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

俗話說“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可見,一個窩的條件好壞,這是一回事,一個窩是屬於自己的還是屬於別人的,這是另一回事。“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這句話揭示出歸屬感對人的重要意義,它甚至比條件的優劣更重要。 關於歸屬感,德國詩人兼哲學家赫爾德的闡發最為有力。赫爾德強調歸屬感。他認為,人既需要吃喝,需要安全感和行動自由,也需要歸屬某個群體。假如沒有可歸屬的群體,人會覺得沒有依靠,孤立,渺小,不快活。鄉愁是最高貴的一種痛苦。所謂有人性,就是到某一地方能夠有回到家的感覺,會覺得和自己的同類在一起。赫爾德不講種族也不講血統。他只談鄉土、語言、共同記憶、習俗。寂寞不是因為沒有別人共處,而是因為周圍的人都聽不懂你的話;必須是屬於同一社群的人,彼此能毫不費力地——幾乎是出自本能地——溝通,才可能真正聽得懂。赫爾德不相信有所謂世界主義。他認為人們若不屬於某個文化,是無從發展起的。即便人會反抗自己的文化,把文化整個變樣,他還是屬於一個源源不斷的傳統。新的潮流會產生,但追根究底,人還是從自己的那條河而來。這個在潮流底部的固有傳統源頭,有時候雖然會整個改頭換面,卻始終在那兒。然而,這源頭如果乾凅了,例如,有些人生活在某個文化里,卻不是這文化的產物,他們在生活環境里找不到歸屬,不覺得和某些人有親切感,不能講自己的本地話,這會造成一切人性特質嚴重脫水的現象。 為什么移居異國的感受,非親歷者很難理解呢?因為我們本來就出生在、成長在我們所歸屬的社群之中,就像空氣,平時感覺不到它的存在,故而也就感覺不到它存在的意義。 離家才會想家;別鄉才會思鄉;和他人相處,你才會意識到自我;到了外國生活,你才會體會到自己是中國人;沒移植過的樹,不覺得自己有根。
院长锁推了所以我把他的头像隐掉,但是非常赞同他说的这个观点。我刚上推的时候也是发过类似的观点被骂到不行,我不为我在中国的出身感到羞耻也不会感到骄傲,被骂支性难改🤣我就觉得如果这是支性的话支性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一个贬义词。 我在中国啥样来美国以后还是啥样,没什么改变,我在中国做自己让别人或者是一些圈子不舒服,这些不舒服的人回反过来让我不舒服或者是能为难到我,所以我移民美国,我来美国就是因为美国有空间让我做自己,不必“融入”任何人和圈子,我行我素完全没有感觉到哪里不融入,就算是我的英文不是母语,到现在也没有达到母语水平的情况之下养着20多个美国员工和美国家庭,对本地社区无论是警察局或者是消防局都每年捐款捐设备,赢得有关执法部门的信任和尊重,现在被人说我代表美国新移民就是移民之光,代表华人就是华人之光,虽然我不想代表任何人,但是大部分人都还是会judge by cover or color,但是最少我的存在让其他族裔认为华人是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有价值的,是牛逼的存在就够了,为什么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忘记自己历史的一部分?过去如果不堪的那么根本不重要,过去很辉煌也不重要,过去就是过去了,不要为自己的出身羞愧,那不是你能选择的,当下才重要,未来才重要,过去不能define你是谁,你的当下和未来决定你是谁和你是什么样的人和你要走什么样的人生,每个人应该都要记得自己走过来的路,思考当下的路,想想未来的路。
胡平:为什么成王败寇?1、从“一个王朝的背影”谈起——在《山居笔记》中“一个王朝的背影”一文里,作者余秋雨写道,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因此,就连当时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这一戏剧性的和解,以与清廷不共戴天的李愚和黄宗羲的软化作为历史标记。曾以武装抗清闻名的黄宗羲,居然因康熙的礼仪有加而改派自己的儿子助皇帝修撰明史。 在讲述了这段故事后,余秋雨写道:“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 这种解读未免太轻浮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因为满族皇帝认同了汉文化,因而汉人就失去了抵抗满族政权的正当理由,那当初千千万万为抵抗满族侵略者而死难的汉人岂不是白白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那些拒绝屈从、继续坚持抗争的志士岂不成了破坏安定团结,唯恐天下不乱的害群之马?岂不成了不希望国家强大,不喜欢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人民公敌? 日本人可是从一开始就声明要尊重汉文化的,连区区小队长鸠山都能随口念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诗句(比土八路、军宣队的水平高多了),可见别人对汉文化是何等热爱与精通,更何况日本人从不搞什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之前,日本人的方针都是以华治华,在东北,台前的是满洲国,是溥仪;在华北,台前的是汪精卫.日本人并不曾像满族人那样建立日本人自己的王朝。如果上述逻辑可以成立,那么,中国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非抗日不可呢? 撇开上述矛盾不谈,不过我们应该承认,余秋雨这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凡粗知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人,都不难体会到当年黄宗羲一类知识分子的尴尬:随着清政权的巩固,他们发现,他们原先据以反对清政权的价值基础正在迅速地消失。 