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8个月前
在很多开放社会,欲望经济绝不仅仅是众多经济环节的一个部门,还是刺激跟推动其他产业繁荣兴盛的部门。这是自由经济体得以保持长期繁荣的秘密:它不压抑人性,还允许欲望经济给社会注入发展动力。 专制社会和半开放社会很少有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繁荣的先例,中国也不是什么例外。这种社会类型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繁荣的一部分原因就出在:一边严厉压抑人性、打压欲望经济,又一边希望经济保持长足发展动力。 包括中国在内,几乎没有专制社会和半开放社会具有充足的内需消费活力,这个活力不仅仅是因为贫困程度惊人——根据2023年中金报告,中国13亿人口(占总人口比92.62%)才拥有国家总财富6.98%——还因为政权成体系地压制人性和欲望经济,无法刺激消费动机和社会活力。 但是不要指望专制政权愿意解放人性和允许开放欲望经济,这与专制政权的道德禁欲主义取向自相矛盾,甚至可以说是挑战道德禁欲主义(尤其是极权国家特色)。用欲望经济挑战禁欲主义就是挑战极权国家。这就如同说要在极权国家实现消费需求旺盛和禁欲主义,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欲望经济指什么呢?它不仅指性萧条摧毁的相关产业(不只是性产业,还包括生育与婚恋可能带动相关消费产业),还包括允许人性得到合理表达的其他产业及相关渠道(比如文艺创作和社会上升渠道多样化,乃至不受政权过度干预、过度控制的市场经济本身也是对欲望经济的自由引导)。 不要只盯着性萧条,欲望经济才是极权国家的生存悖论。
Ignatius Lee
8个月前
中国民众在长期舆论操纵下,学会了不正视问题本身,转而攻击指出问题的人。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群氓效应”: 记者监督政府,这是记者本职工作,群氓不正视问题本身,但是跳出来大骂记者“收了钱”。 公共知识分子监督政府、指出社会乱象、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公共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承担的社会角色,但是群氓不但不正视社会问题、不正视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跳出来大骂公共知识分子“收了钱”,进而一棍子打倒一大片,把稍微有点不同意见的人也骂成是全民公敌。 在一些人眼中,中国的问题大抵都归结为“收了钱”/“屁股歪”:“批评”/“揭露”/“调查”/“报道”/“有自己独立意见”=“收了钱”/“屁股歪”。 还有一种反智主义与前面一种截然相反,因为他们痛斥党国喉舌和依附于体制的奴颜媚骨的知识分子群体,但顺带上升到痛恨一切知识分子的地步。在他们的反智主义言论中,丝毫不顾及像张千帆、许章润、贺卫方、秦晖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和海外离散知识分子群体依然在坚守整个民族的道德防线。你反智要有针对性,胡锡进、司马南、张维为、金灿荣这种人能跟前面的人混为一谈吗?不要一棍子打倒一大片,不要一开口就反一切。分不清这种界限,就不要以为自己不是群氓。 群氓的粗暴行为与“人民共和国政权”前三十年祸乱期间的暴力社会毕竟有血缘传承,他们血管里流淌的反智主义血液都有同一种世俗腥膻。他们痛恨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他们崇尚暴力,他们崇拜权力,他们觉得群氓和暴民应该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实行暴力专政,这种习气至今没有纠正过来。即使是第二种反智主义(也就是痛斥党国体制代言人的反政府群体),他们也没有很好摆脱对独立知识分子的刻骨怀疑和顽固偏见。 反智主义盛行产生了一个必然的封闭社会效果,那就是封闭思想观念、铲除社会思潮的传播土壤、抗拒开放性对话、无法接受新观念和新知识。这很好理解,对知识群体存在严重偏见和不信任,怎么可能接受新思潮和新知识?这就像讳疾忌医的人任凭医生苦口婆心劝解,就是不听。这就是封闭社会的典型特点之一。 “群氓效应”不是智力残疾,而是认知残疾。就像一个人得了红绿色盲,你说他看不见吧,他瞪着俩大眼珠子滴溜转;你说他看得见吧,他分不清红色跟绿色有什么区别,却反过来指责别人颠倒黑白。 认知混乱的群体也存在“群氓效应”:他们参与社会讨论不是为了正视现实问题本身,而是为了攻击讨论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都是蠢蛋,也对那些有着正常人类认知和正常人类情感的普通人大放厥词。 社会上总不缺半罐子水叮当响的人,这些人是最自信的,他们在求知之前就已经把自己封闭起来,感觉自己已经要满出来了。 中国的社会僵化已经走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必须发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来重新撬开思想观念上的僵化,解绑那些作茧自缚的观念困境,驱逐那些顽固的偏见和常识性谬误……要做到这些得先把反智主义揪出来扔掉。
