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的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中,新秀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击败老牌民主党库默(Andrew Cuomo)。下面是两人的主要政见比较: 可负担性 库默:增加经济适用房供应;扩大平价医保范围;普及3-K教育、增加儿童保育选择;扩大交通折扣价范围;低收入和中产阶层减税;最低工资每小时20美元。 马姆达尼:成立市政府持有的公立杂货店;免费公交车;冻结租金;建设可负担房;严惩坏房东;支持房主结束房契盗窃;免费儿童保育服务;到2030年达到最低工资每小时30美元。 治安 库默:立即增聘5000名警察;投资纽约市警察局;严厉打击生活质量犯罪;加强管理电动自行车;打击地铁逃票;服务游民; 马姆达尼:2020年“黑命贵”运动中曾主张“撤资纽约市警局”,但目前似乎不主张准备对NYPD动手撤资;建立“社会安全局”和针对精神健康的外展部门以及控枪部门。 特殊高中考试及教育 库默:保留特殊高中入学考试(SHSAT);支持小班制;增加课后班等。 马姆达尼:2022年曾批评特殊高中入学考试带有种族歧视偏见,主张废除SHSAT,不过在初选投票日前,有媒体报导,他又不废除或改变SHSAT制度了。 对待同性恋团体态度 库默:原来支持过同性婚姻;但在这次竞选中没有突出这个立场。 马姆达尼:要给包括儿童的变性医疗服务大量投资。 反犹太主义问题 库默:支持犹太人;主张在学校中严厉打击反犹太主义等。 马姆达尼:犹太人不应该有独立的国家。 移民立场 库默:支持移民;反对ICE蒙面抓人;赞成“庇护城市”地位;但称“非法移民”,后来因为对手兰德的讽刺而改成左派民主党通常使用的“无证移民”。 马姆达尼:废除ICE;让纽约市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庇护城市”;开放边境。 反川立场 两人都反对川普。 对于不太熟悉这两位纽约市长参选人的读者来说,您或可以简单地用“非极端的、老政客的”民主党人和“典型极左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党人来区分即可。 如果库默当选,他将成为第一个从纽约州长转为纽约市长的人;如果马姆达尼当选,那么他就将成为最年轻的、最社会主义的、首位穆斯林的纽约市长。 摘自大纪元()
这篇文章提到工运人士曹茂兵、薛纪风、曾柒,以及北京异议人士王万星、上海异议人士王妙根等被当局打成“精神病患者”而被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胡平:《谁是疯子?》——政治迫害的新招术(2002年1月22日) 不 久前,持有美国绿卡的法轮功成员腾春燕被中共当局以“间谍罪”判处三年徒刑,其“罪状”是,腾春燕采访曾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法轮功成员和用数码相机拍摄在精 神病院的法轮功成员的情况并把所得信息送给境外记者。这件事从反面告诉我们,原来,有许多法轮功成员被当局打成“精神病患者”而被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 疗”,关于他们如何被打成“精神病患者”以及他们在精神病院中被折磨被摧残的种种情况,都被当局当做“国家机密”严禁外泄。其无法无天,暗无天日,惨无人 道,可想而知。 法轮功成员的这种遭遇并不是孤立的。就在几天前,根据海外的中国劳工观察报导,江苏阜宁工人曹茂兵因组织独立工会遭到当局镇压,被指为“精神病”,关进江苏盐城第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此前,还有一些工运人士如薛纪风、曾柒等也被当局以精神病的名义关进精神病院。 另据报导,早在八年前,中共当局就将北京的异议人士王万星定为精神病患者,强行关入北京安康精神病院,此外,上海异议人士王妙根也于一九九四年被当局关进精神病院,至今尚未获释。 把别人打成精神病患者关入精神病院实行精神摧残和变相监禁,这是中共当局侵犯人权的一种新招术。这一招是从当年苏联的克格勃那里学来的。七十年代,苏联著 名的异议人士麦德维耶夫写过一本书《谁是疯子?》,揭露了苏联克格勃利用精神病院折磨迫害各种异议人士的严重罪行。如今,中共继承其衣钵,变本加厉,虽然 眼下我们还没有完整系统的披露,但仅就我们已经知道的零星事实,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以精神病的名义实行政治迫害,这种迫害有两大特点:第一,它罔顾法律,绕开法律,没有判罪的名义,却有判罪的效果。实际上是法外施刑,比那些以法律的名义 治罪的方式还更狡猾、更阴险、更无耻。第二,关进精神病院常常比关进监狱还更残酷,因为它可以在治疗的名义下用药物和其他物理手段(如用电棍进行所谓休克 治疗)直接破坏人的神经系统,摧残人的精神。事实上,它不是把精神病人治好成正常人,而是把正常人治坏成精神病。 若问,这些异议人士、工运人士或法轮功成员真的是精神病、是疯子吗?不是,肯定不是。如果真是疯子,当局倒不会把他们关进精神病院了。我们知道,在中国古 代常常有遭受政治迫害者装疯避祸的故事。譬如战国时期的孙膑,遭到老同学庞涓的陷害,于是装疯卖傻,最终得以逃脱虎口。水浒传里的宋江因为醉题反诗犯下杀 头之罪,也是靠着装疯的办法才免于大祸。古人对疯子的态度是很合情理的。如果别人有精神病,那就没 必要再对他追究,由他去吧。电影《芙蓉镇》的结尾,那个在文革中靠整人害人起家的王秋赦精神失常,成天沿街呼喊 :“七、八年了,再来一次哟!”开头还有小孩子哧笑模仿,后来人们都视若无睹,连理都不理了。可见,对于真疯子,人人都知道不用放在心上。 不错,精神病患者是需要治疗的,但只要患者不具暴力倾向,因此不对他人构成伤害威胁,就不必,因而也就不该在违反患者本人或家属意愿的情况下把别人强行关 在精神病院。这是古今中外都通行的规矩。中共把各种各样的异议人士关进精神病院,并不证明别人真的患了精神病,只是证明了当局自己的理亏心虚,色厉内荏, 外强中干,惶惶不可终日。