我们知道,明末遗民反清抗清,最初的理由是忠于明室,志在复明。不过这个理由从一开始就不够充分。满人说得不错,大明帝国早就让“流寇”灭了,满人不过是从“流寇”手里夺得中原而已。再说,明末的腐败尽人皆知,这样的政权为什么还非要恢复不可?于是,顾炎武便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辩.顾炎武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换句话,在顾炎武看来,“国家”(state)是一家一姓之事,亡国不亡国和我们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那是肉食者操心的事;亡天下则不然,所谓“天下”是指文化,指文明,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文明遭到威胁,那就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了。这就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遗憾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现在被改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几乎颠倒了顾炎武的本意)。 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把反清抗清的理由放在文化、文明上。这个理由看上去要比忠于明室深刻得多,重要得多,但它也引出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在同一文化圈内部发生的争夺权力,改朝换代,全都成了“肉食者谋之”的事,老百姓祇是消极地接受其结果,谁赢了就归谁.这岂不荒唐?二、如果被视为蛮夷的满清政府不但不消灭黄、顾等人视为安身立命的文化、文明,而且还对这种文化、文明表现出更大的尊敬与认同,那等于釜底抽薪,消解了黄、顾等人藉以反抗的价值基础,试问,黄、顾等人将何以自处? 据说近些年来大陆兴起的清宫戏热,其实颇有借古讽今之意。按照这些人的说法,虽然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但它并不因此而停止改革,相反,中共在“六四”后还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既然如此,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转而与中共和解,支持和认同中共呢? 我读过杨鲁军在香港出的一本书《中共第三代批判》,里面写到,邓小平九二年南巡,使“六四”后的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因担心改革夭折而产生种种忧虑和失望情绪,甚至想回归毛泽东时代的人,看到国家重新走上改革和快速发展的轨道,也就从低迷的‘怀旧’情绪中走了出来,放心了。对于平息‘动乱’一直怀有不满甚至抵触情绪的人,看到共产党改革的勇气不减当年,气也就平了下来——他们意识到,与其对着干不如顺着来,还是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有步骤有秩序地搞改革比较现实。即使心没有平下来的人,现在也作出了新的选择,政治抗议不如下海捞钱.新的改革浪潮把人们引向紧张的市场竞争,原来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了,分散了,再没有时间去回味过去了的一切。‘六四’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隐退了。改革越是深入,‘六四’就越是没有什么文章可做,这样,那些走到对立面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就渐渐失去号召力,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2、成王败寇是怎样造成的? 让我们暂且放下现实,先回到历史。 其实,像黄宗羲、顾炎武们所遭遇到的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宋末元初的情况就与之十分相似。 当初,那些矢志忠于大宋王朝的汉人,满怀着无比的道德自信抗击强大的蒙古军队。他们自以为占有无可争议的道义制高点.难道不是吗?他们坚持的是正统反对的是篡夺,坚持的是自卫反对的是侵略,坚持的是文明反对的是野蛮,道理全让他们占完了,天下不可能有比这还政治正确的行为了。他们知道,也许他们会失败,甚至肯定会失败,但是他们坚信他们在道义上永远是胜利者,他们必将永远赢得人们的敬重。 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一切就都变了。他们输掉了战争,输掉了政权,到头来也就输掉了道德,输掉了人心。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但是在起先,他们还被众人敬仰,可是不久,他们就被众人冷淡,然后是被怜悯,继而被嘲讽,最后甚至被谴责。不错,死节的文天祥仍被视为忠臣烈士而受到某种尊重,但是文天祥以后仍在坚持抗元的志士们就被视为匪寇了。一个非法的强权就转化为合法的权力了。 南宋遗民邓牧,怀着无限的悲愤与沉痛,给后人留下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你赢了,你就对了;你输了,你就错了。当然,这里有个时间差,成者不是马上就被尊为王,败者也不是马上就被斥为寇。但通常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我想,当邓牧写下“成王败寇”这四个字时,他心中一定也充满困惑。他当然不能接受这句话,但是他发现自己又找不出反对它的坚实理由。