Ignatius Lee
8个月前
从心灵鸡汤里提炼阳春白雪:再谈思想解放 我们经常看见有人表达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厌恶情绪,但心安理得接受了其中的历史决定论,甚至可以说连他们的反对意见都是被历史决定论塑造的。 中国人至今也没有克服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就像一种牢笼:人们一边批评牢笼,一边扛着牢笼到处走动。 历史决定论不仅是一种宿命论,还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悲观情绪,尤其在六四惨案这样的集体创伤之后,历史决定论还变成了普遍的社会心理障碍和普通人自己给自己设置的禁闭室。 历史决定论是个什么东西呢?哲学家们对它的批判太多,简单来说,以往人们更侧重历史决定论过度强调对人类理性的极端迷信,过度迷信历史必然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则表现为对历史周期的过度迷信……这些情况都在给极权主义创造生存土壤。 现在我们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历史决定论发生了新的演变:它从极端的理性主义跑偏到了另一个极端:极端不理性。一方面人们毫无实证依据地假设中国仍然没有走出以往的历史周期,另一方面人们想当然相信某些专属于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愤世嫉俗地认定:改变现状没有可能,让现实继续烂下去最好,反正历史周期还要再循环,反抗没有意义。 现在,历史决定论形成了一种密闭的观念空间,一切试图向其中渗透的努力、一切想要打开人们心结的努力、一切试图引导人们解放思想的努力,都会引起激烈抗拒。这倒不是说他们对现状很满意,也不是说他们支持维持现状,恰恰相反:他们对现状极为不满,但是对任何改变现状的努力也持同样的攻击态度。 这些群体的心理就像集中营幸存者,暴力已经彻底摧毁了他们的自尊和自信,他们连看人的眼神也闪躲不定,除了囤积食物,在他们的余生中仿佛只剩下无穷无尽的软弱、怨恨和自暴自弃。除了囤积食物,他们不相信一切善意,不相信这个世界除了食物以外,还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你要把余生都活在自欺欺人中吗? 以赛亚·伯林在《论历史不可避免性》中猛烈批评滥用历史决定论的倾向,还有将科学决定论跟历史混为一谈的倾向,还有将对历史的回顾性解释合理化的倾向,还有对历史目的论的迷信(中国流行的“历史循环论”也是历史目的论的一个变种),以及历史决定论对道德责任感的严重破坏。这些情况在今天的中国问题同样严重,甚至泛滥成灾,变成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 历史不仅充满了偶然性,还不存在一条所谓的必然道路。不仅历史决定论幻想的现实和历史关系,无法通过实证来证明,中国例外论还用中国历史特殊性来搪塞一切比较、对照和反省,最终只为达到一个目的:告诉你现状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 以赛亚·伯林最著名的言论之一就是讽刺那些认为每个问题都有唯一一个正确答案的天真想法。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思想解放的起点。更进一步的成长还会让我们发现以赛亚·伯林另一个论点:价值和意义是多元的,即使它们互相冲突、互相矛盾,没有任何一种价值或意义绝对高于其他。 开放的思想总是保持开放性,而封闭的思想反复强调绝对性。不要以为现在的中国人跑到自由世界就思想自由了,套在他们身上的牢笼还如影随形,认知混乱与思想解放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情。 我们在网上看见这样一句心灵鸡汤:“当一杯牛奶打翻了,再倒一杯就好了。不要成为你过往的囚徒,那只是一堂课,不是无期徒刑。” 这句话虽然是心灵鸡汤,但是举重若轻地指出了历史主义谬误和历史决定论所制造的社会心理障碍:一个人在过去一直失败一直失败,不等于未来也会一直失败一直失败。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换成国家、民族和社会,怎么人们就忽然愤世嫉俗起来了?
