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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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前

写浦志强最好的文章是这篇——萧瀚：讼界悲心浦志强说起浦志强律师，有人会以为他仅仅是一堆概念的组合——“公益律师”、“维权律师”、“大律师”…，但跟他接触过，就会发现，至少没那么简单，并且要有趣得多。志强的个头，我看足有1米9，古代章回小说里常说某豪杰“身长八尺，腰大十围”，他基本合乎这个标准；《麻衣神相》里还论及“声如洪钟”，这一条，他也合格。因为抽烟太多，他的声音常带着沙哑，而且平时说话常常会拖长了音节，很厚，瓮瓮的，像从肚子里发出来。他那张标准的国字脸，说得俗一点是“天庭饱满、地廓方圆”，看人的时候，眼神炯炯的，但总脱不了顽皮的味道，因此仿佛很有点稚气，有时是一种假冒伪劣的玩世不恭，很悲惨——这玩世他从来没装像过。有人第一次见他，就跟我说：“志强高高大大，声音又字正腔圆的，一看就像电影上的好人。”确实，他像是按照古代小说家和相师所定标准长的。因为是律师，所以志强总是一身的西服，出庭的话当然还有领带，除了藏蓝色，我没见过他穿其他颜色的西装，他的风衣好像都是黑色的，敞着扣子，远远走过来，颇有点银幕硬汉的味道，挺潇洒。他的皮鞋是黑的，电脑是黑的，包还是黑颜色的，还有他的车是藏蓝色的，我想他可能就是喜欢深颜色的东西。认识志强年头不算很长，我们正式见第一面之前，文交、以致神交已久，所以都不记得具体见面的时间。2001年的时候，我写过几篇文章，探讨美国对言论自由的制度性保护，以及中国当代该领域的问题，正好他在诉讼过程中能够用到一些，后来的交往也多与我们的本行有关。因为工作，我们有过不少合作，一起讨论案件就不必说了，我们也一起出庭。《财经》杂志的一篇报道让某利益集团恼羞成怒，引来一场名誉权诉讼，志强和我一起代表《财经》杂志，2004年初，那时天气还很冷，在戒备森严得像监狱的北京东城法院，在那个小法庭里，志强和对方律师展开了唇枪舌剑。这次庭审过程，我想可算个不错的律师职业技术课堂，虽然这并不是他最精彩的一次。志强的工作建立在扎实的调查和材料功夫上，所以根本不需要用那些下三滥的所谓技巧，他是我见过台风最正的律师之一，他尊重对手的人格，即使对手的辩风很猥琐。法庭上的志强，辩才是一流的，多有急智——这是我根本没有的东西，所以特别佩服，他常常在对方的陈述中，找到他们自己疏忽了的大漏洞，把对方逼得嗫嗫诺诺很难堪，在那种情况下，有些不入流的律师常常会被激出他们本性中的流氓劲儿，强词夺理。时间过得太久，我记不起细节，本来可以举点有趣例子的。有时我想，志强的这种特征好像有点“人来疯”，听审的人越多，他会越来劲，发挥得越好。庭下，他常像个懒猫，一上了庭，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十八般武艺抡开耍。他的法庭风格完全是英美派的，他用常识诉诸人的善良天性和情感，所以往往很动人，法庭陈述常常就是一篇精彩的演讲词。如果对方千方百计回避人的正常情感，就会很厌恶他的这种风格，甚至嫉恨他，而这正是他能成为公益律师的基础。如果把律师仅仅看作一种职业，而且按照据说现在最流行的“利益最大化”——所谓经济学解释，志强是个傻律师，余秋雨诉肖夏林名誉权案、《中国农民调查》的名誉权案、奥美定美容案、广州电动车案…，他都是免费代理人，说他是维权律师，是因为他总是代理弱势一方，这当然也是他被认为当代杰出“公益律师”的原因之一。对许多人来讲，志强首先是个侠客，其次才是律师。在奥美定诉讼案中，当张慧琴女士感到完全无助的时候，志强给她打电话，告诉她：“你的案子我接了，免费代理。”张女士万分感激——她在深圳找过三个律师，都被拒绝了，据说经历了那三个律师之后，她很悲哀，觉得在深圳 2300个律师里，怎么就没人能帮她？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不必详举，受惠于志强的无助者又何止于张女士一个呢？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散财童子”，见到人家有困难，就会看不过眼，随机资助别人那是常有的事，他的心原本是颗慷慨之心。志强的侠性造成他性格中特别稀见的一种特性，与人交往他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时没什么来往，有事了才会找你，而最重要的是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他肯定不会缺席。他经常会问朋友们需不需要帮忙，如果需要帮忙，他会很及时，想尽办法。去年夏天就有一次，他在西安出差，一个北京的朋友有急事找他化缘，他没办法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帮着解决，而且回来后立刻补上。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至少可以说明，志强要是说帮不了忙，那就一定是真的，祇要他还有点机会就不会拒绝。当然他也是那种嫉恶如仇的人，要是瞧不上谁，别说帮忙，这人还会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轻慢。即使和陌生人交往，他也几乎完全没有防范之心，这确实很少见——当然并不是说他容易上当，而是他与人交往几乎过度的善意预设，前段时间他还在博客上声称有骗子打他主意，想想挺好玩的——骗到大律师头上了，呵呵。志强有侠心，更有童心，我想这两样从来都是孪生的。他大大咧咧，跟女性朋友在一起，把人家当哥们，没啥温柔的“绅士风度”；他有时无所顾忌，说话带锋露刺的，有一回就当很多人面说其中某某人办案子不行，祇适合搞理论研究——这符合事实，因为那个人不喜欢律师职业；他的办公习惯凌乱不堪，到法庭上常常找资料找半天，有种人就是这样，他们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具体行动的时候却一锅粥，但居然不出错；他最有意思的习惯是，动不动就要带点自嘲地自吹自擂，这种习惯要放别人那儿就是过于自恋，但在他那儿却并不叫人厌烦，反而增加他的魅力，这真是件古怪的事——他成天“臭美”，人家也跟着“臭美”他，变得跟他一样“弱智”？不是的，这种表面上的自吹自擂，骨子里并没有当真，他祇是觉得好玩，是那种孩子式的既单纯又笨拙、全无机心的玩笑虚荣心，所以人不会腻味，倒有点审美意趣。这一切在他的同事们那里都成了宠他的理由，由着他胡闹，他在事务所是个“屡教不改”的顽皮“一霸”、“胡闹”大王，一定程度上，他们把他当孩子疼，我猜。侠心与童心确乎是同在的，志强不仅仅在做律师，做公益律师，他还常常是一些重大社会事件的公开评论者，像那个说“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的孩子，所以不能发表、发在网上被删除，自然也是常事。在律师界，志强的文字能力要算相当好了，机趣、有想像力、有表现力，能感性，也能理性，但是有一个阶段，他的文字我是不喜欢的，因为有时不必要的枝蔓过多，我直接跟他提过，建议他的语言方式与文体应该协调。志强是个从善如流的人，不多久，他的文字又恢复到原先的状态了，而且更见内敛、凝重。最近他的那份《就广州电动车维权行动的个人声明》就很具典型性，严肃、庄重、心存善意但坚持原则，感情充沛但文采适度，且保有一份相应的职业性矜持，即使面对如此……（我现在尽量克制粗口）的地方政府，他也态度友善，这很不容易。是的，一般而言，他对谁都是友善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由于一些奇怪的原因，有时候东西厂会派人关心他，一个冬天的早晨，志强出门上班，看到楼道里躺着他们的人，他心疼这些人的辛苦，歉意地跟人说：“我又不会跑，你们昨晚干吗不打个招呼？回去睡就是了！”他眼里没有敌人，孟子所谓“仁者无敌”，我想该这么理解。所以呢，仅仅说志强有侠心是不够的。《南华早报》的记者吴薇女士告诉过我，说她采访志强的时候，他谈起过一个案件，当事人被当地政府戕迫得几乎山穷水尽，吴薇说志强讲着讲着，“黄豆大的泪珠，啪嗒啪嗒地一颗颗往下掉”，我能想像当时他拿烟的手一定是颤的。吴薇说她当时很震惊，完全想不到一个 40多岁的彪形大汉，竟然会为了别人如此常见的事落泪。虽然我未曾亲见，但我相信这是真事。我也不想去问志强，因为男人之间是不能打听眼泪的。他身上有高于侠心的东西，便是佛门所谓悲心，就是儒家所谓的悲天悯人，它是侠心的起点。正因为如此，他表面上大大咧咧的背后，藏着敏感和细腻——他会放过那些庸常的细节，却不会忽视需要他关心和帮助的小事。志强最大的缺点是像个“劳模”——完全没有闲暇，他祇有工作，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处在工作状态，几乎没有生活，这是我最不习惯、也最不赞成的，我认为拔刀相助、行侠仗义的事业祇能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能是全部——虽然我知道不能求全。我曾说过，并不是哪个律师都有资格被冠以“大”字称号的——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此之谓大，志强正走在这条“远大路”上。虽然离功德圆满还早，但大律师的“初级阶段”，他早已到达。有时我想，浦志强这人该说是个既复杂又单纯的人——这是杰出律师最重要的素养，如果给志强画幅漫画，该是怎样？ ——板寸头、黑风衣、叼着烟，眼睛有点被烟熏眯着，眼神里盈着笑意——再加点顽皮和微微的嘲讽就全了，左手端着《大悲咒》，横在胸前，右手捏着《宪法》，垂在大腿边…。可惜我不会画画，祇能写点散感，给想了解他的人留点印象，毕竟这个时代大律师太少了。（2007年1月18日于追远堂）

#浦志强 #公益律师 #维权律师 #悲心 #侠义

4个月前

VOA：时事大家谈: 柏林墙与逃港潮(1) VOA：时事大家谈: 柏林墙与逃港潮(2)

#柏林墙 #逃港潮 #历史事件 #政治 #VOA

4个月前

胡平：中共派系的寿数——《三国演义》里写道：诸葛亮临终前，刘禅从成都派人询问他，百年之后，谁可接替丞相之位？诸葛亮说蒋琬；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替？诸葛亮说费祎；然后再问，费祎之后呢？诸葛亮没有回答，一看已经断气了。其实，就算诸葛亮还没断气，要他说出第三代接班人，他也说不出来。道理很简单，未来的第三代接班人现在还只是个小伙子，还没有在同辈人中脱颖而出，还不可能进入诸葛亮的视野；更别说第四代了，第四代还没生出来。诸葛亮权力再大，他能指定的接班人也就两代而已，这是被寿命所决定的。拿这个观点看中共派系可知，中共的派系也有其寿数，通常只有两代，顶多两代半，然后就自然消失。因为中共的派系不是立足于观点，而是立足于关系。某人身居权力顶端，于是就有权提拔亲信，这就形成了一个派系。按照年龄代，他能提拔的亲信通常只有两代，顶多两代半，等到他提拔的最年轻的一代亲信到年龄退休后，他的派系也就不复存在了。例如江派。从十五大江泽民第二个任期开始，江派就成为中共上层最大的派系。在整个胡锦涛时代，接连两届常委，江派都占多数。甚至到了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十八届常委会，江派依然占多数，可是到了十九届，江派就只剩下一个（韩正），顶多一个半（如果你把王沪宁算半个江派的话），未来二十大能留下半个就不错了，等到二十一大，江派就绝迹了。再看邓派，邓派无疑是个很大的派系，可是十八届常委会只有俞正声可以算邓派，十九届就没有邓派了，这不是习近平打压邓派排挤邓派，而是因为邓派自己已经自然消亡。胡锦涛上台晚，其派系形成也晚，现在势头不小，但是按照年头算，胡派的寿命只怕比江派还要短，因为习近平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更强势，他会更快地、更大幅度地提拔自己亲信上位，所以胡派的衰亡也会更快，习派独大的局面也会更快的形成。习近平可以不象江胡那样不得不接受别人指定的接班人，习近平可能延长自己的任期，他可能会自己指定接班人，甚至可能象邓小平那样指定隔代接班人，因此习派的寿命可能比江派－－更不用说比胡派－－的寿命都长，但是顶多也就是达到邓派的程度即两代半。每次中共开党代会，外界都要对新的人事布局分析评论，大多数评论都是以派系斗争作为分析框架，着眼于各个派系的起伏消长，指出其中的派系斗争及妥协，最终达成某种派系平衡。我这里说的是，既然中共的派系不是立足于观点而是立足于关系，因此每个派系的寿命都只有两代或两代多一点，因此如果到了某阶段，某一派的人马少了或者消失了，那未必都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在更大程度上只是该派系的自然消亡、寿终正寝而已。把十九届常委会和十八届相比，你会发现，邓派在消失，江派在萎缩，胡派略有增长。这与其说是派系斗争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三代人的新老交替。我想，在分析中共上层派系斗争以及高层人事布局时，记住中共派系有其寿数这一点应该是很重要的。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团派。如果我们把出自团中央的官员称为团派，那么，因为团中央作为一个机构持续存在，因而团派似乎也就持续存在，没有例如邓派江派那样的寿数。但实际上，早先的团派是胡耀邦派，后来的团派是胡锦涛派。两者并非一回事。同样的，通常我们说的上海帮，其实就是指江派。但是，随着习近平的亲信李强主政上海，未来的上海帮就会是习派，和原来的江派是两回事了。这就是说，我们描述中共内部的派系时，用机构的名字（如团派）或地方的名字（如上海帮）来称呼都不准确，因为这种说法会掩盖其内涵的变化，还是用人的名字（如江派、胡派、习派）来称呼更合适些。 2017年11月15日