随波逐流最省心,因为随波逐流本身就意味着放弃思考,放弃对原则的寻求与坚持。抗拒潮流则不然,除非你能为自己找到一种坚实的理由,否则你是不可能继续抗拒下去的。 顾炎武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给儿子信中责成儿子“无仕二姓”。这条要求多半祇有一代人的约束力。老子当过朱家的臣子,因此就不能再去当爱新觉罗家的臣子;儿子没有当过明朝的官,故而无碍于当清朝的官。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少有韧性的反抗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文化为反抗提供的精神资源祇有一代人的时效。 在中国人的政治词典里,“汉奸”是最厉害的贬义词之一,可是偏偏对这个词最缺少明确的定义.通常我们可以把“汉奸”定义为投靠异族侵略者的人,但问题是,祇要这个异族侵略者占据了中原坐稳了江山,异族就成了我族,敌朝就成了本朝,于是汉奸就不再是汉奸而成了英雄,说不定还是民族英雄呢。 成王败寇就是这样造成的:因为除了“成”和“败”之外,我们就再没有其他可以区分“王”与“寇”的标准了。 3、确立合法性概念 这就逼出了政权合法性概念。所谓政权合法性,就是为了解答“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和其他文明国家一样,政权合法性是建立在天命论或君权神授论之上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和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日本这样的神道国家相比,在古代中国,君权神授的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从史书记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到神话小说《西游记》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俗语可见一斑。这就造成了古代中国帝制的两个相反的特点:一是其脆弱性。由于君权缺少足够的神圣光环,成了人皆可欲的一份大家产,上至外戚权臣悍将,下到枭商耕夫流氓,都不乏觊觎王位之辈。在中国,从秦始皇称帝到清宣统退位这两千一百多年,改朝换代竟然多达二十几次。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是很少见的。另一个特点是严酷。既然天下都是抢来的,抢到手的人唯恐别人有样学样,篡党夺权,所以对臣民格外严加防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者相反相成,形成了既严酷又脆弱的恶性循环,愈严酷则愈脆弱,愈脆弱则愈严酷。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谓天子受命于天的“天”,不完全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它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天意常常被解释为人心、民意(所谓“顺天应人”)。这就是说,一旦君主被认为失德,失去人心,就可以被他人取代,“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么,如何来判断君主是不是有德,是不是得人心呢?从这里出发向前推进一步,本来是可以得出主权在民的观念以及再由此发展出一套确立民意的操作程序的,可惜的是古人未能作此推进.由于缺少和平竞选多数票决这种形式或规则,到头来难免不堕入暴力。不兴“数人头”,遂成“砍人头”,凡是能打赢能保住的政权就可以自我标榜为得民心,凡是没打赢或者没保住的政权就被宣判为失民心。这就又走到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路子上去了。 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治道而无政道。这就是说,古人祇提出过“应该如何统治”(施仁政)的问题,却没有提出过“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有鉴于此,新儒家极力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民主,因为祇有民主才能解决现代人关于政权合法性的要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等在1958年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宣言被称为“当代新儒家宣言”),在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同时,对西方的民主宪政表示高度赞赏.他们承认,缺少民主宪政的思想与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这并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新儒家声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民主思想的萌芽,而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发展到今天,必然要求民主建国。顺便一提,近来,国内有些学者倡议把儒家学说立为国教,而他们看上儒家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儒家的仁政学说不关心为政者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祇关心为政者如何运用权力;也就是说儒家学说缺少合法性概念,这就能给正在发愁缺少合法性的中共当局维护其专制权力提供了一条出路。