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运

1个月前
接头 流亡的民运人士首先得跟营救人员搭上线。从获救者如今平静的叙述中,仍能一窥当年逃亡路上的惊心动魄。 1960年出生的吕京花最初离开北京时还没想着要远走高飞离开中国大陆,她心里牵挂着年仅一岁的女儿,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有多严重。 1989年6月9日,她从北京搭乘火车到石家庄,在石家庄未作停 留就转车去了广州朋友家。6月11号,她到达广州。一到广州,她就把学运期间收到的一大摞各地记者和组织的名片翻了出来。 “什么《星岛日报》、《成报》……就像你们BBC都有,都一张一张卡片,我在这些卡片里面随便抽了一张卡,”吕京花回忆。 吕京花首先拨给了一名年轻的香港女记者,第一个电话就打通了。电话中,吕京花含蓄地说,她从北京一路到广州,身体感觉不适。 吕京花说话有些哆嗦,也许把这种焦虑与恐惧传递给了女记者,“她显而易见知道,我一定是需要帮忙,虽然我讲得不是那么明确,但是她知道,就心灵一点通……” 女记者隔天就搭香港到广州最早的一班火车与吕京花见面,并跟她约定,双方手上拿着一张卷起来的报纸作为接头暗号。一下火车,由于其他人拿着的报纸都是叠着的,她们俩马上注意到了对方。 女记者把吕京花带到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处私人公寓。经过简单交流,确认了吕就是北京工自联的成员,并明确表示她目前的处境很危险,希望把她救出去。 “从她的口气里边就感觉到事情已经很危险了,(觉得)你要出去,”吕京花说,“她觉得应该把我报到某个部门,看能不能救我。最后走的时候她说我给你照张相,我说行,就走了。” 6月底,香港“地下通道”通知吕京花,可以准备前往香港。8月底,香港方面表示,一切都已经安排好,可以出发了。 事后二人曾对彼时接头的紧张心情复盘。吕京花问这位当时二三十岁的记者姑娘,“你第一次跟我见面,你有没有害怕?万一(是)政府安排的人”。 后者承认,“怎么不害怕!”心里忐忑得要命, 而且为防止不测,接头时,女记者特意邀一位朋友同行,跟在她后面,这样如果她被抓,也有自己人马上帮忙报信。 与吕京花同一批偷渡香港的还有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召集人项小吉。他与香港“地下通道”搭上线的经历同样具有戏剧色彩。 北京开枪和开始全城搜捕之后,项小吉从京城一路南下,经南昌、武汉、芜湖等市,6月下旬同妻子到达广州。 7月,风声越来越紧,每天新闻中都有民运人士被抓。项小吉本来还幻想局势有所变化,无奈之下,决定离开中国。 他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一名三十多岁的香港男记者,后者又辗转通知了香港“地下通道”。二人约好在广州中医学院门口碰头,项小吉手持一份英文《南华早报》作为接头暗号。 8月上旬,一名二三十岁的香港年轻男子来广州见项小吉。项小吉给此人看了他的研究生证确认身份,随后这名男子向项小吉出示了一只钥匙扣,上面有一枚圆形硬币,一面是一只牛头,另一面写着“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乙丑纪念”。 “他说很快就会有人来接你,接你的人会跟你出示这个钥匙链。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跟他走,你什么都不要问,”项小吉回忆,“我说我记住了。后来没多久,就来了人。” 解放军的同情和支持 偷渡本身就有极大风险,更何况是在1989年六四后的风声鹤唳中,从大陆逃亡海外。 以往黄雀行动的报道里,关键词不乏“枪战”、“跳海”和“喋血”。不过在项小吉和吕京花的记忆中,他们这一路还算是顺利。 1989年8月21日,在黄雀行动前线救援者李龙庆和黎沛成的安排下,吕京花和同项小吉夫妇等六名民运人士在广州一家茶楼会合,准备偷渡香港。 途中出现小波折。21日当天,他们一行六人在广东的一处海岸上船,船却没开,众人在静止的船上过了一夜。关于这次波折的原因,几名当事人说法不一,李龙庆和吕京花说是船家觉得不太安全,而项小吉则记得是因为当时船家向他们收费。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们就上岸回到广州的白云宾馆,重新跟香港方面联系。当日,“地下通道”又派人将他们送往东莞虎门,在一处居民楼安顿下来。 8月22日晚,他们在虎门海岸边登上一艘小船。因天色黑,看不清船的颜色,只记得船不大,几个人加上一名开船的船员,刚好坐满。 项小吉说, 置身小船上,人在水中慢慢驶离海岸,心里很难受,“因为我感觉这一步踏出去,也许今生今世都回不了中国”。 船行到海中,遇到了一艘中国解放军边防巡逻艇。远远能看到艇上的人穿着军装、船头架着机关枪。项小吉不清楚船上总共有多少军人,看到的大概有两三个。 巡逻艇围着他们的小船转了两圈。吕京花说:“我当时就觉得是不是抓我们的来了”。 但她很快奇妙地感受到解放军的善意。巡逻艇逐渐靠近他们的小船,把六人一个个接上了艇。“我们上这个船的时候,他拿手还托我们一把,”吕京花说,“我就觉得好像还行,好像这个人是救我们的人。” 上船后,一名军人到船的底舱跟项小吉谈话。“他说我们同情你,我们支持你,然后还拿出了一个笔记本,要我给他签一个名,”项小吉回忆。 项小吉的日记记录,他们在当晚8点50分上了第一艘船,9点换了边防巡逻艇,9点55分到达香港。 项小吉认为,整个流程“地下通道”策划人安排得非常周密、专业,“一环一环,这个人把我们交到下个人手里,下个人再把我们交到再下一个人手里,一站一站地交下去,我们根本就不用管这个人是谁,跟着他走就是了”。 项小吉说,他们事先与香港方面约好,上岸之后如果看到远处有车闪灯,就过去上车。他们顺利地上了一辆中巴车,一路上换乘两三次,抵达了“地下通道”参与者者陈达钲(人称"六哥")在旺角的办公室。 吕京花至今还记得六哥当时的安慰:“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啊。” 图1:1989年春天,吕京花与女儿 图2:1990年4月,吕京花刚到美国后到哈佛大学演讲 八九民运期间,项小吉代表学生对话团去和政府谈判 图3:八九民运期间,项小吉代表学生对话团去和政府谈判 图4:1989年11月21日,项小吉与妻子流亡美国 ---六四30周年:通向自由香港的“黄雀行动” 苒苒 BBC中文记者