#中共派系 #派系斗争 #权力更迭 #江泽民 #习近平

4个月前

胡平 | 《郭飞雄文集》序言：伟哉郭飞雄——2023年8月2日，郭飞雄在狱中度过了他57岁生日。这已经是他第5次入狱了。此前4次入狱，被抓的理由不消说都是十分荒唐的，但这一次被抓入狱的理由尤其荒唐，荒唐到超出想象。这一次郭飞雄被抓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想到美国来探望身患癌症、生命垂危的妻子张青。中共当局不准郭飞雄到美国探望病危的妻子就已经够缺德、够无人性的了，殊不料还要把郭飞雄拘押；外界本以为拘押几天也就会放了吧，殊不料当局还要给郭飞雄判刑，而且刑期高达8年。当局给郭飞雄按上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想出国探望生命垂危的妻子竟然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荒唐到如此地步，实在是超出了正常人类的想象。我是在2005年7月的广东太石村村民维权运动中注意到郭飞雄的。一场在小小的村庄里发生的维权运动，竟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原因之一就是有几个知识人参加了这场运动，其中之一就是郭飞雄。太石村维权运动堪称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的里程碑，郭飞雄等人的行动树立了知识人与草根相结合，展开大规模集体抗争的榜样。10月号的《北京之春》发表了郭飞雄写的“太石村民主罢免和接力绝食运动概述”，我写了篇评论“坚决支援太石村民维权抗争”表示呼应。 2006 年5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会见了几位来自中国的人权人士余杰、王怡和李柏光等，同时访美的郭飞雄却未能参加这场会见。这事在互联网上引发不小的争议。然后，余杰、王怡和郭飞雄都来到纽约出席活动。我和几个朋友共同邀请余杰、王怡和郭飞雄一道聚聚，面对面的交流沟通。郭飞雄和王怡都同意了，余杰没同意，结果也没聚成。接下来，我们和郭飞雄单独交谈。有人对他未能参加白宫会见感到不平，郭飞雄说不谈这件事。在这件事之后，我和郭飞雄一直保持联系，通电话通邮件。我发现他从不再提这件事，也从没见到他公开指责余杰和王怡。我从没听到他说过民运圈里的个人恩怨是非。他总是谈大事、谈理念，谈行动方案。他的襟怀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在那次和郭飞雄的单独交谈中，好几位朋友都劝他留下来，不要回国，回去太危险。郭飞雄坚定地表示，他一定要回去，再危险也要回去。郭飞雄回国后，接连不断地遭受当局残酷打压，也有朋友劝他出去。他说我不出去，出去就回不来了。郭飞雄回去后就立刻投身于维权抗争。8月，人权律师高智晟被捕，郭飞雄积极营救。9月30日，广州市公安局以“非法经营罪”将郭飞雄刑事拘留。海外民运人士随即发表公开信大力声援，呼吁各界人士伸出援手，帮助被中共非法拘捕的郭飞雄及其妻儿，在短短的十几天中就收到捐款8千多美元。警方指控郭飞雄涉“非法经营罪”的主要根据是他曾於2001年在辽宁出版《沈阳政坛地震》一书。2007年1月20日，郭飞雄被转往辽宁省看守所关押。当时辽宁的省委书记是李克强。王军涛和我以北京大学校友的名义，于1月29日发表了致李克强的公开信，希望他责成办案人员严格依照法律，切勿对郭飞雄法外施暴，刑讯虐待。一个月后，有辽宁公安专程到广东郭飞雄家，向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展示一带郭飞雄在辽宁看守所的录像，说是知道家属怕郭飞雄在辽宁受刑讯逼供，所以特地把这带录像带来给家属看，以证明郭在辽宁并未受到刑讯虐待。辽宁公安方面的这种做法是没有先例的。这或许表明李克强读到了我们的信并且责成办案人员不搞刑讯虐待。然而其后不久，郭飞雄与律师会见，又揭露出他在辽宁受到残酷刑讯逼供之事。这无非两种可能：要么，录像带只是一场骗局；要么，是另外一派权势力量对郭飞雄横施暴虐而李克强们却对此无能为力。应该说，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同年11月，郭飞雄以“非法经营罪”被判5年徒刑。 2011 年9月，郭飞雄刑满获释，随即又投入新的维权抗争。2013年1月，郭飞雄参加了南周事件的街头声援。他在现场展示“新闻自由，宪政民主”的标语牌并发表演讲，把原本是同情、声援南周人的个案性诉求上升为全面的公民政治诉求，使这场街头集会成为直接争取自由民主的标志性事件。这就是郭飞雄。他总是站在人权抗争的第一线，并且通过他的努力，给群体性抗争赋予更鲜明的理念和更重大的意义，从而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这一年的4月，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八个城市有维权人士发起要求官员财产公示以及要求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街头举牌行动。当局认定郭飞雄是组织协调者之一，于8月8日将郭飞雄刑拘，后来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两条罪名判处6年徒刑。在法院开庭审判的那一天，美、加、英、德等国大使馆外交官员都到现场表示声援。郭飞雄在狱中受到残酷的虐待。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几次到监狱探视郭飞雄，发现郭飞雄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家属多次要求狱方为郭飞雄进行体检，但都遭到粗暴拒绝。再联系到此前郭飞雄被关押看守所时，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一次放风。象这样长时期的刻意的虐待，无异于慢性谋杀。这不可能仅仅是出自个别狱卒的恶毒，只可能是出自高层的授意。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当局实行一套名叫“拔旗”的行动计划，对各个领域中人权活动的旗帜性人物严厉打压。郭飞雄的遭遇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郭飞雄在狱中饱受虐待、生命垂危的情况曝光后，激起外界强烈反响。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女士发表《关于立即对郭飞雄进行诊断治疗的紧急呼吁书》，不到一周就征集到1360人的签名，国际人权组织也纷纷提出严重抗议。艾晓明教授还带头发起接力绝食，国内和海外多人响应。郭飞雄的妻子张青也从美国德州飞到纽约，在联合国前绝食，声援在狱中绝食抗议侮辱性虐待的郭飞雄，并通过中国人权将抗议信转交给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 2019年8月7日，郭飞雄刑满释放。出狱后，郭飞雄的行动受到严格监控，连和外界联系都受到百般阻挠。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郭飞雄仍然写下了多篇文章和时评，并不顾风险在海外发表。写郭飞雄，不能不写郭飞雄的妻子张青。2006年9月郭飞雄第一次被判刑入狱后，他们的一对儿女在广州遭受歧视，无法正常上学读书。张青被迫带着一个12 岁、另一个才5岁的孩子于2009年流亡泰国，后来在傅希秋的对华援助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美国。张青落脚美国后，我赶快和她打电话。此后我和她一直保持联系。2012年1月，北京之春将自由先锋奖授予郭飞雄。张青携儿女从德州小镇米德兰专程来到纽约，代郭飞雄领奖。2016年5月，张青到纽约联合国前绝食，我们又一道举行活动。张青刚毅自强，到美国后学语言学会计，读完硕士又选修博士课程，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以伟大的母爱和无比的坚韧，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并且都送进了大学。我每次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她都说她能自己处理。只有一次，她从德州移居马里兰后，为了孩子选学校，打电话来问过我妻子。 2020 年年初，张青疑似感染新冠，年底又被诊断肠癌晚期，做了大手术。郭飞雄向中共当局呼吁，恳请当局允许他来美国陪伴张青。2021年1月28日，郭飞雄正欲启程赴美，但在上海浦东机场被拦截。郭飞雄宣布绝食抗议，随即被警察带走，与外界失联。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郭飞雄通过加密的电报群（Telegram）和我们建立起联系。他忧心如焚，一方面加紧申请出国，一方面和我们频频打电话发短信，为挽救张青的生命尽心尽力。2021年11月29日，张青发出了呼唤郭飞雄来美国陪伴自己战胜病魔《我的生命快到最后关头了》的公开信。就在郭飞雄尽一切努力争取赴美之际，12月5日，我们收到他发来的一则“我被抓了”的短信。一批关心中国人权和法治进步的中国和世界自由人士闻讯立刻发表联署声明，对郭飞雄和张青当下的境遇表示关切。美国国务院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切。 2022年1月10日，张青于马里兰州圣十字医院病逝，至死也未能见郭飞雄一面，陪伴在侧的只有她的儿女。由在美好友和同道组成的“张青后事关注组”，1月16日在张青病逝一周之际举行网上追思会，在缅怀张青作为一位母亲和妻子伟大一生的同时，也呼吁中共当局以基本的人道主义释放郭飞雄，允许他来自由地来美国与孩子一起悼念张青，处理后事。然而，中共当局却在1月12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郭飞雄正式批捕。2023年5月11日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判，郭飞雄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郭飞雄不服判决，上诉。2023年6月26日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郭飞雄被关在广东四会监狱，狱中健康状况持续恶化。 20 年来，郭飞雄几番入狱，遭受多种酷刑，身心倍受摧残，但他矢志不渝，为推进中国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宪政进步而舍生忘死、殚精竭虑。郭飞雄是当代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是名副其实的硬汉。郭飞雄不但具有巨大的行动能力、组织能力和道德勇气，而且还具有巨大的思想能力和论说能力。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包括面对审判而写下的辩护词、上诉书。郭飞雄一方面深刻地清晰地阐述了宪政民主的理想和理念，另一方面又对在中国如何推进人权民主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战略的和策略的主张和构想。郭飞雄写下了他深思熟虑的思想，做出了英勇非凡的业迹。我们的义务则是让他的思想和事迹广泛流传。当局妄图用监狱封杀他的存在，我们则是要让他的存在绽放出更大的光辉。 2024年5月15日 * * * * * * 《郭飞雄文集》主编：胡平杨子立吴绍平等纽约博登书屋出版，2024年8月欲购此书，可上亚马逊：