这种主张在理论上是对新儒家的严重倒退,在实践中则是为专制政权效劳,故不足道。 一旦我们确立了政权合法性概念,并且把民主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我们就跳出了成王败寇的陷阱。我们坚持认为:一个政权,除非它是建立在民主之上,否则就是不合法的,无论它看上去有多强大,也无论它在某些领域有多成功。我们不能让成功成为我们的裁判。我们反对用权力裁判良心而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这并非祇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因为我们知道,祇要我们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那么我们就总有一天会控制权力,驯服权力,也就是使民主从理念变为现实。 ——《北京之春》 2006年7月号
那些仍在和维吾尔人、和各族各地独派保持距离的民运人士没想明白的,是真正值得他们全情投入的事业,正是“脱支”。 因为海外华人是需要脱支的,这是个接地气的项目。 是个能让海外民运与海外华人社区成功构建连结的项目。 华人社区最担忧的是什么? 是“排华”。 但不“脱支”,尤其是不有意识的、大张旗鼓地 “脱支”,海外华人社区就无法摆脱中共各种有形无形的控制,与现居国建立起足够深刻的精神联系和文化关联。 现实就是每次海外华人社区进行文化展示活动时,主持的大多是中共派出的官员,或直接受命于中共的所谓“侨领”,打出的旗帜,则大多是那面五星血旗——曾把“炎黄子孙”的祖坟炎帝陵黄帝陵都刨了个底朝天的黄俄政权的旗帜。 结果是不论社区中的华人是否发自内心支持中共政权,他们留在居住国原住民眼中的印象,都是他们对血旗忠心耿耿。 忠于这面旗帜的人,其实不应该算是“华人”,应该叫“支人”。 因为这些人认同的是中共党文化。 欧美列国真正该排的是“华”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范围广阔包含着无数港裔台裔新裔的“华”,该排的是“支”。 所以华人社区该脱的也是“支”。 随着中共政权放弃“韬光养晦”,在国际社会上逐渐显出其狰狞面目,令欧美各国意识到它的威胁,海外华人社区中的有识之士会日益感受到“脱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这个时候,海外的异议者如果已经完成了自身的“脱支”,是完全可以去承担满足社区相关需求的任务的。 例如王丹等人做的六四纪念馆,例如圈中有心人对中共建政前后各种暴行的纪录、反思,都可以归拢在“脱支”这个大项目下,做成协助海外华人社区进行政治“站队”,进行文化反思,完成下一代公民教育和理解支美文化差异的素材。 当海外的民运圈、反共圈肯沉下心去接地气,去满足海外华人社区对“脱支”的现实需求的时候,从海外华人社区募集人力和财力支持就不会那么艰难了。 因为“脱支”,实际上是整个海外华人圈子的最大公约数。 即使现在还不是,将来一定是。 虽然很多华人仍惑于中共宣传,以为自己在海外想生活得好需要“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但很快,随着欧美各国对中共海外活动提高警惕,对跨国镇压、情报窃取提高警惕,对高调向中共政权表忠心的海外华人侨领提高警惕,对为虎作伥的外籍支人不再姑息,生活在欧美国家的华人将因居住国政治氛围的改变而逐渐意识到,若不愿回到中共国境内生活,自己就需要“站队”。 华人社区的成员们将发现,自己真的需要通过清晰表明“不受中共操纵”的态度来重新获取现居国的信任。 真需要“脱支”。 而我们知道的,在中华沦陷区内部,各族各地也都已有无数人苦于暴政,渴望“脱支”,渴望自己能摆脱中共的人身控制和思想控制。 以及,如果你肯把“脱支”这个概念稍微拓展一下,你会发现,所有希望亿万中共国底层能摆脱中共暴政也摆脱长期被党文化思想阉割导致的巨婴状态,突破转型瓶颈实现政治现代化的人,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都是“脱支”。 所以“脱支”是什么? 是从希望摆脱中共负面影响的全球产业链诸国,到各国海外华人社区,到沦陷区内的受难民众们,到海外民运圈反共圈异议者圈子的共同愿望。 是真正的最大公约数。 是如果高扬,就能汇集最多力量的旗帜。 是一个参与者可以从讲述历史到文化反思,从经济脱钩到政治站队,从协助个人澄清政治立场到筹备未来建国的,可在各层面同时推进的复合型项目。 所以海外民运圈应该怎么做? 他们应该组建一个“脱支联盟”。 组建一个包含维吾尔人、图博特人、沪独、满独,也包含台湾和香港,包含六四一代和白纸一代,包含来自沦陷区不同年代的移民,一代二代甚至三代移民的,彼此声援但不需要有严密组织的松散联盟。 或者至少,发起一场海外“脱支运动”,掀起一场风潮,邀请每个自认为站在中共对立面的人,都来明确表达自己对“脱支”的支持态度。 既表达自己的“脱支”意愿,也表明对各族各地“脱支”愿望的支持,表明对任何人、任何族群脱离中共帝国大一统叙事之意愿的支持。 让大家有机会出来“站队”,主动站队,来交“投名状”,表达归化现居国价值观的决心,表达与中共政权割席的决心。 拒绝这么做是不明智的,继续和中共保持暧昧关系是不明智的,选择把肉身留在现居国却把精神留在中共国,不仅不明智,而且毫无意义。 这行动可以先在海外开始,从海外异议者开始,把“脱支”风潮逐渐拓展到整个海外华人社区。 再向所有能从“脱支”一事中获益的群体推进。这群体,会包括但不限于和中共有经贸往来但同时又非常需要保持与欧美政经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会包括全球华侨、华裔,以及与他们有亲缘关系、利益关连的“关系网络”。 包括所有需要在双链争持大势中与中共政权撇清关系的群体。 海外民运圈该用这种方式,为产业链阵营“扎紧篱笆”,改变如今中共可肆意渗透的状况。 也该用这种方式,重新创造出自己对海外华人社区和欧美各国的“利用价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