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7个月前
一位网友给我的私信(有部分内容重新编辑,请注意本推一般不接受网友投稿): 博主你好,我这次想跟你分享一下非法移民打黑工对经济的影响。 有博主发布了一个非法移民退出导致西红柿无人采摘的帖子。底下有人说,西红柿价格上涨到能雇佣合法工人时就好了,达到平衡了。还有人幻想西红柿涨了2个单位,工资也会上涨2个单位。 现在的社会经济中,有分工就会有差异,有差异就会在衡量创造价值上难以平等,就会存在剥削,也会存在社会集团抱团对抗,通过通过罢工、选票、立法、争取话语权等手段进行利益对抗。 大量非法移民干着脏活累活,却拿着比法定时薪更低而且没有保障的工资,这实际上是在说:享受法定工资的雇员占有或剥削了非法移民通过体力劳动创造的价值(消费者也间接享受这种剥削创造的价值)。 大家都是普通人,拎出来一个有合法身份的工人,他的工作能力一定比非法移民的工作能力强吗?很显然不一定。 之所以合法工人的时薪要更高,是因为非法移民法律身份上与他们不平等。这一点类似中国体制内和体制外“灵活就业”的关系,京籍与非京籍的关系;一方挣高工资,另一方贱卖自己的劳动力;一方享受到更多商品和服务,另一方失去他们本可以争取到的利益(比如本可以通过罢工等手段抗争)。 不过,美国的情况不尽如此,更具有一点合理性:非法移民选择了美国,认为在美国打工更有机会,生活更有希望,并不像在中国底层劳动者那样十分被迫、十分无奈。 这个问题上,一些“真正的极左”都会批判一般左派残忍,是披着羊皮的狼,压榨非法移民。我只是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政府把劳动保护做好,不造成非法工人职业伤病就好,他们可以拥有有限的工作与罢工的权利。 现在打黑工的非法移民想留也留不住了,那些拥有合法身份的美国人,不要再妄想工资与物价同涨!特朗普政府最好先想好怎么补上舍弃“非法移民贱卖劳动力”所造成的劳动力空缺,否则物价不跟工资一起上涨,人们还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Ignatius Lee
7个月前
但是反过来想:有人上街报复社会,但是促使他报复社会的原因是政治抑郁、社会不公、司法腐败、被铁拳锤到痛等等,这就说明造成他报复的社会原因是统治者,说统治者是他犯罪原因的原因是没有错的。这个不见得属于左翼叙事。 追究原因的原因从法律上缺乏可执行性。比如二战末期日本号召一亿人总玉碎,那么普通日本人是不是要为日本军国政府二战侵略行径付出代价呢?怎么惩罚当时的日本全部人口?你总不能说因为全日本大部分国民都支持战争,所以有理由把全国人口都嘎了吧?就算不这么极端,改成禁止日本国民出国,把日本人关在自己国家里,这算惩罚日本人,还是报复日本人? 假如把日本人关在自己国家里,日本人会变成现在这样吗?我们喜欢现在的普通日本人,因为他们文明、温和、开化,但是有多少人喜欢二战时期的普通日本人? 朝鲜就是把朝鲜人关在自己国家不许出去,现在朝鲜人比起1950年代来说有多大进步?现在日本人比起二战时期来说又有多大进步?把日本人关在自己国家里,日本人还会像今天这样受人尊敬和喜欢吗? 政治要务实,扩大报复打击范围是不务实的做法。 我们都知道二战时期的日本普通民众没有几个是无辜的,就像纳粹德国时期的德国人,没有几个是无辜的。但是同盟国怎么惩罚他们才合理呢?把成年男子全部嘎了、把妇女儿童罚作奴役吗?几千年前古希腊人这么干,但我们生活在几千年以后的世界,我们不能这么干。 说普通人要对国家倒退和社会堕落负责任,道理肯定是如此,没有几个人会怀疑这种说法。但是怎么追究责任是个难题?究竟是报复全部人口意义更大,还是改造全部人口意义更大?如果要想简单省事,就学沙俄/苏联/俄罗斯:他们在抢来的土地上迁徙出去一部分人口,然后屠宰剩下的人口,最后把土地上的文化遗迹铲除干净。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学沙俄/苏联/俄罗斯呢?因为他们野蛮。我们不能把野蛮当成榜样。
Ignatius Lee
7个月前
