强人上台维持社会秩序，还要面对政治大清洗制造新的白色恐怖。历史上的革命独裁政权本质上就是政权更迭了但社会抗拒变革，就是旧社会以新政权的名义变本加厉地施行暴虐。你必须铲除这种暴政土壤，才能保证社会更迭给政权更迭创造良好环境，防止暴政循环。如新政权过于腐败无能，无法维持经济和社会秩序，民众不但会怨恨新政权，还会怀念共产主义时代（有部分前共产主义国家就出现了怀念共产主义时代的逆流），甚至还把习近平时代想象成黄金时代。破坏一种社会秩序永远比重塑社会秩序容易。要追求社会变革就必须抑制破坏狂热。只务仇恨不务实就会造成社会矛盾失控。

#政权崩溃 #社会影响 #极端主义 #社会问题 #过渡时期风险

1个月前

极权国家就是一个充斥谎言和自欺欺人的社会，历史上的极权国家概莫能外，原因就在于政权对信息流通和社会资源的绝对控制。所以通过讨论公共事件来制造社会压力是行不通的，中共不但汲取了历史上其他极权国家的统治经验，还变本加厉地加紧了社会控制。社会变革必须找到其他突破口。

#极权国家 #信息控制 #社会控制 #社会变革 #中共

1个月前

经济困境和社会危机加深会是下一个敞开的历史窗口。在下一个历史窗口打开前，社会不能不提前做好准备，不管是知识界还是社会运动，不能坐等历史窗口期关闭而无所作为。章家敦前二十年就已经开始鼓吹“中国崩溃论”，这个鼓吹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认知混乱：一方面是长期没有崩溃或者长期崩而不溃让许多人放松了警惕，转而鼓吹“中国不会崩溃论”；另一方面是长期幻想“中国崩溃”让许多人放弃了改变中国社会的努力，形成了坐等延迟崩溃的惰性。当社会为社会运动做准备的时候，不应该以政权崩溃为假设前提，反而要以政权不会崩溃作为假设前提。这样不管有没有发生想象中政权崩溃，社会运动都应该成为推动社会变革、打开历史窗口期的内在动能。简而言之，你永远不要幻想敌人自己消灭自己。凡事抱着这种心理的人都会有一种投机和搭便车心理，这种行为反而阻碍和推迟社会变革。中国社会至今没有为社会变革做好准备，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还根深蒂固，暴戾习性和浮躁风气弥漫社会，这些状况没有一种有利于社会变革，反而是社会变革的阻力和潜在隐患。假如社会不主动寻求变革而是坐等政权自己崩溃，那么可以预想到的未来是新政权可能比旧政权更糟糕，不但无法建立民主政权，还可能重蹈暴政循环的覆辙。改变社会很难，但是不得不去做，一个没有准备好的社会不但不会迎来洗心革面的机会，还会错失改变社会的历史窗口期。

#中国崩溃论 #经济危机 #社会危机 #历史窗口期 #社会运动

1个月前

再驳中国特殊论 2007年北大哲学系赵敦华教授驳斥了中国社会盛行的文化特殊论。这种论调结合后现代主义和中国新左派反全球化叙事，在“反西方话语霸权”旗帜下，推行三本主义（本位化、本色化、本土化）。赵敦华指责这种特殊论不仅实践上有害，理论上也是无效的。赵敦华认为这种特殊论兴起历史背景是中国中心论式微。这很好理解，文化优越性不复存在了，就会冒出来一批人强词夺理说：就算中国文化不优越，也是特殊的，是符合中国漫长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的，甚至是最现实的现实。其结果与赵敦华预想大致一致：特殊论也被用来为另一种形式的（特殊文化的）优越性辩护。后来赵敦华在《文汇报》发文指责，在中国学术界盛行的特殊主义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有关。事实上，学术界的文化特殊论与中国社会互为倒影，而且文化特殊论已经超出文化领域向其他领域蔓延。近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当社会面临这些困境的时候，还出现了一种堪称作茧自缚的特殊论。他们不一定是狭隘民族主义支持者，甚至可能自认为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但是他们仍然是文化特殊论的根深蒂固的信奉者。根据这种社会观念，中国走出发展困境的社会出路是不可横向比较的。不管拿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案例来分析，这些特殊论者，就以中国专制历史漫长、人口众多、国情特殊、中共政权统治模式异常残酷等借口来搪塞。最终，这种论调就会产生两种效果：一是什么都不做的反智主义倾向，二是只从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中找解决办法。前一种情况的反智主义特点要否定一切改变现状的努力。后一种情况则把帝王术、权术和阴谋看得过重，他们与其说是要改变现状，不如说是要推动历史循环。结果这两种特殊论都相当于跳出来阻止社会变革。中共政府的智库机构和幕后智囊团队在做政策研究的时候不仅会借鉴外国经验，还会根据本国的政治现实来调整。比如根据前面那两种特殊论倾向，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中国不一样，但是中共政府的智库和智囊却非常认真对待苏联和东欧剧变历史，不断汲取历史教训，严防在中国发生颜色革命。假如我们把不同政见群体与中共政权对立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不同政见群体，不仅在反智程度上要高于中共政权，在智库人才储备方面也要明显逊色于中共政权——即使有相当丰富的反对派智库人才储备，高度反智的社会群体也会抵消其社会影响。这就毫不奇怪，中共政权在不断升级其统治手段和镇压体系，但是中国社会却烂泥扶不上墙：这么多年，不但自己停止自强进取，还要阻止其他人自强进取：这是一种抓人同归于尽的水鬼心态。如果中国问题只在中国历史中找答案，那找到的答案多半是换种方式重复历史，而不是引入新变量改变历史轨迹，使国家摆脱历史循环。中国并没有特殊到可以绕开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全部自然规律，世界上并没有单独一种只适用于中国的自然规律。研究其他国家案例不是为比较而比较，而是从其他国家的社会变革汲取经验、教训，和识别社会科学的自然规律。社会变革当然要遵循社会科学的自然规律，即使一部分人想象的历史规律，也不可能跟社会科学自然规律相冲突。只要中国还是人类社会，不是兔子窝，它就有被社会科学阐释的可能性。假如反对一切阐释不仅反智，而且反动。