郭飞雄因探望病重妻子被囚，59岁生日在狱中度过· 4 条信息

#郭飞雄 #张青 #政治迫害 #人权 #狱中虐待

4个月前

胡平：为什么成王败寇？1、从“一个王朝的背影”谈起——在《山居笔记》中“一个王朝的背影”一文里，作者余秋雨写道，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因此，就连当时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这一戏剧性的和解，以与清廷不共戴天的李愚和黄宗羲的软化作为历史标记。曾以武装抗清闻名的黄宗羲，居然因康熙的礼仪有加而改派自己的儿子助皇帝修撰明史。在讲述了这段故事后，余秋雨写道：“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 这种解读未免太轻浮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因为满族皇帝认同了汉文化，因而汉人就失去了抵抗满族政权的正当理由，那当初千千万万为抵抗满族侵略者而死难的汉人岂不是白白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那些拒绝屈从、继续坚持抗争的志士岂不成了破坏安定团结，唯恐天下不乱的害群之马？岂不成了不希望国家强大，不喜欢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人民公敌？日本人可是从一开始就声明要尊重汉文化的，连区区小队长鸠山都能随口念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诗句（比土八路、军宣队的水平高多了），可见别人对汉文化是何等热爱与精通，更何况日本人从不搞什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之前，日本人的方针都是以华治华，在东北，台前的是满洲国，是溥仪；在华北，台前的是汪精卫.日本人并不曾像满族人那样建立日本人自己的王朝。如果上述逻辑可以成立，那么，中国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非抗日不可呢？撇开上述矛盾不谈，不过我们应该承认，余秋雨这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凡粗知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人，都不难体会到当年黄宗羲一类知识分子的尴尬：随着清政权的巩固，他们发现，他们原先据以反对清政权的价值基础正在迅速地消失。我们知道，明末遗民反清抗清，最初的理由是忠于明室，志在复明。不过这个理由从一开始就不够充分。满人说得不错，大明帝国早就让“流寇”灭了，满人不过是从“流寇”手里夺得中原而已。再说，明末的腐败尽人皆知，这样的政权为什么还非要恢复不可？于是，顾炎武便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辩.顾炎武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换句话，在顾炎武看来，“国家”（state）是一家一姓之事，亡国不亡国和我们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那是肉食者操心的事；亡天下则不然，所谓“天下”是指文化，指文明，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文明遭到威胁，那就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了。这就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遗憾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现在被改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几乎颠倒了顾炎武的本意）。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把反清抗清的理由放在文化、文明上。这个理由看上去要比忠于明室深刻得多，重要得多，但它也引出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在同一文化圈内部发生的争夺权力，改朝换代，全都成了“肉食者谋之”的事，老百姓祇是消极地接受其结果，谁赢了就归谁.这岂不荒唐？二、如果被视为蛮夷的满清政府不但不消灭黄、顾等人视为安身立命的文化、文明，而且还对这种文化、文明表现出更大的尊敬与认同，那等于釜底抽薪，消解了黄、顾等人藉以反抗的价值基础，试问，黄、顾等人将何以自处？据说近些年来大陆兴起的清宫戏热，其实颇有借古讽今之意。按照这些人的说法，虽然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但它并不因此而停止改革，相反，中共在“六四”后还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既然如此，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转而与中共和解，支持和认同中共呢？我读过杨鲁军在香港出的一本书《中共第三代批判》，里面写到，邓小平九二年南巡，使“六四”后的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因担心改革夭折而产生种种忧虑和失望情绪，甚至想回归毛泽东时代的人，看到国家重新走上改革和快速发展的轨道，也就从低迷的‘怀旧’情绪中走了出来，放心了。对于平息‘动乱’一直怀有不满甚至抵触情绪的人，看到共产党改革的勇气不减当年，气也就平了下来——他们意识到，与其对着干不如顺着来，还是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有步骤有秩序地搞改革比较现实。即使心没有平下来的人，现在也作出了新的选择，政治抗议不如下海捞钱.新的改革浪潮把人们引向紧张的市场竞争，原来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了，分散了，再没有时间去回味过去了的一切。‘六四’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隐退了。改革越是深入，‘六四’就越是没有什么文章可做，这样，那些走到对立面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就渐渐失去号召力，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2、成王败寇是怎样造成的？让我们暂且放下现实，先回到历史。其实，像黄宗羲、顾炎武们所遭遇到的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宋末元初的情况就与之十分相似。当初，那些矢志忠于大宋王朝的汉人，满怀着无比的道德自信抗击强大的蒙古军队。他们自以为占有无可争议的道义制高点.难道不是吗？他们坚持的是正统反对的是篡夺，坚持的是自卫反对的是侵略，坚持的是文明反对的是野蛮，道理全让他们占完了，天下不可能有比这还政治正确的行为了。他们知道，也许他们会失败，甚至肯定会失败，但是他们坚信他们在道义上永远是胜利者，他们必将永远赢得人们的敬重。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一切就都变了。他们输掉了战争，输掉了政权，到头来也就输掉了道德，输掉了人心。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但是在起先，他们还被众人敬仰，可是不久，他们就被众人冷淡，然后是被怜悯，继而被嘲讽，最后甚至被谴责。不错，死节的文天祥仍被视为忠臣烈士而受到某种尊重，但是文天祥以后仍在坚持抗元的志士们就被视为匪寇了。一个非法的强权就转化为合法的权力了。南宋遗民邓牧，怀着无限的悲愤与沉痛，给后人留下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你赢了，你就对了；你输了，你就错了。当然，这里有个时间差，成者不是马上就被尊为王，败者也不是马上就被斥为寇。但通常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我想，当邓牧写下“成王败寇”这四个字时，他心中一定也充满困惑。他当然不能接受这句话，但是他发现自己又找不出反对它的坚实理由。随波逐流最省心，因为随波逐流本身就意味着放弃思考，放弃对原则的寻求与坚持。抗拒潮流则不然，除非你能为自己找到一种坚实的理由，否则你是不可能继续抗拒下去的。顾炎武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给儿子信中责成儿子“无仕二姓”。这条要求多半祇有一代人的约束力。老子当过朱家的臣子，因此就不能再去当爱新觉罗家的臣子；儿子没有当过明朝的官，故而无碍于当清朝的官。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少有韧性的反抗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文化为反抗提供的精神资源祇有一代人的时效。在中国人的政治词典里，“汉奸”是最厉害的贬义词之一，可是偏偏对这个词最缺少明确的定义.通常我们可以把“汉奸”定义为投靠异族侵略者的人，但问题是，祇要这个异族侵略者占据了中原坐稳了江山，异族就成了我族，敌朝就成了本朝，于是汉奸就不再是汉奸而成了英雄，说不定还是民族英雄呢。成王败寇就是这样造成的：因为除了“成”和“败”之外，我们就再没有其他可以区分“王”与“寇”的标准了。 3、确立合法性概念这就逼出了政权合法性概念。所谓政权合法性，就是为了解答“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和其他文明国家一样，政权合法性是建立在天命论或君权神授论之上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和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日本这样的神道国家相比，在古代中国，君权神授的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从史书记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到神话小说《西游记》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俗语可见一斑。这就造成了古代中国帝制的两个相反的特点：一是其脆弱性。由于君权缺少足够的神圣光环，成了人皆可欲的一份大家产，上至外戚权臣悍将，下到枭商耕夫流氓，都不乏觊觎王位之辈。在中国，从秦始皇称帝到清宣统退位这两千一百多年，改朝换代竟然多达二十几次。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是很少见的。另一个特点是严酷。既然天下都是抢来的，抢到手的人唯恐别人有样学样，篡党夺权，所以对臣民格外严加防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者相反相成，形成了既严酷又脆弱的恶性循环，愈严酷则愈脆弱，愈脆弱则愈严酷。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谓天子受命于天的“天”，不完全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它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天意常常被解释为人心、民意（所谓“顺天应人”）。这就是说，一旦君主被认为失德，失去人心，就可以被他人取代，“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么，如何来判断君主是不是有德，是不是得人心呢？从这里出发向前推进一步，本来是可以得出主权在民的观念以及再由此发展出一套确立民意的操作程序的，可惜的是古人未能作此推进.由于缺少和平竞选多数票决这种形式或规则，到头来难免不堕入暴力。不兴“数人头”，遂成“砍人头”，凡是能打赢能保住的政权就可以自我标榜为得民心，凡是没打赢或者没保住的政权就被宣判为失民心。这就又走到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路子上去了。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治道而无政道。这就是说，古人祇提出过“应该如何统治”（施仁政）的问题，却没有提出过“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有鉴于此，新儒家极力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民主，因为祇有民主才能解决现代人关于政权合法性的要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等在1958年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宣言被称为“当代新儒家宣言”），在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同时，对西方的民主宪政表示高度赞赏.他们承认，缺少民主宪政的思想与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这并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新儒家声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民主思想的萌芽，而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发展到今天，必然要求民主建国。顺便一提，近来，国内有些学者倡议把儒家学说立为国教，而他们看上儒家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儒家的仁政学说不关心为政者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祇关心为政者如何运用权力；也就是说儒家学说缺少合法性概念，这就能给正在发愁缺少合法性的中共当局维护其专制权力提供了一条出路。这种主张在理论上是对新儒家的严重倒退，在实践中则是为专制政权效劳，故不足道。一旦我们确立了政权合法性概念，并且把民主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我们就跳出了成王败寇的陷阱。我们坚持认为：一个政权，除非它是建立在民主之上，否则就是不合法的，无论它看上去有多强大，也无论它在某些领域有多成功。我们不能让成功成为我们的裁判。我们反对用权力裁判良心而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这并非祇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因为我们知道，祇要我们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那么我们就总有一天会控制权力，驯服权力，也就是使民主从理念变为现实。 ——《北京之春》 2006年7月号

#成王败寇 #政权合法性 #文化认同 #历史反思 #知识分子

4个月前

“屁股决定脑袋”——这不就是毛时代教我们的阶级分析法吗？我对毛思想的质疑，首先就是从质疑这句话开始的。

#毛时代 #阶级分析法 #毛思想 #质疑 #负面

4个月前

今年7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文革史研究专着，书名是《内蒙文革风雷棗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由两位作者合着，一位作者叫高树华，原内蒙师院教师，内蒙地区著名的造反派领袖，被称为"内蒙聂元梓"；另一位作者叫程铁军，原内蒙师院学生，80年代赴美留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在澳门大学任教。这本书由高树华口述，程铁军整理加工。全书共57章。正文之前有高树华写的前言，正文之后有程铁军写的后记。高树华前言的题目是"我的遗愿"，写于2003年6月，当时的高树华虽然还不满62岁，但由于遭受多年的政治迫害，身体十分衰弱，第二年就去世了。人之将死，其言也真。高树华在前言里写道："口述史的价值在于真实。顿悟之年，大梦方觉，早已看透一切，所有褒贬毁誉，皆已退居次要位置。""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捍卫良知的传统，秉笔直书的太史公信条，不会泯灭，也不能泯灭。如果文革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最终能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的话，那么当事人的这种自我陈述，也许能够成为新时代新学科的搜索引擎。为此添砖加瓦，亦属幸运，吾愿足矣。"读这本《内蒙文革风雷》，有三点给人印象深刻。首先，这本书恢复了造反派的本来面目。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文革中的造反运动确实含有反对政治迫害的合理成分。程铁军博士特地请提出"人民文革论"的民间文革史专家刘国凯先生为此书写序，更加突出了作者的这一思想倾向。第二，关于民族矛盾问题。早在文革发动之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就被打倒。当时给乌兰夫定下的罪名，除了"修正主义"一条之外，还有一条是"民族分裂".其实这后一条纯粹是"莫须有".作者指出，在文革初期，也就是从文革爆发到革委会成立，内蒙文革并没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路线分".例如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内蒙师范学院，大多数蒙族同学都站在造反派一边，和汉族同学并肩战斗。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共领导集团自己，骨子里却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中央派出滕海清出任内蒙第一把手，在内蒙地区发动了一场持续一年半的所谓揪"内人党"运动，制造了一个所谓"内蒙古人民党"的大冤案。在这场运动中，有2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的数量多达50万人以上，受迫害者的总数已经超过蒙族人数的20％。正象作者指出的那样：物极必反，经过这番折腾，原本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复存在。虽然到后来中共又重用乌兰夫家族，百般安抚和收买蒙族少数精英上层，但是蒙族人民已经识破了中共统战手腕，再也不给中共真心卖命了。民族意识开始抬头。"六四"之后，海外的蒙族人成立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内蒙古人民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和中共开了个大玩笑。第三，高树华是内蒙师院教师，乌兰夫的第三个儿子力沙克也是内蒙师院的教师，两人本来是好朋友。在文革期间，乌兰夫一家都被打倒，高树华曾经冒很大风险秘密帮助过力沙克。然而等到文革之后，乌兰夫家族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力，高树华则被隔离审查。高树华的妻子向乌兰夫求援，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这件事表明，在文革的荒唐岁月，总还有些人，主要是平民，保持着某种善良的人性；它正和官场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有趣的是，关于高树华暗中帮助力沙克一事，当时就受到各派的怀疑，但始终无法落实。直到高树华在晚年写回忆录，才披露了这段秘辛，否则这段历史悬案就永远也不可能澄清了。文革已经过去40年了，但是，由于中共对文革历史的歪曲以及对文革研究的压制，文革这段历史的真相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水落石出，反而愈加扑溯迷离。文革的亲历者，即便是当年的"革命小将"，如今也多已步入晚年。抢救历史已是刻不容缓。我希望有更多的有心人拿起笔来，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2007年6 高树华前言的题目是"我的遗愿"，写于2003年6月，当时的高树华虽然还不满62岁，但由于遭受多年的政治迫害，身体十分衰弱，第二年就去世了。人之将死，其言也真。高树华在前言里写道："口述史的价值在于真实。顿悟之年，大梦方觉，早已看透一切，所有褒贬毁誉，皆已退居次要位置。""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捍卫良知的传统，秉笔直书的太史公信条，不会泯灭，也不能泯灭。如果文革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最终能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的话，那么当事人的这种自我陈述，也许能够成为新时代新学科的搜索引擎。为此添砖加瓦，亦属幸运，吾愿足矣。" 读这本《内蒙文革风雷》，有三点给人印象深刻。首先，这本书恢复了造反派的本来面目。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文革中的造反运动确实含有反对政治迫害的合理成分。程铁军博士特地请提出"人民文革论"的民间文革史专家刘国凯先生为此书写序，更加突出了作者的这一思想倾向。第二，关于民族矛盾问题。早在文革发动之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就被打倒。当时给乌兰夫定下的罪名，除了"修正主义"一条之外，还有一条是"民族分裂".其实这后一条纯粹是"莫须有".作者指出，在文革初期，也就是从文革爆发到革委会成立，内蒙文革并没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路线分".例如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内蒙师范学院，大多数蒙族同学都站在造反派一边，和汉族同学并肩战斗。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共领导集团自己，骨子里却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中央派出滕海清出任内蒙第一把手，在内蒙地区发动了一场持续一年半的所谓揪"内人党"运动，制造了一个所谓"内蒙古人民党"的大冤案。在这场运动中，有2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的数量多达50万人以上，受迫害者的总数已经超过蒙族人数的20％。正象作者指出的那样：物极必反，经过这番折腾，原本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复存在。虽然到后来中共又重用乌兰夫家族，百般安抚和收买蒙族少数精英上层，但是蒙族人民已经识破了中共统战手腕，再也不给中共真心卖命了。民族意识开始抬头。"六四"之后，海外的蒙族人成立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内蒙古人民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和中共开了个大玩笑。第三，高树华是内蒙师院教师，乌兰夫的第三个儿子力沙克也是内蒙师院的教师，两人本来是好朋友。在文革期间，乌兰夫一家都被打倒，高树华曾经冒很大风险秘密帮助过力沙克。然而等到文革之后，乌兰夫家族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力，高树华则被隔离审查。高树华的妻子向乌兰夫求援，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这件事表明，在文革的荒唐岁月，总还有些人，主要是平民，保持着某种善良的人性；它正和官场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有趣的是，关于高树华暗中帮助力沙克一事，当时就受到各派的怀疑，但始终无法落实。直到高树华在晚年写回忆录，才披露了这段秘辛，否则这段历史悬案就永远也不可能澄清了。文革已经过去40年了，但是，由于中共对文革历史的歪曲以及对文革研究的压制，文革这段历史的真相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水落石出，反而愈加扑溯迷离。文革的亲历者，即便是当年的"革命小将"，如今也多已步入晚年。抢救历史已是刻不容缓。我希望有更多的有心人拿起笔来，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 2007年6月28日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内蒙文革 #造反派 #民族矛盾 #乌兰夫 #高树华

