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录

2个月前
和陈露文的谈话,根据我的记录共有六次,每次都在两三个小时以上,出书始终是她最关心的事。她说,很多人都是想利用她发财。北京也有人找她,要她为党史留下材料,被她拒绝。我相信,她是有心出版一本比李志绥回忆录更为真实的书,记载她和毛的前后十余年的情缘。她一再说明,所以要价数百万美元,是 要得到补偿,“蹂躏了我的全部青春”,有一次非常伤感的诉说,“毛把我害得这样惨,弄得我和任何男人都不能满足,结婚的欲望也没有了!”但是,她并不缺钱。她也想出名,甚至说,以后要别人提到毛就知道我,像杨贵妃和唐明皇一样。 她非常自信。声称沾上了毛的灵气。其实,也有毛的不可一世和无知,造就她的野心。大陆给她“封口费”,让她炒楼,一次损失三千六百万,面不改色。她气愤地骂,英国美国当她垃圾,不给她移民,视她比一个流亡学生还不如。她要出一本超过李志绥的书给他们看看。 她不讳言,对毛的至高崇拜,怀念毛。她说时常托梦,毛对她说,“只要不跟别人一道反我就好,对我的事,实事求是就行了,我不怕暴露。”她说,毛是天才,超凡脱俗。毛喜欢她,也是因为她聪明、坦白、反潮流,不仅仅是她漂亮性感。江青也是和毛的性格相互吸引,她是绝对忠于毛的。毛身边的人,如“汪东兴很坏,干了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坏事”。 她说,她不怕国安追杀,他们找她谈了五次,要她回国去住,给她房子。她不要。但是香港不安全,她一定要走。到外国生活,和儿子相依为命。她预言毛派还会在中国上台。 从一九九七年,她对我寄与希望,出版她的回忆录,匆匆十四年过去,事如春水了无痕。她在哪里?别来无恙?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多少风流人物都已瞬间即逝,她想做的“乱世佳人”之梦,不过是一代暴君的一个注脚而已。 她说的这些故事有多少份量?读者和红墙中人自可判断。“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也算一篇故事新编吧。 ---中共高层只有陈云林彪不玩女人 作者:金钟
3个月前
“记录在案”的双重标准 1983年4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下发“中组发[1983]6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文件说:“对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大学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其现在单位和有关省委组织部,记录在案。今后 ,凡从文革的大学生中选拔领导和选派出国,必须与他们原大学联系,取得其当时的表现材料。”“记录在案”工作由青年干部局负责。阎淮写道: 1983年4月27-29日,我代表中组部在北京大学“留学生宾馆”,主持北京各高校党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参加的“记录在案座谈会”。在开场白中我说:“我理解‘记录在案’就是去年社会上清理文革中有问题的‘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在大学的翻版。不同的是,‘清理’是面对面,定性后严肃处理;‘记录’是背对背,青年学生就不处分了,记下来以后留神就行了。”三天会议,就是贯彻“6号文件”。······但会上不乏“杂音”,北大书记提出:“高干子弟当头头,是否记录?”北工大跟着“敲边鼓”:“鼓吹血统论的谭立夫呢?”清华组织部长与我熟悉,也将一军:“老阎,你们清华红卫兵推倒二校门,你朋友贺鹏飞记不记?”我公开保证:如实向上级反映,一周内明确答复。私下向清华领导交底:“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成立青干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 会议结束次日,我回中组部向李锐汇报会议情况,并请示“高干子弟问题”。李锐:“你对清华领导说得好,就是那么回事!”随后,李锐向秘书又述一份电话稿,让部办公厅立即通知北京组织部,转告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头头,不在“记录在案”范围。 ---杨继绳:《进出中组部》前言
5个月前
胡平:为每一个受难者留下记录 - 读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极权统治者都是无师自通的心理学大师,希特勒如是,斯大林如是,毛泽东亦如是。 斯大林说:“杀死一个人是谋杀,杀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杀死了沙皇一家,这笔帐被世人牢牢记住,直到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总统还亲自主持一项仪式重新安葬沙皇。毛泽东留下一个末代皇帝溥仪做活口做人证,就在毛撒手西归,毛昔日的罪恶再也不是秘密之时,这段故事还激起意大利导演的灵感,拍了一部电影《末代皇帝》,赢得奥斯卡奖。观众津津乐道溥仪被思想改造,从皇帝变成公民。在有意无意之间,人们得到一个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对政敌不象俄国共产党那么凶狠。至于说中共杀害了好几百万旧政权的中下层官员,由于这些人无名无姓,远远没有末代皇帝的故事那样富于戏剧性,不会有人把他们的遭遇写成书拍成电影,就是有人写了拍了也不会有多少人看,所以不会给人留下多深的印象。 在《文革受难者》一书里,王友琴写道:“198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是对文革受害者的大规模平反时期。