#赵敦华 #文化特殊论 #中国哲学 #反全球化 #文化优越性

1个月前

中纪委通报称2025年上半年立案52.1万件，处分42万党政干部，包括省级干部30人。中纪委以为这是炫耀战绩，但其实是守着垃圾堆打苍蝇。中共在这方面非常善于塑造需求（引导国民痛恨贪腐）、满足需求（反贪腐），然后获得支持。甚至有人说只要中共还在反贪腐就有希望，当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中共把群氓追逐临时满足和短暂乐趣的习性算是摸透了。

甘肃“女虎”赵金云被诉，足坛反腐风暴再掀· 565 条信息

#中纪委 #反腐 #党政干部 #中共 #贪腐

1个月前

左：你以为的社会团结右：实际上的社会团结（冷战期间波兰反对派网络）社会运动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才干，冷战期间波兰的“飞行大学”就培养了这样一批社会运动骨干。这样培养模式不但塑造了一批有能力领导社会运动的专业人才，还透过他们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反对派网络。所谓的团结就是这种关系网络。

#波兰 #冷战 #社会运动 #反对派 #团结

1个月前

有推友跟我讲到中国的网格员制度，说是相当于复活了保甲制度。我以前也讲过类似的话，但还有一些地方我没有讲。以前的保甲制度奠基于有机社会联结和非原子化社会。保长、甲长是能够深入到每家每户的，因为他们不但是基层社会的政治权威，还是道德权威和文化权威，并不单纯是社会监控功能。保甲制度这是基于中国双轨政治统治特点形成的制度。双轨政治简单说就是皇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但是共产中国消灭了一整个乡绅阶级，毁掉了传统双轨政治，至少双轨政治不健全了，县以下基层治理已经失去了内在凝聚力，道德权威和文化权威不复存在，县以下社会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现在中共尝试修复双轨政治来解决基层社会一盘散沙的治理难题，于是又提出了“新乡贤”这种提法，想把以前消灭的乡绅阶级重新恢复过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消灭阶级容易，再造一个阶级基本上不可能。眼下不健全的双轨制（中共也有县长治国这种说法），跟古代的基层社会有机组织完全不同。这么说吧，古代要农民造反，没县以下有威望的乡绅领导和支持就肯定成不了气候。这些乡绅也可能兼任保长或者甲长职务，有的乡绅还是宗族长老。眼下的中国要再现农民起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基层社会遭到严重破坏，一盘散沙是不可能农民起义的。中共是搞工人运动和农民起义起家的，一上台就摧毁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起义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土壤，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政权被工农革命推翻的风险。现在基层社会这种一盘散沙状态非常不利于推进改革和社会动员，这是中共当局犹豫不决要不要以及怎么才能克服基层社会政策执行阻滞难题的原因。不要幸灾乐祸，中共政府面对这些难题找不到解决办法，未来的新国家也一样会面临这种难题。这比土地盐碱化之后要重新治理、重新恢复更加困难，因为它不是科学技术可以达到的目标🎯 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也许可以通过鼓励社会自组织和自发结社来进行补偿，但这只是理论上可行，实际上这些自组织也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改革障碍，这些障碍要耗费大量时间来进行谈判。改革开放推进不下去，跟这种不健全的双轨政治有关。将来新政权要推行民主化改革或其他政治经济改革也一样会遇到困难。除了改革推进困难以外，新政权要重新修复国家还要面临其他巨大困难。比如被中共扰乱的政治文化不大可能凭空消失，权力碎片化和市场碎片化遇到民主政权还会变得异常棘手：民主政权当然也需要确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但这只是理论上通过宪政就可以实现的目标，但现实中却是要经历漫长而且复杂的斗争，包括谈判和央地角力，以确保权责分割清楚。其难度简单说来就是：要顺利实现转型期的过渡正义，必须先想办法同时强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而不是现在这种“央地双输”模式，也就是说权力互相削弱而不是互相加强模式），如果中央政府过度强势，那么就会危害民主制度，而趋于威权政府；如果地方政府过于强势，那么别说转型期民主改革推行不下去，甚至还可能造成民主倾覆。这就好比中共给土地下毒，毒害几个世纪都消除不了，堪比核爆炸造成的污染。这些问题不是打消一些人的积极性，而是警告将来的反对派必须做好过渡正义方面的准备，必须要有务实的、具体的替代方案，不能盲目把国家推向灾难（比如苏联就出现了过渡期灾难导致转型失败，重归专制统治）。