昨收到曹旭云太太萌萌来信,得知曹旭云病故,十分意外,十分哀痛。请萌萌节哀顺变。附上一篇书评,谨表悼念。胡平 读《致命自由》 浮想联翩 在描写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文学作品中,曹旭云的《致命自由》(又名《爱尔镇书生》)别具特色。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在“六四”30周年前夕推出后就受到广泛好评。近来我重读此书,感慨良多,浮想联翩。 《致命自由》一书,时间跨度长,场景变化大,事件庞杂,人物纷繁。作者将个人的经历与时代的变迁结合起来,从个人的视角见证了历史的巨变。 曹旭云出生于江西湖口县,就读于九江师专,毕业后不甘于沉闷平庸的体制内生涯,主动辞去中学教师的铁饭碗,走南闯北,浪迹天涯。89年春,曹旭云离开海南一路北上来到北京,正赶上天安门学运爆发。曹旭云立刻全身心投入运动,当上了在广场上仓促成军的中华各界人士赴京声援团的团长,亲身参与了绝食抗议,亲眼目睹了“六四”屠杀。 《致命自由》有两大看点。一是对“六四”屠杀的现场见证,一是对作者个人的成长历程、尤其是心路历程的书写。民主墙时期的资深民运人士任畹町,和作者相识于“六四”前夕的天安门广场,为这本书写了序。著名评论家、作者江西九江师专的师兄吴洪森为这本书写了跋。 《致命自由》的最后一章,第五章,30年后忆故人。曹旭云记叙了几十位故人的故事和结局。作者写到:“当年那些生动的场景,有些渐渐模糊起来。当年那些鲜活的身影,个个也渐行渐远。有的发迹、有的沉沦、有的坐监、有的辉煌、有的放达、有的平庸、有的贵为卿相、有的贱如刍狗、有的撒手人寰、有的怨天尤人、有的依然奋斗、有的却又在黯然疗伤......”。 是啊,一场“六四”,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多少人抛离了原来的人生轨道而走上另外一条路;还有多少人貌似还在原来的路上,但是那心态心境已大不相同,俨然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我们这代中国人来说,像“六四”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变并不是第一次。文革是一次,改革又是一次。古今中外都很少有这样的一代人,在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中,就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大的变化。 当代中国,变化巨大,变化频繁。当我们回首往事,试图给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作出一番整体的描述时,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竟是如此的支离破裂,缺乏一贯性,它不象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更象是几部互不相连的短篇:除了其中的人物没有变之外,其余的一切都在变,从场景到词汇。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观念,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以及彼此相待的态度与方式,都一再发生巨大的改变。 所以我常常想,我常常期待,有这样一部小说或剧本,就记下某个中学某个班的几次同学会,65年的一次同学会,75年的一次同学会,85年、95年、05年或15年的同学会,人大体上还是那些人,但是他们各自的思想与心情,遭遇和处境有多大的变化。有坚守也有逃避,有奋进也有消沉,有友谊有爱情,也有出卖有背叛,有升沉有起伏,有高光也有至暗。在不同年代的同学会上,大家交谈的话题会很不一样,各自的价值观会很不一样,彼此说话的口气也会很不一样,连流行的词汇都会很不一样。但是在这种种变化中又有着某种不变。通过这些复杂的变与不变,可以深刻地揭示人性,揭示时代。 “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我们的文化人知识人,理当贡献出这样的鸿篇巨制,以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奋斗,也无愧于我们的苦难。借由这种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我们去发现、去创造我们的未来。 RFA首发。2023年5月23日。
有句网络流行语:“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在集体博弈中,无论是战场、商场、体育赛场,还有政治的博弈,都不乏这样的事例,一方的失败,不是因为对手强大无敌,而是自己一方有人犯了重大策略失误。这一点其实是大家都知道的,没见有人反对。蜀汉失了街亭,诸葛亮追责马谡,还自贬三级,大家都理解,没人责怪诸葛亮:你怎么追责马谡呢?街亭明明是被魏军夺走的,马谡英勇杀敌,司马懿是罪魁祸首,你怎么责怪马谡,这不是替司马懿开脱吗?这层道理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就懂。可是一谈到八九和六四,很多人就矢口否认了。谁要说八九的失败和民运方面的策略失误有关系,他们就说你是为杀人的政府开脱罪责。 现在很多人,中国人、外国人,分析和预测中国形势,要么是谈高层内斗,谁谁谁失势了,谁谁谁和谁谁谁斗起来了;要么是谈美国、谈川普,要对中国怎么样怎么样了,等等。基本上没有人谈民运,谈民运东山再起,促成变局。基本上没有人还把民运当成一股现实可能的力量了。