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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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十月31日，2007年的10月31日，徐景贤因突发心脏病过世了。 有人问，徐景贤是谁？ 徐景贤是文革时期的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的左膀右臂，当时王洪文在上海搞武装民兵，又叫第二武装，徐景贤就是负责人。毛主席去世后，王洪文被逮捕，上海的工人民兵准备夺权，徐关键时刻掉链子，直接向叶剑英投降，导致王洪文丧失最后的一枚筹码。此事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亦有记载 徐景贤做了投降派，但是对他的审判反而是最重的，判了18年，出狱后，徐景贤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十年一梦》，另一本叫《徐景贤最后回忆》。大家有兴趣可以搜一下看一下。
#徐景贤 #文革 #王洪文 #投降派 #十年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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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徐景贤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该书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出版，全书共433页。 徐景贤算得上文革风云人物。他本来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原是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手下的红人，文革初期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一月风暴中进入上海市革委会，后来又成了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人称徐老三。后来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后来居上的王洪文，都到了北京工作，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实际上成了上海的头号人物。1976年十月，四人帮被抓，消息传到上海，徐景贤召集同党举行会议，准备武装反抗，但随即接到中央通知去了北京，武装反抗的计划也就宣告流产.徐景贤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判处十八年徒刑。1992年保外就医，从1992年到2002年，作者用了十年功夫写成了这部回忆录。 徐景贤造反内幕 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机关干部，又是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手下的红人，却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是不是徐景贤的路线斗争觉悟特别高、革命造反精神特别强呢？不是。徐景贤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带头造反，是因为他通过特殊渠道，得到了内部消息。 文革一开始，张春桥和姚文元即被选入中央文革小组而调到北京，徐景贤则是上海市委的文革小组成员，原本是保上海市委的。在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上海市委派出朱永嘉到北京打听政治风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托朱永嘉带话给徐景贤，说上海市委执行了错误路线，要徐景贤站到革命群众一边。几天后，姚文元又特地给徐景贤打电话，明确地暗示他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于是徐景贤就在大会上揭发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内部造反的先河。 也许有人会问，按说张春桥、姚文元和陈丕显、曹荻秋都是徐景贤的顶头上司，论职位陈丕显、曹荻秋还比张春桥、姚文元高一些，徐景贤凭什么敢遵循张春桥、姚文元的暗示去反对陈丕显、曹荻秋呢？那是因为张春桥、姚文元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的话可以被认为是代表了中央的意图.更重要的是，早在一年前，江青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通过张春桥找到姚文元，叫姚文元悄悄写文章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而姚文元就是躲在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办公室写他的文章的。当时徐景贤们就知道这是一条通天的线，从姚文元连到张春桥，再连到江青，连到毛本人。因此徐景贤有恃无恐。