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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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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
3周前
理想主义者注定活得艰难。他们不愿低头于现实的粗粝,也不善于在权力与利益的缝隙中周旋。现实太重,理想太轻,轻得只能被风托举着向上飞翔,而不是沉入现实的泥淖。于是,他们选择不断攀登,不断去追问、更高的真理与更深的意义。政治需要妥协,而理想往往拒绝妥协。正因如此,理想主义者常常被挡在权力的门外,不是因为无能,而是因为太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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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理想
#社会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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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
1个月前
万老说的非常好,但我还是要说, 妥协与无原则的退让严重不同 当局不改变动乱定性,不真诚对话 恃权者不妥协,导致学生不退让 妥协是伟大的 妥当妥善的协商,才是妥协 屈辱的退让不是 广场和平撤退不仅是坚守者的耻辱 八九失败 是中间游说力量没有影响力或合力 极左与学生之间,没有缓冲空间 李鹏与学生对话实为恫吓 罪在邓小平集团 责任更应由成人们担当 学生们只是一群和平的吁请者 任何审判都不应该针对无罪的人 学生们并没有要立即民主化 而是当局要改变动乱的定性 至于如何一步步走向宪政 那肯定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万老的深刻与理性 教训的对象主要针对年轻人 而我则认为是万老为代表的群体 当时无力协调双方妥协才是失败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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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DAVID E. SANGER
2个月前
一退再退,特朗普的“漂亮”关税向现实妥协
贸易战爆发之初,特朗普的乐观设想是惩罚性关税将迫使企业在美国建厂。如今他已经开始面对极端强硬的路线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代价。他承认,145%的对华关税不可持续。
中美贸易协议:特朗普的蜜糖,北京的缓兵之计· 109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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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新闻-红星新闻
3个月前
美民主党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支持者失望称“只看到妥协”
美民主党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支持者失望称“只看到妥协”,民调,民主党,共和党,参议院,支持者,美国大选结果,唐纳德·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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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3个月前
暴民民主是政治两极化造成的,不一定是两党制造成的。 相对来说,多党制和联合政府更容易妥协、难以走极端、也更难以扭转政治路线、要改革也更难以改革。走上对的道路还则罢了,多党制国家一旦集体走上了危险的道路就很难回头,因为政治家容易向暴民政治妥协和投机。 两党制当然也可能出现暴民政治,尤其是在两极化严重又出现权力严重失衡的时候,会更容易爆发出来一方绝对碾压另一方的情况。但是两党制将来清算暴民政治也要比多党制容易一些,但是不管是哪一方不择手段打击另一方,斗争就会很难看。 暴民政治是一种民主病,过去研究还不够彻底,未来研究还会更多,究竟它会不会摧毁民主政治,我们其实也只是根据不同情况揣测而已。有时候我们的愿望会压过我们的对现实的准确评估。 民主政治当然是有弹性的,但哪怕是弹簧也经不起折腾,折腾超过极限,弹簧也会疲劳。折腾的时候当然痛苦,弹性疲劳的时候才生不如死。 看来过段时间还得再出一期节目专门讲“暴民政治”(mobocracy)。“暴民政治”是个专业术语,并不是为了骂某些极右翼民粹主义狂人领袖临时发明出来的。 别的不说,把历史上的案例搬出来比照现实,不用别人跳着脚骂,网友自己就会比较,有的国家的暴民政治不是一般人惹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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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瑞德里希4th😷