4个月前

感谢傅国涌、樊百华等合作写成了这本《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份子评传》(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1年12月)。这本评传勾画出当代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群体形象，概括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脉络，它本身就是对自由中国的一项贡献。 “六四”之后，中国知识界发生大分化。在“避席畏谈文字狱，著书都爲稻粱谋”的低迷气氛中，一批自由知识份子不甘屈服，挺身而出，勇敢地扛起自由主义大旗，书写下九十年代最光辉的篇章。固然，在表面上衆声喧哗的当今中国，他们的声音并不是最响亮的，但无疑是最重要的。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声音，外人、后人将怎样看待中国的知识界，怎样看待今天的中国。正象书名揭示的那样，他们是知识界的脊梁，是中国的脊梁。《脊梁》一书收有三十篇文章，介绍了现今活跃于大陆知识界的老中青三代自由知识份子共四十余人，其中有胡绩伟、吴祖光、许良英、李慎之、林牧、何家栋、吴敬琏、茅于轼、鲍彤、钱理群、徐友渔、萧雪慧、林贤治、秦晖、何清涟、朱学勤、谢泳、崔卫平、江棋生、刘军甯、胡石根、余世存、余杰、江绪林、摩罗、李永刚等。虽然免不了有遗珠之憾，但毕竟向读者展示出一幅广阔的画面。如果你想概略地了解今日中国知识界和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脊梁》是一本很好的向导。《脊梁》的写法很别致，几位作者采取笔谈的形式，各抒己见，你一段，我一段，讲这些知识份子的生平经历，思想观点，还讲到彼此交往的感性印象，有敍述有评论，角度富于变化，文字活泼流畅，从中不但能对被评介的人物获得多方面的了解，也能呈现出作者不同的个性。事实上，《脊梁》一书的几位作者(除开傅国涌、樊百华外，还有王天成、汤致平、狄沙、杨海、刘军和刘鹤守)本身就属于评传所描写的自由知识份子群体。因此，由他们来写这样一本书就带有如数家珍的亲切和实在。著名思想史家余英时教授爲《脊梁》一书写序。他强调，自由这一名词虽然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但自由作爲人的精神要求在中国同样源远流长。余英时尖锐地批判了中国的老左派和新左派，指出两者殊途同归，都是服务于共产党一党专政。林牧则在自己写的序里讲到了老中青三代自由知识份子的特点，指出，老一代自由知识份子具有坚毅的人格力量，不过在思想转机的同时还有必要进一步知识更新；中青年一代自由知识份子正处于思想、学术和能力的鼎盛时期，其中，偏重理论的需要加强实践，偏重行动的需要加强学术功底。《脊梁》一书评介的四十几位大陆自由知识份子，如作者所说，“限于生活在中国大陆，在知识界活跃著，并对重大问题发言的自由知识份子”。那些在八十年代非常活跃而在六四之后相对沈寂的自由知识份子，那些流亡海外的自由知识份子没有包括在内。从著述的角度看，这种限定自然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不过，倘若作者能进一步对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承继关系以及国内与海外的互动关系也加以适当的论述，那就更好了。 2002年3月30日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237 条信息

#中国自由知识分子 #脊梁 #傅国涌 #樊百华 #六四

4个月前

请读《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要不是几天前一位网友在推特上无意中提起，我还不知道《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这本书在国内早就成了禁书。《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本来是一部学术著作，属于“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由北京的三联书店于2002年出版，印数只有7000册。殊不知发行时正赶上三峡工程建设的问题不断暴露，当局一看到“水库”、“电站”、“移民”、“上访”这些词就神经过敏，于是内部下令限制发行，于是不到半年，这本书在市面上就看不到了。不过这倒从反面提醒我们，这本学术著作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近十年来，全国各地由于征地而引起的冲突和群体事件成倍增长，官民矛盾日益加深。在今天，《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这本书非但没有过时，反而获得了更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讲述的是中国西南一个水库移民区长达20多年的集体上访的故事。本书中所说的大河电站建于1970年，属于直接由地区主管的中型水电站，库区移民方式主要为“就地后靠”，地区根据测量对库区淹没进行了零星补偿。但由于测量没考虑到淤泥、电站蓄水造成河床增高所增加的淹没面积，大坝建成蓄水后，上游严重超淹，下游更是发生了工程设计时根本未曾预料到的大规模土地冲刷，毁坏耕地很多，库区移民生活相当困难，要求得到追加的补偿。《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这本书，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了库区移民如何为了“讨个说法”而展开多种方式的抗争，讲述了基层政府如何为了“摆平理顺”而采取了各种手段的应对，以及民众和政府之间复杂多变的互动。作者应星现在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助理研究员。1997年7月，作者被派到平县，担任协助分管移民工作的挂职副县长。作者的学者身份，使他能够得到很多上访移民的信任和尊重，做了大量的访谈；作者的副县长身份，又使他能够接触到有关移民问题的重要文件和了解到基层政府的实际运作情况。再加上作者扎实的学术根柢和独立的治学态度，使得这本书既有可靠性，又有可读性，而且还很有启发性。读《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到在现有的制度下，村民的处境是多么可悲，多么无奈。他们没有选票，没有媒体，没有和政府进行平等对话的机制，又不准成立自己的组织。当他们受到来自政府的不公正对待时，不能挑战政府的权力，不能挑战政府的决策，只能就下级官员的具体做法表示某种反对意见，就赔偿的具体数目争执一番。就算他们的抗争取得某种胜利，带头的人也常常免不了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惩罚，很难全身而退。在基层政府方面，按说他们也并非都是坏人，也不都是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侵占村民的利益。问题是，一旦他们在工作上出了问题，有了差错，为了维护政府的不容挑战的权威，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拖延，是不理睬，然后就是压制。就算到后来他们不得不进行某种纠正，由于他们害怕引起连锁反应，这种纠正也总是不完整的，而且总是大棒与胡罗卜并举，在纠正之余还必须要打击带头的村民，以免其他村民仿效。例如书中讲到这样一件事。白杨16组的村民要求重新丈量土地，这本来是很正当、很合理的，但是却遭到工作组的坚决拒绝。工作组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工作组在报告里写的很清楚：“如果16组这39亩地需重新丈量，其余的108个村民组也将要求重新丈量。1982年以前的征地，有的是丈量的，有的是按习惯亩计算的，田地中的荒石板、道路、河沟等没有斗硬。因此，全县、全省、全国绝大多数单位1982年以前的征地，现在如果重新丈量，都将出现盈余。如果我们在白杨16组退让，不但公然违背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而且将引起天下大乱。因此，工作组对这项要求坚决予以拒绝。” 这个报告清楚地告诉我们，基层政府分明知道原先他们对村民土地的计算是不准确的，村民是吃亏的，但是正因为这种错误不是一家两家的问题，而是全县全省乃至全国都普遍存在的问题，他们害怕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连锁反应，所以干脆拒绝改正。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不可能让村民心悦诚服，于是他们就不得不举起大棒，就算他们到后来不得不对村民的正当要求做出一点很有限的让步，再多少给村民一点物质补偿，但与此同时，他们一定还要罗织罪名打击村民领袖，以震慑其他广大村民。《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不只是大河移民的故事，也是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的故事。如果说八年前这本书出版时和现在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今天，这种事更普遍更恶劣更严重。关心维权运动的人们，请读读《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2010年6月26日

#大河移民上访 #三峡工程问题 #征地冲突 #官民矛盾 #基层政府

4个月前

美国种族问题的疑难杂症；承认种族差异等于种族歧视吗？华人的玻璃天花板多厚？美国警暴多严重？ | 今夜很政经重播（胡平：202006025）

#美国种族问题 #种族歧视 #华人玻璃天花板 #美国警暴 #社会矛盾

4个月前

追思傅国涌。重温傅国涌旧作《民主阶段论》。链接：

知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因心脏病去世，享年59岁· 16 条信息

#傅国涌 #民主阶段论 #追思 #历史学者 #思想

4个月前

纪念傅国涌。重温傅国涌旧作《从我做起：和平抵抗》。链接：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237 条信息

#纪念 #傅国涌 #和平抵抗 #历史 #反思

4个月前

ZT：熊飞骏：十年寂寞傅国涌（ 2025 年 07 月 21 日）昨天，傅国涌走了，才59岁就英年早逝，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日益看不懂的人间。昨天的网络属于傅国涌的，数不尽的悼念文字围绕着他，依旧有那么多的人文精英懂他惜他。在傅国涌告别人世的第一天，网络总算又记起了他的光华，他已经被冷藏快十个年头了。十年前的博客时代，傅国涌的大名在文坛学界炙手可热，每隔几天就有一篇雄文在网络走红，被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如饥似渴的品读传送。他的博文点击量动辄几百万，那时的博文是没打赏的，否则他早已成亿万富翁。博客时代走出了一群真正的人文俊杰，他们的雄文有如十五的月亮，把漆黑的夜空照得通明透亮。他们是真正无私无畏的一代，在没一分钱打赏，创作收益多为负数的情势下，几百上千万言雄文在他们笔下倾泻而出，在文明沙漠点亮了恍若天上群星的午夜烛光，极大推进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和胡适、鲁迅、陈寅恪这代人文巨匠等量齐观。 “进一步退三步”的文明密码，总是在历史关键时刻举起了它那只看不见的手。这代真正的人文俊杰，在近十年遇上了”上下合力”的文化沙尘暴，绝大多数被冷藏边缘化。他们的文章要么难于面世；要么没几个读者。不是他们的文字今不如夕；而是”社会文化品味”深陷滑铁卢。上面的导向”天意高难问”；下面的”逆淘汰”潮流也容不下真正的人文巨匠。段子、短视频专宠的文化快餐时代，思想深邃见识精微，真正能够推动文明进步的巨笔雄文，文化受众加速度缩水。阿Q在抖音上任性吼几嗓子，因为同声相求的缘故，很容易赢得过百万喝彩声。鲁迅的《狂人日记》如果能侥幸面世，点击量很难超过三位数。阿Q才是普罗大众真正的知音！傅国涌作为博客时代的人文巨匠，在彻底被动的文化逆流下，也一样被加速度边缘化。这个十年前博文点击量动辄几百万的文曲星，好不容易发出一篇新作，点击量不及好追时事热点写手的十分之一，四位数是常见的悲凉。十年前的傅国涌也是时评高手，但他基本不追时事热点，被边缘化是大概率事件。全民情绪化时代，搞笑和时事热点才是激活公众兴奋点的永恒题材。傅国涌因此逐渐淡出网络，偶尔冒个泡也波澜不惊，十年寂寞少人问。不只是傅国涌一人被冷藏边缘化，博客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文巨匠，都”十年寂寞少人问”。 2012年的”**三剑客”，有几人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因为好研读历史又不识时务，我和傅国涌有了很多交集，在华族近代史领域的共识，不只一次相互拍案叫绝。拙著《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傅国涌声称通读过两次，还推荐给很多学界同仁，评价之高令飞骏惭愧汗颜。傅国涌的英年早逝，我和多数悼者是不一样的心境，更多感受出”不如归去”的解脱。他不属于文化快餐时代，不是他跟不上这个时代，而是这个时代配不上他的绝代风华。胡适、鲁迅如果活在阿Q受宠的快餐时代，也会强烈感受”天国很近！人间很远！” ………… 二○二五年七月八日