这让人感到很痛心。 这就和很多人错误的吸取八九民运的教训有关。六四屠杀使很多人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对平民大众而言,暴力革命又缺少可操作性。于是,大多数人在无比愤怒之余,就会转入沮丧,转入消沉,从而放弃抗争。这样一来,那少数继续坚持抗争的人就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无法形成强大的力量;那个罪恶的政权也就可以继续赖在台上混下去了 不少民运朋友总是说,八九民运遭到中共镇压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中共的残暴本质所决定的,无论我们民运的策略激进或温和,到头来都一样,都免不了被镇压的结果,撤不撤都一样。想想看,如果大家都相信了这种观点,还有谁会去参加民运呢?还有谁会站出来反对中共专制呢?除了极少数甘愿当烈士,甘愿殉道的人,大多数民众就不会了。有些民运朋友也承认,假如在八九期间,民运方面能见好就收,结果将大不相同;但是他们又坚称,以为群众运动能做到见好就收是完全不现实的。本来,非暴力抗争必须具有相当的规模才可能构成压力,然而很多人又反复宣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根本做不到必要的自我控制。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就是脱缰野马,就是只有油门没有刹车,就是小孩子玩火,控制不住火势,到头来往往把自己给烧了。想想看,如果大家都这么想,以后还有谁参加民主运动呢? 正因为很多人不是正面的吸取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而是负面的吸取经验教训,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没有发生民运,照这样下去,未来也不可能发生。八九民运成了绝响。先前很多人的牺牲,在这个意义上就付诸东流了。如果我们不甘心这种状况,我们就必须正面的吸取和总结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
六四是政变 ——解读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胡平)——今年是六四20周年,海外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六四的书籍。其中,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正如杜导正先生在序言里说的那样:“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和先前出版的赵紫阳谈话相比,这本《改革历程》讲出了不少新内容。这里我只提一件事。 在6月20日于纽约举行的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研讨会上,八九民运知识界代表人物、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严家祺问:当赵紫阳的温和路线在政治局常委会遭受挫折时,他为什么不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呢?在当时,支持赵紫阳的中央委员明显占多数。如果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赵紫阳完全可能反败为胜。严家祺举到当年赫鲁晓夫的例子。1957年,时任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遭到保守派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突然袭击,被逼下台。赫鲁晓夫拒不接受,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利用中央委员中的多数,反倒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打成反党集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严家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诚然,在八九民运期间,赵紫阳先生宁肯下台,也不肯用武力镇压民众;宁肯被软禁到死,也不向强硬派低头认错。这是极其令人感动令人敬仰的。但是也一直有人批评赵紫阳做得还不够,为什么不像叶利钦那样跳上坦克车呢?在我们原来的印象中,自从颁布戒严令,赵紫阳就失去自由,就只是消极抵制而没有做任何积极努力了。然而,《改革历程》这本书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在《改革历程》这本书里,赵紫阳讲到:在5月17日邓小平家开了决定戒严的政治局常委会后,赵紫阳就被排除在高层决策之外,但是赵本人并没有放弃努力。在5月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明确提出改变426社论的定性。在5月19日戒严令公布后,百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并拦阻军车。据赵紫阳说,5 月21日,乔石到赵紫阳处谈了这些情况。乔石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赵紫阳说,他“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于是,赵紫阳找到了阎明复,谈了这个想法,并请阎明复转告杨尚昆,看是否可行。