1个月前

中國的不同政見群體眼下仍處在一盤散沙狀態。我們經常看見這些圈子和個人之間互相傾軋、互相抹黑、互相攻擊。尤其在國際社交媒體上，經常有人揪住一些爭議事件故意小題大做，引起網絡駡戰。這種怨氣衝天、戾氣橫流的輿論環境讓許多人都感覺失望。不僅廣義的反對群體埋怨海内外的不同政見者爛泥扶不上墻，連敵對陣營那邊（即中共政權支持者）也經常拿不同政見群體内訌充當笑柄。這些參與内訌和互相結仇的不同政見群體和個人，永遠在指責其他人，尤其對互相拆臺樂此不疲：在向其他不同政見者潑髒水、抹黑和謾駡的時候，他們每個人都大義凜然；但一旦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就跳脚大駡，乃至撒潑打滾兒。在這樣糟糕的輿論環境中，每個人都想裝大義凜然，但是實際上每個人都有輪到自己被攻擊的時候，而且其他人也跟他自己看別人笑話一樣冷眼旁觀。捲入到這種毫無意義的網絡駡戰（也有人把污衊、誹謗和互相拆臺當成「批判」，這就十分離奇了），最終效果就是以眼還眼，導致所有人都成了瞎子。這種惡劣的輿論氛圍，與中共政權日漸緊縮的壓迫一樣令人窒息和絕望。於是就有憤世嫉俗群體跳進來大殺四方，逮誰咬誰。不同政見群體畢竟這麽不爭氣，憤世嫉俗者當然有理由看不起他們。但是隨著憤世嫉俗的音量漸長，更加惡化國際社交媒體上面的輿論環境，一種悲觀情緒在海内外各大中國人社群中普遍蔓延，而悲觀情緒又進一步反噬，又給網絡戾氣喂蠱，進一步助長網絡駡戰，網絡駡戰又更進一步刺激憤世嫉俗……如是往復循環。這種局面是不是牢不可破了呢？不同政見群體和個體之間互相「狗咬狗」，與社會現狀會不會被打破並沒有必然關聯。清末不僅革命黨人跟保皇黨人之間有「狗咬狗」，各個革命團體之間也一樣「狗咬狗」。其中互相攻訐的最常見形式至今仍然流行，包括互相指責詐騙和斂財、互相推卸責任、互相割席、互相辱骂等等。 1902年，康有為門生歐榘甲在《大同日報》連載長文《廣東獨立脫離滿清羈絆之說》，鼓吹十八省獨立，後以《新廣東》之名集結出版，致康歐二人割席。可見因為意見分歧就互相割席的情況並不是現在才有的。另外互相指責詐騙和斂財的情況在清末就更常見。比如歐榘甲1904年在《大同日報》上發文毫無依據痛斥孫文借革命之名詐騙，稱其為「假革命黨」，呼籲洪門致公堂和各大會社與孫文割席，結果歐榘甲遭致公堂領袖黃三德報復，將其從《大同日報》開除。 1908年，雲南河口起義失敗，法國殖民當局押解600多名義軍俘虜至新加坡安置，孫文與新加坡華僑籌錢將這些人安置在中興石場，孫文自己這時候財政也入不敷出。結果，陶成章這時候跑來跟孫文要2000銀元充《民報》經費，孫文將私人手表、衣物一並交予陶成章變賣。不久，陶成章更是獅子大開口，伸手向孫文要50000銀元，孫文此時接近破產。陶成章遂以蘇、浙、皖、贛、閩五省革命軍名義向南洋各國華僑籌款，但因經濟危機等問題，華僑捐款微薄。陶成章毫無依據地認定是孫文從中作梗，憤而糾集五六人在新加坡《南洋總匯新報》上發文痛斥孫文三種十二項罪狀，包括懷疑孫文藏有巨款、「殘賊同志」、「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名譽」等等，要辭退孫文同盟會總理職務。陶成章跑到日本向華興會首領黃興控訴孫文，遭黃興痛斥。心懷怨恨之下，陶成章聯合章炳麟印刷大量傳單，寄送南洋和北美等地控訴孫文貪汙錢財。後來，寄居越南的中國革命黨人發表《河内公函》回顧廣西、雲南起義來龍去脈，以大量確鑿事實證明陶成章誹謗。陶成章這樣的人，因為猜忌或稍不如意就割席，因為私人恩怨就挾私報復，一挾私報復就不擇手段上綱上線，這樣的情況在現在中國的不同政見群體也一樣很常見。甚至連用詐騙、斂財做抹黑手段，也一百多年沒有長進。除了這些之外，孫文、黃興、宋教仁也曾因為意見不合發生内訌或互相推卸責任。其他革命組織互相間内訌更不絕如縷。孫文當然也背負著「遙控革命家」駡名，這種情況與現在海外不同政見群體的待遇完全一樣：這就是一種典型的詭辯，誘騙孫文及其革命黨同志回國被捕，則革命不成；誘騙中國的海外不同政見群體回國被捕，其結果也一樣。這種嚴重迫害不同政見群體的大環境，迫使政治流亡者將戰線延伸到海外；如果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回到本土，除了大批增加政治犯和延長關押年限之外，並不利於在中國推動社會變革。也就是説，這種統治環境就注定了中國的社會變革必然要依托海外流亡群體和本土配合，不可能單純依靠本土反抗，因為地下活動組織者開個會也會有被一鍋端掉的風險。本土反對派與流亡反對派群體通力合作的情況，在其他國家並不少見。比如流亡瑞典的核物理學家弗蘭迪謝克·亞努赫（František Janouch）就曾協助前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運動向捷克斯洛伐克走私違禁出版物和印刷設備。像這樣的事情很多，東歐國家社會運動群體（包括地下反對派運動）與海外流亡群體互相合作的案例有很多，其中以走私違禁出版物為最。蘇聯流亡團體還繞道波蘭團結工會走地下管道偷渡違禁出版物到蘇聯。這些違禁出版物為東歐各國和蘇聯的反政府宣傳提供了有力保障，因為沒有這些宣傳，就沒辦法把社會動員起來。現在中國與當時東歐比存在一個顯著劣勢就是：中國本土社會運動長期絕跡，大量維權活動和集體上訪分散進行，不但沒有彼此合作，還被各個擊破，但最主要的區別還在於地下反對派運動缺失，使得海内外無法合作。東歐反對派運動當然是受到法律禁止的，而且受到當局嚴厲打壓和不斷破壞，但由於社會運動一直沒有斷絕，每一次社會動員都直接激活一次反對派運動，而且不斷促成不同形式的社會團結。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由於輿論審查和社會監控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大反對派組織内訌，即使這些反對派内部也存在保守派、溫和派和激進派分歧，惡劣的社會環境反而迫使各個組織互相合作、互相掩護。社會運動長期缺席給中國社會造成了嚴重創傷，其中一個是本土至今沒有形成反對派，另一個就是海外流亡群體由於環境壓力缺失，就毫無顧忌地内鬥，這一點几乎是重現了清末海外革命黨的歷史悲劇。這種内鬥，不但瓦解了海外對本土的影響力和滲透效果，還結結實實地削弱了流亡群體對中共政府發起的挑戰。令人痛心的是，中國流亡群體至今仍以互相拆臺和「狗咬狗」為日常娛樂，不但與社會行動為敵，還以社會變革為敵，對自己這邊的人極盡攻訐之能事，最終各人皆逞智叟、小人之小聰明。要終結這種紛亂局面，除了提高社會運動骨幹的承壓耐受力之外，也需要各人儘其所能減少輿論環境惡化。培養海内外互信和合作精神也是當務之急，如果互不信任，則不但社會運動開展不起來，社會怨恨和不信任還要持續加劇。參加過白紙運動的人在這方面深有感觸，社會運動起來的時候鼓舞社會，落潮的時候引發怨恨回彈。這其實沒有什麽好奇怪的。總之，從中國的現有情況來看，海内外不同政見群體互相怨恨和内訌並不見得就是十分悲觀的事情，這是社會運動本來就要面對的問題，與其他國家只是環境差異和程度深淺之別，並不存在什麽本質差別。流亡群體在沒有承受足夠壓力和風險的情況下出現散漫和内訌並不奇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講，正常民主國家和開放社會也很難出現民意高度統一的情況。假如把中國的海外離散群體想象成一個多黨派社區，陣營越多，每個陣營分到的選票就越少，結果也會顯示出每個陣營得不到大多數人支持。社會變革也一樣。社會變革並不需要每一個人投贊成票。當社會形成變革的氣候之時，極端保守派和偽民主真守舊的頑固派也只能螳臂當車。推翻滿清，建立新國家的時候，遺老遺少們就算跳脚大駡也不會駡死新政權。同樣，當社會變革形成氣候的時候，内訌和分歧也一樣會被時代洪流衝走。歐榘甲和陶成章之流也沒有辦法阻擋時代洪流。只是要特別警惕：我們究竟是只要中共政權倒臺、要舊社會重新洗牌呢，還是重新創造一個更好的新社會？如果我們的目的是創造一個更好的新社會，不需要等中共倒臺再去磨磨蹭蹭推進，從現在開始、從我們自己開始、從自覺自律開始、從停止内訌開始……實際上我們已經具備自己改變自己（從自己身上移除極權主義土壤）的條件，這取決於個體的主動意願。

