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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林培瑞: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多元共融(DEI)监护人不放过我(华尔街日报,2014年12月11日)——8 月 16 日,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校长 Kim Wilcox 给我写了一封谴责信。校方认为我对 "求职者 "存在 "歧视",我对种族问题发表了 "毫无根据的评论"。 Wilcox先生的说法主要基于我在 2022 年 12 月写给教职员遴选委员会同事的以下声明:"[候选人 X] 活泼迷人,而且是黑人,这很好,但我不能说我发现他的成熟度和经验达到了我们顶尖候选人的水平"。我表示担心我的一些同事会像过去一样,把申请人的种族作为 "压倒一切的标准"。 委员会非官方的多元化、公平与包容监护人Heidi Brevik-Zender曾建议我们在其他几位候选人之前提拔这位黑人申请人,并将他列入我们的候选名单,而我的上述意见是对这种提拔的回应。随后,有人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将这些意见报告给了院长和副教务长,从而引发了大学的停不下来的纪律机器。 这台机器的力量让我惊讶,它对种族主义的指控也让我吃惊。别忘了,高中时我曾与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养兄同住一室,大学时我曾为黑人投票权而游行,1996 年以来,我在中国倡导人权的行为使我在中国被列入黑名单。 我有几个理由反对给这位申请人一个机会。这对被排除的资质更好的候选人不公平。这不符合大学的利益,即找到最好的从业人员。而且,我不相信人为的加分符合被加分者的最大利益。 我第一次听说对我的投诉是在 2023 年 1 月,当时我被要求与副院长Kiril Tomoff、院长Daryle Williams和副教务长Daniel Jeske会面。院长威廉姆斯先生告诉我,我说过或写过一些 "让人不高兴 "的话,我应该退出遴选委员会。我问了两遍我说了什么让人不高兴的话,但没人愿意说。我告诉院长,我不能因为一些没有说明的事情而辞职。 几天后,威廉姆斯先生把我从遴选委员会解聘了——仍然没有说我说了什么令人不快的话。我向一些惊愕的同事解释说,我猜测我是因为某些与种族有关的违法行为而被撤职的。后来,威廉姆斯先生向我们学校的教务委员会提出了对我的指控。他说我违反了《教师行为准则》,"对学生的种族、性别或民族血统发表了不利和无理的评论"。他还没有说出是哪句话,他还声称我违反了遴选委员会的保密规定。 随后,我收到了处理纪律问题的副教务长Philip Brisk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他告诉我,我可以与行政部门协商。我被告知,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可能包括减薪 10%,为期一年。否则,我的案件将交由指控委员会处理,该委员会由一群教职员工组成,他们将对指控进行调查。如果他们找到了 "可能的理由",我的案件就会提交给教职员特权和终身教职委员会,进行相当于审判的 "听证"。 我觉得很恼火,也不想进行谈判,于是选择让我的案件交由指控委员会处理,自己对威廉姆斯先生提起诉讼。我的主要论据是,他侵犯了我的正当程序权,因为他在没有说明我的违规行为的情况下就对我进行了处罚。指控委员会最终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决定,我的行为不需要举行纪律听证会,但威廉姆斯先生违反正当程序的行为需要举行纪律听证会。 但纪律机器已经开始运转。副教务长布里斯克先生推翻了这些结论。他撤销了我对威廉姆斯先生的投诉,决定将对我的指控提交特权和终身职位委员会进行纪律听证。最后,在 2023 年 12 月 6 日,布里斯克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第一次告诉我,我在将近一年前写的违纪文字是什么。 2024 年 2 月至 4 月间举行了为期四天的听证会。听证会上,检察官、指控、宣誓、证人、交叉质证等审判要素一应俱全。检察官是加州大学的一名律师,他给我的行为贴上了 "恶劣 "的标签,说我是 "解雇 "的候选人。陪审团由来自不同院系的三位教授组成。2024 年 6 月,他们建议我在一段时间内不得被任命为任何遴选委员会的成员——这对我来说没什么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就所有管理部门的指控一致得出结论:我的行为 "并未违反《教师行为准则》"。 这台机器仍在运转。虽然校长威尔科克斯先生同意我没有违反任何保密规定,但他不同意委员会关于种族指控的结论,并向我发出了一封谴责信。从形式上讲,他有权这样做。在加州大学的程序中,尽管模仿了民法,但案件是由 "行政部门 "提出的,最终的权威也是 "行政部门"。实质上,威尔科克斯先生既是原告又是法官。 在这场磨难中,布里斯克先生多次建议我们 "和解"。以我 79 岁的高龄,我觉得我可以拒绝。假如我是一个年轻的学者,我很可能会不顾自己的清白而屈服,随时会被这台纪律机器吞入的生活是可怕的。 对机器的反抗会导致它加速运转。对我的言论的惩罚始于要求我辞去遴选委员会的职务。一年后,同样的话足以让我受到减薪甚至解雇的威胁。为什么会急剧升级?因为我没有屈服。对机器来说,这比最初的冒犯更令人不快。 在威尔科克斯先生考虑对我的案子做出最终决定时,我提出要去他的办公室当面听听他的决定和理由。他没有回答。几个月后,我收到了一条来自大学法律顾问的信息,警告说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情都是保密的,我写出来 "可能会导致纪律处分"。