5个月前
当中国人还无法想象在夫妻父子之间能真的无话不谈,不再彼此伤害,不再用道德绑架、经济胁迫、情感勒索等手段连结彼此时,你是无法想象他们能在公共议题上实现长期的、大规模的高质量合作的。 现实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是道理一知半解技法半生不熟的人群难以掌握的艺术。 能力不足,你就得牺牲规模。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当你从国家的维持是一种另类的社会合作这个角度出发去看现实,你就会发现,这种社会合作的质量和规模,是受到社会成员的合作能力限制的。 当人口持续增长,社会规模超出君臣上下合作能力极限,合作者们就只能在牺牲合作质量和放弃过大的合作规模中二选一。 大多数时候,统治者选择的是牺牲质量。 于是政治黑暗,官员贪腐,民不聊生。 牺牲质量能拖延时间,但最终国家仍然必须缩减自身的规模。要么通过天灾人祸大量丧失人口,要么通过分裂割据,让各局部的人口规模与社会合作能力重新匹配。 但不要仅站在统治者立场。 从民众的利益立场出发,在规模和质量之间,如果社会合作能力确实难以在短期内提升,你愿意牺牲什么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牺牲规模,如果我们尝试走上一条不惜缩小合作规模也要提升合作质量的道路,如果我们只建立足够小的国家,只和志同道合者进行政治层面的社会合作,而不去勉强维持一个“大国”的表象,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选择这条道路的人们,会建设出怎样的国家,选择这种国家的公民,会得到怎样的生活呢? 我参加过香港“反送中”。我亲眼看到过拥有相当成熟政治理念也拥有相当多的民间组织和相当强的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在面对中央政权霸凌,无法保持高度自治时,是多么无奈。我知道英勇的抗争者们是多么擅长合作,但战斗是那么的艰难。 我支持香港独立。 这并不是一个纯粹出于理性思考的决定。 这是个感性的选择。是我在看到香港人被强迫接受中共中央政权对其内政的无理干涉后,看到不该被强暴被霸凌的人们在竭力抗争后仍被压制时,自然而然的反应。 青春为祭。 黄之锋锒铛入狱,罗冠聪、周庭远渡重洋。 倾城而战。 一百万人上街,两百万零一人上街。 可是只要中国还是个大国,只要中央政权仍认定香港人的自治、台湾人的自主、西藏人、维吾尔人、蒙古族人渴望的民族自决是“悖逆”,想要亲手建设出本族本地高质量生活的人们,想要不受中央政权干扰,“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人们,就不会有自行其是的自由。 在合作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你不可能既保持合作规模,也保证合作质量。 这是个“不可能三角”。 而不牺牲规模,就只能牺牲质量。 就只能满足于低质量的社会合作,低质量的国家建构,低质量的国家治理和个人发展条件。 即使作为个人你有足够的能力,作为地区你有足够的能力,作为城市你有足够的能力,去打造质量更高的合作关系,凭双手挣出品质更高的生活水准,你也只能为了“他们”想要的规模,牺牲你明明触手可及的质量。 这有意义么? 永生永世纠缠在一起,象一篓螃蟹那样互扯后腿,让谁都无法逃生,有意思么? 为什么不能“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呢? 为什么不能你别干涉我,我也不干涉你呢? 我支持香港独立。 并不是因为我恨那个曾经也在我心中存在过的“大一统中国”,而是因为在以现实政治形式出现的社会合作议题上,我宁愿选择质量,不惜牺牲规模。 因为我最终意识到,让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尽早进入高质量的合作关系,他们才能尽快在合作中学会合作,才能较快速的提高合作能力,才能让自己成为既保持质量又保持规模的社会合作的人口基础。 在最开始支持香港独立时,我是感性的。 但到支持上海独立时,到支持维吾尔人、藏族人、蒙古族人和其他所有地区独派的时候,我已经是理性的。 理性告诉我,这条道路,选择放弃规模,优先追求合作质量的道路,才是一条能走得通的路,能通过提高合作者们的合作能力,最终让所有人都获得高质量生活,在政治层面达成高质量社会合作的路。 这也是一条希望看到沦陷区亿万民众能过上质量可以接受的生活的人,都该理解和尊重的路。 事实上,我并不反对追求社会合作的规模。我相当清楚社会合作的规模越大,包含的元素越多,可调动的资源越充足,能激发出的创造性就会越强。 但为了规模而牺牲质量,这条路最终是会走不通的。 习惯了低质量合作的人口,会在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的低质量合作中迎来合作能力的持续滑坡。 他们会丧失维持既有合作规模的能力。 当家族繁衍人口增长,当能力与规模不再匹配,他们会感受到进一步降低合作质量的压力。 直到合作质量低无可低,直到无法维持最小规模的友好合作,直到在仅有两个人的合作团队里,在恋爱中的男女之间,也难以顺畅沟通,难以达成互信。 直到每个社会成员都变成最糟糕的合作者。 就象我们今天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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