1个月前

对于社会和社群如果怀有过度的怨恨，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这就像恐怖分子朝人群扔手雷，他的目的不是改变现状，而是满足自己的破坏欲望。有能力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人要说服公众，就须首先抑制对社会的过度怨恨情绪，否则既无法赢得公众信任，反而还加剧社会问题和阻碍其他人解决问题。怨恨社会与私人恩怨不同，怨恨社会跟报复社会只有一纸之隔。如果一个人的言行具有报复社会的特点，即使没有做出实际报复行动，也是在利用混乱加剧混乱。 “群氓政治”这种自相矛盾的悖论综合体，就是源于怨恨社会，进而报复社会。

1个月前

有的人就是这样，把中共的镇压机器想像得过于强大（这就是典型的神化现象，是对政治真正的无知和缺乏基本常识），所以什么都不做、劝人润就最安全，而且以此卖弄智叟的小聪明。没有基本政治能力的人自以为在网上恶毒骂人就是忧国忧民这才是最讽刺的事情。还有就是人的思想观念一旦封闭、僵化，就抗拒一切改变，还有强烈的排他性：你接受1就不得接受2，就好像社会只有一条路，只有你的才是路，其他都不是。这种认知缺陷就是非常典型的单向度思维，永远不是开放性和多元化的，而是像怨妇一样偏执、阴郁和病态。