据赵紫阳说,在这之前,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就已经找过赵紫阳谈话,说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彭冲还专程到玉泉山找彭真,彭真也赞成。21日下午,胡启立到赵紫阳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复,搁在那里。赵紫阳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万里提前回国。胡启立问赵紫阳,可不可以说已经你同意,赵紫阳说可以。随后赵紫阳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改革历程》第52-53页)。 赵紫阳之所以想到通过人大解决问题,那不仅仅是因为人大是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属于温和派。赵紫阳在《改革历程》里讲到:“5 月3日我到万里家,同他谈了我对学潮的看法,还谈到现在一些领导人中,对学潮提出的问题所以反应过度,主要是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一种老的思维方式。现在时代变了,顺应民主与法制的潮流,应当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他对我的意见完全赞同。他还说,天津、北京的领导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对学潮的态度太软了。看来这是受了旧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记不清了), 他讲了一篇很好的意见,内容是要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正确对待学潮中学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开的人大委员长会议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确定近期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要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说他要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出国前他要找邓直接谈一谈,但时间来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国后,几次谈到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万里在学潮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张开放民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他曾对决策民主化问题做过专题讲话。在中央领导人中间,他是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改革历程》第41页)。如此说来,倘若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能够召开,六四屠杀就可以避免,八九民运的结局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上述谈话第一次透露了赵紫阳在戒严令颁布后做的大量努力。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519后,大批党政机关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发表声明乃至走上街头表示支持学生,恐怕也和赵紫阳的努力分不开。邓小平、李鹏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开成了,他们的镇压计划就流产了。所以,他们一方面软禁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一方面绑架征集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联署的曹思源、高瑜,并在六三之夜悍然血腥清场。由此可见,六四不只是屠杀,而且就是按照现行中国的宪法、法律及有关程序,六四也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政变。
中共休要撒谎 国人不要上当 ——中共官媒是怎样在“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一词汇上公然造谣撒谎的(2020.06.03)——这几天,中共开足马力,针对美国目前一些地区出现的暴力骚乱把美国说成一片漆黑,尤其是抓住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一词汇冷嘲热讽,大做文章。 中共官媒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一词汇最早出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之口,她曾在去年针对我国香港地区发生的非法集会和骚乱活动作出如此评价。《环球时报》的胡锡进说:“华盛顿的一些政客怎么敢把外国的骚乱公然定义成‘美丽的风景线’”。胡锡进写到:“我就是想说,‘亮丽的风景线’从香港延伸到了美国。这个词是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说给香港骚乱的,并且得到美国政客们的集体欢迎,中国人有权利把这个词在今天这个时候还给那些美国政客。