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

5天前

偷听敌台的赫鲁晓夫 1968年，勃列日涅夫出兵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这使他大为愤怒。回想自己1956年也曾下令出兵匈牙利镇压群众示威游行，他意识到，这是体制的问题，如果体制如故，任谁当政都会在这条轨道上狂奔。他怒吼：“这个国家的大门被关闭了，被锁链绑住了。当你不得不将人民用锁链捆绑起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如果上帝让我有继续执政的机会，我会将大门和窗户都大大地打开！” 当然，他已经无力给任何人打开门窗，即使给自己，也仅仅是把窗帘拉开一道缝隙，这道缝隙就是——偷听敌台。他当政时，特别指示要干扰的两个“敌台”——美国之音和BBC——现在却成了他每天都要收听的广播，而他曾经的最爱《真理报》，在他眼里已经一文不值：“这简直就是垃圾！他们怎么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样的宣传？谁会相信这些东西？” 在很短的时间里，苏共曾经的首脑，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竟然转变为一个体制的异议者，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在偷听敌台的同时，赫鲁晓夫也如饥似渴地阅读“禁书”。他让儿子谢尔盖偷偷把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奥威尔的《1984》等书籍带回家，这些书都曾经被他宣布为反动书籍。在阅读了这些书籍以后，他摇头叹息：“我们不该禁这些书。我当时应该自己读一下。我被蒙蔽了！” 颇为讽刺的是，这位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之一，自己亲笔撰写的回忆录竟然也会被苏联当局宣布为禁书而不得出版。于是他拿出当年搞地下工作时的机智，从敌台中获得蛛丝马迹，在很多当年被他收拾和批判过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帮助下，和克格勃斗智斗勇，最后成功将手稿偷运到美国，并于1970在美国出版。 1971年9月11日，这个共运史上最高级别的“偷听敌台”者在病榻上与世长辞。临终，他向医生忏悔道：“我一生最感遗憾的就是带来的血腥。我的双手沾满了血腥，这是我内心感到最可怕的事情。” 他的临终忏悔也许可信。但是，不妨做个假设：假设赫鲁晓夫没有下台，而是像其他苏共领导人那样执政至死，那么，即使他看到了人民的疾苦，听到了载道的怨声，然而出于对权力的维护，他能够改变吗？他还会那样忏悔吗？这实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作者: 陋兰

#赫鲁晓夫 #反思 #冷战 #苏联 #勃列日涅夫 #布拉格之春 #匈牙利事件 #体制问题

7个月前

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时年28岁的哈维尔，这时候已经上了秘密警察系统性监控黑名单——当局专门给这些涉嫌“意识形态分化”的青年知识分子制定了一系列打压措施，目的是遏制其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比起中共当局，捷共当局文明多了，没有用嫖娼、吸毒、强奸等污名化手段把知识分子批倒批臭。当然，捷共一样打包逮捕政治犯，但判刑不如中共重，显然中共是汲取了历史教训，一嗅到自由苗头就滥用重典。当然，至今有些人还在幻想等习近平下台继续重温胡锦涛时代美梦（尽管当时他们也对胡锦涛政府不满）。群氓政治想象就像间歇性精神疾病发作。每一次中共领导人换届，民间总会有人幻想来一个戈尔巴乔夫接班，连习近平当初也一样被吹捧成戈尔巴乔夫。这种集体幻想是一种典型的思想惰性：自己不愿意主动去改变现状，成天干坐着等别人来拯救自己。习近平时代开启的政治高压模式会成为一种新传统（当然其有效性是有问题的），不要幻想峰回路转来一个态度软化突然开明起来。思想惰性造成了很多严重问题，一边是不断拧紧的绞索，另一边是生活在恐惧中的人们忘了去探索可以坚持抵抗的灰色地带，以至于大多数人都误以为什么都做不了。事实上，思想惰性让人对现实产生了严重的钝感，在日常生活中的抵抗比比皆是，从评论区冲塔到评论区翻车，再到电线杆上刷标语、天桥上挂横幅、楼顶上撒传单……已经有人尝试过了，探索过了，发现了许多灰色地带。每一种具体的微弱抵抗都不是没有价值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普通人如果自己都突破不了恐惧防线，那就始终生活在思想惰性和无穷无尽的奴役中，并且幻想中共当局自取灭亡。

#布拉格之春 #哈维尔 #思想惰性 #政治高压 #微弱抵抗

8个月前

布拉格之春：苏联士兵追赶向坦克扔石头的年轻人，1968 年 The Prague Spring: Soviet soldier chasing young man who had thrown stones at a tank, 1968

#布拉格之春 #苏联 #坦克 #1968 #冲突

Victims of Communism

1年前

Remember the heroes of 1968. Remember the Prague Spring.

#1968英雄 #布拉格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