Ignatius Lee
8个月前
俄国人沉浸在自己的历史迷梦中,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这里指的还不仅仅是那些被广泛定义在“小粉红”群体中的人口,还包括很多疏离于“小粉红”之外的其他群体,他们的社会观念本质上与“小粉红”没有特别迥异的差异,迷信暴力、零和思维、威权主义思维、在极端观念之间来回摆荡…… 我们必须使自己与“小粉红”群体变得特别迥异,把我们自己身上的陋习、偏见、势利和狭隘驱逐出去,重新开放自己的胸襟和眼界,才能真正实现自己与他人的有机联结,才能发现一个社会建立有意义的人与人关系是多么重要。 不论如何,这是我们要为之奋斗的意义:我们要普通人的生活被赋予更多意义;我们要温情社会重新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要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要建立无法被极权国家轻易拆散的社会纽带;我们要把极权主义从我们的灵魂中、从我们的身体里、从我们居住的环境中彻底驱逐出去;我们要活在没有恐惧的社会里,我们要活在互相依赖的社会,我们不要与人为敌,我们要救人于危难之中、同时也相信他人同样会救我于危难之中…… 是的,我们想要那样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从现在出发去建立那样的生活,不要把那样的改变放在遥远的明天,不要把那样的改变寄托在别人身上:我们,此时此刻,在我们这里,我们就是风暴中心,我们就是未来的新人类,要求改变的社会浪潮就从我们自己扩散到其他人身上。 爱人如己。
Ignatius Lee
8个月前
Eric道出了反对派政治的关键要素:施压。我先前讲即使胡锦涛时代维权运动和信访案件暴涨,政府感受到的压力跟社会运动制造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应该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苛责六四运动。 六四运动不能作为孤立事件来看,在那以前,八六学潮是中共键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学潮。这两次民主运动是公民社会崛起的时代气象。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八六学潮导致胡耀邦下台,八九学潮又导致赵紫阳下台,这对于当时主导改革的改革派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这是历史的悖论之处:如此密集发生的两次大规模民主运动,反而重创了最有可能通向民主改革的改革派。但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 从多种回忆录、口述史和相关历史文献来看,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共政府内部充斥着一种急躁情绪。就像赵紫阳前幕僚吴国光日记中记载的情况:胡耀邦做什么都急,要快、要全、要一起上,但背后最急的是邓小平,改革压力变成了急躁冒进,导致重心不稳。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即使不出现八六学潮,胡耀邦在党内失势也在所难免,因为不仅保守派对急躁冒进的改革激烈抵制,冲突濒临白热化,就连胡耀邦最重要的政治盟友赵紫阳也以稳健的政治作风抵制胡耀邦改革,致使胡耀邦在我们今天看来高瞻远瞩的改革举措流产,变成胡耀邦一个人的独角戏。 这确实是非常令人扼腕的事情,胡耀邦也许不是最好的政治家,但是却代表那个时代最好的中国道路;赵紫阳可能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家,但是赵紫阳没处理好盟友关系,反而削弱了盟友,最终给同样推翻自己造成严重隐患。 胡耀邦下台是赵紫阳下台的序曲,即使赵紫阳比胡耀邦更能平衡各方势力,逼胡耀邦下台是打响铲除改革派的第一枪。在赵紫阳和其他改革派幕僚那里,他们并沒有察觉到改革的脆弱性,也低估了才刚崛起的公民社会的脆弱性。改革派不团结,总体来说政治上缺乏成熟性、政治上急躁冒进和改革派内部缺乏有效沟通协调(尤其是胡耀邦跟赵紫阳之间几乎不存在有效合作),是保守派借外力全面攻破其防线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普通人,没有人注意到这些问题,即使局内人也一样意识不到这些问题。这是历史研究者特殊的后见之明优势才能察觉到的历史迹象。我们当然不能从后见之明角度,一口否定所有改变社会的努力,不管是势单力薄的改革派,还是欣欣向荣的社会运动。这些因素交叉在一起是一出历史悲剧。 从这出历史悲剧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什么?从反对派职业政治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仅要致力于构建強大的反对派联盟,还要促成反对派联盟内部有效合作,避免相互内斗导致互相削弱。再从社会运动领导和组织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致力于构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不能一味只满足于煽动和动员。 回避历史悲剧重演,需要培养未来社会运动的坚强领导集体和能够推动社会变革的新型社会人格。
