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

“复古” 代表们到达北京后,大会秘书处负责人向各代表团秘书宣布会议期间的作息生活制度,说毛泽东提出这次会议在生活上要“复古”,住房、坐车、伙食都要从俭,为全国做榜样;代表们不论原来身居何职,都要打成一片,体现政治上平等的原则。据说伙食标准原曾考虑每天8角,最后才定为1元。 这次会议确 实开得比较俭朴。吃饭10人一桌,凭票就餐,桌上基本不见剩菜。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除团长孔石泉和早就在党内被称为“元老”的陈郁、王首道外,都是2至4人共住一房,广州军区参谋长阎仲川和广东省军区司令员黄荣海住在一起,与原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同住一房的是一位青年教师。除在京的极少数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外,代表们外出开会和参观都坐大车。大会没有发放或制作任何纪念品。晚间看文艺演出,座位按代表团划分,前后不定。 笔者有两次发现朱老总和董必武同志坐在广东代表团的后面,感到很不自在。演出的节目他们大概都是看过的,但是,是否参加代表团的活动,看不看革命文艺演出,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他们也是马虎不得的。4月26日,在天桥剧场演出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散场后,笔者见到朱老总由两名警卫战士搀扶着,站在剧场大门外等车。人们潮水般涌出剧场,朱老总的车子一时调不上来,他就一脸木然地站在那里继续等着,笔者顿觉一股悲辛涌上心头。这年,我们尊称的“红军之父”已83岁。 但是,要求别人如何如何的人,却未必身体力行。每次演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总是先在剧院的贵宾室休息,到了演出时间,才在有关人员的前呼后拥下入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江青。他们在预留的大片最好的席位入席。此时全场观众还得热烈鼓掌对他们表示欢迎、致敬,演出结束时,大家又要起立鼓掌欢送他们退场。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深厚的阶级感情” “九大”代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工农兵代表”占了最大比重。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中,有担任地区以上革委会领导的军队干部8人,县以上地方干部8人,其余42人除个别厂矿企事业单位领导和所谓知识分子代表(1名技术员、1名县医院医生)外,全部来自工矿、农村,其中有些是“文革”期间 才入党的新党员。而上海代表团一位“红卫兵”代表,竟然是1968年12月才发展入党,入党后马上当代表,而且被“选”进了大会主席团,接着又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从入党到进入中央不到半年时间!这些人是“文革”的受惠者,因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由衷地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种感情,在大会期间表达得淋漓尽致,当时的说法称为“表忠”。 4月1日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伏彼起,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来,不然就是缺乏“阶级感情”。一些党龄较长特别是来自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的代表,深感听毛泽东讲话之机会极为难得,都全神贯注聆听伟大领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然而,他们的愿望却被无尽的口号声浪所破坏。毛泽东一开始就讲党的历史,从“一大”讲起,这是一个很有讲头的大题目。但是,会场的气氛却对他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逐渐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649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神秘的会议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内核小组”推荐定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 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位代表一本正经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 这样的代表“路线觉悟”实在太低,只好叫韶关地区把人领走,另外调换一名代表,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一日复一日,一月又一月,终于盼来了进京通知。3月23日,以广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孔石泉为团长的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连同广州军区代表团的22名代表以及工作人员,由空军派来的一架伊尔一18运输机运抵北京西郊军用机场。飞机着陆的时间是19时10分,北京早已夜幕降临。这时间自然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代表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了宾馆。 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终于等到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60年代的人民大会堂,只用于举行大型会议和中央领导人办公、接见活动,从不对外开放。平时四周遍布岗哨,不准群众接近,偏偏它又处于北京市区中心,过往群众无不对它充满了神秘感。现在,1500多名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是一件不容易事。大会的组织者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 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 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由代表团秘书或指定的人员带领,迅速登车,汽车很快起动。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又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1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入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 4月1日的大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大小车辆,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伫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而此时的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功夫下到这般地步,堪称滴水不漏。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图:中共九大主席台
九大 毛泽东亲自指定由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他又指定陈伯达来协助报告的起草工作。 根据林彪的,,意见,陈伯达拉了一个提纲,并将政治报告的标题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不久,陈伯达写出了报告的第一部分。在这部分里,陈伯达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 ,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这一部分拿到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的时候,被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成是“唯生产力论”。 毛泽东赞成他们的说法,认为陈伯达的这个稿子过分强调生产, 没有突出革命,没有阶级斗争,不能用。 ,,之后,毛泽东提出,另外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重新写。…… 大概过了半个月,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写的稿子第一部分出来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在这一部分里,康生等人用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话,来论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就是回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十年来粉碎刘少奇等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出乎我们的意料,毛泽东看了这一部分认为可用,要他们稍加修改后,提交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 在毛主席主持的讨论会上,大家沉默没有人发言。只有陈伯达提了一点意见,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生产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象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陈伯达这个话一说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一九五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一讲这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大为高兴,而陈伯达却大为紧张,连林彪和我们几个也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不吭一声。周恩来也没有说一句话。是啊,一有不同意见,就上纲上线,就翻历史的老账,连几十年以前的事情都兜出来了,谁还敢说什么! 看大家都不发言,毛泽东最后说:“此稿可用,请继续写第二部分。”说完,就散会了。……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朱韵和
7个月前
第二个“赫鲁晓夫”林彪 毛是利用负责军队的林彪,联合掌管政府的周恩来两股势力摆平刘少奇的。到“九大”召开时,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八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及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的领导作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线人物被赶下台,他们的职位由造反起家的新人,或反戈一击重新启用的老干部及军队干 部补缺,其中隶属林彪的军队力量上升最快。“九大”选出的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军队代表十一位,其中林彪和他的铁杆部下占六人。于是,宣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该万死”的九大,既是毛打败刘少奇战役的收场,也是毛和林彪交战的开场。 一九七〇年八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为四届人大作准备,在讨论宪法问题上毛和林彪出现分歧。林彪要设国家主席,毛不同意。双方的心思不难理解,有过刘少奇当国家主席出现天有二日的教训,毛不允许出现第二个刘少奇。而林彪虽然是党章上的法定接班人,但行政职务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想当国家元首也无可非议(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坚称林彪无心此职)。在修宪小组里,张春桥代表毛的意见,吴法宪代表林彪的意见,陈伯达跟着林彪宣扬“天才论”,引发激辩。林彪组织人围攻张春桥,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向毛告状。毛对陈伯达说:“我这条船还没有沉,你这只老鼠就跑走了!”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明批陈伯达实指林彪,“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陈伯达随即被撤职,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没完没了的检查错误。 徐景贤披露了这场争论背后的隐情:“九大”刚闭幕,写在党章上林彪接班人地位的墨迹未乾,毛泽东就对林彪说,你年纪大了之后,谁来接班?并且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显见,毛不仅防范林彪军人集团坐大,根本就不乐见林彪当接班人,而是更信任张春桥(其实是江青)为首的团伙。这次毛不过是借争“国家主席”的名份、批“天才论”削弱林彪的势力。所以,事后江青对徐景贤等人说“你们别以为这场斗争结束了,那几条枪杆子可厉害哪!” 林彪再厉害也不是毛的对手,一年后,林彪和老婆儿子一起折戟沉沙,死无葬身之地。 林彪死后,中央公开毛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信中表明不满林彪对自己的吹捧,以示毛一贯英明,早就察觉林彪长着“反骨”。但效果适得其反,醒悟的中国人看清了,毛确实“英明”,明知林彪是“坏人”,但为了打倒刘少奇先利用了再说。 ---第二个“赫鲁晓夫”林彪 劫数难逃邓小平 作者: 喻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