《卫报》: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被曝暂停中国人权研究,疑受北京施压 11月3日,《卫报》报道,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曾在北京方面的压力下暂停了一项关于中国人权与强迫劳动的研究,导致该校一项重要的人权项目被迫中止。 报道称,今年2月,该校下属的“海伦娜·肯尼迪国际正义中心”(Helena Kennedy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 HKC)下令其知名教授劳拉·墨菲(Laura Murphy)停止所有关于中国供应链与强迫劳动的研究。墨菲的研究长期聚焦新疆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问题,其成果曾被联合国及多国政府引用,用于推动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政策。 大学在过去曾称这项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其“强迫劳动实验室”网站被下线,研究项目被搁置。直到10月,学校才解除禁令并向墨菲道歉。 知情人士透露,暂停研究的直接原因包括校方担心人员在华安全,以及大学因被一家中国公司起诉而失去保险支持。不过,《卫报》获得的内部邮件显示,商业考量同样影响了决策。墨菲表示,她后来得知学校“用我的学术自由换取了中国留学生市场的安全通道”,对此“极度震惊”。 这并非孤立事件。早在2022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曾点名批评HKC是“反华势力先锋”,随后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官网被中国封禁,校方内部记录称“这对留学生招生造成明显影响”。去年4月,该校驻北京办公室还遭三名国家安全人员上门问询,语气“明显带有威胁”,要求停止相关研究。此后,大学通知中方不再发布有关中国强迫劳动的报告,“关系立即改善”。 英国高等教育监管机构表示:“任何因外国政府反对而压制研究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接受。” 英国政府发言人亦回应称,已就此事向北京表达关切,并强调英国“绝不容忍外国势力在本土恐吓、干预或威胁个人”。 墨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研究禁令已被解除,她仍保持警惕,“我不知道学校是否还愿意像过去那样坚定支持我。” 此事件被视为中国政府对英国高校学术研究影响力的最新案例,也暴露出在政治与市场之间,学术自由所面临的艰难平衡。
朱韵和
1个月前
自由 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联大学生、小说家汪曾祺回忆说:“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正因自由,教授们极重创新,“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教授之间,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联大,学生转系相当容易,“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填了一张表格,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好多人入学后发现不喜欢原来所报考的专业,于是纷纷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 在课程设计上,联大也放得很宽,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但学校也有一项硬性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 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为何强调自由选择又作出硬性规定?因为西南联大提倡“通才教育”。梅贻琦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1943年,课堂休息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 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文章,看了没有?”