由此可见，徐景贤的造反才真正是奉旨造反，因此根本算不上造反。 徐景贤笔下的王洪文和张春桥 徐景贤和四人帮中的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关系都很密切。看看那他笔下的这三个人是什么样子倒是很有意思的。在徐景贤笔下，王洪文实在是个草包。他当初当上上海工总司的司令就不是靠本事而是靠小权术.本来在工总司的初期，冲锋陷阵带头干作决策的都是潘国平，不是王洪文。然而在工总司的好汉们坐在一起商讨确立领导班子时，王洪文耍了一个花招。他提出要每个人摆自己的条件，谁条件好谁就当负责人。王洪文讲自己出身雇农，放过猪放过牛，当过兵上过朝鲜战场，现在是工人，是党员又是保卫科干事，再加上是老造反。而潘国平刚二十出头，只是个刚转正的徒工，资历很浅，又不是党员不是干部，就让王洪文比下去了。按照徐景贤的描写，王洪文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一朝飞黄腾达，只想着吃喝玩乐。毛泽东怕他不争气，特地要他读《后汉书》里的《刘盆子传》，结果王洪文比刘盆子还不如。就在毛泽东病危，中央决定让华国锋和王洪文轮流守候，王洪文居然还有闲心在中南海打猎，真是不堪造就。在古代，也有出身低下的人，因为偶然的机遇被皇帝提拔到显赫的高位，这种人不论是忠是奸，一般总还会表现出勤勉和好学的样子；像王洪文这么差劲的真还不多。 看来徐景贤对张春桥、姚文元都颇有好感。在他的笔下，姚文元很朴素，平易近人，但不像是有什么大本事，遇事总说"和春桥商量"。张春桥比较厉害，比较精明，但有时也很迟钝.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当过叛徒，虽然由于张春桥的缘故而在文革中免遭于难，但总是给张春桥的政治生涯带来一丝阴影，所以尽管夫妻感情很好，到后来张春桥还是决定和文静离婚，并托徐景贤帮他找合适的对象。让人难以想像的是，就在毛泽东去世，办完丧事以后，华国锋们磨刀霍霍，四人帮大祸临头，老谋深算的张春桥竟浑然不晓，就在10月1日---这离四人帮被抓只有五天了，张春桥还给徐景贤写信，叫徐把物色的对象的材料"送来一阅"呢。我疑心作者写下这段故事也有替张春桥鸣冤叫屈的意思：你看，人家张春桥哪里是阴谋篡党夺权呀！？ 不过，我们要是把张春桥看成不谙权术的书生，那就错了。徐景贤讲到一件事足以为证.1966年年底，上海工人赤卫队（保守组织）也要造上海市委的反了，大队人马包围了康平路市委大院，刷出"打倒上海市委"的标语，比造反派提出的"炮轰"、"火烧"还激进.在北京的张春桥知道情况后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妻子文静，转告徐景贤不要让保守组织夺走胜利果实。徐景贤赶快落实张春桥的指示，把原先的口号升级，从"炮轰"、"火烧"改成"打倒"。工总司干脆调集大批人马冲进市委大院，大打出手，把赤卫队打得落花流水，举手投降，首开全国群众大规模武斗之先例。武斗刚结束，张春桥就从北京打电话询问，斩钉截铁地对徐景贤说："你们一定要始终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大造舆论，指明这场武斗完全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引起的，他们才是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如此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真是十足的流氓。 按照书里的描写，徐景贤对周恩来相当尊重，彼此的关系很好。这就怪了，因为我们知道，至迟在林彪事件之后，四人帮和周恩来的矛盾就很深，所谓批林批孔其实是批周。看来，对于四人帮和周的关系，作者没有说出全部事实。另外，据说徐景贤和原写作班哲学组的郭仁杰斗得很厉害，最后郭自杀身亡。对此事作者却只字未提。再有，作者对70年庐山会议着墨甚多，但是对林彪一派和四人帮以致和毛的矛盾的来龙去脉讲得很少。很难让读者获得一完整印象。 缺少反思 令人失望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者语焉不详，让人看不明白。比如说四人帮被抓后，徐景贤们在上海开会部署准备武装反抗，可是中央来了一个通知就老老实实去了北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徐景贤们难道不知道去北京是自投罗网吗？为什么连叫都没叫一声就举手投降了呢？可见原先就没什么底气，原先就心虚得很。张春桥在1976年5月16日给徐景贤的那封托徐找对象的私信里写道："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张春桥都不时地想到被"杀头"，可见多么心虚。张春桥把这话写在信里，说明他和徐景贤私下交谈时一定不止一次谈过这些问题和感觉.那么徐景贤对这些问题是怎么想的呢？在最应该写出自己思想活动的地方，作者却没有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不能不是本书最大的缺憾。作者把自己文革十年的经历比作一场梦，那么在执笔写作此书时当然是梦醒了，以作者的才气、知识和阅历，读者有理由满怀期待，想看看作者有多少反思与醒悟。可是在这一点上，作者令读者大失所望。 有读者批评徐景贤回避重大问题，例如林昭的问题.林昭是在文革期间的上海被当局下令枪决的，那时徐景贤正是上海的主要负责人，他这本书对此却只字未提。不过在我看来，徐景贤没写到林昭的事倒未必是有意回避，很可能是本来就没放在心上。人咬狗才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对于当时的徐景贤们而言，枪毙像林昭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这是文革中许多大人物的传记、回忆录或采访录的一个共同盲点.同样地，文革之所以被很多人误解为仅仅是精英的浩劫，以为在文革中底层民众并没遭什么罪，那也是因为在这类文字中，底层民众的遭遇很少被提到，而不被提到的缘故就是因为在作者心目中，底层民众（特别是所谓黑五类）的那些遭遇太例行公事，太司空见惯，也太习以为常了。 2006年0月6日，首发RFA。