至于那是不是‘亮丽的风景线’,请他们自己去面壁反思。中国人用不着上赶着帮他们圆场吧。” 这是移花接木,断章取义,是造谣栽赃。 去年,佩洛西确实两次说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根本不是针对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的街头暴力,而是针对港人的和平抗争。一次是2019年6月4日,佩洛西在一次听证会中赞扬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a beautiful sight to behold)。另一次是6月19日,在6月16日香港两百万人和平大游行之后,佩洛西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赞助的早餐会上批评中国政府违反一国两制,赞扬香港的和平示威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后来,在大多数抗议者继续坚持和平抗争的同时,出现了少数抗议者的某些暴力活动。佩洛西发表讲话,一方面赞扬港人追求民主的非凡勇气,另一方面敦促抗议者坚持非暴力路线。佩洛西明确地说:“当你们继续进行抗争时,我敦促你们保持安全,维持非暴力,请记住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成功范例。”白纸黑字,有案可查。可见中共官媒如胡锡进等的说法纯属移花接木,造谣栽赃。 众所周知,自从去年6月港人展开反送中运动以来,美国就对港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正义斗争给予了巨大支持。需要强调的是,没有一个美国官员或议员表示过对街头暴力、对骚乱的支持。 7月1日,在香港立法会发生了冲击立法会和损坏器物的现象。第二天,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就表态说:美国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于昨天立法会出现的暴力与破坏感到失望。 📷2019年9月18日,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 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等人,就“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举行新闻发布会。黄之锋、何韵诗等人参加。(视频截图)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百万港人和平大游行惊叹不已,但是对后来出现的暴力现象则大不以为然,称之为“骚乱”。美国副总统彭斯在10月24日华盛顿一家智库发表演讲时多次提到香港。 彭斯说:“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在和平示威以捍卫自身权利的香港人,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你们鼓舞了我们,我们敦促你们坚持非暴力抗议的道路。 ” 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对香港政治动乱和暴力加剧表示严重关切。他强调,任何一方的暴力行为都不可接受。去年11月,在国会正在讨论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前夕,参议员克鲁兹专程到香港表达对港人抗争的支持,但同时又提出勇武派应该停止街头暴力。克鲁兹说,如果勇武派继续街头暴力,不会促进法案通过而会阻碍法案通过。 去年11月2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也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案》修正案,该修正案涉及美国与香港的双边关系。法案的标题本来有一句写的是“支持在香港自由集会与抗议的权利”,修正案特地增加了“和平”二字,改成:“支持在香港自由集会与和平抗议的权利”。其实,原来的版本没写“和平”二字,但意思就是指和平抗议,修正版特地加上,更突显出国会的立场。胡锡进说美国政客们为支持骚乱集体欢迎,毫无依据,纯属撒谎。 又有人乱发诛心之论说,虽然美国人在表面上说不支持街头暴力,但其实在暗地里是支持的。这种说法也同样毫无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刊物《民主》的主编、斯坦福大学教授戴雅门讲的很清楚。早在7月,戴雅门教授就表示,对反送中运动的渐趋激进化感到忧虑,对参加运动的少数人从非暴力转向某种暴力感到忧虑。戴雅门说,当你转向暴力,可能会使得社会中一些原本支持抗争者的力量转向反对,并且使得安保部门更为强硬,带来更多的压制。可见,不论是美国政界还是学界都认为,采用暴力方式对运动本身不利,对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也不利。这无疑是十分诚恳的。 中共休要撒谎,国人不要上当。