对面答道:“看了,你觉得怎么样?”问者很不屑地摇摇头:“毫无创新。”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而自负的,但当时周围的学生听了,毫不觉得刺耳。 这两位年轻人,后来一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个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他们就是杨振宁和黄昆。 “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联大学生就这般养成了“自由”的习惯,独立思考在学校蔚然成风,熏陶滋养着联大学子。 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自由只是联大精神的一个方面,与之对应的是考试制度的严格,学校、教师一点都不会容情。 联大学生张凤鸣回忆说:“1941年我入学时,班里有40多名同学,毕业时仅有20多人。每学期应修学分中,1/3不及格就要留级,1/2不及格就要退学。” 一个学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务长求情。被教务长拒绝,学生愤愤地说:“59.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教务长回答:“如果没有区别,59.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 联大办学8年,8000余名学生通过入学考试,但最后只有3882人毕业,可见考试之严格。 ---“从“最穷大学”,到中国教育的珠穆朗玛峰!” 图:西南联大校门
中国年轻学者冯斯瑜,因维吾尔文化研究失踪至今。她是来自浙江的年轻学者,曾获全球17所顶尖大学录取,被中国媒体誉为极具天赋的优秀少女。她专注于亚洲文化研究,精通英文和维吾尔语,并对维吾尔民族文化深切关注,加上其跨文化的独特学术背景,使她在维吾尔学术界享有盛誉。然而自2018年被捕后,这位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彻底音讯全无。 从象牙塔到田野的学术之路 2012年,冯斯瑜自杭州外国语学校毕业后,获得包括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西北大学在内的17所国际顶尖院校录取通知。她最终选择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完成历史学学士学位,2016年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继续深造。 在追求学术卓越的同时,冯斯瑜始终保持社会关怀精神,2013年利用暑期赴江西玉山县支教,教授当地儿童诗歌与音乐,为他们讲解顾城诗作和《归园田居》等经典文学。离别时,还为孩子们购买了《夏洛特的网》、《探索地球》等启蒙读物。 冯斯瑜对维吾尔文化研究展现出非凡的学术热忱,专程前往威斯康星大学暑期项目跟随古尔尼萨·纳扎罗娃教授(Gulnisa Nazarova)学维吾尔语,最终达到流利应用水平。2017年,她凭借本科荣誉论文《从伊斯坦布尔到喀什:艾哈迈德-凯末尔对中国突厥斯坦的教育使命,1885-1917年》荣获阿默斯特学院Alfred F. Havighurst历史奖,该奖项专门表彰卓越的人文学术研究成果。同年,她前往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工作,致力于维吾尔女性民俗文化的深度田野调研,并计划进入哈佛大学跟随马克·埃利奥特(Mark Elliott)攻读历史系博士学位。 这一切学术梦想,却因中共的迫害戛然而止。 荒谬指控掩盖下的政治迫害 根据《The Intercept》获得的乌鲁木齐警方内部情报显示,2017年10月,警方以冯斯瑜的OnePlus手机上装有"外国软件"而对其进行调查。但荒谬的是,警方情报同时指出,这个软件是该智能手机自带的预装程序,并未有证据表明冯斯瑜曾使用过,但这名年轻学者依然于2018年被捕,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据信冯斯瑜于2018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然而,人类学家鲁恩·斯滕贝格(Rune Steenberg)认为,冯斯瑜被捕的真实原因更可能与其学术工作相关。2017年2月,冯斯瑜前往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与国际知名维吾尔民族志学者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合作。达吾提是该中心创始人,长期致力于维吾尔文化研究,包括民间故事、宗教文化和口头文学等。然而,这位杰出学者于2017年12月失踪,2018年被秘密判处无期徒刑。冯斯瑜作为达吾提的合作伙伴和维吾尔文化研究者,很可能因此受害,成为当局打压维吾尔文化研究的又一实证。对冯斯瑜手机软件的调查,不过是为政治迫害披上的荒谬外衣。 冯斯瑜遭遇诠释了中共对新疆地区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恐惧。任何试图了解、记录或传承维吾尔文化的努力,都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国人权与国际人权组织联合敦促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冯斯瑜,并公开其被拘押的真实原因与法律依据。