#徐景贤 #文革回忆录 #上海市委 #四人帮 #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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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1个月前
经历过“文革”的国人，尤其是上海人 说起曾经的上海市委书记“徐老三”（即仅次于第一书记张春桥、第二书记姚文元），相信大家不会陌生 而张、姚长年在中央，“徐老三”则成了上海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这位“徐老三”就是徐景贤 “文革”前一年，少年的我曾在上海少年宫，听过徐景贤的文学讲座。那时的他作派儒雅，说话慢条斯理；他写过报告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话剧《年青的一代》、散文集《生命似火》等作品。在我心里，他是个文化人。 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好制度能把坏人变成好人，至少可以更有效地限制坏人；一个坏制度却能把好人变成坏人，或者让好人违心地帮着干坏事。史无前例的“文革”印证了这一点。 一时间，神州大地的人们造反、夺权，上演着层出不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有着很强“党的组织观念”的文化人徐景贤，也从市府机关冲出来响应造反。 记得那是1967年夏天。我所在的控江中学，由于革命大联合搞得早，成了全市“复课闹革命”的典型。 徐景贤代表市领导在学校礼堂讲话。在我眼里，依然清瘦白净的他却提高着嗓音、舞动着双手，嘴里的革命词汇一串连着一串；最后是举臂高呼：“革命小将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大家说对不对？”全场随即响起振耳欲聋的回应。也就在这时，才让我看到这位文化人，已经抺上了造反派的深深印迹。 一年后，我在寒风昂扬、哭声嘹亮的氛围中，登上火车去插队落户。当时工宣队师傅激动地挨着车窗通知：市领导徐景贤同志、马天水同志要来欢送革命小将！我坐在车厢里木然无语，那种远离亲人的悲伤正在内心蕴酿，哪有闲心去关注徐景贤们？ 正当徐景贤们“无限风光在险峰”中夺权掌权时，我和知青们“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战天斗地，恰似“两股道上跑的车”，毫不相干。 后来，审判“四人帮”了，才重新关注起徐景贤。那时在大学里不容易看到电视。正好同寝室温良在吉大隔壁的兽医学院认识人，每晚跑过去看。尽管没几个镜头，但还是让我看清了站在审判席上的他：和十年前相比没了神采飞扬，多了满脸晦色。 此后，徐景贤从我的生活里销声匿迹。 世间的事有时就是巧。20年后，在一次朋友聚餐时，竟然与徐景贤同了桌，座位还紧挨着。 这时的徐景贤，佝偻着背，全然失却了原有的挺拔（后来才知道，原1米8的个儿，缩小成1米6几）；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是严重关节炎所致；眼睛凹陷得很深，拉长了的整个脸显得又瘦又瘪。 然而他却是热情洋溢，满脸堆笑，虽说是七十开外的人了，但声音清晰，思维敏捷。 当他知道我是搞房地产的，便询问了许多有关房子建造、销售方面的问题。我当时带了本自己写的策划小册子，便随手送给了他。可我心里在想：他也不过是逢场作戏，没话找话而已，对策划之类感兴趣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也就过了没两天，徐景贤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读完了小册子。接着问道：“想请教一个问题，判断房子是不是物有所值，主要依据的是啥？”我说：“是地段，也就是土地价值高的房子，就这一项核心和关键的指标，决定了该房产的基本价值。” “哦，这就像购买数码相机首先要问像素，购买钻石首先要问几克拉，购买音响要关注最大不失真功率……”他一连说出了这么多形象通俗的比喻，不愧是学问人。最后他谦虚地说：“你的策划书写得很有文学性，给我补上了一堂建筑营销的课程。” 就这样，一本小册子成就了我和他的第二次第三次接触。虽说他过去担任的是党务工作，但毕竟是在工商业发达的大上海，加上他的聪明好学，所以，对于城市规划、环境营造直到建筑样式、市民需求，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因此，我和他有了不少共同语言。 虽然有共同语言，但毕竟他有造反的历史与那18年牢狱的污点。因此，我不想走得太近。他家住天平路，我路过多次，均没有登门。徐景贤为人好客，有一次他让我上楼喝杯茶，我推托着没上去。其实，那时他已经是个公民，我这有色眼镜戴得是不是很没道理？ 因为十年“文革”，对于我是一个惨痛的回忆。可是，时至今日，还没将文革真实面貌完全公示于众，那这段历史在我心里更不能划上句号。 可惜，有资格说清“文革”的，几乎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片言只语便撒手人间。