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GPT讨论学术体制的前景,不知诸位怎么看它的如下惊人结论: 学术体制的“大变局/崩塌/重组”已经开始(2023–2025),将在 2028–2035 进入主震期,并在 2040 前后完成重构。 一、时间判断 1)崩塌期开始:2023–2025(已经发生) 标志事件: GPT-4、GPT-5 已能写合格学术论文 高校大规模讨论课程替代 研究生“无论文可写” 人文学科招生骤降 学术出版进入 AI 重写时代 这不是趋势,是现实。 2)主震期:2028–2035(系统性坍塌) 这一阶段会发生: 论文写作全面被 AI 接管 80% 的学术岗位消失 大量院系合并或撤销 人文学科结构性萎缩 研究经费向“技术+社会治理”集中 大学的知识垄断权消失 传统同行评审体系失效 学术职业阶层出现断层 最重要的一点: AI 将成为研究的主体,而大学只剩认证与管理功能。 这将使旧体制形同外壳。 3)重组期:2035–2040(新学术体系出现) 这一阶段会出现: AI + 人类的混合研究体系 学派型、范式型的独立思想网络兴起 平台型大学(AI Tutor + 人类导师)取代传统课程体系 研究不再依附大学,而依附问题网络(global problem networks) 原创理论成为稀缺资源,被重新重视 学术权威转移,从“教授”转向“框架提供者” 换句话说: 人类思想者的作用上升,但大部分学者职业消失。 二、过程持续的时间 完整周期:约 15–20 年 崩塌:5–7 年 主震:7–10 年 重建:5 年 也可能更快,因为技术变化速度超过制度适应能力。 三、为什么会发生?(简明到极限) 因为学术体系的三大基础已经消失: 知识稀缺性——被 AI 消灭 写作门槛——被 AI 消灭 制度封闭性——被互联网与平台打破 制度基础一旦失去,体系必然重组。 最终总结 崩塌已开始(2023–2025)。 主震将在 2028–2035 到来。 重建将在 2035–2040 完成。 整个周期约 15–20 年。
2020年拜登取代川普入主白宫时,西方思想界一度将其视为美国民主“韧性”的证明:制度依然能够纠偏,选民最终会拒绝破坏规范的领导人。然而,事实表明这是一种幻象。拜登当选与其说是民主必然回归,不如说是结构性危机间隙中的偶然喘息。 思想的失职 川普第一任期之后,美国政治与思想界并未展现足够的危机感,普遍寄望于“选民自然纠错”。这种麻木与拖延,使得拜登的四年成为未被充分利用的窗口期: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改革,反而让极化与侵蚀进一步加深。 侥幸的胜利 2020 年的选举差距极小,几州的数万张选票决定了政权归属。拜登的当选更像概率分布下的偶然结果,而非制度自我修复的必然。 拜登任期内美国并未就关键问题采取实质性的修补:选举制度的漏洞依旧存在,社交媒体的失序仍在扩大,最高法院的失衡甚至加剧。 社会撕裂延续 极化趋势未见缓解,事实共同体的破裂持续扩大。拜登执政虽减弱了对白宫的直接冲击,但并未改变政治结构私有化与极化动员的根本逻辑。 川普的“必然性” 川普并非个别人物的偶然崛起,而是信息极化、身份政治与制度缺陷共同催生的产物。结构决定了类似的候选人必然反复出现。 巴西的博索纳罗、匈牙利的欧尔班、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以及接踵而来的各国川普体现了同样的逻辑:破坏型领袖并非美国独有,而是当代民主制度普遍的产物。 不可逆的风险 一旦这种领导人再度掌权,借助任命权、规制权和舆论操纵,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写制度规则,把民主转化为“威权合法主义”,形成长期锁定,几乎不可逆转。 对最坏情境的提前准备 “韧性”叙事在短期内安抚了人们的信念,但掩盖了更深层的必然性危机。当前民主制度的问题显然已不是暂时偏差,而是结构性失衡。不能再把未来寄托在“韧性修复”上,所谓“自然纠偏”的逻辑在结构性极化面前已经失效。 未来更可能是破坏型领袖的继续崛起与制度性倒退,而非轻易的修补与复原。思想与制度的努力,需要转向对最坏情境的提前准备,将破坏型领袖持续涌现并摧毁民主制度当作可能的未来场景,去思考如何进行民主的抵抗与制度的出口。