知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因心脏病去世，享年59岁· 16 条信息

#傅国涌 #英年早逝 #人文 #博客时代 #文化逆流

4个月前

谢泳：国涌二三事一九九六年，国涌在并“入就南冠之囚”，其时我常居太原，同案的陈平兄也是熟人，但平时来往不多，当时丁东兄因母亲腿疾，基本常住北京了。第一次知道国涌的名字，感觉这是一位勇士，在那样的环境下，以个人之力对抗，如无绝大信念和热血，断不会做这样选择。以后见之明推断国涌的选择，或许会说，青春和热血难免鲁莽，但我始终以为这是国涌的荣光，人生难得有这样的义举，多年后回想，吾虽不能，但面对敢为之人，我除了惭愧还是惭愧，国涌的名字，就这样深深印在我心中。过了几年，记不得是什么情景下，知道国涌开始写作，开始研究历史。前几年和陈平兄偶然谈及国涌，他还说，当时我给过你他的文章，你没有重视。我赶紧回答，失误失误。再见国涌，他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了。他如来太原，只要我没外出，一定是提前沟通，当面交流。国涌待我极厚，虽过从不密，但他始终将我视为知心朋友，而我给他的具体帮助，实在太少太少。国涌早年出书，偶然会想到要我来写一篇短序，我虽能按时完成，但实在想不起在具体事务上对他有多少帮助。一般人印象，国涌是个文弱书生，不抽烟，不喝酒，不开玩笑，不好热闹，但他实际办事的能力极强，常常心细如发，令人感动。有一年，他和朋友联合投资编辑《中学人文读本》，约我和丁东参预，同时约了和他有同样遭遇的山西大学王新龙，用意不言而喻。他约我们在杭州工作，事事周到，尤其报酬方面，即大方又让人感觉舒服，他的细心常在无言之中。还有一年，也是杭州，他负责开一个纪念胡适的小会，来的都是他的朋友，有丁东、智效民、李新宇、邵建等，往来一切费用也都是国涌包揽，但他从不多讲，一切云淡风轻。我有时候想，国涌算是一个错生了时代的人，如在合适时代，以他的情商和判断力，准是能做大事的人，可惜时代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似乎天生懂得怎么关照朋友，在不知不觉中助人，顾及朋友的面子和尊严，但又让朋友易于接受，润物细无声，这些品质或许与他早年坎坷的经历相关。二零一七年冬天，他组织英国游学，专门约我前往，我当时已被学校停课，他说要我讲讲储安平和拉斯基的关系，但实为安慰我。从英国回来，他还送了我一笔丰厚的讲课费。二零二三年，疫情刚结束，国涌就给我安排了一次到苍南中学讲课的机会，课酬优渥，但国涌却毫不刻意，只说老兄来帮我个小忙。国涌近年有时客居东京一段时间，他也多次约我前去小住，可惜我一直未能前往。他在东京期间，先完成了《一报一馆一大学》，约我写序，我及时写就，但因发到电脑邮箱里，而他那时已较少看电子邮件了，后来印出的书上无此短序，国涌除了表示歉意外，还说再印时一定补上。这本著作出版后，哈佛大学有个常规的学术沙龙，专门约国涌讲了一次，由《读库》主编老六主持，我以对谈方式参预。国涌还是一向的激情饱满，只是在视频上感觉他比以往消瘦了。今年五月间，国涌在太原出了一册《与世界对话——寻找母语教育的另一种可能》，责编孙茜女士，也是老朋友，当时我恰在太原，约他来小住几日，本来他都答应了，后来临时变动，殊料此一变故，竟成永诀。国涌在东京还完成了一部关于林昭的著作，他曾征求我对书名的意见，我建议还是以传记名之，他回答可以考虑。国涌写这本书时，曾向我借过北京大学的学生刊物《红楼》，还有反右时北大办的临时刊物《浪淘沙》《论坛》等资料，他为这个研究费心二十余年，谁知书稿已成，国涌竟为故人，痛哉痛哉！我与国涌相交近三十年，深知他的理想和心愿，他后来从事国语教育，虽是早年心事，实在也是无奈选择，他的理想远比这项事业高远。国涌是个有精神感召力的人，他有理想，有信念，凡听过他演讲的人，无不为他的真诚和激情所感染，我们这一辈里的人，能著述能演说还有做事能力的，虽也见过几位，但我最佩服国涌的人格和精神境界，他是那种有精神力量并能用这种力量影响人的学者。近二十年前，一度时期，国内高校略显开明，朋友们知道国涌口才绝佳，出口成章，脱稿演说，滔滔不绝，极富感染力，最适合当教员。东成兄在怀念国涌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他们当年欲引国涌去教书，遗憾最后没有成功。此事我曾亲历，似亦可再多说两句。当时负责教务的是北大毕业的一位王女士，国涌先在学校演讲一场，反映极好。那时我恰也在北京，东成、丁东、小群、玉圣、中义、范泓、恒文等朋友，那几年可谓逢人说项，一直想让国涌和我能有机会到学校里去，可惜我们俩均无学历，不可强求，只能顺其自然。记得东成兄也为我安排了一场演讲，学校确有诚意，当时都要我体检了，但后来的事，大家都心知肚明。此事过后，国涌兄或许就打消了再到学校的念头，而埋头著述。国涌以一无学历之人，凭才华和努力而成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完成数十部著作并且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他可以心安，亦可告慰家人和友朋了。他的著作不断被人阅读，慢慢影响着一代一代有理想的青年，就是在今日学院体制中，据我所知，国涌的影响也是一个巨大存在，他关于中国现代企业家、现代律师以及现代言论史的研究，多有首创之功，广为学者引用，只是碍于体制，没有彰显出来，今天在大学念新闻专业的人，很少有不曾读过他书的，他对民国新闻、出版和大学的研究广为人知。形骸终将消逝，而国涌的精神和著作可永存。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六日于厦門

知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因心脏病去世，享年59岁· 16 条信息

#谢泳 #国涌 #学者 #友谊 #怀念

4个月前

ZT：刘燕子：一代人：使命未達 --悼念傅國湧弟兄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237 条信息