“六四”屠杀与美国的骚乱岂可相提并论(2020年6月24日)——今年六月四日,是“六四”31周年。恰逢此时,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其间发生了带有暴力性质的骚乱,也发生了警察与抗议者的冲突,特朗普总统一度提出要派军队平息暴乱。于是,不少人就把当年的“六四”屠杀和今天美国的骚乱相联系相比较。 这其实也不新鲜。早在2005年,台湾作家李敖应邀在北京大学讲演。李敖在讲演中列举了自1932年以来,包括美国、德国等多国政府以军队镇压示威群众的 事例,强调政府无法容忍民众占领中央政府广场。李敖痛斥道:“全世界任何政府在这个时候都是王八蛋”。有人说,李敖这句话暗含着批判中共“六四”的意思, 但也有人指出,李敖把“六四”和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的清场行动相提并论,实际上是在为中共开脱。都是王八蛋,等于都不是王八蛋。 记得1992年洛杉矶发生暴乱,时任总统的老布什动用叛乱法,出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四千多人平息暴乱。当时离89“六四”很近,人们记忆犹新,没有人把老布什这件事和“六四”相提并论。 毫无疑问,把中共的“六四”屠杀和民主国家的政府派出军警平息暴乱相提并论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在美国等民主国家,民众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还有定期的民主选举,因此,他们完全可以通过上述方式和平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以至于 更换政府。在这一前提下,如果有抗议者做出危害秩序、侵犯他人利益的行为,政府当然有权用强力制止。在这里,民主政府制止的只是示威抗议活动中的违法部分 或危害社会秩序的部分,民主政府只是维护秩序,并不是要镇压和剥夺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通过选举更换政府的权利。中国则不同。中国是个专制国家。在中国 大陆,民众根本没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更没有通过选举更换政府的权利。 第二,八九民运是一场和平的抗议运动。在八九民运期间,偌大的北京城,没发生过一次抢劫,甚至连小偷都宣布罢偷。戒严令后,当局一度将警察撤离,学生和市 民立刻自发组织起来维持秩序。这些当时都有记载。中共宣称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才不得不镇压。有些人信以为真,因为的确有军人被杀。正如原中国 政法大学教师、历史学者吴仁华指出的那样,先暴乱还是先开枪这是一个有关六四真相的关键问题。吴仁华从考证“时间”入手证明,是军人杀人在先,民众抗暴在 后;军人杀人是因,民众抗暴是果。6月3日晚十时前军人开枪杀人,没有军人死亡于6月4日凌晨一时之前。吴仁华说,反驳中共和五毛的谎言很容易:请提供6 月3日晚十时前死亡的军人例证来。反观美国92年洛杉矶暴乱以及这次抗议活动,其中确实发生了多起打砸抢烧等暴力事件。这和八九民运有根本的不同。 第三、“六四”的问题决不只是清场的问题,也决不只是执行戒严令的问题。因为,中共当局使用了坦克机枪等重型致命杀伤性武器。“六四”不是清场,而是屠 杀。当局不但对广场上的学生市民大开杀戒,而且还对不在现场的民众大肆逮捕通缉关押。这就决不仅仅是清场,而是明目张胆的镇压。谈到执行戒严令,且不说戒 严令本身的非法性,问题还在于,戒严令只是针对“北京局部地区”,但是随之而来的大镇压却不但针对北京局部地区,而且针对全国各地,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 论沿海还是内地,无一处幸免。在这场全国性的大镇压中,不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是和平抗争而不曾涉入任何暴力。对于那少数“暴徒”当作 何评价是另一个问题,我另有论述,此处不赘。我这里只是指出,即便从平息暴乱的角度出发,“六四”也不是平暴而是屠杀是镇压。 第四、从事件之后看,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六四”之前的中国,人民就被剥夺了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六四”之后,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遭到进一 步的剥夺。31年来,在中国,“六四”一直是“敏感词”,是禁忌,公开场合提都不准提,网上一出现就屏蔽就删除。国人不准就“六四”问题公开讨论,更不准 公开进行独立调查。不错,美国历史上也发生过政府出动军警强力清场并造成死伤的情况,但是在事件之后,美国依然是完整的民主国家,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新 闻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各项权利都依然存在,美国人民可以对政府平暴一事公开讨论、公开报道,进行独立调查。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而选票就是最有 力的问责工具。这次特朗普总统一度提出要派军队平息暴乱,不过后来并没有那么做。按照美国的体制,总统是有权动用叛乱法派遣军队平息暴乱的。问题在于,这 么做有无必要?另外,使用武力是否符合比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就算特朗普总统派出了军队,那么无论此举会被如何评价,它都不可能改变美国的自由民主制 度,不可能改变美国政府的民主性质。美国依然会是一个民主国家,美国人民依然会继续享有各项自由以及选举的权利。这和中共仍然是天差地别。 综上所述,把中共的“六四”屠杀和美国的骚乱相提并论是完全错误的。
