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转型

底层社会最喜欢在幻想中报复社会。真正有能力领导革命和最关心社会变革的主要是中产阶级,也只有中产阶级有能力承担主导社会变革的重任。 近年有不少人开始质疑中产阶级革命论,理由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庞大,但是并没有促成社会转型。 这个论断还为时过早。 就目前而言,社运圈最活跃的依然是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是整个社会中最有知识、最有教养和最可能互相合作的群体。但是社会转型需要时间。 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资产阶级怎么反而还成了中国民主化的障碍》,讲的是中共政权怎么通过垄断社会资源来强化资产阶级对政权的拥护以及对民主化的抵触。在这种情况下,政权与资产阶级之间形成了同盟关系。 但是这篇文章只是点到即止提到了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脆弱性以及投机特点,尽管并不排除资产级阶内部分化成两个阵营,一部分支持我们这边,与反对派结成反对同盟;另一部分支持他们那边,跟政权结成寡头统治同盟。 资产阶级自身的脆弱性意味着他们需要利益保障和切实的安全环境,假如中共政权无法保障他们的利益和安全,他们并不天然就是政权的盟友。 我们在社运圈也遇到了这样的资产阶级,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反对派同盟的盟友、支持者和赞助人。我们除了继续吸引更多中产阶级加入社会运动之外,还需要展现出相当的政治能力和外交手腕来团结更多资产阶级和争取更多支持。 社会运动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社会反抗国家。正因为这是一场战争,我们必须把社会对抗国家想象成国家与国家的对抗:这就像蝉与蝉蜕的关系,社会就是新生的蝉,国家就是那个新生的蝉要冲破的蝉蜕。 社会与国家的对抗,不仅是蝉与蝉蜕的对抗,更是新国家和旧国家的对抗。我们不得不把社会运动政治化,以保障新国家具有挑战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能力。 社会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政治战争”。如果意识不到这个特点,就会被现实锤得鼻青脸肿。
叶隐
2个月前
“沪独”泡影与“姨学”幻象:一场键盘献忠的狂欢 何岸泉因“姨学”而沉溺于“沪独”的迷梦,自诩要“革中华民族的命”。口气不可谓不大,实质却不过是,借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宏大使命自我催眠、逃避现实的键盘献忠。 他自认为沪民党“比民运成熟”,实则只是“比民运更疯”。他们的论证路径,从“中国难以完成政治转型”,跳跃到“中国不该获得政治转型”,最终推出“中国应当像罗马帝国一样绝尘而亡”。如此荒谬推演,不过是现实绝望之后,被“姨学”这种末日狂犬病毒感染的又一个典型案例。 披着历史哲学外衣的“姨学”,实质是一种反现代、反政治、反文明的仇恨宣泄。它妄称神意,伪托先知,宣告大洪水式的全面审判即将来临。姨学以虚无为逻辑伪装,其终点并非自由,而是献忠式地毁灭一切——包括语言、国家、认同、秩序与文明本身。这套话语的内核,并非政治哲学,而是披着古老自由外壳的神棍巫术,是掺杂仇恨与精神自虐的诡辩术,不是文明重建,而是暴力发泄与露淫癖式的小众狂欢。 姨粉最荒唐之处在于,它从不探讨如何建设现代宪政国家,而是盗用基督教语汇,狂妄自诩为末世启示录的见证者。它不提供任何可行的自由实践路径,它唯一真实的功能,就是聚拢一批精神破产、现实边缘、充满怨毒的网络群氓,围绕姨学语录组织成一个个数字献忠小团伙。 姨学所谓的“反共剿匪”,既不诉诸法治,也不尊重人权,更不关心民生。它的终极目标,是“灭族”、“灭史”、“灭文化”——仿佛只有中国从地表抹除,他们才能在废墟上获得某种变态的心理快感与自我正当性。他们鼓吹的“诸夏建国”,既非美国式的联邦宪政体制,而是索马里式的部落社会,或缅北式的军阀割据。他们所谓的“网络建国”,不过是将殖民黑话与封建幻想包装成文化自慰的剧本。 这些人并非为了推翻中共、建立更公义的社会制度,而是借体制之恶,来合法化自己对“中国人”整体的咒诅与仇恨。他们幻想中国崩溃后接管上海、川渝或晋燕,实则既无真实民意支持,也无组织动员能力,更无任何现实政治基础,全是空中楼阁。 归根结底,姨学不是思想体系,而是一种与巫术、邪魅、精神病理深度勾连的精神病毒。它迎合的,是一群在身份焦虑、历史羞耻与文化失语中找不到出口的边缘人。他们咒诅中国,不是为了医治,而是为了在自残与毁灭的过程中,不至于显得孤单。 而像何岸泉这样身在纽约,泡在法拉盛咖啡馆里转发姨言碎语、鼓吹“沪独建党”的人,注定只会是社媒空间里的娱乐型角色,而不会成为任何真实历史转型的推动者。他们的口号可以喊得震天响,脚却从未真正落地。他们既不懂革命,更不懂文明。他们不过是将个人人生的破败,嫁接到民族终结的幻想叙事中,然后在推特上为自己争取一点虚假的存在感、残存的话语权,以及一些可怜的打赏施舍。 更现实地讲,即便中共政权垮台,真正能承担起上海秩序重建重任的,也只可能是本地企业家、法学专家、体制内的实权派与体制外的实干家,而绝不可能是这些年复一年咒骂“支人”、自封“民族先锋”的键盘侠。政权更替,从来不靠幻想实现,更不可能由仇恨、诅咒与自恋情绪推动。 “沪独”的远景,终究不过是姨学“诸夏建国大业”的梦幻泡影。若有朝一日,中国真正走向宪政转型与文明重建,这群人的名字,绝不会出现在任何庄严崇高的纪念场馆里,或许只会在一些“海外奇谈”中,作为另类“精神国父”,留下微不足道的逸闻趣事,以资少数好事者茶余饭后的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