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本书是专门写给社会活动家的理论和方法指导手册，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权力与系统方法”（PSA）。 PSA这种方法结合了“系统思维”和“权力分析”两大方法论支柱。系统思维指的是根据社会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变革的不确定性来灵活制定策略。 权力分析指的是对可能影响社会变革的权力因素进行分析，包括权力在谁手中、如何赋权、如何鉴别盟友、如何激发主体的内在力量等等。 系统思维强调社会变革的系统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反馈和监测的及时性和应对策略上的灵活性。权力分析则关心由可见权力、隐蔽权力和不可见权力构成的复杂网络如何给社会运动推动者提供识别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这本书对中国的社会运动有什么启发呢？ 可以说，这本书主要针对对象还是一般的具体的社会运动（虽然其田野考察和案例研究遍布全世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抗拒（线性的）规划和设计。但对于在极权国家推动以实现民主转型为目标的大型社会运动来说，如完全不信任线性规划和设计，就会遭遇组织和动员方面的巨大困难。 比如让互相缺乏信任、高度社会原子化、生活在恐惧中、不敢站出来讲话的群体朝着恢复社会联结前进，就需要有策略地进行规划和设计，目的是强化社会联结和实现社会联盟。 PSA显然办不到这一点：它无法确保如何在高度原子化的社会里实现社会联结，甚至也无法单纯依靠社会活动家和自发组织的影响力来实现全社会范围的互动和响应。尤其中国当前的情况是严重损坏了社会的中间联结组织，禁止和取缔了不受党和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组织，禁止未经党和政府授权的社会动员和社会自发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你绝不可能指望社会活动家和零星的临时组织来动员社会，因为这样的人一抬头就会被抓捕。 所以，虽然宏大叙事是跟我们这个时代背道而驰的，但是在这个难题面前，对社会运动道路的线性规划和设计将是不可避免的：你需要依托灵活多变的动员形式，先树立起运动形式和路线这个大方向，其次是培养海内外社会运动骨干和发展出向中国大陆延伸的地下组织或半地面组织，最后是依托传播学规律实现反复社会动员，打通阻滞动员的各个环节。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可能在遇到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或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发起能够经受住镇压和社会压力的强大动员。否则，你会看到一盘散沙的自发抗争来得快、去得也快，几乎无法对改变中国现状产生任何实际效果，反而可能进一步造成时代幻灭，让普通参与者因为再次挫败陷入更深绝望。 对于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来说，我们不仅要把恢复信心和建立信任当成头等紧迫的大事来做，还要做一系列预备性工作来应对突发状况。比如危机突然爆发，而一盘散沙的民众即使想出来抗议，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因为这时各个影响力者都在自言自语，而社会又无法组织和动员起来，所有人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随波逐流。但假如我们在突发事件以前就建立起一个多中心化、多阵营化和多媒体化的广泛的社会联盟（即使部分运动中心流亡在海外，也一样可以发挥作用），中国大陆民众就知道遵照社会联盟的统一指挥来行动——比如在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及时撤退，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在没有遇到关键节点或者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恢复社会联结等等。 邓肯·格林（Duncan Green）确实给了我们许多碎片化的启发，当然其方法论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还有建立信任、信心、信念和社会联结的重要性，又如对渐变过程和突变节点的关注，以及有关社会结盟的讨论。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启发是，作者强调了在文化层面，运用不可见的权力（比如文化观念、规范和信仰）来推动社会变革。这一点与我们先前在“新国家道路与中国民主转型”系列节目中强调社会变革从社会文化层面突破原理上如出一辙。 但是问题在于：邓肯·格林过于强调宗教信仰的意义，这在中国当前社会环境中还不切实际，虽然中国大陆同样有着庞大的宗教群体值得我们努力争取，但大多数人口仍然是不受宗教信仰鼓舞的。但原理上是没有错的，要宗教信仰让位于透过文化媒介传播的社会信念才更适合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中国大陆民众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信心和信念，而不止是信仰。

预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