1个月前

这就是爱比克泰德讲的内在自由，哈维尔也做过相似表述。人的内在自由只有主动放弃才会失去自由，如果你主观上不放弃这种内在自由，奴役就不会渗透到你的灵魂和价值观念里面，你就无法真正被奴役。

1个月前

我在一些朋友身上看到了时代变革所需的新人特点，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不再僵化和固守一些观念，其知识体系是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他们乐意与人合作；他们很谨慎，也很乐意信任他人；他们有很强的自强精神和学习能力；他们能够清晰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他们有能力抑制悲观情绪，同时也不被乐观主义裹挟；他们有相当的政治智慧、谈判能力和理论基础，这是一种应用于社会运动的政治领导力。这些情况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会为未来的社会运动注入全新的活力。说到反对派政治运动的领导力，这与企业管理中的领导力有本质不同：老板发工资，员工当然服从领导，老板如果不发工资，员工就没有义务服从；但社会运动不同，社会运动是全靠个体本着自己意愿主动参与社会变革，领导者不大可能用金钱或利益奖赏每一个普通参与者，即使没有利益交换，社会运动参与者也一样在努力改变社会。这是社会契约和劳动雇佣合同之间的差别。社会契约对个体和社会的维系是超越功利主义评判标准的。不少中国人对此缺乏基本常识，他们以为人民走上街头抗议就是美国给了钱；如果美国人民走上街头抗议，就是其他国家给了钱。这是一种相当坐井观天的闭塞观念，与时代格格不入，与事实相去甚远。所以，对于社会运动而言，其领导力很大程度上依托思想观念和个体的主观参与，即使没有物质奖赏，也一样有人参与其中。相比而言，企业领导力如果失去物质奖赏就会崩溃，而且这类物质奖赏的激励作用有限：一个人可能为理想献身，但不大可能因为有人发工资就去送死。真正考验社会运动骨干的地方就是在社会运动中培养政治领导力和社会号召力，其涉及到的内容更加复杂，对个体综合能力要求也更全面。我们说这是在培养反对派政治家并没有夸张。波兰团结工会的高层领导集体，在社会运动期间，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是反对派政治家；但是一旦他们成功推翻了专制政权，他们就成了新政权领导者，这时候说他们是政治家毫不为过。事实上呢？他们並不是在上台以后才转型成政治家的，而是在社会运动中已经锻炼出来政治家的基本才能和品格。

1个月前

林培瑞这样讲是有道理的。自上而下的改变道路行不通，就只有自下而上，从改变个体开始，移除极权主义的生存土壤。就像哈维尔所讲，生活在极权国家的人，既是囚犯也是狱卒，每个普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极权主义。表面上看起来自下而上的难度是最大的，其实恰恰跟直觉相反，自下而上的变革反而是那些实现和平演变的国家的常见模式。这个自下而上的思路，正是刘晓波从东欧剧变汲取的经验，只是刘晓波还没想好怎样去推动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自下而上的变革直觉上看起来很难，因为我们一提到这个概念就直接想到改变每个人，然后再改变社会。假如你这样想，自下而上的改变当然不可能。（顺带再插一句，这里说的自下而上不是改革，而是变革。贝淡宁所吹捧的贤能政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是在尊重中共统治基础上进行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相结合的改革，中共基层选举改革实践破产，贝淡宁的贤能政治没地方兜售了。）自下而上的变革如果以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的模式进行，依托地下运动模式的社会网络进行传播（而不是鼓动地下活动进行暴动或恐怖袭击），是实现社会变革的最简便、最低代价和效率最高的变革模式。与中国人固有观念中那种中共地下党运作模式完全不同，东欧的地下反对运动（有时也叫地下不同政见运动）不是以政党模式运行，而是分散成多中心化和多阵营化的松散社会联盟，他们做的主要工作其实是宣传和动员，而不是鼓动平民上街对抗枪口。不要小看东欧各国这种松散的社会联盟，当联盟共同面对危机的时候，各个组织就竭尽全力互相掩护、互相合作，造成非常困难的镇压难度。要知道，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并不是乖乖主动交出政权，他们跟反对派运动对抗几十年耗尽了浑身解数，结果反对派势力越镇压越强大，最终是镇压不了，而不是放弃了镇压。假如没有这样的地下行动者网络来传播社会变革信念，把无数沉浸在悲观绝望、主观上放弃挣扎的群体吸收到大大小小的团体中积极响应社会变革号召，社会动员障碍就会始终无法打通，那就谈不上推翻极权国家了。波兰最特殊的一点是，它的社会运动（包括在1981年以后转入地下活动）是反对派设计的结果，其运动战略受到了各个团体响应和合作，即使这些团体各自分歧很大，但是为了改变国家，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陷入内耗，不会像现在某些中国人一样：一边有人在艰难环境下努力寻求改变，另一边则是聪明人想尽办法互相拆台以证明自己无比聪明绝顶。任何社会在变革之前都有顽固派、保守派和以其他形式跳出来制造阻力的人，但一个社会要改变不会取决于这些阻力，而是取决于形成一个松散但能克服动员障碍的社会联盟，它需要依靠不低于3.5%总人口的社会成员之间实现有效协作。到目前为止，不少专制国家都出现了公民抗命，有的虎头蛇尾，有的近于无政府骚乱，其很大程度上还是社会动员出了问题：推动变革的个体自身没有变成能够应对逆境的有韧性、有合作能力的个体，也没有把已经转变过来的新人联结成足够庞大的群体。要说镇压，哪个专制国家都一样，没有谁比谁仁慈之说，都一样为保政权不择手段，不见得中共就比其他国家多出一些额外手段。中国要变革也一样走不出其他国家的一般规律：改变个体，创造新人，让尽可能超过3.5%总人口的新人之间实现有效合作。如果遇到历史时机，那么变革代价就会更小；如果历史时机还没到，那就通过坚持推动社会变革，制造社会运动压力来创造历史时机。