2011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谈黄之锋:后生可畏 后生可爱—— 香港民众反对国民教育运动一浪高过一浪。9月7日夜晚,12万港人,身穿黑衣,聚集在港府总部广场,声势浩大,场面壮观。 9月8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取消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三年死限,由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办国教科目以及如何开办。港人的抗争终于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的胜利。 香港民众的这场抗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最早推动这一抗争的是几个中学生,其中一位名叫黄之锋,就读于基督教汇基堂主办的汇基书院,1996年10月出生,现在还没满16岁。 早在去年5月,黄之锋就和几位同学一道,建立了一个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学民”的意思是,学生也是公民,也有公民的权利,也应该履行公民的义务,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思潮”这个词来自五四运动。组织者决意以当年的学生运动为榜样,追求民主与科学,坚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而不只是盲目的爱国情怀。 学民思潮的宗旨就是反对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他们认为,港府计划推行的所谓国民教育,实际上是管制学生思想,浪费上课时间,浪费公帑,因此必须撤销。 除了大力推动反对国民教育运动之外,学民思潮也关心其他社会议题,积极参加其他的社会活动。从学民思潮组织成立至今,黄之锋一直是这个组织的发言人。 三个多月前,我发现了黄之锋和学民思潮,在推特上加了关注,转发他们的推文。那时,反国民教育运动的规模还不大。吸引我注意的是这些中学生的公民意识,对思想自由的坚持,对公共事务的关怀以及责任感。 如今,黄之锋已经成了公民运动的明星。我看了他的一段电视采访,应答如流,理念清晰,措辞准确,语调从容。主持人李鹏飞问:你们为什么那么反对国情教育与国民教育?黄之锋回答说:因为我看到现在香港政府推行的国民教育,已经交给中国共产党党员教授编写。我认为香港的教育应该由香港人编写课程,而不应该由共产党员编写。现在的国民教育课程,竟然写中国的执政集团是“进步,无私,团结”,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国民教育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直到中学六年级。小学生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要是从小学一年级就灌输这些意识形态,后果很令人担忧。 港人的反国民教育运动,在大陆人中引起强烈共鸣。在大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灌输更广泛,更严重,后果更恶劣。不错,在互联网时代,大陆人也不难接触到不同的声音;当局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朝令夕改,口是心非,挂羊头卖狗肉,也使得他们那套体系千疮百孔,已经丧失了大半的欺骗功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灌输就已经完全没了功用。在今天,共产党依然不遗余力地向国人灌输它那套谁都不信了的谎言,其目的就是迫使大家对谎言麻木不仁,迫使大家习惯于生活在谎言之中,从而丧失对真理对正义的信念与追求。 现在,黄之锋已经变得很有名了,难得的是他还能保持冷静和清醒。他并不以领袖自居,他把自己定位为群众之中的推动者。不少长辈和旁观者为他担忧,小小年纪,暴得大名,会不会挨整?会不会跌倒?黄之锋笑着回答:“他们想多了。”黄之锋表示,他没想过做政府工,也没担心被秋后算帐。他说:“我觉得做一件事,不是先去考虑后果,或最终结果;我是考虑那件事应不应该做。” 黄之锋的事迹给人的最大鼓励是--“15岁中学生都可以,你们也可以。” 还记得两个多月前的什邡事件,也是一大批中学生冲到了第一线。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欢呼90后壮丽登场。后生可畏,后生可爱。 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巨变前夜。自由民主大业拥有这样的新一代,它必将赢得未来。 2011年9月10日
你知道吗?八九民运期间,李双江差点参加刘晓波等四人发起的六二绝食。——近来(说明:此文写于2011年9月),由于儿子李天一仗势行凶一事,年近七十的军旅歌唱家李双江成为网民热议的对象。 余杰在推特上披露一件往事:根据八九年的史料记载,六月二日下午,刘晓波、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决定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先去侯德健家中会合,李双江也在,强烈要求也参加绝食,周舵劝告说,你是军人,要杀头的。李双江这才放弃。 这条推文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原来,这位如今讴歌盛世的李双江当年竟是如此积极地投身民运,还差点参加六二绝食呢! 其实,象李双江这样的情况千千万万。现在中国的那些知名人士成功人士,不论是学界商界还是文艺界或其他行业,但凡五十岁以上者,有几个当年不曾积极地参加过八九民运抗议过六四屠杀呢?包括现在的毛派新左派。甚至也包括现在的一些官员。据说,如今出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王晨,六四后本来是要退党的,正要上人民日报大楼作此宣布,碰巧遇上一位朋友,劝了几句,这才没退成。 