CNN近期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AOC越来越受到民主党选民欢迎。怎么,现在美国人是嫌极右翼祸乱不够严重,还要煽动极左翼来以毒攻毒吗? AOC素来被认为是美国进步左派的领军人物,但美国媒体一般避免将AOC跟极左或激进左派联系在一起,但是AOC所领导的进步左派就是民主党各大派系中最左的一支。 2021年皮尤民调显示,进步左派对共和党的好感度最低,是民主党党内各大派系中最极端的一支,说它是极左派就毫不为过。 2023年有媒体吹捧AOC说她脱离了进步左派,准备向党内更加主流的派系靠拢。如果AOC确实有这种野心,那可以说她有问鼎总统大选的野心,但这恐怕会引起保守派选民的激烈反弹,因为AOC有进步左翼背景。 近期AOC动员民主党人向Chuck Shumer发起挑战,起因是Shumer近期表态支持共和党的临时支出法案。这次挑战是AOC在给自己培养政治影响力。 AOC对共和党的强硬姿态仍然是进步左派的最强硬立场,她不大可能放弃极左路线。如果AOC党内人气升高,会是美国政治两极化的进一步升级。相比于拜登和贺锦丽所在的党内自由派(特朗普支持者错误地将民主党党内自由派等同于极左派),进步左派更加激进,其与共和党极右翼之间的对抗恐怕会造成斗争失控。 以毒攻毒绝不是民主游戏的正常玩法,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Ignatius Lee
7个月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前院长刘尚希,近期发文呼吁:迫切需要加快央地财政关系改革 该文指出央地财政关系改革是改革重点中的重点,但改革难度却是难上加难,是改革开放至今仍然困扰中共政权的大难题。 该文以“远洋捕捞”为例,说明央地财政关系失衡对市场、政府和社会造成的扰乱: “纵向的央地财政关系,其实会制约我们经常说的两个关系:一个是制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另一个是制约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远洋捕捞’为例,表面上看是法治问题,深层看显然与央地的财政关系特别是基层财政困难有直接和间接的关联。‘远洋捕捞’的目的是现在国务院反复强调要制止的趋利性执法,是为了利,因为很困难,增加非税收入,有这个动机在里头。所以,纵向的财政关系和地方财政的困难跟政府与市场关系有没有关联?当然有关联,而且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当然,还有很多诱因,地方可支配财力下降、税收收入的下降,使地方财力非常紧张。而地方财政的刚性支出却是越来越多,地方怎么办?就要想各种办法去筹钱,地方筹钱的方式五花八门,使营商环境难以优化。在这个意义上讲,纵向的央地财政关系,实际上影响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与发展韧性能否增强直接关联。” 该文还指出现在的央地财政关系造成了“三个不等式”: “现有的央地财政关系,实际上形成了宏观调控模式的地方化。有三个不等式:一个是地方的财政支出大于全国财政收入,在2023年大约是2万亿。再一个是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大于中央本级收入,大约是2000亿。第三个是地方的债务规模大于中央债务的规模,显性债大约10万亿,加上隐性债,大约20万亿。地方的支出占到全国财政支出的86%。如果把一般公共预算和基金预算两本预算加起来,地方支出占比能占到90%。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宏观调控不得不靠地方。地方的行为如果与中央同频共振,宏观调控就更有效果,否则,宏观政策的传导容易出现中梗阻。” 我们还需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央地财政关系难题根源仍然在于央地权力关系分配不明所造成的一系列制度性缺陷。 我们先前讲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存在严重缺陷,也即中央和地方都在抱怨自己权力严重不足,难以承担相应责任。结果中央与地方互相削弱,而不是互相加强,使得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变得相当低效,对中央和地方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累赘。 央地财政关系混乱从根本上反应的是中央中央集权体制的混乱和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