1个月前

德国政治学家 Jan Wielgohs 和德国社会学家 Detlef Pollack 将东欧剧变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苏联、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模式，一种是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模式，另一种是波兰匈牙利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出现了地下反对派运动，这是中国人通常没有认识到的。如果中国将来和平演变，很可能会走出第四种模式。在极权国家推行地下反对派运动，对社会运动经验和政治才能要求很高。我们看到中国其实也大量移植东欧国家的镇压模式，横向对比来看，除了大数据监控之外，并没有什么推陈出新的地方。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并没有出现地下反对派运动潜流，我们也可以预见，在这些潜流冒出来的时候，中共会如何效仿东欧各国进行渗透、破坏和镇压。这时候，学习东欧各国的社会运动经验，将有助于我们增强应对这些危险的能力。单就和平演变路径来看，第一种模式是建制内部集体转向民主化转型，这种情况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大可能发生在中国；第二种模式是高涨的社会运动，逼迫政治精英群体分裂，削弱了统治集团的凝聚力和忠诚度，这种情况发生前提是高涨的社会运动，没有社会运动作为外在刺激，发生统治集团自我疏离的可能性太低；第三种模式是很强大的社会反对派联盟构造了一个平行社会（类似影子政府），在政权更迭之前，社会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甚至也可以说已经实现了社会变革，使得政权更迭水到渠成。因为极权国家渗透、破坏和镇压，地下反对派政治运动都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成功的地下活动经验给这些社会运动减少了更大损失并且增加了成功把握），但作为刺激统治集团内部分化的外力来说是值得的。眼下中国并没出现大规模社会运动压力，幻想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太不切实际，尽管共产主义政权内部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即使中国也一样。就中国的情况来看，未来和平演变的新模式可能兼具第二和第三种模式的特点，以及在当前时代环境中可能发生的新特点。这些全部都需要有政治能力者去探索、去研究、去尝试。任何阻挡这种尝试的努力都是在为维持中共独裁统治续命，其动机不但可疑，而且可耻。以波兰1985年为例，这一年波兰总人口3720万人，依据多方面统计数据综合来看，该年其地下反对派规模扩大到将近300万人口，这点微不足道的规模占到波兰总人口约8%，显然已经超过哈佛大学统计世界各国近百年数据的3.5%总人口门槛（即可能引发政权和平更迭门槛）。这个8%总人口规模参与反对政权，在世界历史上也属于比较罕见的了，其他通常少有超过6%的。这不足10%的总人口规模所形成的社会反对派联盟，已经让波兰政府疲于应对了，使得其所有镇压手段均告无效。乃至在东德呼吁苏联武力介入的时候，苏共政治局也犹豫不决，因为苏联当时打了几年阿富汗战争，陷入战争泥潭无法自拔，苏联担心波兰抵抗更加激烈（因为波兰反对派运动包括了一小部分主张武装暴动的团体，但在团结工会等社会联盟压制下，各个社会团体之间实现了有效合作，并沒有因为路线分歧内讧，而且把暴力克制得很好，既对政权和外来武装干预构成了实质性威慑，又没有轻易动用暴力造成内乱）。历史学家们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一边承认历史时机的重要性，一边也承认在历史时机出现之前让社会做好应变准备的重要性。没有历史时机，社会变革可能要付出巨大代价；但一个没有准备好的社会，即使出现了巨大的历史机遇（比如前段时间被美以打击的伊朗），也抓不住历史机遇。

1个月前

终于预约到了《女史箴图》（唐摹本）。这件古今神品保存状况相当差，看一次少一次。完全是抱着朝圣的心态去看它，懂艺术的人才知道其中价值有多大。

1个月前

波兰在1981年戒严令之后，出现了大规模地下抵抗活动，反对派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专门向二战和抵抗运动老兵请教地下工作经验包括如何建立地下通讯网络、如何秘密接头和如何防范秘密警察等等。甚至监狱里的政治犯之间都在学习地下活动经验以便在监狱内继续保持沟通，狱警虽然多次查获犯人之间的秘密通讯，但是屡禁不止。我们需要向有地下工作经验人士请教，不管是其他国家的地下工作者，还是香港的社运人士，经历过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社运前辈也是我们需要学习和请教的对象。我们必须有意识学习地下活动经验，否则我们无法跟中国大陆建立有效的社会纽带。