Ignatius Lee
8个月前
《战国策》那个譬喻实在是很奔放,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奔放才是常见现象。 《春秋榖梁传》还记载陈灵公君臣三人跑到一个公卿家里跟女主人夏姬通奸,还将女主人内衣穿到朝堂上胡闹,女主人儿子愤而弑君: “陈灵公通于夏征舒之家。公孙宁、仪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戏于朝。” 其实,如果你读日本的《源氏物语》和《今昔物语集》,就会发现大量这种或含蓄或露骨的乱性细节,其“恶趣味”不亚于陈灵公君臣三人跟夏姬通奸。 但是日本古代缺乏儒教式大义凛然的道德约束,这些奇闻通常具有很活泼的人性特点,至今在北野武一些“恶趣味”的幽默表达中还可以看到日本人对待乱性的态度没有中国人那样道德化、没有中国人那样装大义凛然。 尤其《今昔物语集》简直有点像日本版《十日谈》。你如果学儒家大义凛然、装腔作势,在这些地方,你看不到一点人性趣味,你看到的是全是愤世嫉俗——不,是你自己愤世嫉俗。虽然你自己像狗一样垂涎别人,但是看到其他人堕落,瞬间就让你感觉自己像个圣人一样道貌岸然了。 像《源氏物语》这样的小说,假如穿越时空遇到程朱理学家,怕不得把“淫书”焚了,把写“淫书”、读“淫书”的统统浸猪笼。 周作人以前说日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真性情、不装假。别的不说,就这个,要比道貌岸然、装腔作势、动辄大义凛然的名教人士有人味儿多了。
Ignatius Lee
8个月前
大清输了鸦片战争,但是现在中国人还是在批评大清贪腐严重,这种似是而非的历史反省存在很大问题。大清不仅仅输在贪腐问题上,还输在税赋制度上(这是社会制度最重要的部分)。中国税赋制度史研究发现大清的税收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1.受到儒家轻徭薄赋思想影响,历朝历代的总体税赋太低,甚至不足以维持日常公共工程开销,修个运河、建个粮仓或者铸个堤防都得向乡绅摊派和找乡民搜刮,国库的钱根本不足以应付这种公共开销。遇到战争这种巨额开销,不但国库捉襟见肘,还只能想方设法搜刮各个社会阶层。 2.税赋结构严重不合理、税收管理效率低、严重缺乏开源节流的经济观念,历朝历代都存在这种问题。税赋低却丝毫没有给社会各阶层减轻负担,根本上还是因为朝廷除了搜刮,不知道怎么增加收入,这跟儒家重农轻商思想有关。像票庄、钱庄这类金融工具,朝廷没想自己经营让国家有稳定收入来源,甚至没有想办法去收他们的税,而是一遇到天灾人祸就找商人敲竹杠。还有就是政府朝廷没有想过怎样让土地耕种产量增加来间接增加朝廷收入,比如推广农业技术和引进农作物等等。 3.极低效率的税收制度及其管理,根子上还是跟支离破碎的国内市场和效率极低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关,历代朝廷都无法克服国内的种种壁垒和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要推行全国统一的经济发展政策根本不切实际。而朝廷明知道有这种问题,思路还是秦始皇那一套大一统思想,没想过顺水推舟地推行类似联邦制或分封制的制度,来授予各省发展民生自主权,而是用统一的儒家思想教化全国,成了所有地方官员必须遵守的意识形态。在统一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没有人敢挑战儒家的轻徭薄赋和重农轻商思想。 简而言之,并不是税收越低,社会感受到税负压力越小;在低效管理和灾难性的税赋制度面前,税收低既削弱中央财政,又没有“造富”地方,反而一遇到天灾人祸还得反复搜刮社会各个阶层。 这就跟中国现在的低效中央集权制度缺陷一个道理:由于央地权责分配不清,看上去是权力集中到中央了,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互相推卸责任和互相削弱权力。真正的联邦制不但清晰分割央地权力,还让分权形成互相强化央地权力和责任的效果。中国显然是恰恰相反,治病救人的唯一办法就是根据现状实现真正的联邦制,这是秦以后都拒绝承认的最大社会现实。 由于税收低、中央财政难以维持公共开销,许多本该朝廷负担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地方。比如地震、洪水、旱灾,朝廷赈济只值九牛一毛,乡绅和商人在承担朝廷无法承担或者故意逃避的责任。朝廷最大的本事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再加上腐败横行,别说应付战争困难,就算和平年代也一样日子越过越恼火。
Ignatius Lee
8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