海外也是如此。例如杨振宁,当年也曾和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诺贝尔奖得主一道发表联名信,严厉批评北京戒严“违反宪法”。六四屠杀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发起成立了学自联,强烈抗议六四屠杀,愤怒声讨邓李杨,来自洛杉矶的丁健,观点激进,上台竞选主席;然而就是这位丁健,几年后回国,积极参与了官方的以钳制信息自由为目的的金盾工程。 这里,我们不得不向这些知名人士成功人士提问:既然你们当年也曾积极地支持民运抗议屠杀,为什么二十二年以来却一直保持沉默,不再抗议了呢?忍一年两年是忍,忍十年二十年二十多年,那就不是忍,那就是放弃,就是屈服了。如果仅仅是出于害怕而不敢发声,固然情有可原,但为什么又要回过头去,对那个杀人的政权表示认同表示拥护,去歌颂什么盛世赞扬什么模式呢? 如果有人宣称他真的是出自内心地改变了观点,那你们为什么不现身说法,讲出来给我们大家听听呢?也好帮助我们这些依然“执迷不悟”的人“迷途知返”嘛。我还要说的是,就算你真的改变了观点,你也应该悼念六四的死难者和慰问他们的亲属。就因为你当年曾经和他们肩并肩,手挽手,你比谁都知道他们是好人。他们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你当年曾经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倒下了,共产党还在他们尸体上泼污水,你怎么能心安理得,甚至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都不去表示一点悼念呢? 我希望这些人能对我的提问作出回应。我也希望有人能对这些人的转变做调查做心理分析。除非人们不再自欺欺人,除非人们敢于诚实地面对自我,否则只会继续堕落,继续沉沦。在中国重建道德,这也是一个切入点。 2011年9月
不应指望89年的赵紫阳去当91年的叶利钦(胡平)指望1989年的赵紫阳做出1991年叶利钦的举动,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因此是很不恰当的。 第一,叶利钦粉碎苏共保守派政变是1991年8月,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是发生在1989年4月到6月,中间相隔两年多。这两年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两年。就在这两年之间,苏联和东欧,以及蒙古,先后都结束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其中若干国家民主派还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在这两年之间,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复地变化,人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我们不能用这两年后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去要求这两年前的赵紫阳。 第二,在1991年8月19日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时,叶利钦早已脱离苏共,并成为俄罗斯第一个民选总统,俄罗斯已经宣布为主权国家,在俄罗斯境内,俄罗斯的地位至高无上,俄罗斯的军队首先效忠的是俄罗斯而不是苏联。另外,在那时,苏联本身也已经不再是共产党一党专制,而且,作为联邦,苏联在当时就已经名存实亡,叶利钦在当时已经是全苏联最有权力的人,他的实际权力已经超过了戈尔巴乔夫,超过了当时已经是空架子的苏共中央。当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戈尔巴乔夫,下令武装部队接管国家政权,叶利钦可以以俄罗斯民选总统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宣布接管俄罗斯境内的全部苏联军队;保守派领导人顿时就成了孤家寡人,毫无还手的余地。简言之,当年叶利钦所拥有的权力,和89年的赵紫阳根本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第三,本来,在八九民运期间,直到赵紫阳下台,大多数学生对赵紫阳的评价都不高,并没有把他看成自己的联合对象,否则,他们早就和赵紫阳联手,共同对付强硬派了。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赵紫阳后来的表现抱太高的期望呢?事先对赵的估计那么低,事后又对他要求那么高。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最后,第四,不错,我们可以批评党内开明派表现得不够大胆、不够果断,不过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检讨的是我们学生和民众方面的策略过失。如果你说,八九民运中,学生方面、民众方面都已经做得很好很好了,输就输在赵紫阳没当叶利钦。这岂不是等于说,民运要避免失败、获得成功,民运自身如何改进都不是关键,归根到底还有赖于出个好皇帝么?讽刺的是,那些认定八九民运输就输在赵紫阳没当叶利钦的人,十之八九,又是最认为民运不应该对共产党领导人抱幻想的。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不应当指望89年的赵紫阳去当91年的叶利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