1个月前

中国考古学家唐际根近期出面驳斥黄河清等西方伪史论者。评论者指责西方伪史论者借历史外壳包装情绪煽动。西方伪史论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它的典型特点就是用知识来包装情绪，用情绪来充当知识。逆向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处在两个极端的两端，它们恰巧都有这种特点：用知识来包装情绪，用情绪来充当知识。对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而且虚妄的文化优越论进行纠偏并不必然矫枉过正，矫枉过正反而过犹不及。极端思想很难在两种极端情绪之间持中，横亘在他们中间的心理障碍仍然是情绪。

1个月前

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统治并不比现在中国宽松，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都曾抓捕、封杀和严厉审查谣棍乐队。东德文化部还曾要求迪斯科舞厅工作人员集体组织意识形态学习，尤其是组织工作室发明富有共产主义特色的迪斯科舞厅。这不是夸中国比那些旧政权更自由，而是说即使更不自由的旧政权也一样会被推翻。

1个月前

再谈愤世嫉俗和情绪化简中网络上有一种常见现象，分不清事实和观点的区别，就把观点当成事实，以至于偏见、情绪化和愤世嫉俗成了部分群体的集体无意识行为。比如简中圈有一种常见的愤世嫉俗称中国人是劣等人种、中国文明是劣等文明，甚至把这种观点说成是普世价值。你拿着这种观点去问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他们普遍接受这种观点吗？显然这是情绪宣泄和愤世嫉俗，与事实毫无关系。愤世嫉俗已经达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步。比如说你认为中国人跟其他人种没有多大差别，既有人性卑劣的地方，也有正常人性（虽然极权国家会扭曲正常人性）；中国文明并不比其他国家高尚，也不必一定比其他文明低劣，它跟印加文明一样有野蛮嗜杀的地方，也跟印度河文明一样有自己的特殊性。你即使表达不偏不倚的观点，也可能触犯愤世嫉俗群体，招致这些人的集体情绪宣泄，于是你成了这些人党同伐异的讨伐对象。这是十分幼稚、极其荒诞、但赤裸裸的事实。偏偏很多人就喜欢这样装老练。这不是对称的辩论，而是一些人在表达观点，另一些人在发泄情绪。你永远无法跟发泄情绪的人正常沟通，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他们漏洞百出的逻辑挑出他们问题所在，即使他们以逻辑学的名义向你发起挑战。裹挟容易失控的情绪的逻辑学不是逻辑学，而是诡辩术。在这种地方白费口舌毫无意义。发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毫无必要，因为它不但恶化言论环境，还不断挑衅和引战，造成群体之间严重撕裂，个体之间互不信任、互不合作、互相为敌。容易情绪化、容易受到愤世嫉俗情绪左右的人把情绪当成知识器官，这是造成认知局限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一个人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表达怀疑态度，相反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信，我们反而要怀疑这人太轻信。但是怀疑并不一定产生知识，尤其是在掺杂情绪的时候，怀疑就跟知识相距更远，因为这样的人是在用情绪来认识世界。美国喜剧演员George Carlin说，每个愤世嫉俗的人在内心深处是一个希望破灭的理想主义者。这话确有一定道理。愤世嫉俗者跟理想主义者有几个共同特点：他们都很容易被一种特定情绪架着走，进而分不清现实和理念；其次是他们都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因为分不清现实和理念差距，这使得他们同样脱离现实；脱离现实的人不大可能同时也是一个务实的人。说愤世嫉俗者都是理想主义者没有什么不妥，他们的区别只在于愤世嫉俗者是幻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失去了目标和方向，甚至价值体系崩坏，他们处在对现实不满又无法改变现状的尴尬处境中。不管怎么说，这都改变不了他们是令人尊敬的失败者这个事实，即使他们也一样攻击肯定这一事实的人。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当然要跟理想主义划清界限。这对于保守主义政治来说尤其如此，尤其反对理念先于现实这种做法。讽刺的是：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包括失败的理想主义者）可能互相指责对方脱离现实，这也就形成了认知的魔法圈套。然而实际上呢？他们指责的根本就不是同一种现实。愤世嫉俗者也面临这种认知困境，他们理解的现实是幻灭重新构造的现实，是对现实的主观改造，他们用这个现实来解释自己的幻灭，也以这种幻灭来威胁其他一切尝试。判断政治现实主义与愤世嫉俗的一个最重要区别，就在于是否成功克制情绪化：如果始终用一种幻灭感来架空现实就会无法摆脱情绪化，也就无法认识现实。比如同样一场败仗，有人看到了死亡，有人看到了惨败，有人看到了人性残忍，有人看到了战争真相，有人看到了（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最终）反败为胜的希望。

1个月前

愤世嫉俗和发泄情绪无助于改变社会，脚踏实去改变社会的人应该学会的第一堂课就是抑制情绪和自我克制，始终不让情绪干扰自己的目标和判断。

1个月前

蹲大英博物馆藏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5-7世纪摹品），蹲了好几年了，年年完美错过。下周的门票预约全满……

1个月前

2035年以后后果不敢想象。失控列车上的乘客，不管是歌舞升平的，还是愤世嫉俗的，最终都要面对不可避免的命运。当然，这不是结局，也不是末日，而是新的开始。从现在起未雨绸缪，把社会运动引上正轨，一切还来得及。不要把国家丢给极端主义和某些亚文化群体鼓吹的自相残杀。