徐景贤说，他屈指算算，也没有谁能够挑起书写的这副担子。 于是，他反思，他忏悔：他向剧作家、演员认过错；他向普通市民、青年学生道过歉；他不怕触及禁区，他要将一个自己知道的真实的“文革”完整回忆起来，这是他心灵上的一次洗礼。经过几年的案头准备，写成了一部回忆录：《十年一梦》。 这本《十年一梦》，让他剖析了自己“愚忠”的一生，重新让自己的“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 我读了两遍《十年一梦》。由于是作者一人的回忆，不免有它的局限性；但作者勇于反思的精神，却让人耳目一新。我开始关注、接近了徐景贤。 十年“文革”，是在把一个民族不断地推向野蛮的深渊：那是物质生产力与人文精神的全面倒退。期间，上海的“徐老三”，也曾经书写过推波助澜的造反宣言，也曾经组织武装民兵“誓死保卫党中央”。正如俗话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外无不如此。上帝呼唤人走向高尚，魔鬼却诱惑人走向肮脏。 确实，徐景贤在“文革”中做过不少“肮脏”的事，但他也曾展现过“高尚”的行为。 “文革”中，他一人“得道”，亲朋好友并未“升天”。连他自己唯一的亲弟弟在湖北恩施插队好些年，他也没让调回上海；亲戚中有人想参军，他也不给开后门；父母在破旧的石库门倒马桶倒了数十年，没煤气卫生设施，他也始终没有改善父母的住房条件。 一次闲聊，作家程乃珊告诉我40年前的一件事：她的一位同事早晨骑车上班，不料车身擦到了旁边行驶的小轿车后轮部位，这位同事赶紧刹了车，幸好人没摔倒。这时，从小轿车里下来了徐景贤，身为市委书记的他弯下腰来看骑车人的双腿受伤了没有，并且一个劲地赔礼道歉……就这样一件小事，让大家对徐景贤有点肃然起敬。 也有我亲眼所见的。一次聚餐，在饭店门口的垃圾箱旁边，散落着几只塑料瓶，先到的徐景贤弯着腰吃力地拾起一只只塑料瓶将它扔进垃圾箱里。一个小动作让我看到他的良好品质。 因“文革”犯有罪行，徐景贤1976年10月被逮捕。但由于他交代清楚、态度主动，尤其是他恪守“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中央原来估计接管上海“斗争将十分复杂，任务将十分艰巨”，为此组成了有17名省部级、58名司局级的强大阵容；但接管的实际过程却非常顺利、平稳。这其中不能抹杀徐景贤等人服从与配合的作用。 法庭准备对他作出不予起诉的宽大处理；将马天水作为上海的首犯判处18年徒刑。谁知马天水突发精神病，不能判刑。但上海是“四人帮”的重镇，要落实一名首犯须重判。当时上海还有一位市委女书记王秀珍，原是一名工人，文化水平有限，让她充当首犯说不过去。故首犯的帽子就落到了原本不予起诉的徐景贤头上：判了18年。 徐景贤关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他屡屡说起：要不是家庭的温暖，他是无法熬过那漫长的牢狱生活；而他的家人顶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只是为了换回18年刑满后的团聚。 太太葛蕴芳知道他喜好读书，由他事先开出书目，她就四处去借，然后瘦弱的她背着沉重的书袋，从徐家汇换乘3辆公交车到杨树浦，每月一次的探视从没间断。是解渴的书籍，是亲情的力量，在他心灵上支起了强大的支柱。 是的，他总觉得对不住妻子、对不住一双女儿。妻子葛蕴芳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也是个老资格干部；可现如今受到丈夫的牵连，党籍没有了，保留离休（降低到一般离休干部的标准，没有享受原来的处级待遇）。 女儿们正是中学毕业，父亲的入狱，让她们上大学无望，大女儿患病由农场病退待业两年后，分配到食品生产车间当学徒；三年后转正当工人，从事糕饼月饼等点心加工。 两个女儿在八十年代中期成家，两个外孙也相继出生。他说，当他在监狱里知道两个女儿都成家了，当他看到了小外孙的照片了，他形容自己：就像六月酷暑喝了一大碗冰镇汽水似的痛快淋漓。 1990年代，同他一起关押的“四人帮”头目，死的死、放的放，唯独徐景贤拖着严重的关节炎还在狱中服刑。葛蕴芳大着胆子，给前后两任市委领导写信，都石沉大海；后来直接给邓颖超同志写信，因担心中途被拦截，故信封上写“赵炜同志亲启”，在内页写明了请她帮忙转交邓大姐。 葛蕴芳还记得，1972年，邓颖超大姐到康平路市委领导家属院来，前后去了姚文元家，去了王洪文家，也去了徐景贤家（只是没去张春桥家，因为当时说张的妻子文静历史上有问题）。 邓大姐握着葛蕴芳的手说：“小葛啊，景贤同志紧跟主席干革命，你们可要支持景贤同志，和他一起，好好跟着主席他老人家干革命啊！” 邓颖超秘书虽与葛蕴芳只一面之交，但不势利，有同情心。她乘患病的邓大姐短暂清醒之际，将徐景贤的情况告诉了她，邓大姐随即提笔批了“请上海市委酌情处理”几个字。 就是这几个字，没几天就让徐景贤保外就医，那是1992年6月。到了1995年5月刑满释放，1999年恢复公民政治权利。 刑满后，没有单位的他，又出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关系落在何处？养老金谁来发？同案的王秀珍原是工厂工人，出狱后就落在原单位国棉三十一厂，由厂里发放养老金；而徐景贤原来是市委领导，刑满后怎么还能占着干部的编制？ 最后只好由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每月发放生活费：一开始只有几百元，后来加到一千元，还是不够开销。他喜欢看书、读报，光这两项就占去了大部分生活费。 为了补贴家用，徐景贤与老伴只能相随女儿们一起生活，空出房子租了出去。有一次徐景贤悄悄告诉我：家里大女儿身体不好；小女婿刚辞职还没找工作，能不能帮个忙，替他女婿介绍个工作？