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5个月前
税负低不一定是好事情: 如果税负低且公共服务好、财政稳定、社会保障覆盖广而且公平,那么低税负就是优势; 如果税负低但公共服务弱、财政靠隐性手段及或债务维持、再分配不公平,那么低税负就是大问题,会把负担转嫁到企业、个人或未来社会。 中国古代王朝也有低税负传统,但社会却感到负担沉重。 低税负实际上并没有减轻社会负担,反而是国家在逃避责任。国家逃避的责任最终还是要转嫁给社会。 高税负不仅保障国家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和促进更公平的再分配,还间接减轻了社会负担,保障经济可持续繁荣。 人大经济学者吕冰洋比较中美税制结构,不是说美国的税制结构一定合理,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不这样做并不能证明中国模式就因其独特性而更合理。 中国过度依赖企业纳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主要依赖居民纳税:表面上看依赖企业纳税有助于减轻居民负担,但是这反而跟居民收入过低有关系;表面上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纳税太高,但是这跟社会收入水平高有直接关系。 中国这种低税负传统,并不是什么基于国情客观需求的必然选择,税制结构是可以转变的:减轻企业纳税负担跟提高居民收入表面上看起来很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实际上只是把企业缴纳的税收一定比例变成居民收入增长,那么国家会吃亏吗?国家可以把税收负担逐渐从生产环节转向消费环节,来增加消费端税收。其结果反而是企业总体财政负担减轻,居民收入显著提高,国家税收大幅提升,然后看起来税负太重,实际上实现了三赢。 如果国家搞低税负又逃避责任,其结果是三输:企业纳税负担过重、普通人收入低、国家总体税收较低。 国家税收收入低就会造成政府转嫁责任、逃避责任的问题,最终就又像古代王朝一样财力不足、疲于应对社会危机:一遇到社会危机就向社会转嫁负担,简而言之,搜刮社会。
Ignatius Lee
5个月前
印尼反政府示威可能再次引爆针对华族的仇恨宣泄 当前印尼反政府示威,是印尼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平和对特权阶级不满积压已久的情绪喷发。针对华族的报复活动可能成为民愤宣泄口,需要特别警惕。 2017年,印尼全国民调显示,大多数印尼人认为,华族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享有特权。近60%的受访者认为华族比印尼本土民众更富有,47.6%的受访者认为华族可能仍然对中国保持忠诚。印尼原住民对华族的长期偏见包括贪婪、自私、排外、不忠诚等等。 印尼社会对华族的种族偏见由来已久,上世纪两次大规模排华暴行并未得到历时性纠正,印尼社会对华族的不信任和偏见仍然相当普遍。 2017年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一项研究显示64.4%印尼土著对华族担任政治职务感到不满。 2022年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的一项民调还显示:65%印尼人认为华族经济影响力过大,有50.8%认为华族政治影响力过大。 2023年印尼副总统Jusuf Kalla曾公开煽动说,华族人口占印尼总人口4.5%,却掌握了超过50%国家财富。这种说法毫无依据。但是这种民粹主义言论极大投合了印尼社会的反华族情绪。 印尼社会的反华情绪,不仅表现在对中国威胁的感知上,也表现在政治选举中利用煽动华族威胁和中国威胁来打击竞争对手以及吸引选民。 随着中国对印尼经济社会干预程度加深,印尼社会不安全感也在升高。2023年,印尼一家中资冶炼厂因罢工演变成暴力冲突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加剧印尼社会对中国投资的负面情绪大喷发。 中国籍劳工随中资企业涌入印尼也引发了印尼社会不满。2022年雅加达省长Sutiyoso煽动说涌入印尼的中国籍劳工会赖着不走,然后霸占印尼社会,把印尼变成新加坡那样的华人主导社会。 此次印尼反政府示威,深层因素是社会对经济特权积怨已久,华族很可能再次成为社会怨恨对象。
Ignatius Lee
5个月前
Ignatius Lee
5个月前
我先前一直在讲要对社会运动骨干进行职业政治人培养,其目的不一定是要把骨干都培养成职业政治家,而是要让骨干具备职业政治人的专业素养、领导力和政治才干。 尽管政治领导力和企业领导力有天壤之别,两者并不一定可以互相兑换,但争权夺利到哪里都一样。 伊朗海外反对派群体饱受诟病的一个地方就是出于领导者私人恩怨、个人意见分歧及政治短视,在反对派群体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内斗和合作障碍。 反对派群体出现争权夺利现象经常是难以避免的,但并不等于这种现象就是正常现象(常见不等于正常)。 对于容易卷入争权夺利陷阱的反对派群体,重塑作为职业政治人的专业素养和政治领导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私人恩怨扩大化,抑制光分歧不合作的不理智行为,以及培养一定政治胸襟和远见。 要开创一个新国家、新社会,也必然要求开创者一代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胸襟和政治才干,因为非此不能力压已然形成强大统治根基的极权国家。 民主国家的政治风气一样充斥争权夺利现象,但并不一定是什么不正常现象,因为通常来说成熟的民主制度有助于将公开的政治斗争控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除非是一些出现民主倒退的国家可能出现斗争失控)。 对于极权国家的反对派群体来说,不但缺乏职业政治人,也缺乏普遍支持公认的政治游戏规则,在这样的情况下,斗争失控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假如我们的社会运动骨干缺乏这样的专业素养和领导力,也不具备职业政治人所应当具备的胸襟和才干,那么可以想象:内斗失控将彻底瘫痪反对运动。 我们经常说“政治才干”,“政治才干“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政治才干不一定是政治领导力。政治才干非常具体涉及到一系列政治活动包括谈判、沟通、对话、协调以及妥协。 职业政治家与普通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具有高超的政治才干:他们比普通人更容易合作,也比普通人更难以对付。 反倒是缺乏政治才干的普通人经常没有谈判意识,也没有合作精神,自然也不知道妥协为何物。这样一来就很容易陷入私人恩怨、意见分歧和政治短视而无法自拔。
Ignatius Lee
5个月前
有人把粗鄙跟粗俗当成坦率和真性情,这是不对的。东亚国家中产阶级所遵循的基本教养并不以粗暴为时尚。如果我们要去创造一个新社会,如果我们要在新社会解放自己天性,也不应该把自己天性想象成下流粗野的东西。 下流粗野的习性并不是什么率真,它只不过暴露出教养和文明长期缺失造成的价值真空。 文明和教养不是自我压抑,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美学。 生活在旧制度社会底下的人,仿佛天生就有一种对道德的厌恶感,这固然有其道理,但是人不能因为社会道德伪善横行,就转而推崇一种不道德或反道德的行为规范。 如果说道德对于这些人来说是一种伪善或者说是一种过高要求,起码文明和教养是不道德和道德伪善的平替方案。 人完全不必用圣人的道德来要求自己(其实这样只能造成道德伪善),也不必心安理得把流氓习气当成反道德伪善的坦率。 文明和教养是一种居中的替代方案,也是一种生活信念,这种生活信念使我们相信一种务实的生活态度与更好生活品位并不冲突。这种生活信念使我们相信价值是值得追求的东西。 丧失了生活信念的人,在根本上也丧失了价值信念,他的一生都在随波逐流和投机取巧,还会因为价值真空,变得喜怒无常和不择手段。 文明和教养,如果真的是在抑制什么东西,其抑制的就是由价值真空造成的社会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