1个月前

7月11日有朋友反映说至今还没有人提出务实的替代方案，人们看不到转型以后中国应该怎样走下去，以及如何对待被极权主义毒害的社会环境。许多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中共还没有推翻呢，你就开始规划推翻以后的事情了，这是不是杞人忧天、空想连篇？恰恰相反，反而是因为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才限制了1989年以来社会运动始终没有走上正确的轨道。这与中国至今也没有政治上的反对派息息相关。根据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国历史来看，极权国家是可能存在反对派的，这种反对派与民主国家公开合法的反对派并不相同。在极权国家，反对派是一种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而不是以合法的反对党团身份存在。有反对派政治运动跟没有，区别在哪里呢？关键区别就在于有没有提出务实的、可行的社会替代方案。这就是上面那位网友关心的事情，也是许多对潜在反对派群体表达强烈质疑态度的网民经常“呛爆”的问题：反对派既没有提出务实替代方案，也没有执政经验，国民凭什么因为你反独裁有道理就支持你上台？尤其反对派群体如果自甘堕落，满足于做乌合之众，凭什么国民要把国家交给乌合之众来管理？反对派政治运动，不仅要提出具体的替代方案，包括围绕经济、内政、外交、民族、领土等系列问题的政策争议，还要培养将来可以领导过渡政府的反对派政治家（经历过复杂社会运动并成功争取到最终胜利，这显然是对反对派政治家的最重要锻炼——另外，历史上不乏没有执政经验但有丰富政治活动经验的政治家上台执政，包括领导过渡政府，社会运动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政治活动经验）。我反复提醒培养反对派政治家的重要性，原因在于普通人都可以提出许多“观点”，但这些“观点”并不见得都能成为替代性政策方案，为什么呢？因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不但没有能力就“观点”进行政策层面的详细研判，也没有能力进行游说和演讲，而只是一味表达“观点”，不在乎“观点”可能引起的社会矛盾，不在乎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也不在乎政策执行阻滞和佩尔兹曼效应。也就是说，普通人提出的“观点”不必负责任、不必承担后果，甚至也完全可能是违背政治规律、无视政治现实的。但反对派政治家不仅必须依托决策团队来制定务实的替代政策研讨和制定，还要设法游说不同利益群体和社会团体来支持这个替代方案。除此之外，还要通过一系列谈判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折衷和合作，以便社会联盟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替代性方案就是反对派政治运动的安身立命之所。你不能等你把政权搞到手才想起自己完全不会管理国家，然后你怎么办？挑起群众斗群众吗？当我指责一些人缺乏专业的政治才干时，不是说他们必须是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毕业才能算专业（很多职业政治家还是学法学或者工商类专业出身的呢），而是指他们在讨论政治时缺乏职业政治家必备的品质，比如政策研讨、政治手腕（这里不是指乌合之众那种“勾心斗角”）、政治智慧，以及在复杂政治局势中的生存能力和对于社会的领导力。如果在这些能力上均表现出严重不足，我们质疑这样的人不专业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不仅我们要指责，跟反对派政治运动为敌的民众更是要拿这个来攻击我们，以此证明乌合之众不适合领导国家。我先前讲，对于极权国家的反对派政治家来说，由于风险远远超过成熟的民主国家，对于政治素养的要求必然更高而不是更低，因为政治素养过低，要么根本不会形成新的政治气候，要么在复杂政治斗争中人头落地。这种危险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根本不存在。近期我在与日本方面的朋友谈到这方面问题时，我们一拍即合。显然我们都不约而同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提出有点职业政治家样子的替代方案来说服社会，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乌合之众，我们不但有政治能力，还能够在复杂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中脱颖而出，以充分展现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政治才干……非此不可也，因為只有这样才能在民众中建立公信力，才能让看不到社会希望的人相信反对联盟有能力推翻极权国家和保障社会平稳过渡，才能减轻那些强烈质疑反对派政治运动的人所构成的社会阻力。假如我们只满足于做乌合之众，这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将来后人指着鼻子骂我们无能，我们却转而抱怨说都怪民众烂泥扶不上墙，事实果真如此吗？不，真正烂泥扶不上墙的是只满足于做乌合之众却成天幻想推翻国家的群氓和暴民，即使他们很多人俨然把自己当成政治家了。反对派政治家要做一些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做的事情（再次强调，这里的专业跟大学专业不是一回事），要显得professional，而不是还没上台呢就开始打官腔、摆架子、穿行政夹克端茶杯。眼下惺惺作态的人倒是有不少，真正愿意成长起来，努力把自己变得professional的政治人屈指可数。不要自甘堕落，不要做烂泥扶不上墙的事情，反对派政治运动需要一批更加专业的政治人才，而不是只满足于输出观点的网络键政好手。多媒体只是一种传播手段复合体，并不是反对派政治的生存土壤，反对派政治的生存土壤是民意和民心。新国家也需要有社会契约，假如你跟乌合之众和暴民团伙订立社会契约，你不担心这些人将来杀你祭天吗？

1个月前

网络政治议论跟现实政治差距还很远，网络政治议论最多算网络舆论，许多人把这个跟现实政治混为一谈。网络政治议论没有门槛，在这里，所有人都可以觉得自己宇宙无敌聪明。但是现实政治门槛很高，在网络上风生水起的人也可能在现实中被打回原形。尤其不能控制情绪和被仇恨蒙蔽双眼的人把政治当儿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