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有朋友反映说至今还没有人提出务实的替代方案，人们看不到转型以后中国应该怎样走下去，以及如何对待被极权主义毒害的社会环境。 许多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中共还没有推翻呢，你就开始规划推翻以后的事情了，这是不是杞人忧天、空想连篇？ 恰恰相反，反而是因为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才限制了1989年以来社会运动始终没有走上正确的轨道。这与中国至今也没有政治上的反对派息息相关。 根据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国历史来看，极权国家是可能存在反对派的，这种反对派与民主国家公开合法的反对派并不相同。在极权国家，反对派是一种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而不是以合法的反对党团身份存在。有反对派政治运动跟没有，区别在哪里呢？关键区别就在于有没有提出务实的、可行的社会替代方案。 这就是上面那位网友关心的事情，也是许多对潜在反对派群体表达强烈质疑态度的网民经常“呛爆”的问题：反对派既没有提出务实替代方案，也没有执政经验，国民凭什么因为你反独裁有道理就支持你上台？尤其反对派群体如果自甘堕落，满足于做乌合之众，凭什么国民要把国家交给乌合之众来管理？ 反对派政治运动，不仅要提出具体的替代方案，包括围绕经济、内政、外交、民族、领土等系列问题的政策争议，还要培养将来可以领导过渡政府的反对派政治家（经历过复杂社会运动并成功争取到最终胜利，这显然是对反对派政治家的最重要锻炼——另外，历史上不乏没有执政经验但有丰富政治活动经验的政治家上台执政，包括领导过渡政府，社会运动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政治活动经验）。 我反复提醒培养反对派政治家的重要性，原因在于普通人都可以提出许多“观点”，但这些“观点”并不见得都能成为替代性政策方案，为什么呢？因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不但没有能力就“观点”进行政策层面的详细研判，也没有能力进行游说和演讲，而只是一味表达“观点”，不在乎“观点”可能引起的社会矛盾，不在乎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也不在乎政策执行阻滞和佩尔兹曼效应。也就是说，普通人提出的“观点”不必负责任、不必承担后果，甚至也完全可能是违背政治规律、无视政治现实的。 但反对派政治家不仅必须依托决策团队来制定务实的替代政策研讨和制定，还要设法游说不同利益群体和社会团体来支持这个替代方案。除此之外，还要通过一系列谈判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折衷和合作，以便社会联盟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替代性方案就是反对派政治运动的安身立命之所。你不能等你把政权搞到手才想起自己完全不会管理国家，然后你怎么办？挑起群众斗群众吗？ 当我指责一些人缺乏专业的政治才干时，不是说他们必须是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毕业才能算专业（很多职业政治家还是学法学或者工商类专业出身的呢），而是指他们在讨论政治时缺乏职业政治家必备的品质，比如政策研讨、政治手腕（这里不是指乌合之众那种“勾心斗角”）、政治智慧，以及在复杂政治局势中的生存能力和对于社会的领导力。 如果在这些能力上均表现出严重不足，我们质疑这样的人不专业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不仅我们要指责，跟反对派政治运动为敌的民众更是要拿这个来攻击我们，以此证明乌合之众不适合领导国家。 我先前讲，对于极权国家的反对派政治家来说，由于风险远远超过成熟的民主国家，对于政治素养的要求必然更高而不是更低，因为政治素养过低，要么根本不会形成新的政治气候，要么在复杂政治斗争中人头落地。这种危险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根本不存在。 近期我在与日本方面的朋友谈到这方面问题时，我们一拍即合。显然我们都不约而同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提出有点职业政治家样子的替代方案来说服社会，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乌合之众，我们不但有政治能力，还能够在复杂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中脱颖而出，以充分展现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政治才干……非此不可也，因為只有这样才能在民众中建立公信力，才能让看不到社会希望的人相信反对联盟有能力推翻极权国家和保障社会平稳过渡，才能减轻那些强烈质疑反对派政治运动的人所构成的社会阻力。 假如我们只满足于做乌合之众，这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将来后人指着鼻子骂我们无能，我们却转而抱怨说都怪民众烂泥扶不上墙，事实果真如此吗？不，真正烂泥扶不上墙的是只满足于做乌合之众却成天幻想推翻国家的群氓和暴民，即使他们很多人俨然把自己当成政治家了。 反对派政治家要做一些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做的事情（再次强调，这里的专业跟大学专业不是一回事），要显得professional，而不是还没上台呢就开始打官腔、摆架子、穿行政夹克端茶杯。眼下惺惺作态的人倒是有不少，真正愿意成长起来，努力把自己变得professional的政治人屈指可数。 不要自甘堕落，不要做烂泥扶不上墙的事情，反对派政治运动需要一批更加专业的政治人才，而不是只满足于输出观点的网络键政好手。多媒体只是一种传播手段复合体，并不是反对派政治的生存土壤，反对派政治的生存土壤是民意和民心。 新国家也需要有社会契约，假如你跟乌合之众和暴民团伙订立社会契约，你不担心这些人将来杀你祭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