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接头流亡的民运人士首先得跟营救人员搭上线。从获救者如今平静的叙述中，仍能一窥当年逃亡路上的惊心动魄。 1960年出生的吕京花最初离开北京时还没想着要远走高飞离开中国大陆，她心里牵挂着年仅一岁的女儿，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有多严重。 1989年6月9日，她从北京搭乘火车到石家庄，在石家庄未作停留就转车去了广州朋友家。6月11号，她到达广州。一到广州，她就把学运期间收到的一大摞各地记者和组织的名片翻了出来。 “什么《星岛日报》、《成报》……就像你们BBC都有，都一张一张卡片，我在这些卡片里面随便抽了一张卡，”吕京花回忆。吕京花首先拨给了一名年轻的香港女记者，第一个电话就打通了。电话中，吕京花含蓄地说，她从北京一路到广州，身体感觉不适。吕京花说话有些哆嗦，也许把这种焦虑与恐惧传递给了女记者，“她显而易见知道，我一定是需要帮忙，虽然我讲得不是那么明确，但是她知道，就心灵一点通……” 女记者隔天就搭香港到广州最早的一班火车与吕京花见面，并跟她约定，双方手上拿着一张卷起来的报纸作为接头暗号。一下火车，由于其他人拿着的报纸都是叠着的，她们俩马上注意到了对方。女记者把吕京花带到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处私人公寓。经过简单交流，确认了吕就是北京工自联的成员，并明确表示她目前的处境很危险，希望把她救出去。 “从她的口气里边就感觉到事情已经很危险了，（觉得）你要出去，”吕京花说，“她觉得应该把我报到某个部门，看能不能救我。最后走的时候她说我给你照张相，我说行，就走了。” 6月底，香港“地下通道”通知吕京花，可以准备前往香港。8月底，香港方面表示，一切都已经安排好，可以出发了。事后二人曾对彼时接头的紧张心情复盘。吕京花问这位当时二三十岁的记者姑娘，“你第一次跟我见面，你有没有害怕？万一（是）政府安排的人”。后者承认，“怎么不害怕！”心里忐忑得要命，而且为防止不测，接头时，女记者特意邀一位朋友同行，跟在她后面，这样如果她被抓，也有自己人马上帮忙报信。与吕京花同一批偷渡香港的还有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召集人项小吉。他与香港“地下通道”搭上线的经历同样具有戏剧色彩。北京开枪和开始全城搜捕之后，项小吉从京城一路南下，经南昌、武汉、芜湖等市，6月下旬同妻子到达广州。 7月，风声越来越紧，每天新闻中都有民运人士被抓。项小吉本来还幻想局势有所变化，无奈之下，决定离开中国。他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一名三十多岁的香港男记者，后者又辗转通知了香港“地下通道”。二人约好在广州中医学院门口碰头，项小吉手持一份英文《南华早报》作为接头暗号。 8月上旬，一名二三十岁的香港年轻男子来广州见项小吉。项小吉给此人看了他的研究生证确认身份，随后这名男子向项小吉出示了一只钥匙扣，上面有一枚圆形硬币，一面是一只牛头，另一面写着“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乙丑纪念”。 “他说很快就会有人来接你，接你的人会跟你出示这个钥匙链。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跟他走，你什么都不要问，”项小吉回忆，“我说我记住了。后来没多久，就来了人。” 解放军的同情和支持偷渡本身就有极大风险，更何况是在1989年六四后的风声鹤唳中，从大陆逃亡海外。以往黄雀行动的报道里，关键词不乏“枪战”、“跳海”和“喋血”。不过在项小吉和吕京花的记忆中，他们这一路还算是顺利。 1989年8月21日，在黄雀行动前线救援者李龙庆和黎沛成的安排下，吕京花和同项小吉夫妇等六名民运人士在广州一家茶楼会合，准备偷渡香港。途中出现小波折。21日当天，他们一行六人在广东的一处海岸上船，船却没开，众人在静止的船上过了一夜。关于这次波折的原因，几名当事人说法不一，李龙庆和吕京花说是船家觉得不太安全，而项小吉则记得是因为当时船家向他们收费。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们就上岸回到广州的白云宾馆，重新跟香港方面联系。当日，“地下通道”又派人将他们送往东莞虎门，在一处居民楼安顿下来。 8月22日晚，他们在虎门海岸边登上一艘小船。因天色黑，看不清船的颜色，只记得船不大，几个人加上一名开船的船员，刚好坐满。项小吉说，置身小船上，人在水中慢慢驶离海岸，心里很难受，“因为我感觉这一步踏出去，也许今生今世都回不了中国”。船行到海中，遇到了一艘中国解放军边防巡逻艇。远远能看到艇上的人穿着军装、船头架着机关枪。项小吉不清楚船上总共有多少军人，看到的大概有两三个。巡逻艇围着他们的小船转了两圈。吕京花说：“我当时就觉得是不是抓我们的来了”。但她很快奇妙地感受到解放军的善意。巡逻艇逐渐靠近他们的小船，把六人一个个接上了艇。“我们上这个船的时候，他拿手还托我们一把，”吕京花说，“我就觉得好像还行，好像这个人是救我们的人。” 上船后，一名军人到船的底舱跟项小吉谈话。“他说我们同情你，我们支持你，然后还拿出了一个笔记本，要我给他签一个名，”项小吉回忆。项小吉的日记记录，他们在当晚8点50分上了第一艘船，9点换了边防巡逻艇，9点55分到达香港。项小吉认为，整个流程“地下通道”策划人安排得非常周密、专业，“一环一环，这个人把我们交到下个人手里，下个人再把我们交到再下一个人手里，一站一站地交下去，我们根本就不用管这个人是谁，跟着他走就是了”。项小吉说，他们事先与香港方面约好，上岸之后如果看到远处有车闪灯，就过去上车。他们顺利地上了一辆中巴车，一路上换乘两三次，抵达了“地下通道”参与者者陈达钲（人称"六哥"）在旺角的办公室。吕京花至今还记得六哥当时的安慰：“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啊。” 图1：1989年春天，吕京花与女儿图2：1990年4月，吕京花刚到美国后到哈佛大学演讲八九民运期间，项小吉代表学生对话团去和政府谈判图3：八九民运期间，项小吉代表学生对话团去和政府谈判图4：1989年11月21日，项小吉与妻子流亡美国 ---六四30周年：通向自由香港的“黄雀行动” 苒苒 BBC中文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