受害者中的一些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的名字和故事,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从那些文章的篇幅和印刷位置可以看出,如何报道这些被平反的人的事情,‘内部’存在一些‘规则’:比如关于刘少奇和陶铸的悼念文章,有整版长。关于级别比他们低的人的文章则比较短,也不占明显的位置。级别再低的人,一般仅仅提到名字,没有故事。级别更低的受难者,名字和故事都不会见报。”王友琴提到了199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记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该书“记载了一些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和死亡日期,然而仅仅限于正教授和高级党政干部,连副教授都没资格列入。”王友琴写道:“这种‘规则’施行的结果之一,是可能给人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即文革主要就是迫害了一些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 但是,王友琴斩钉截铁地指出:“千万普通人被迫害致死,才是文革景观的中心。”“百姓之死的被隐瞒或被忽略,使文革的大图景因此而改变。普通人民遭受的痛苦和迫害长期不被记载,文革的罪恶在历史记载中因此变得轻浅”。所以,在过去二十多年间,王友琴给自己规定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尽力查访那些文革中普通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2000年10月,她创立了网站《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今年5月,她出版了这本书《文革受难者》。 王友琴博士做的是一件很少有人愿意做和敢于做的事,她这本《文革受难者》记录的死难者,其中也有高官显宦和社会名流,但绝大多数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在这些普通的受难者中,由于查访的困难,只有极少数人的遭遇能写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绝大多数只有寥寥数语,少的只有二十几个字。 据王友琴说,她当初曾与一所大学联系,该大学对文革研究颇为关注,出版过好几本有关文革的著作。王友琴希望能得到该大学的支持,但对方回绝了。其理由是:象这样一本按姓名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写成的受难者记录缺乏可读性。 不能说这个回复毫无道理。可是,想想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吧:那无非是一排低矮的墙,上面刻写下每一个死在越南战场上的美军士兵的姓名。再有,在纽约市纪念911两周年的仪式上,最重要的一项仪式就是按照英文字母表顺序大声念出每一个死难者的姓名。这样的纪念碑,这样的纪念仪式是不是太单调,太冗长,太沉闷,太乏味呢?除了死难者的亲友熟人,对于其他人,一个名字不就只是几个排列的字母或一串空洞的声音吗?或许有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然而我坚信,无论是谁,只要当他走到越战纪念碑前或目睹911纪念仪式时,他都会感到一种震撼。他会领悟到一条真理,那就是: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得到尊重。 当然,一部《文革受难者》可以有多种写法;但是换成其他任何一种写法,都不可能把这659位死难者全部囊括,被省略掉的只能是那些无名的小人物,而这一点恰恰是作者最要避免的。王友琴质问道:“为什么对默默无声地倒下的受难者就不可以作传呢?”她的答案是: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除非采取那种价值观念认为普通人的苦难和死亡无关紧要,或者没有毅力来做这样一件耗时耗力的工作。”王友琴写道:“我注重了解的,也是我可能了解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我的想法是: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没有一种心愿比这更谦卑,同时又比这更宏伟的了。于是,王友琴便以一人之力,象精卫填海一样,承负起这件不可能的使命。 五百多页厚厚的一本,记录下六百多位受难者。文革期间一共有多少受难者?缺少可靠的统计。据保守的估计也在一百七十二万人以上。这就是说,如果一厚本书记录六百人,那么要把文革受难者全数记录,我们需要三千本! 这当然不是王友琴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工作。其实,要完成这件工作并不困难,如果每个大点的单位,每个县,每个区都有人出来承担的话。中共只消拿出它用在打压民运,监控网络和迫害法轮功上的人力财力的百分之一甚至更少,这件工作也早就完成了。但是中共不会这么做。它不但自己不这么做,而且还要妨碍别人这么做。三十八年过去,昔日的见证者大部分都已经步入晚年乃至离开人世,多少记忆正在可怕地消失。 这里,我愿意向大家呼吁:让我们都拿起笔来,记录下我们身边的文革受难者,不论他或她是我们的亲人、邻居、朋友、师长、同学、同事,或者是我们知道的任何什么人;能写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当然最好,如果还能附上一些相关资料如照片之类更好,哪怕只有一两行字、甚至一点线索也行。写下来后,就送到王友琴的网站“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拯救记忆,拯救历史,同时也是拯救我们的灵魂。 2004年9月27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