我见他确实困难，尽管当时没有把握，但还是一口应承。 后来他女婿在我的一位朋友公司里工作，由于工作出色，一直在公司管理层担任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徐景贤夫妇对我很是感激。我开玩笑地说：“徐老师是原市委书记的职务，那是部长级头衔啊。想当年我要帮忙都不知道门在哪儿呢？现在成了朋友了，面对面没了距离事情反而好办了。” 每个人，不管贫富，不管贵贱，上帝都是以一个“生”字展览了他的所有作品，然后又以一个“死”字统统予以收回。干净而利落。 2007年10月31日上午，徐景贤独自一人出门去与朋友相聚；午餐还与朋友们一起举杯庆贺。下午两点回家，睡了半小时，便在沙发上看书。太太葛蕴芳正在厨房间，听得外面一声奇怪的叫声，急忙跑出来，只见徐景贤已经瘫在沙发上不醒人事，任凭妻子大声呼唤，他始终没有醒过来。手里还捏着他爱看的那本书。他没能够等到一个月后的75岁生日。 他走了，亲人们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遗体全部捐献给医学事业。 说走就走，尽管这是人生最完美的从容；也是人生最潇洒的谢幕。但他仍留有不少遗憾。 记得徐景贤曾告诉我：《十年一梦》只写出了60%的事实，还有40%在肚子里。 我理解他不能完全写出来的原因。我问徐景贤：当时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有上面的指示，尤其是“一月革命”，那夺权的全过程更是上面亲自部署直接指挥，你只是个执行者啊。 他答非所问道：“谁让执行者没有了精神呢？”他压低了音调，自言自语道：“当年，因为丢失了精神，所以才做了那么多错事……” 我读懂了他的话。这种精神就是一种高尚精神：是屈原追求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陶渊明坚守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 哲学家杜威说过知识分子的特性：“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眼睛、脑力当成自己的耳朵、眼睛、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一场“文革”让这些精神都丧失了，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民族都沉沦了。这环境因素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啊！ 在“文革”的环境里生活过，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反思？ 见证“文革”的徐景贤走了。他的反思却留给我们太多的深思。 回首往事，我们不能让全民族遗忘“文革” 作者简介：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当过大学教师，干过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 》等纪实文学多部。 原文配發照片 1：1967年夏，周总理在文革中第一次视察上海，会见徐景贤等人 2：2006年，作者（左一）与徐景贤（左二）等合影
#徐景贤 #文革反思 #《十年一梦》 #上海 #知识分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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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个月前
徐（景贤）书中另一个亮点，是从多方信息来源，证实了最早由高文谦《晚年周恩来》详细披露的一九七三年底批判周的重大事件。综合徐高二书提供的新旧细节，毛泽东去世前对资格最老的同事发动的这一政治攻击，可圈可点之处有：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毛决定由周恩来自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周。 主题是批周在对外事务中“严重右倾、修正主义”，“目无中央、欺骗主席”，“屈膝投降、丧权辱国”。 ——毛对江青、王海容、唐闻生三女人交了底，说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苏联打进来，周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江奉旨批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刘少奇是第九次，林彪是第十次）的头子，是“贼船”的老板；唐传达毛对周的批评长达八个小时。 ——在十几天的批判会期间，每天深夜要用铅笔把原始会议记录一字不漏地抄写成大字（为保密不交印刷），送视力差的毛阅读，毛全程牢牢掌控会议进度和细节。 ——毛尤其重视刚复出的邓小平对批周的表态，指定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列席政治局批周扩大会议。老练的邓发言提醒周：“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毛极为高兴，动了找邓作彻夜长谈的念头。十多天后，毛任命邓进政治局，兼任总参谋长。 ——周这时已经癌症尿血，要求面见毛，毛不见。江青不许别人帮周写检讨，还当面斥周：“你这个人就是啰嗦！