#刘燕子 #傅國湧 #悼念 #一代人 #使命未達

4个月前

给你看看我40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论体育精神》，首发于《走向未来》杂志，《新体育》杂志摘登了一部分。全文如下：运动员就是努力锻炼以把自己身体搞垮的人吗？有这样一句俏皮话：运动员就是努力锻炼以把自己身体搞垮的人。这并非说笑话。从某种意义上讲，破纪录正是超越人体的自然局限。最优秀的运动成绩和良好的健康标准显然不是一回事。照说，人们从事体育运动的目的，本来在于造成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以便更好地去工作、去生活；然而，作一个专业运动员却意味着把体育运动本身当作工作、当作生活。手段变成了目的。如果你愿意，不妨把它称为“异化”。如果我们把上述俏皮话略加修正，改为：运动员并不是为了身体强健而进行锻炼的人，那几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上，运动员之为运动员，正在于他进行锻炼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优胜。下述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即，一个运动员为了获得优胜，不惜牺牲健康。那么，为什么要争取优胜呢？你说，优胜意味着为国增光。这等于没有回答问题。因为我们这里要问的恰恰就是：为什么跑得比别人快一点（实在是快“一点”，这“一点”有时要电子计算机才能够加以分辨），或者是能够比别人更准确地把一个大皮球扔进一个特制的网子里（很难想象这种本领在其它工作上有什么用处），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光荣呢？体育运动是积极的，还是荒谬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是一位好发怪论的奇才，他写过一篇名叫《运动的真谛》的短文。文中写道：人们说运动能够创造国家间的亲善，而且假如世界上各民族的普通人能够在足球场或板球场上较量，他们便不会有在战场上交锋的愿望了，我听到这话总是感到惊奇。即使你未曾从具体例子里获悉，国际运动比赛常会引起彼此间仇恨的粗暴行为（如一九三、六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你也能从一般的行为准则中推断出来。几乎现今所举行的所有的运动都是竞争性的。你参加比赛就是想取胜，除非你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胜利，不然比赛就没有意义了。在村庄的草地上，你临时组成了比赛球队，不牵涉到地方观念，那么你可以仅仅为了娱乐和锻炼而打球；但是一旦出现了威望问题，一旦你们感到假如你们失败了，你们和你们的单位将会丢脸，那么最野蛮的好斗本性就爆发了，任何甚至像参加过校足球赛的人都懂得这一点。坦率地说，在国际比赛中，运动好像是一场战争。但是意味深长的东西不是运动员的行为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在观众后面的对这些可笑的比赛的如痴如狂的各国人民的态度，他们一本正经地相信——至少在短时间内——跑、跳和踢球都是对国家美德的考睑。这段四百字的短文，简直是对一般人信奉的体育观的根本否定。联系到前面有关运动员的那句悖论，我们不能不怀疑：围绕体育运动而产生的一切，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有千万人为之献身并有亿万人为之兴奋的这项活动究竟有多少正当理由？它是人类生活中一个积极有益的方面，抑或只是一大堆荒谬与愚蠢？从这一个侧面出发，我们还能领悟到一些什么？拳击家或学者，谁能生活得更顺当？ “体育热]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比起体育竞赛所拥有的庞大数量的观众来，流行歌曲和通俗小说的读者群就未免是小巫见大巫了。有趣的是，许多抱怨流行歌曲和通俗小说败坏人们高雅趣味的人，一般倒不对体育热表示忧虑（井水不犯河水？）。体育竞赛由于和各国的语言差异全无牵涉（这是一首流行歌曲要想在操另一种语言的人们中流行开来不能不遇到的一道天然障碍），和各国的一般文化背景也关系不多，所以它显而更容易成为一种所谓”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超级体育明星的知名度往往超过大科学家、大艺术家或政府要人。一般来说，发达的市民生活是造就“体育熟”的一个基本原因。按照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说法，市民生活的特点便是其丰富热烈的社会生活。市民们都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觉得被人注意，同时也注意观察别人。他们喜欢对别人的一切加以评头品足。有一个词叫“公众人物”，就是指那些被公众所注意、被公众所谈论的人物。公众人物的生活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即表演性，因此，那些最善于进行某种表演的人往往成为最时髦的角色。正是由于这种刺激，使得一些具有某些特殊禀赋的人竭力发展他们的这些能力。没有体育比赛这种显然非实用的活动，恐怕不会有人肯为提高一厘米或缩短一秒钟而鞠躬尽瘁的。没有广大、热情的观众，就没有第一流的运动员。因此，只有社会活动兴旺的市民生活，才为体育热的兴起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从杜甫的诗歌中，我们知道了剑术大师公孙大娘在当时的长安是一个声名赫赫的人物。可以推想，对于当时长安的大部分市民而言，知道公孙大娘的人一定比知道杜甫的人为多。高俅靠着一身球艺而获得攀龙附凤的机会，无疑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体育上的佼佼者们的偏爱。最能说明市民生活与体育热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事例莫过于古代希腊了。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有着典型的市民生活，而体育运动在古希腊的社会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举世闻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创始于古希腊。当年奥运会的盛况今人自然已不可复见，但仅仅是看到奥林匹克竞技扬的宏伟遗址，我们也很容易想象到昔日的惊人壮观。据记载，每逢到了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节，即使是正在交战的各国也要暂停战事，脱下镗甲，换上运动衫，非常“费厄泼赖”地共同走上绿茵场（这和奥威尔文中提到的一九三六年奥运会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它构成对奥威尔理论的一个有力反证）。我们还知道这样一个故事：有两兄弟双双在奥运会上夺魁，一位邻人匆匆赶回去将此喜讯告诉他们的父亲，并大声叫道：你现在就死了吧！由此观之，在当时希腊人的心目中，在体育竞技中获胜竟是人生最大的荣耀！为人父者，能有两个奥运会冠军的儿子，简直就是达到了幸福的顶峰，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在经历了这等幸福后，再活下去还有什么劲！一般读书人都相信，以雅典鼎盛期为代表的那段古希腊的历史是人类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喜欢怀旧的人遥想那段美好岁月甚至大有生不逢时之感。古希腊文化艺术的高贵、纯正、典雅、肃穆与庄重，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人们据此推论说，哲学家、艺术家一定是当时社会的宠儿。对比历史上其它许多时代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上述说法并非没有根据。但是必须提醒的是，我们毕竟不要过于想入非非了。二十世纪的一位大哲学家怀特海说得很干脆：“如果把一个现代人放到希腊鼎盛时代去，生活得最顺当的也许是一个重量级拳击家，而不是牛津或德国的希腊学者]，他进而补充了一句道，[这点和目前的情形完全一样。” 很难说怀特海这盆冷水泼得毫无道理。一则为人熟知的轶事或许有助于说明这一点。著名的希腊七贤之一，思想史家公认的西方哲学的开山鼻祖泰勒斯，据说一度生活贫困。这就引起当时一般人们的嘲笑，以为那正好说明了哲学无用。为了驳斥世人的这一谬见，泰勒斯运用他的智慧和自然科学知识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商业投机而赚了一大笔钱。这样，泰勒斯就向世界证明了只要哲学家们愿意，就很容易致富，但是他们的雄心却是属于另外的一种。泰勒斯这一手干得真漂亮，亏得最早的一批希腊哲学家都是所谓自然哲学家，也就是都具有丰富的自然科举知识，否则他们只好以“君子固穷”自慰，那就很难避免“吃不着的葡萄是酸的”这种讽刺了。然而反过来说，我们也很可以责备泰勒斯，批评他不该与俗人一般见识，和庸众一争输赢：既然你认定精神的富足是唯一有价值的富足，那就根本犯不上向世人证明你也有谋取物质富足的能力，因为即使你没有后一种能力也毫无关系！事实上，许多哲学家确实拙于生计，但，那又何妨？泰勒斯的故事可以引出很多有趣的结论。不过此间我们要提请大家注意的一点是，这个故事表明：一个纯粹的哲学家在当时的希腊并不那么吃得开。务实而不务虚的人在当时也和在现在一样更占多数。轻视精神上的富有决非现代社会特有的弊病。奈何？也许，最能印证怀特海论断的，莫过于这样一个显明昭著的事实了（一般学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一事实的意义），这个事实就是：包括泰勒斯在内的许多希腊哲学家，我们对其生卒年月都知之不详，史学家们是根据当时某一届奥运会的所在年份，推断出造帮哲学家们的活动年代的。这就是说，我们只有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坐标，才能找出那些文化巨星们的大概位置。呜呼！那么，为什么在今人心目中，容易对昔日哲学家们的社会地位产生过高的印象呢？这个误会多半是由“历史”造成的，因为“历史”无非是文字的纪录，它们都是文人笔下的产物。如果我们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文人留其名”，那大致不会太离谱。文字的发明使人类得到了一种让自己获得不朽的工具。一般说来，文人的这种优势，与历史年代的久远程度成正比。在现代社会，把写作当成进入不朽殿堂的特许证者，依然大有人在。这虽然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文化普及，使得能写作已不复是一种特权。信息爆炸，世界早已以文多为患。随着文人数量的巨大增长，平均而言，每个文人的价值于是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大概也是今天的文人过份美化古希腊的一个原因吧。以上种种，无非是打算说明体育熟是一个“古已有之]的现象，只要有发达的市民生活，往往就会有所谓体育热。当今世界，生产的发展，使人们有了更多的精力和余暇去从事或欣赏体育运动；等级壁垒的打破，把更多的人们吸引到体育活动中来；生活的都市化，使各地的生活都越发具有市民生活的特性，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影视技术异军突起，进展神速，对于体育热的兴起更有火上加油、如虎添翼的功效。黑格尔的理论：游戏比正经事更正经让我们对前面提出的几个问题试作解答。首先，我们要指出，“体育运动]这个概念，其实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指为增进身体健康而进行的各种躯体的活动。其二是指各种竞技。许多人都不明白下棋何以要算是体育，因为它显然不是什么躯体的活动。但是在体育运动一词的第二种意义上，下棋确实属于体育。不过，那也只对以竞技为目的的棋手们才是如此。对一般人来说，下棋无非是娱乐，他们之不承认它是体育乃是完全正确的。前文所述对体育运动的种种非难，究其实，大部分都是针对作为竞技的体育运动的。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去进行讨论。没有人会反对那种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体育运动。可是问题在于，这种以健康为宗旨的体育运动总是很快就在其中产生了竞争的色彩，而且它马上喧宾夺主，倒把健康本身排挤到了次要的地位。这种现象的确是意味深长的。能不能从体育运动中完全排除竞技的因素呢？看来很难。且不说它意味着使比赛不再成其为比赛、运动员不再成其为运动员，即使它对于普通人的纯业余性的锻炼也是很难普遍实行的。这非但不是什么弊病，可能倒是个优点。人生有很多基本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人必须从事一系列活动。从一种极端的观点看，这些活动本身都没有独立的意义，他们只是为了满足那些基本需要而必不可少的手段。可是，一种活动仅仅具有手段的意义，那它们对于我们来说就势必显得是个负担。于是，人们必须发明一门艺术，使得那些作为手段的活动本身具有一种乐趣，使它们获得一种独立于原先目的之外的意义，换句话，就是使这些手段变成一种目的。在这方面，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导师。为了使人类能很好地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大自然给我们心中注入了爱情。这样一来，男人和女人出于对相爱和快乐的追求而互相结合，生儿育女的目的反而被放到了第二位，结果是使繁衍后代的任务得到了最有效的实现。大诗人歌德深明此道，他说：“每走一步都走向一个终于要达到的目标，这并不够，应该每一步就是一个目标，每一步都自有价值。]发明体育竞技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体育运动取得了独立的价值和乐趣。谁都知道，坚持长跑需要很大的毅力，若是以打球的方式完成相同的运动量则要容易得多。要让一个人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爱上几项竞技性的体育运动。竞技性体育运动很类似于游戏，也有几分像艺术。有时候人们把它归为游戏或归为艺术，那是有道理的。在竞技性体育运动中，人们通过自由美丽的动作、通过对力量、灵巧、耐力和勇猛的尽力，使自己的活动成为一件艺术品，并藉助于激烈的竞争，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夺取胜利的英雄气概。叫一个人原地蹦跳，跳不了几下他就腻烦，很快他就会感到累了。可是，递给他一根绳子，他就能跳很长一段时间，并且不容易感到疲劳。人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然后自己再去克服它。这岂不无聊透顶吗？但是，要让一件本来只具有手段性质的活动具有目的的性质，这种没事找事的多此一举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更妙的是，它是确有成效的。问题在于，体育运动中的种种障碍、困难固然可以是人为的，但是，由这些障碍和困难而激起的斗争意识却实实在在地是自然的，克服它们而产生的成功感却实实在在地是自然的。这就使那些本来没有意义的活动获得了意义。 “游戏人生]这句成语在许多人心目中是个贬义词。把人生视为游戏显然是极不严肃的。那么，把游戏视为人生又好不好呢？一个专业运动员不正是把游戏当作人生吗？岂止运动员，所有那些从事非实用性的工作，并以全副精力追求那种工作的尽善尽美的人，难道不都是把游戏当作人生吗？在一般人看来，”游戏“就是”玩“，就是不正经、不当真。不过严格考究起来，”游戏“一词无非是指那些非实用的活动，它并不必然包含或意味着不正经、不当真的意思。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对那些非实用的活动抱极其认真严肃的态度。清朝词人项廷纪说过一句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英国诗人拜伦在《唐．璜》里也说过类似的话）。写诗填词一类活动都不干实用，它既不能抵吃、又不能当穿，真算得上是”无益之事].但是如果把这些“无益之事”统统从生活中排除掉，人生又将如何？那位无所不谈的黑格尔对于所谓游戏发表过如下一番议论。他说：“假如我们看看这些游戏内在的本质，我们首先会注意到‘游戏]同正经的事务、依赖和必需是怎样处于反对的地位。这种角力、赛跑和竞争不是什么正经事情！既然没有防卫的义务，也没有争战的需要。正经的事务乃是为某种需要而起的劳动。我或者[自然]必须有一个屈服；假如这一个要继续生存，那一个必须打倒。但是和这一种正经相反，游戏表示着更高等的正经，因为在游戏中间，’自然‘当被加工制造为[精神]，而且在这些竞技举行的时候，主体虽然没有进展到思想最高级的正经，然而从这种身体的练习里，人类显出了他的自由，他把他的身体变化成为[精神]的一个器官。] 黑格尔的思想很清楚，游戏比正经事还更正经，非实用性的活动比实用性的活动更高级，只有它们才是人类自由的真正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也表述了与此类似的见解，而且作了更透彻的发挥。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们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 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他认为，实用性的活动，也就是通常人们认为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活动，其实并不是体现了人的目的。恰恰相反，它们多少只能算是一种手段。人类活动的本质在于发展自身的能力。照这种观点看来，体育运动，只有当它不是从属于某一个实用的目的，而是以自身为目的——譬如说，一个人跳高不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于战争和劳动的需要，却是为了跳得更高而跳高，把发展自己的跳跃能力当作目的——这时，它不是变得更无聊，反而是获得了更高的意义。 “活动”与“目的”的关系有两种，有一种活动是为了某一目的。另有一种活动，本身便是某一目的的体现。人们从事前一种活动，仅仅是为了得到它的最终结果；人们从事后一种活动，有时固然也是要得到其最终结果，但主要追求的却是那个活动本身、那个活动的过程。一般人把从事后一种活动叫作“无所为而为”，否认它有什么目的性，其实这是把目的性和实用性混为一谈了。有些活动没有实用性，这就是说，它们的最终结果完全无关紧要，但是这些活动本身却很有价值，它们本身就体现着人生的某种目的，而且是更基本的目的。事实上，只承认实用性活动具有意义不仅是片面的，甚至也是不可能的。假如A的意义在于B，那么B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只有两种回答：一种是把B的意义归于C，然后，不可避免地再把C的意义归于D，把D的意义归于E，如此等等，于是引出了一个无穷后退的系列，到头来是谁也没有意义，万事皆空。那些只重视实用性活动的地方，每每流行着虚无主义思想，那绝不是偶然的。另一种回答则是认为B、或C，总之，是某一件事情本身就具有意义，它们不是“为它存在]的，而是”为自己存在“的。换句话，它们是非实用的。这意味着，实用性活动之有意义，正在于还存在着那些非实用的活动，正在于那些非实用活动本身即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本身就是目的。在美国小说《海鸥乔纳森》一书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海鸥，名叫乔纳森。其牠海鸥也练习飞翔，但牠们练习飞翔完全出于实用，出于捕食和避害的实际需要。海鸥乔纳森却是为了飞翔而飞翔，牠为了能飞得更高更远而不断地刻苦练习，牠领悟到：宇宙间根本没有天堂这个地方，天堂既不是一种空间，也不是一种时间，天堂就是要成为完美。牠的人生观是：尽量发挥自己的潜能，努力把最喜欢的事做得尽善尽美，以此作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偏重实用，理论思维则一向不够发达。这种估计有多少正确性，此处不论。我们想说的是，在重实用与轻理论之间的确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凡偏重实用者往往轻视理论。原因在于，理论的兴盛并不是完全出于实用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它正好是远离实用的目的，在以自身作为目的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倘若是为了实用，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后面三五位一般也就足够了；只有在纯粹的求知的愿望刺激之下，人们才证明出丌的无理数性质并计算出小数点以后成千上万位的精确数值。固然，为了应用，必须认识。但是，为了应用而认识是和为了认识而认识很不相同的。大部分严格的科学理论都是为了认识而认识的产物，而不是为应用而认识的产物。但是，要说中国传统文化一概是只重实用，显然不符合事实。至少，诗歌艺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回文诗有什么用？苏东坡的“神智体”有什么用？难道它们主要不是一种文字游戏、一种智力游戏吗？按照前边对“游戏”的解释，这正是对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赞颂。尽管受着“诗言志]、”文以载道“等观点的强大影响，但是诗歌艺术的历史表明，人们一直对”诗“本身的发展完善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写道：”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令，连朝连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者，又非仙而何？]这里的“诗魔”状态，正好与前文提到的为了破纪录而不惜搞垮健康的运动员的“儍劲”相似，这里的“诗仙]状态就是海鸥乔纳森的”天堂“。为了作诗而不顾其余一切，把作诗本身当成人生的最大追求。这种精神和体育精神是相通的。人们不是常常说到“事业心一吗？什么叫事业心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事业心正是为了一种活动本身的缘故而从事这一活动的愿望。那些为了消遣、为了强身而打球的人是谈不上有打球的事业心的，只有那些为了打球而打球的人才有事业心。当然，不少优秀运动员都具有为国争光的愿望，这个愿望十分崇高，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崇高的愿望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并不是非常必要的。并非所有的世界冠军都具有这种愿望，但是他们毫无例外地必须有为了打好球而打球、为了跳得更高而跳高的内在要求。乒乓球比赛，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输了呢？怀有为国争光的崇高愿望固然有助于促进运动员们攀登高峯，但那首先有赖于运动员具有运动员的天性：他们必须对所从事的活动本身抱着强烈的追求。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现在，我们或许可以明白为什么夺取体育运动的优胜会被当成一种光荣的道理了。因为它表现出人类为发展自身能力而做出的一种英勇努力和突出成就，那确实是值得骄傲的啊！未完待续

#体育精神 #运动员 #健康 #体育运动

5个月前

吾道一以贯之。正因为台独不可行，所以只有一中两府才能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和安全。