揭秘哈佛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之前整个校园的状况只能用群魔乱舞来形容。那些中东留学生竟然把旗杆上的美国国旗扯下来,换上哈马斯的旗帜,占领校园,逼得学校停课。如果说川普破坏了侵犯了学术自由,那么哈佛被极左暴力思潮裹挟至停课瘫痪,难道就不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吗? 我并不是完全支持川普对哈佛的做法,其中确实有些矫枉过正的成分。但哈佛走到这一步,完全是咎由自取。因为它自己做了初一,就别怪别人做了十五。看过我之前文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些年DEI(多元、公平、包容)在哈佛有多么丧心病狂。 想当年我还在哈佛工作时,这股反常识的极左歪风就已经刮了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办公楼的厕所标志几乎每隔几个星期就要换一次。那是一个单间的男女共用厕所。一开始是大家习以为常的男女标志,后来不断更换,因为永远无法达成共识,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标志才能“不排斥、不冒犯”那些男女之外的“许多许多性别”。 直到去年那场支持哈马斯恐怖活动的运动,这股极左歪风达到了顶点。奥巴马的人马在哈佛校董会里鸠占鹊巢,最后他的前商务部长出任校董会主席,随即提拔了一个研究种族议题、只发表过11篇论文且大量抄袭的黑人女教授Gay当校长(这种水平,放在中国的二流大学都评不上正教授)。自此,哈佛进入自由落体式的崩塌。 各种文革式风气令人发指。比如当年Gay校长劣迹斑斑,我知道很多哈佛老师并不喜欢她,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出声反对。哈佛在职老师有一万多人(有些是人事档案不在学校的医生,他们也有拥有哈佛教师头衔,所以才会这么多人),除了几个退休教授敢发声,竟然没有一个在职者敢公开反对。更有甚者,还有人发起联名支持Gay校长的运动,逼着老师们表态签名,那场面让我真切地看到了“文革”的缩影。 而且,在2024年大选期间,不少哈佛老师在公开场合及社交媒体上表达支持拜登和卡马拉。可是一万多在职教师里,竟然没有一个人哪怕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表示支持川普。即便哈佛再怎么偏左,从统计学上说,这也是不可能的。可是为什么没有呢?原因无他,就是寒蝉效应。就像文革时期,即便你对路线有不同意见,你敢说出口吗? 有句名言道:你敢骂的人,都不是独裁者,因为独裁者你是不敢骂的。所以他们天天骂川普是独裁者,这本身就是个不攻自破的谬论。 如今的哈佛,俨然成了“革命小将”的阵地。那些支持哈马斯、导致学校停课的学生,屡教不改,最终受到学校处分,反而激起学生们的愤怒。今年毕业典礼上,哈马斯的旗帜高高飘扬,无数学生高喊支持哈马斯的口号。两位学生代表的演讲甚至脱稿自由发挥,谴责哈佛惩罚那些占领校园的学生。 这还是一所学校吗?在这些学生眼中,学校是否开门根本不重要,支持哈马斯才是最重要的,支持极左DEI才是最重要的。为了支持哈马斯,学校就该停课关门。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又说是川普让哈佛无法运作呢? 哈佛不是没有选择。只要放弃已经声名狼藉的DEI(在哈佛是DEIB,还要加上Belonging归属感,这种词的趋势就是字母越加越多,但是讽刺的是,右派学生和犹太学生有归属感吗?),就能恢复联邦科研资金,恢复国际学生的招生。但问题在于,DEI已成为哈佛极左邪教信仰的核心。正因如此,哈佛宁愿玉石俱焚,也不愿回头。那怕走向灭亡。 我在新闻上看到有博士生表示,他们的实验室的领导知道实验室会因为失去资金而关闭,但依然为学校的决定感到骄傲。我自己当年也在哈佛管理过一整个实验室。那时候我天天思考的,就是如何支持我们的研究项目:包括制定科研方向、争取研究经费、招募人才、管理科研计划。DEI从来没有出现在我脑海中过。 科研难道是为了DEI而做的吗?还是DEI是为了科研而存在的?我真的搞不懂现在这些学者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竟然愿意为了DEI放弃科研,这简直匪夷所思! 当然,把所有国际学生的身份都吊销,确实对他们很不公平。这不仅打击了学校的声誉,也伤害了美国的信誉。美国收了高昂的学费,却不能履行诚信义务,让学生无所适从,这显然是违背契约精神的。对此类一刀切的极端做法,我个人保留意见。但我还是那句话,这是哈佛咎由自取。它既然做了初一,就别怪别人做了十五。如果哈佛还对教育、对学生有一丝关怀之心,就应当尽快悬崖勒马,停止DEI这种愚蠢至极的行为。 哈佛校徽上印着VERITAS(真理)的字样,而不是DEI,完全的极左歪理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