要谈实质性问题！” ——周只好尽量狠批自己，并表态把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权力交给别人。 ——毛至此方罢手，会见外宾时对周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毛还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这几个娘们后来发牢骚：“他（毛）做脸，我们做屁股。” ——一九八○年代初，中共中央同意周遗孀邓颖超的申请，当她的面销毁了上述批周会议的全部记录。周逝世前最担心的两个材料，一是毛江于文革中曾尝试用过的“伍豪启事”（伪造的，说周早年背叛革命），另一个便是该次批周会议记录。因为在中共体系里，要彻底毁灭一个高层领导人，“叛党”、“卖国”是致命武器。毛江摧毁刘少奇和林彪，是切近的实例。 读了徐景贤《最后回忆》，你能加深理解，为什么有些人那么看重毛的遗产——对于努力奋斗、在当今和未来的中国政治浪潮里图生存谋发达的人，还有什么诸子兵法比得上毛的战略战术，更能教你致对手于死命的绝招，对敌人绝，对同志更绝？ ---读《徐景贤最后回忆》 来源:苹果日报 作者:丁学良 图：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周恩来 #毛泽东 #政治斗争 #权力 #徐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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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7个月前
囚徒竞写回忆录 文革过后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文革中被迫害高官鲜写记事，而曾经的“害人者”多数亲撰或由人代撰回忆录，他们都坐过十几年牢，都试图用文字为自己辩解，湔洗强加于身的污名。 不过，尽管传主的命运类似，但立场各不相同，对事件的表述也大异其趣：戚本禹不为自己羁狱喊冤，继续为毛和 江青辩护，为文革叫好；陈伯达认识到文革的疯狂，主动承担罪责，亦不改对毛的效忠；徐景贤按中共的定论评说，但仍掩饰不了曾为四人帮集团一员的立场，轻批江青、张春桥等人，重责林彪集团的人事；而林彪干将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因冤情最深，反省也最彻底，他们如实揭示“毛文革”的责任及林彪事件的实情，客观臧否毛、林、周等大人物，是文革“野史”中最珍贵的证言。遗憾的是，正如他们三人在法庭上为维护毛、周及中共的形象，忍辱负重甘受不白之冤，邱会作和李作鹏还在回忆录末尾表白永远忠于毛忠于党。唯有吴法宪不同于他的愚忠、死忠于毛的战友难友，对毛的作为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他的回忆录便有了与众不同的力度。 ---文革“草包司令”吴法宪 作者： 喻智官 图：1970年8月21日庐山合影 左起：李作鹏、林立果、邱会作、叶群、吴法宪
#文化大革命 #回忆录 #历史反思 #政治人物 #毛泽东 #江青 #陈伯达 #徐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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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7个月前
毛派江青去上海点文革之火 一九六五年初，毛认为自己脚下的北京是刘少奇、彭真主导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就派江青去上海建据点，作为从外围向北京进攻的突破口。江青通过张春桥找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十易其稿，写了八个月，由毛亲自审定，十一月在上海《文汇报 》发表，由此点燃了文革这颗重磅炸弹的引信，上海成了文革的策源地。 此时，徐景贤任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是负责宣传的市委书记张春桥的下属。张春桥和姚文元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时，徐景贤是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一九六六年底，张春桥和姚文元问徐景贤“是写文章，还是上前线？”示意他带领写作班子出头造上海市委的反。 徐景贤心领神会，率先在市委机关揭竿而起，开了全国省市机关内部造反的先河。他组织造反队批判市委领导时，打出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顿时瘫痪了。不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参加毛的生日聚会，毛对他们说“上海形势很好”，“‘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有区别，好！”毛还与他们碰杯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 ---第二个“赫鲁晓夫”林彪 劫数难逃邓小平 作者： 喻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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