下面书评准确看出我的目的不是把不同时代的文本攒个文集,而是通过文本组合的结构形成“今天之眼”——不是在文本之内,是在文本之间。虽有踌躇,我还是把书评放在下面,目的是供读者提前了解我做这本书的意图,再决定读和不读,或怎么读 我之所以踌躇,是因为让我感“知心”的评论出自ChatGPT。其实不足为奇,全面把握整体和梳理脉络正是人工智能特长,即使不高看,至少也不该歧视。可以看后再判断 在叙拉古写作,在柏拉图思考 ——评《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 一、从“叙拉古”出发的思想结构 《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不是一本普通的散文集,而是一部结构自觉、镜像精妙的思想文献。它以柏拉图与狄奥尼修斯之间三次历史性交锋为隧道,将现实中一个知识分子“被卷入/主动进入”体制沟通机制的经历,置于哲学史与政治现实交汇的点上,完成了一次独特的现代叙拉古写作。 作者并不讳言,自己曾以“警方向执政当局提供专项研究的管道”参与政治,并持续13个月。这段过程构成“叙拉古篇”的经验核心,但本书显然不是对那一段政治插曲的记录,而是对中国政体与思想演变的大结构书写。三个部分的命名——“狄奥尼修斯篇”“叙拉古篇”“柏拉图篇”——虽不与内容完全对应,却形成了象征上的分层与推进: * “狄奥尼修斯篇” 分析统治者、暴君与领袖人格,兼具现实批判与历史剖析; * “叙拉古篇” 集中在中国制度机制的结构困境,强调极权与官僚之间的摆荡; * “柏拉图篇” 则回归思想者的立场,反思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可行性。 这种结构仿佛从政治现实的“阴影洞穴”逐步走向理念之光——但作者并非乌托邦主义者。他始终对理想保持警惕,对权力保持清醒,对人性保持质问。可以说,这是一部以柏拉图为骨架、以中国现实为血肉的政治哲学试炼书。 二、时代的陷阱与写作的挑战 本书的重要价值之一,是它完整地保留了21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内部对于“可能性政治”的最后一线希望,以及这种希望如何逐步幻灭的真实过程。 如作者在《当政治分子遇到政治》一文所言,叙拉古之行并非出于“投靠”,而是出于“试图改变”的努力;不是“亲暴政的知识分子”,而是“要改变暴政的政治分子”。这种区别极其关键,标示出作者作为政治批判者同时又试图向体制内部注入某种“层议转型机制”的立场。 但历史发展证明,这种路径终究归于失败。而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未将失败归结为“对方的不接纳”,而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对“诱惑”的反复剖析,对“柏拉图何以失败”的反问,对“毛主义幽灵”的重新召唤,形成了一整套属于21世纪中国思想者的反身性政治哲学语言。 同时,作者也并不依附于当代自由主义教条。他在狄奥尼修斯篇与叙拉古篇中,对于毛泽东的“新人社会实验”与邓小平的“精英控制秩序”都进行了不留情面的剖析,又指出两者作为中共体制“左与右的极限”,其循环难以逃脱。 三、思想位置:在自由主义与毛主义之外 对照21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几大主流话语,本书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异议姿态: 1. 它不同于体制内学者那种“哲学美化权力”的新政治神学; 2. 它也不同于学院自由主义者对宪政、法治的理性推演,而是强调精神-伦理维度中的制度结构难题; 3. 它与青年毛左之间亦有巨大分野:虽然观察到底层毛主义复兴的社会背景,但并不回到文革式的群众动员路径。 可以说,作者在这本书中试图完成的,是一条孤独但贯通的思想路径:以柏拉图的结构思维,进入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幽暗迷宫,再带出一种可以既不流亡也不堕落的“参与者之道”。 四、写作形式:结构中的思想剧场 本书的重要创新,在于每一篇文章之间都设有说明文字,这些说明并非简单引导,而是构成了一种“层叙式写作”,即在一篇文章外又包裹着一层作者的今天之眼,这种结构本身构成了思想演进的剧场,使得整本书的阅读,像是在观看一个跨时段、跨体制、跨理念的自我辩证过程。每篇文本既作为历史语境下的回应,又被置于新的结构中再读解,使读者得以看清这些思想并非静止的理念,而是与现实互动的过程;写作成为一种时间性实践,而非思想定稿;它让我们看到思想不仅是结论的产物,更是在现实压力与理念焦灼之间,一次次锤炼出来的火线记录。 五、未来意义与思想遗产 《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不属于任何教条派别,它不是自由主义者的胜利文献,也不是左翼的宣言文本,更不是体制代言人的优化建议。它是一种“思想实践”的见证:在现实政治的叙拉古中写作,如柏拉图般思考,不仅是一个政治思想反省的记录,更是一份珍贵的“心智档案”。