5个月前

中国怎么说清朝？清史为什么修不岀来？边疆领土争议！编出来更多纷争？｜中国研究院（胡平，李伟东，黄兆平）

5个月前

胡平：美台建交　此其時也臺灣的最大苦惱莫過於缺少國際人格。臺灣人民最大願望莫過於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對於臺灣人民而言，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具有雙重意義：它不但能給臺灣人民帶來尊嚴，而且還能給他們帶來安全。目前，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以及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就意味著，如果大陸對台動武，國際社會都會認爲那是中國內政而袖手旁觀，頂多口頭上抗議兩句，就像對待俄羅斯打車臣；只有美國政府可能依據臺灣關係法而拔刀相助。反過來，如果臺灣能得到廣泛的國際承認，大陸對台動武，就會被看成是北韓打南韓，整個國際社會就會出面干預，聯合國就可能通過決議出兵制止。這就是說，只要臺灣得不到國際承認，它就處在中共武力威脅的陰影之下；只有贏得國際承認，才能增強臺灣自身的安全。台灣獲國際承認的兩種方式臺灣要獲得國際承認，可以有兩種方式。一、修改憲法，將其領土劃定在台澎金馬。這就表明臺灣和大陸不是一個國家。如果修憲後的臺灣繼續叫中華民國（簡稱華獨），那就是兩個中國，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是中華民國；如果修憲後的臺灣改國號為臺灣共和國（簡稱台獨），那就是一個中國、一個臺灣（簡稱一中一台）。既然包括美國在內的絕大多數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其先前的有關政策都是建立在「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1971年上海公報）這一認知之上，而修憲後的臺灣已然否定了這一點，那麼，它們就應該改變其先前的政策，轉而考慮在繼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時，也承認中華民國或臺灣共和國。但問題是，中共反復宣稱，它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臺灣獨立」；並宣稱「台獨就是戰爭」（這裡所說的「台獨」也包括「華獨」）；如果臺灣宣佈獨立（即修憲正名），中共動武怎麼辦？有些台獨或華獨人士相信，如果臺灣宣佈獨立，中共並不會對台動武——因為中共推測，它一旦動武，美國很可能會捲入，美國很可能會站在臺灣一邊抗擊中共，中共自忖無法取勝，所以只好從一開始就放棄動武。不錯，美國並沒有說過它在任何情況下都會保護臺灣。通常認為，美國基於臺灣關係法承諾保護臺灣的安全，是以臺灣不率先單方面改變現狀為前提。美國政府過去還多次宣佈它不支持台獨，這等於是說，如果臺灣因率先單方面改變現狀宣佈獨立（無論是台獨還是華獨）而招致中共動武，美國未必會出兵保護臺灣。但是這些台獨或華獨人士相信，儘管如此，美國到頭來還是會幫助臺灣的。他們相信，如果臺灣宣佈獨立，中共對台動武，美國不可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觀。他們的邏輯是：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領袖，怎麼能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專制政權武力消滅一個民主社會而不出面制止呢？這和俄羅斯打車臣還很不一樣。車臣本來就隸屬於俄國，臺灣卻從未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今美國兩黨既然都已經認識到它的最大對手就是中國，因此美國決不能在中國面前示弱。為了維護自由民主的價值，為了維護超級強國的威信，為了維護美國的戰略利益，不管美國多麼不情願捲入台海戰爭，到頭來它還是會捲入，會協助臺灣抗擊中共。有道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如果螳螂事先就知道它背後還有黃雀，它就知難而退，不會去捕蟬了。因此，按照這些台獨或華獨人士的推斷，如果臺灣宣佈獨立（台獨或華獨），中共並不會對台動武。所以臺灣完全可以和平獨立。中共未必不清楚這些台獨或華獨人士的盤算。他們也知道，台獨（或華獨）的這套計畫看起來是冒戰爭的風險，實際上卻是為了實現和平的獨立。在這套計畫中，臺灣只是希望美國發揮一種威懾與嚇阻的作用，並不是要真的把美國拖進戰爭。於是中共發現，要防止台獨實行他們的計畫，唯一的辦法就是盡可能作出強硬姿態，讓別人相信，一旦臺灣宣佈獨立，中共將不計一切代價對之宣戰，哪怕招致和美國開仗也在所不惜。美國人越是相信一旦台獨中共必將動武，從而會把自己捲入戰爭，它就越是會勸阻臺灣獨立。「不處理台獨會被十三億人民推翻」能當真嗎習近平說：十三億中國人民不會同意台獨；我們如果不處理台獨，會被十三億人民推翻。所謂「我們不處理台獨會被十三億人民推翻」一說自然不可當真，習近平說這話的意思無非是表明，在台獨問題上，中共絕無妥協的餘地。《環球時報》發表過一篇社評，聲稱，臺灣如果踩到反分裂法的紅線，大陸必將「以武力手段徹底拔除『台獨』的毒瘤」。社評說，解放軍有能力在以小時計算的時間內摧毀台軍的抵抗力，並快速奪取整個臺灣島，在美國的「馳援」到達之前就基本結束戰鬥。社評最後寫道：如果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和中國攤牌，中國會堅決奉陪，「而且我們相信，中國人民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到底。但我們不知道，美國選民會允許共和黨政府這樣玩多久」。《環球時報》社評無疑含有虛張聲勢、虛聲恫嚇的成份。但臺灣方面若是宣佈台獨或華獨確實有相當大的風險。大多數臺灣人是不是願意冒這份險呢？這是一個問題。再者，臺灣若是想台獨或華獨，需要走一套民主程序，因此很可能，當臺灣方面剛剛啟動相關程式，中共就會全力文攻武嚇，同時向美國施壓。既然美國不願意被捲入和中共的軍事衝突，它就很可能像過去一樣向臺灣施壓，勸阻臺灣不要搞台獨。這樣一來，一些台獨或華獨人士主張的和平獨立的計畫就胎死腹中了。習近平說：十三億中國人民不會同意台獨；我們如果不處理台獨，會被十三億人民推翻。（湯森路透）二、其實，要打破中共對臺灣的無理封殺，使臺灣擺脫國際孤兒的不公正局面，並不需要臺灣改憲法乃至改國號，只要美國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建交就行了。美國的角色非常關鍵我們知道，臺灣（中華民國）之所以得不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是因為中共的封殺。說來中共的殺手鐧也就一招，那就是：誰承認中華民國，我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跟誰斷交。本來，許多國家是願意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承認中華民國的，臺灣自然歡迎別人採取雙重承認，可是大陸卻擺出「有他無我、有我無他」的架式，逼迫外國二者擇一，由於大陸和臺灣在國際交往中的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語，外國政府覺得和大陸斷交的代價太大，便紛紛選擇大陸而拋棄臺灣。唯有美國可以打破這種局面。因為斷交是柄雙刃劍，你和別人斷交，你也要付出代價。如果美國在保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的同時，也承認中華民國，中共將如何反應？宣佈和美國斷交嗎？中共自己也要付出沉重代價。是不是肯付，是不是上算呢？如果美國還能拉到幾個重要國家一道和中華民國建交，中共就更難辦了。假如中共不敢和美國斷交，其他國家就可能接二連三地效仿，這樣，臺灣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國家的承認，獲得應有的國際人格了。如果美國直接和臺灣建交，中共頂多只能和美國斷交，不可能採取更激烈的反應。這是有先例的。例如尼加拉瓜、聖露西亞和諾魯，本來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正式邦交，後來又宣佈承認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隨即宣佈與之斷交；但也僅只是斷交而已。中共不可能因此就去打臺灣，因為臺灣沒有做任何改變現狀的事，中共要動武師出無名；萬一動武，美國依據臺灣關係法出面保護臺灣則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中共也不可能對美國做出什麼激烈的行動，畢竟，別國調整自己的外交政策純屬其內部事務，中共除了和別國斷絕來往，還能拿別國怎麼樣呢？眾所周知，中共之所以要和與臺灣建交的國家斷交，其依據無非是它的一個中國原則。然而我要指出的是，在臺灣維持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法理現狀的前提下，如果美國政府決定和中華民國政府建交，那其實並沒有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美國可以明確告訴中共：美國的政策是「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因此仍然屬於「一個中國」。美國可以理直氣壯地反問中共：你們不是也早就不反對「一個中國，兩個政府」了嗎？中共早就不反對「一中兩府」是的，中共早就不反對「一中兩府」了，見之于中共領導人講話和國台辦檔。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對於中共當局在兩岸關係問題上的這一微妙而重要的變化及其意涵，無論是美國還是臺灣，似乎都沒什麼人注意到。中共對兩岸關係究竟是如何定位的？我以為我們不妨從解讀中共國台辦的白皮書入手。國台辦的白皮書有足夠的權威性，論述完整，條理分明，用語也較為嚴謹，是瞭解中共有關政策的理想文本。國台辦前後發佈過兩份白皮書。一份發佈於1993年9月1日，標題是《臺灣問題與中國統一》；另一份發佈於2000年2月1日，標題是《一個中國原則與臺灣問題》。兩份白皮書在某些提法上有差異。這些差異說明了什麼？以下是我的辨析。在1993年的白皮書裡，有如下一段話：「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分裂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言行，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一國兩府』，反對一切可能導致『臺灣獨立』的企圖和行徑。」我們知道，在1972年2月28日簽訂的《中美聯合公報》裡，寫道：「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臺灣獨立』和鼓吹『臺灣地位未定』的活動。」從那時起，中共當局一直都宣稱，中國政府堅決反對的，包括「臺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一國兩府」。可是，在2000年的白皮書裡寫的卻是：中國政府「反對所謂『臺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注意：在2000年的白皮書裡，在中國政府「反對」的賓語中，「一國兩府」被去掉了。換言之，從2000年起，中共當局只提反對「臺灣獨立」、「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不再提反對「一國兩府」了。中共當局不再提反對「一國兩府」，最早出現在1995年1月30日的江澤民講話《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其中講到「堅決反對一切『台獨』和分裂的言行」；還講到「反對臺灣以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為目的的所謂『擴大國際生存空間』的活動」；沒有再提反對「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即一中兩府）。中共展現微妙的模糊中共領導人的最新表態，習近平在2019年1月2日《告臺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致詞中講的也是「堅決挫敗各種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臺灣獨立』的圖謀』，其中仍然沒提「一中兩府」。如上所說，中共對「一國兩府」只是不再反對了，那並不等於它接受了，但是那也不等於它不接受。這就是說，中共對「一國兩府」既沒有接受，也沒有不接受，而是刻意造成一種微妙的模糊。中共的很多奇怪表現，其實就是出於這種微妙的模糊。兩份白皮書還有一處差異，值得辨析。在1993年的白皮書裡寫道：「中國政府歷來反對用處理德國問題、朝鮮問題的方式來處理臺灣問題。」可是，在2000年的白皮書裡卻只說「兩德模式不能用於解決臺灣問題」，即，仍然反對兩德模式，但沒有再提反對兩韓模式。這一改動看上去令人不解。因為在一般人看來，兩德模式和兩韓模式是一樣的性質，過去人們也總是把兩者相提並論，那為什麼在2000年的白皮書中，依然反對兩德模式卻不再反對兩韓模式了呢？因為兩德模式和兩韓模式不一樣，兩德關係是兩國關係，兩韓關係是一國兩府。先談兩德關係。兩德關係是兩個德國，是兩國關係，或曰是兩國論。 1949 年5月，西德（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頒佈了基本法，作為過渡時期相當於憲法的法律。當時的西德之所以沒有制定憲法，理由之一是，德國的憲法理當由全體德國人共同制定，既然現階段東德人無法參與，所以現階段不可以制定憲法，所以只能制定一套基本法。這表明，西德堅持認為，東德是德國的一部分，只有一個德國，東德和西德都屬於德國。我們不妨把這種立場叫做一個德國原則。這就是說，西德是堅持一個德國原則的。東德則不然。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一開始就制定了憲法。東德的第一部憲法公佈於1949年10月。應該說這部憲法仍然堅持一個德國，因為該憲法第1章第 1條明確規定：「德國是由德國各州組建的一個不可分割的共和國。」這裡的「各州」顯然也是把西德包括在內的。1968年4月，東德頒佈了新憲法。新憲法第 1章第1條，去掉了原來的「德國是由德國各州組建的一個不可分割的共和國」，這就有放棄一個德國的跡象了。不過新憲法第1章第1條寫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一個德意志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西德也是德意志民族，這就等於說西德也是德國的一部分，因此新憲法也還是保留了一個德國的意思。 1974 年9月，東德通過了憲法修正案，移除了德意志民族的內容，把第1章第1條改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一個工農社會主義國家」。這就表明東德已經放棄了認同東德為更大的德意志國家一部分的理念。在修正過的東德憲法中，已經沒有任何字句明示或暗示東德和西德同屬一國。這就意味著東德已經放棄了一個德國原則，確立了獨立的東德國家認同——我們可以叫做東德獨。在這時，雖然西德仍然在堅持一個德國原則，但是東德已經放棄了一個德國原則了。在這以後，東德和西德的關係就不再是一國兩府，而成了兩個德國，成了兩國關係。兩德與兩韓關係的不同下面再看兩韓關係。乍一看去，南韓和北韓的關係就是兩國關係，就是兩個韓國。難道不是嗎？南韓和北韓各有自己的國號，各有自己的土地、人民、政府與軍隊，各有自己的貨幣、海關。南韓和北韓都可以以國家的名義參加有關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活動。南韓和北韓都是聯合國的會員國，都和很多國家建立了正式邦交，有150個國家（包括中國）都是既承認南韓也承認北韓，在奧運會上，南韓運動員和北韓運動員都可以各自打著自己的國旗出場，贏了金牌都可以各自奏自己的國歌，如此等等。這和兩個國家有什麼區別呢？區別還是有的。南韓憲法第三條規定：「大韓民國之領土，在於朝鮮半島及其附屬島嶼。」注意：這裡說的是整個朝鮮半島，而不只是朝鮮半島的南半部。北韓憲法第五條規定：「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為在北半部實現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並在全國範圍內排除外來勢力，于民主基礎上和平地統一祖國，爭取完全的民族獨立而鬥爭。」這就是說，北韓所說的全國，是包括南半部在內的；而它目前實際管轄的地盤，只限於北半部。在這裡，南北韓在講到自己的領土範圍時都講的是整個朝鮮半島，也就是說都把對方實際管轄的那半壁江山算入其內。由此可見，南北韓雙方都堅持只有一個韓國而不是有兩個韓國。但是在一個韓國之內有兩個以中央政府自居的政府，這就叫一國兩府。但與此同時，雙方又都承認自己在現階段的治權即實際管轄權只限於自己這半壁江山，並且尊重對方對它那半壁江山的實際管轄權。上引北韓憲法講得很清楚，在現階段，北韓實際管轄權只限於北半部。南北韓雙方尊重與承認分裂分治的現實，允許對方進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以及和外國建立正式邦交，並表明在未來和平統一的意願。這就叫「一個韓國，兩個政府」（或曰一國兩府）。如果未來某一天，南北韓雙方（或其中一方）不再堅持只有一個韓國，在談到自己的領土時不再把對方那一部分包括在內，並對未來的統一與否不置一詞，那才叫「兩個韓國」或兩國論。當然，中共只是不再提反對兩韓模式，這不等於接受兩韓模式，但是也不等於不接受兩韓模式。這就意味著為接受兩韓模式留下了可能的空間，否則它就會乾脆說「兩韓模式不能用於解決臺灣問題」了。我們知道，兩韓模式就是「一國兩府」。「一中兩府」的前提是一中在大陸，早就有官方的兩岸問題專家表達過「一中兩府」的主張了。 2005年4月1日，中國社科院臺灣所研究員王建民在強國論壇網站與網友對話，其中有如下兩段問答：網友黃河飛流：王建民嘉賓，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能否理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同屬一個中國？王建民：這個問題提的有水準，有觀察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這樣理解的。有網友老灰貓問：咱當時為什麼不和臺灣討論李登輝提出的「一中兩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嗎？王建民答：你的觀察力不錯，大陸不少學者也提出了這種觀點，只是我們對臺灣問題的認識有個過程，過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覺得也有不少遺憾。但歷史不能重複，我們希望我們以後把握好歷史機遇。另外，2011年6月，北京清華大學國際戰略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楚樹龍在美國的布魯金斯學會發表文章，明確提出「一個中國內的兩個中央政府」概念，希望為兩岸政治架構找尋一條新的出路。楚樹龍說，無法正視兩岸間有兩個平等的政府使兩岸關係無法正常化。兩岸關係要維持長期的正常穩定發展，雙方必須承認彼此都是一個中國之下的合法政府。王健民的回答表明，既然「一中兩府」的前提是一中，因此它並不違反一中原則。那麼按照中共領導人的表態「願意在一中框架下進行平等協商」，「一中兩府」就應該是一個選項。楚樹龍更進一步指出，要使兩岸關係正常化，必須承認「一中兩府」。儘管楚樹龍的意見還不是主流，並不代表中共官方，但是並沒有超出中共官方立場給定的那個模糊空間，因此有助於我們瞭解這種模糊的內涵，從而也就瞭解了中共的立場。回到兩岸問題上來，一國兩府即一中兩府，即，一個中國，兩個政府。這就是說，在臺灣維持現狀－－包括維持現行憲政體制的法理現狀－－的前提下，美國就是在維持和大陸邦交的同時，又和臺灣正式建交，即，對大陸和臺灣實行雙重承認，即，一個中國兩個政府，既然其前提仍是一個中國，因此也是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因此中共也無話可說：既然北京可以既承認北韓政府又承認南韓政府，那麼，華盛頓為什麼不可以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又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呢？ 2019年5月15日