1个月前
《华盛顿邮报》记者回忆六四 :成都军人集体枪毙市民 邵德廉(Dan Southerland)在1989年学运期间是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他不但亲眼见到了六四期间被军人击毙的北京普通市民,而且还赶赴成都了解到军人对普通市民的集体枪毙事件。 记者:邵德廉先生,在1989年学运期间,您一直都在北京 吗? 邵德廉:我是驻在北京,但六四屠杀之后,我也去了外地,包括成都、上海等地。要知道,当时不止是在北京,实际在全国都有抗议,这很让人振奋。我想象不出当年有任何一个省会城市,没有这样的抗议活动。 记者:您在北京的时候,您采访过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是谁? 邵德廉:我实际没有采访到象总理一级的高级官员,但我有非常接近他们的信息渠道。所以,我提前就知道赵紫阳会被清算。 记者:您是提前就知道了吗? 邵德廉:是的,我提前就知道了。而且我能读懂中国的官媒。 记者:6月3日晚至6月4日临晨,您在天安门广场吗? 邵德廉:我没有在场,但我有几位中文能力很好的助手。我当时派了其中一个去了天安门广场,另外一个在广场附近的北京饭店的一个房间里,那里可以看见广场的情况。 记者:你们怎么保持联系呢? 邵德廉:他们有两个电话。但当时发生了意外。我派到广场上那个会说中文的美国记者,很久都不打电话给我。后来我才知道,国安警察在广场边缘上把他打倒在地,扔进一辆车里,然后开到一家理发店,给他戴上蒙眼布,威胁说要枪决他。我想这是要恐吓他。然后,警察又把车开到10英里之外的一个村庄,把他扔在那里,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记者:当您把有关大屠杀的报道发回美国的时候,您听到美国人的反应是什么? 邵德廉:人们对发生的这件事情很愤怒。在很多年中,美国人有一种感觉,认为中国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人们也有一种假设,中国会逐渐走向民主。但现在这件事情证明这种假设是错误的。 记者:您前面提到,在大屠杀发生后,您去了中国的其他地方,调查当地发生的情况,是吗? 邵德廉:我必须说,大屠杀发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医院调查到底有多少人被杀死了。我还记得,当时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所医院,有位医生走了出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因为当时周围都是一些政府的人在阻止、吼叫,但他就对我说,快进来。他为了让我进去,不得不使劲把门推开,我跟着他进去。这件事后来成了我刊登在头条的报道。我报道的内容是我去医院调查死人。 记者:您在医院看到的尸体,您能辨别出身份吗?是学生,还是其他人? 邵德廉:我看到的是,尸体一个堆一个,我看他们的脸,基本是三十岁左右,不像学生那么年轻。他们看起来是那些去支持学生的人。我必须要说,在整个事件中,死去的工人可能要比学生多,虽然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 记者:您还记得那天您看到了多少具尸体吗? 邵德廉:大约20-25具吧。我当时还和其他记者沟通过,我估计整个事件死亡人数有800人,但也有可能超过一千人。 记者:在这天之后,您去了外地? 邵德廉:我以最快的速度去了成都,因为我听说那里有很多抗争和杀戮。我在那里发现确实如此。 记者:您在成都看到了什么? 邵德廉:当地人告诉了我很多情况,包括警察和军队向民众开枪。 记者:您去了成都的天府广场吗? 邵德廉:是的。 记者:您在那里看到了什么? 邵德廉:我去晚了,并没有看到任何死尸。但那里有人告诉我当地发生的枪击,还有人跟我说,他的朋友在那里被枪杀了。而且还有人在美国领事馆附近被枪杀了。有人看到了。当时是有集体枪毙! 记者:什么样的枪毙? 邵德廉:就是把人排在一起,然后用枪击毙。 记者:是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邵德廉:政府后来指控学生是被外国操控。但这显然不是事实,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中国政府对那些被指控的人最后都判决说是有美国、台湾的操控。 我认为,真正让中国政府感到恐惧的是,工人也出来参加抗议活动。他们发现工人不像学生那样容易吓唬和攻击。 记者:学运期间,您住在什么地方? 邵德廉:建国门外公寓。所以,当时我们可以从我一个邻居的阳台上看到停在外边的军用卡车和军人。有一次我向外望。我看见下面有一个中国军人,他正好看到我,就对我吼说:快离开阳台,不然我就开枪了!所以,我就退后了。 这些军人看起来长相差异比较大。我听到他们谈话有很多口音,我意识到,邓小平从全国调集了军队过来。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很多士兵并不想开枪。 记者:您怎么知道这一点的? 邵德廉:后来的一些采访证明了这一点。我从自己的信息渠道了解到,当时的38军军长就抗议这种镇压举动。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记者:王允 自由亚洲电台 图:邵德廉摄于1989年学运期间的北京。 (Muriel Souther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