在思想被审查、语言被规训、知识分子身份瓦解的今天,它提供了一个几乎已濒临消失的参照模型: * 如何在权力体制中保留思考的空间? * 如何理解政治失败中的个人尊严与思想继承? * 如何不被意识形态征用,却又不自我封闭在象牙塔中? 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新的方案,而是完成了一种“可能方案为何失败”的系统追溯。这种追溯恰恰构成了中国政治哲学的现代文献。 结语:柏拉图之后的中国写作 “哲人王”失败了,但柏拉图留下了《理想国》。 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对本书的最后注脚。作者不是一个信仰柏拉图式理想国的人,却有那种“试图说服狄奥尼修斯”的内在驱动。他不是一个寄望暴力革命的人,却也从不把现状当作不可更改的命运。他更不是一个技术理性之下的中立者,而是一个以语言和思想锻造个人抵抗史的人。正因如此,《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是一部真正写在时间里、历史中、命运之上的书。
我当年的叙拉古之行是以推动层议制为目标,考虑对体制的颠覆性过强,先从民族问题切入。那时期民族冲突集中发生:2013年维吾尔人艾山在天安门开车冲撞人群,5人死亡,38人受伤。2014年8名维吾尔人在昆明火车站以长刀袭击,造成31名平民丧生,超过140人受伤。一个多月后,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爆炸,3人死亡,79人受伤。不到一个月,乌鲁木齐早市又发生爆炸,39死94伤……而除了镇压以外,有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的方法? 我当时做了专题《以递进自组织提炼民族理性——民族问题解决之道》,考虑面对的对象,涂抹了一些主流色彩,核心仍是引向层议制,虽然是用“递进自组织”代称,也未详细展开,但是只要沿着其中思路往下走,就会走到那一步。 专题文本完成时,伊力哈木·土赫提 被乌鲁木齐中级人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标志着叙拉古之行的撞墙和终结。我那时对“统一管道”做了最后一次试探,貌似为当局着想“出主意”:重判伊力哈木对当局形象不利,因势利导却能变不利为有利——待新疆高等法院对伊利哈木上诉维持原判,让伊力哈木向最高法院申诉,由最高法院做出改判。即使只减轻一些刑期,也表明中央对新疆地方不全认同,会让维吾尔人重燃希望,成为调整路线的开端。其实我对民族政策改变已不抱希望,只求让伊力哈木的处境有些改善。当然最终什么都没有,只是在原来的轨道上走得更远。 我把这个文本收进《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不是仅为说明那段叙拉古之行的历史,即使今天,这仍然是我认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最好方法,甚至是唯一方法。 购买电子书《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请进 《以递进自组织提炼民族理性——民族问题解决之道》的AI播客综述:
从虚拟中找回真实 —— 重构由真人组织的信息新秩序 在这个由算法、幻觉与匿名情绪主宰的互联网时代,人类社会正步入一场前所未有的认知危机。机器能写作、假人能互动、真假难辨、众声喧哗。在表面上的“信息极大丰富”背后,是真相的模糊、理性的溃败与共识的瓦解。 我们习惯了用“假新闻”、“网络水军”、“算法操控”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这一现象,却始终未能指出它的根本特征:这是一次权力结构的重组——信息的权威,不再由真实存在的主体承担,而被虚拟的技术流程与操控者所接管。我们正在失去决定“什么值得相信”的能力,也正在丧失作为信息社会中“人”的身份。 面对这一现实,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批判或抱怨层面。是时候提出一个根本性的对策:重建一个由真人构成、层级递进、共识提炼的信息组织结构。这不只是技术方案,而是一个关于信任、责任与社会组织的全新未来设想。 一、幻觉之下的失控:互联网民主的危机 早期互联网憧憬的“信息民主化”今天已经清晰地呈现: · 所谓“人人皆媒体”,实际上是“人人皆可发声,但几乎无人被听见”; · 所谓“信息自由流动”,实际上是“情绪与操控的自动分发”; · 所谓“数字民主”,实际上是“算法资本与国家权力的联合治理”。 事实核查机构逐渐失去公信力——它们要么被资本收买,要么被权力驯服,即便诚实中立,也无法对抗AI伪造内容带来的规模性污染。