5个月前

ZT：黎胖脸书—— 因為讀書會的關係閱讀了這本報導文學（中文书名：底层网红。英文书名：Get Rich or Lie Trying），讀完後覺得十分精采！透過實際案例，作者描繪出自2008年金融海嘯、2019武漢肺炎對世界經濟和工作模式帶來的衝擊，同時遇上社群網站的崛起，使人們的心態與價值觀產生變化和擴散，並形塑他們的行動和判斷由此所產生的影響。概括書中描繪出來社群時代的價值觀，其實如同書中所言：「平凡無奇是一種罪」。社群網站如FB、IG乃至於Tiktok抖音等放大了人們的感受，擊中人的弱點，無止盡擴大出名的慾望，創造了以流量換錢的可能性，也擴散了各種謊言、詐欺、偏見，形塑並統合了許多人的價值觀，使之對於過往所謂的正當工作、穩定生活、互相包容等價值觀進行即使非全面、也是巨大的否定。特別是在疫情後網路和社群使用率產生爆炸成長，加上經濟模式轉變、生活困難，人們開始尋求更多、更快且輕鬆的發財、出名、尋求自我、情感探索、身心解放等方面的方式，不再願意接受過往認為正當正常的工作，而社群網站提供了一個平台，人們趨之若鶩。然而在這後面，科技巨頭、各式廠商、販賣夢想的老鼠會、詐騙集團、直銷、以夢想、社會運動與理念包裝銷售自己產品的網紅也善於運用這一個新媒介，透過各種模式、話術來形塑和貼近人們對於怎麼賺錢的看法，利用懷抱著當代上進夢，即只要能紅、能賺大錢甚麼都無所謂的男女們，透過新的媒介平台，讓這些人去吸收身旁相近的人們，為他們賺大錢。這些男男女女都是作者所謂懷抱想輕鬆爆紅和發財的「微型網紅」，被盯上是因為廠商等群體都知道，這種人身旁接觸、追蹤他們社群網站的人，多半是價值觀相似的真粉，所以藉由這些人來幫自己打廣告，更有機會為這些廠商、老鼠會、直銷、詐騙乃至大型網紅去吸收更多真人來獻金。在這過程中，不論是雲端頂層還是微型網紅們，熱愛使用當代流行思潮（書中提到財富自由、身體自主、女性主義、黑人的命也是命、情感自主等等）和話術，加以改造成商業素材，來增加自己的流量曝光度，在這種商業運作下，網路上流竄的流量形塑了人們的認知和框架，大家都認為靠這條路能發財。另一方面，這些被利用的人對此許多深信不疑，或者雖然有懷疑，但說服自己這樣才是對的，因為他們認為，很多人都這樣成功，他們沒有理由不可以，儘管他們最後賠上了積蓄、借款、親友的信賴甚至是自身的健康與尊嚴。而這些被利用的人多數更會隱瞞真實情況，因為他們深信不疑此路能發財，所以仍要靠這樣賺錢，既然如此就不能說出來，而他自己既然被這樣詐走錢財，那他也可以反過來用這樣的方式去賺別人的錢，像是身旁的親友、網路上的人、單純的年輕人等等，並自我催眠一定要走這條更輕鬆、出名、發大財的路，認定自己一定會成功，以致於無法制止，甚至對於質疑者大表憤怒。例如其中一章談實況直播網紅，以病態方式經營，藉此滿足網路有犯罪、霸凌等慾望的酸民，藉此賺錢，例如透過讓酸民大舉霸凌、攻擊自己，害自己陷入窘境來賺錢，甚至讓酸民惡意檢舉他，儘管沒有犯罪，但酸民看到警察出動亂抓那個網紅，能浪費國家資源他們就很爽，實況主就藉此賺進大筆抖內。同一章也提到，裡面有黑人、女性去作賤自己，讓自己被嚴重地侮辱，甚至崩潰，但這對他們來說也是賺錢、變紅的手段，儘管被如此對待，那些人自己認為這樣沒錯，比起朝九晚五穩定工作但沒甚麼錢，他們這樣可以得到很多錢，可以紅，所以他們非常否定過去那些正當職業和價值觀，他們認為自己現在才是紅人，是逐漸往金字塔上爬，這是真正的「上進」。而同樣地，很多人在社群上被詐騙、被老鼠會直銷吸納，然後轉過頭來變成這種人，繼續去詐騙別人，形成惡性循環卻仍深信不疑。也有些人是為了得到更多關注，藉此換取跟廠商合作的機會，所以去土耳其等密醫盛行的國家，整形成可以得到流量的身材與臉孔，結果許多人醫美手術後身體組織潰爛甚至差點死亡者均有，並因為他們是去外國醫美，因此求助無門，身體每況愈下，然而他們卻又覺得唯有這條路能走下去，因為只要有名有流量就能帶來錢，生活和身體就都能救回來，只能繼續走下去。也有提到因為社會思潮與社會運動崛起的網紅，例如美國因BLM崛起的網紅，在種族議題上逐漸走歪、內鬥，只為了自己的流量和發財；或者主張女性主義、獲得大量女性粉絲追蹤的網紅，隨著聲名鵲起，逐漸採取使用各種矛盾但能讓追蹤者「共感」的話術，利用支持者的信賴，去認同他有些矛盾的說詞與價值觀、購買他的書、參加他高額門票的講座，購買他業配的產品等等，讓他大發其財，他更灌輸支持者要瞧不起平凡、樸實、尋求伴侶的男男女女，鼓吹女性要想盡辦法榨乾男性，男性被榨乾後就趕快換下一個，如果男性提出偶爾像是互相負擔，就應該立刻甩掉，再找一個新的有錢男性。如果有人質疑，他就會鼓動支持者去攻擊看法不同者，如果是女性甚至會被當作是背叛者，遭受更猛烈攻擊。看完這本書，感受到因為社群與流量塑造並放大了慾望，加上各種修辭技巧、表演、影像、話術等方式，所以使得人們一方面越來越趨同，另一方面也因為社群特性，越走越極端，也與上一代越來越不同。而當代許多人所言的「上進」觀，在本書也有了更明確的描繪，即是「有名又有錢，有錢有名後要更加有錢又有名」。因此不擇手段賺錢成為主流，有錢就是一切，而書中呈現的樣貌，即是當代不管詐騙也好、利用也罷，甚至讓人羞辱、傷害自己，自我作賤，只要能紅、得到抖內，就都是對的方式。作為讀者感受當代潮流下，在想如果作者採訪台灣的例子，可能也包括賣國吧。這種在社群上崇尚的價值觀，讀完當下，也覺得這套觀念和上進看法或許是詐騙集團永不歇的原因之一，而對詐騙反感的人，可能同時在其他層面上崇尚這種價值觀，所以不管政府怎麼遏止甚至跨國聯手合作，詐騙也不可能根絕，因為這就存活在人們的價值觀裡面。不過，本書書名雖然用底層網紅，其實還是有提到一些比較成名的人，只是多數案例是有很多幾百幾千追蹤的微型網紅，就是被成名者、有錢人利用的人，因為這些人會吸引價值觀類似的真粉，所以只要施以小惠和成名的誘惑，就能利用這些人吸引到更多人被捲入各種騙局之中，傾家蕩產且難以自拔，成為有錢人更有錢的墊腳石，但是這也是社群網站和智慧型手機誕生後社會和經濟型態的特性，所以這個趨勢現今仍然如此對當代社群網紅議題和社會心態現象有興趣的朋友，會很推薦這本書，會從中得到許多收穫，甚至可以用來觀察國內如果有網紅突然轉變，本書也可以提供熟悉的軌跡與模式，作為觀察現象用的書籍，也是十分趣味。況且本書不厚又有豐富案例，是一本相當有趣的時事報導書籍，與大家分享。 📷

#阶层固化：求变之路，殊途同归· 976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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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台湾现在就修宪台独，大陆很可能武统，而美国很可能不会出兵护台。没有美国相助，台湾自己打不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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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反，那正是为了保护台湾。搞台独必招中共动武，才是害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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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比欧王毅相见欢，特朗普不怕站台九三大阅兵？中美俄台面下盘算？飞虎队历史！｜中国研究院（李伟东，胡平，黄兆平。202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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