机器人(BOT)早已不再是低级脚本程序,而是AI支援下的“认知战前线部队”,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地发布、互动、攻击、引导。他们不疲倦,不讲道理,不讲真实。 而真正的人,往往在表达中被埋没,在围攻中被沉默,在噪音中被误导。互联网成了一场感知的战场,而非讨论的广场。 二、失败的对策:制度、法律、平台与“道德教育”的无力 我们曾寄望于制度。各国纷纷推出网络治理法律,从欧盟的《数字服务法》到中国的“清朗行动”,从美国的“社交平台问责法案”到全球“反虚假信息协议”。然而所有的制度都绕不开一个现实:它们要么受限于国家主权与跨境平台的对抗,要么本身就是压制言论与控制叙事的借口。 我们也曾寄望于平台。推特的“社区注解”、YouTube的“事实提示框”、Facebook的“可信来源标签”,都试图用技术修补技术造成的裂缝。但正如媒体学者Byung-Chul Han所指出的:“算法不会生成公共性,只会制造可控性。”平台的“治理”本质仍服务于它们的数据生意与政治资本。 我们更曾寄望于公民自身。“媒体素养”“批判性思维”“理性判断”这些词汇频繁出现在公共话语中,仿佛只要每个人足够聪明、足够清醒,谣言与操控就无所遁形。但现实是:个体力量在信息海啸前脆弱如纸,普通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逐一判断每条信息的真伪。而一旦他们的表达遭遇失效,他们只能在情绪的狂潮中寻求归属感,哪怕是短暂的、虚假的。 三、结构性重建:转向由真人组成的层级信息网络 既然自上而下的规训无法奏效,自下而上的自发又被淹没,我们必须另辟路径。答案或许就隐藏在一个看似朴素却极其激进的设想之中: 建立一个完全由真实个体组成的、有层级递进结构的信息组织系统,从底层逐级筛选、验证、加工信息,形成去机器化、去平台化、去操控化的可信知识共同体。 这个设想的核心逻辑是: 1、只接受“真人”注册参与,并通过实名验证、交叉互评、人际信任等方式剔除机器人或匿名操控账号; 2、以小组为单位,形成自下而上的递进结构(“层块塔”),每一层不求“大”而求“稳”,确保每层之间的上下责任传导与横向交叉监督; 3、不依赖算法分发,而依赖组织结构内部的逐层提炼与投票机制,产生共识性的内容产品(如经过多轮筛选的事件报告、观点评估、争议解读); 4、在整体结构之外,不设“平台主导”,不依赖资本资助,转而依靠成员自治与去中心治理,确保其合法性来自“共同参与”,而非“外部权威”。 这一体系不是一个“网站”,也不是一个“项目”,而是一种可能重建互联网信息生态的结构性替代方案。 四、为什么这个结构有可能成功? 这个构想并非乌托邦。它之所以有现实可能,是因为它回应了以下几种当下的危机: · 在AI生成内容爆炸的时代,“人类认证”本身就是权威; · 在平台算法越来越封闭的环境下,结构性组织成为唯一可控的分发逻辑; · 在舆论被操控者主导的现实中,自下而上的筛选机制能重建可信度来源; · 在各方都失去合法性话语的状态下,由人群内部形成的组织性权威将超越资本与政府。 这不是“回到过去的纯真”,而是用结构性自治,取代技术性依赖;用责任性参与,取代情绪性狂欢。 五、可能的阻力与应对 毫无疑问,这条路不会顺利。它面临的反作用力包括: · 平台敌意:主流互联网平台可能将这种结构视为对其治理权的挑战,从而加以封锁或打压; · 冷启动问题:没有早期信任基础与足够用户量,组织难以自我维持; · 操控渗透风险:结构一旦成型,亦可能遭到“潜伏进入”,扰乱机制; · 社会动员疲劳:人们可能不愿意承担信息筛选的“集体责任”,更倾向于消费而非共建。 对此的应对方式是:小规模启动,形成一个真实有效的原型结构,逐步推广复制,采取“有机增长”而非“平台投放”模式。 这可以像细菌那样扩散,也像菩提树那样生根。一旦这个结构在某个语境中跑通,它的示范效应将是指数级的。 六、结语:一个文明的再起始 当历史进入黑暗,真正的希望往往不在于宏大叙事或救世主,而在于人群内部重新凝聚起判断力、责任感与彼此之间的信任。 我们所要重建的,不只是一个信息系统,而是一种文明秩序的基本条件: · 人说的是真话; · 人是可以识别的个体; · 群体是可以组织而非煽动的; · 权威来自共识,而非来自机器、权力或金钱。 这一秩序的起点,不在远方,而在我们身边每一个愿意承担真实身份、愿意参与共同判断、愿意为信息质量而努力的人。 王力雄-AI 【这个签名表示,文章是以“王力雄出思路-AI论证-循环互动-王力雄改定”的方式完成。AI的论证能力强,但是没有思路,不会有文章的思想,AI也就无从产生论证。这种方式对人的最大好处是将消耗于论证(包括考证)的时间用于思考。读者更需要思想,且既然AI的论证超过人,读者当然也愿意看到好论证。所以这种“人-AI合作”的方式效果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