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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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在1995年四月三十日《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该报驻北京记者Patrick Tyler写道：这场辩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那六周期间稳健节制是否曾向激进强硬让步，以及比较激进的学生领袖是否因为不肯结束示威而破坏了学生们见好就收而宣称胜利的机会。”
#天安门事件 #学生示威 #政治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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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广场上的学生针对撤不撤，有过多次争议，还有过多次表决。这不是事实吗？一直主张不撤的李录后来辩解道，撤不撤都一样，都避免不了邓小平的大屠杀大镇压。这种说法无疑是错的，但他至少还承认确实存在着撤不撤的争议。
#学生运动 #争议 #李录 #撤退 #大屠杀 #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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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2013年12月号的《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题目是“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作者高锴，曾担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文章写到，在担任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习仲勋就大力主张言论自由，主张保护不同意见。习仲勋说：“谁都爱听好话，听赞成自己的话，但这些话很多是假话，有的是捧场，有的是敷衍应付。我们征求意见的目的，本来是为搜集各种补充意见，但是，人们一听到比较尖锐的不同意见就往往不高兴，‘你小子，拆我台！’有权的人有这种想法就很危险。”如今，大权在握的习近平痛骂那些尖锐的不同意见，是“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这话不但在意思上，而且在口气上，都正好和他父亲批评的那种态度一模一样。习近平这个儿子，实在和他的父亲太不象了。 高锴的文章写到，习仲勋说过：“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我们对党的领导人，应当热情拥护，对党的方针、政策应当坚决执行，但是对领导人的主张，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针对有人提出，要保护不同意见，但言论不能出格，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习仲勋明确表示不赞同，因为什么叫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标准很难掌握。习仲勋说：“改革之初，我在广东省工作，建议中央批准设立经济特区。当时就被一些人斥为向境外资产阶级投降。如果对现行政策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有可能改革吗？”结论很简单：仅有思想而没有触犯刑律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任何人都不能因发表不同的政治观点而处以刑罚。 我曾说，习近平不像是习仲勋的儿子，倒像是毛泽东的孙子。
#习仲勋 #不同意见保护法 #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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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纪念六四】丢替：广场史学家吴仁华的寻岸之旅
#六四事件 #纪念活动 #吴仁华 #广场史学 #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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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胡平：鄭重推薦盧躍剛的《趙紫陽傳》
#胡平 #盧躍剛 #趙紫陽 #书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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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胡平：郑重推荐卢跃刚的《赵紫阳传》
#赵紫阳 #传记 #卢跃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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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胡平：點評戴晴《鄧小平在1989》
#胡平 #点评 #戴晴 #邓小平 #1989 #书评 #政治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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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2012年秋，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原人民日报副主编周瑞金写了下面这篇文章，先是发在香港的凤凰周刊，后来又发在2013年第1期《炎黄春秋》读这篇文章，你可以知道习近平是怎样上的位，以及最初当初像周瑞金这种人是怎样看待习的上位和对习有怎样的期待。 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周瑞金 作为从业党报60年、入党47年的老报人、老党员，我参加过或关心过党的九大到十八大十次全国党代会的宣传报道，很想从历史视角谈谈十八大。 一、十八大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十八大胜利闭幕，新一届党的最高领导人产生了。党的政治局常委由九人减为七人，换了五人，政治局委员25人换了15人，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全换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换了六成以上，军委委员换了七成以上。所以，十八大最大的热点、亮点、关注点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裸退、习近平同志一步到位，全面执掌总书记与军委主席为特征的时代，我称之为开启了我国常人政治的时代。 回顾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来，一共召开过十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抗战胜利后1945年党在延安召开的七大，到建国后第七年1956年召开执政后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相隔了11年时间。从八大到文革中1969年召开的九大，中间又相隔了13年。中共作为大国的执政党，全国党代会不按党章规定召开，反映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而党的九大到十大（1973年）只相隔四年，党的十大到十一大（1977年）也是四年，都是因为重大政治事件（林彪摔死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而提前召开的。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我们党才按党章规定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走上正轨。从1982年召开十二大，到今年召开的十八大，基本都是五年一届全国党代表大会。 纵观我们党执政以来召开的十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以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八大，这五次党代会具有比较重要的特点而确立它的鲜明历史地位。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一直沿用到今天），提出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为主的正确路线，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方针，在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发扬党内民主，开启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良好开端。但好景不长，受1956年底国际形势尤其是“波匈事件”的影响，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起了变化，错误判断国际国内形势，背离了八大的路线方针。1957年由党的整风转入反右派斗争，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就开始了二十年“左”的统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折腾到经济崩溃的边缘。这都是在毛泽东主席主政的伟人政治时代发生的。 党的十二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基础上，正确总结了从八大以来正反两方面重大历史经验，首次明确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目标，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从十二大以后六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的题目都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一以贯之，坚定不移，主调不变。这就开启了邓小平同志主政的强人政治时代。 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专章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党政分开、信息公开、民主对话等具体改革要求，提出“政府主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改革方向，就是市场化改革方向。十三大还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行中央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成员差额选举（邓力群与朱厚泽被差额落选），应当说是发扬党内民主比较好的一次党代会。 党的十四大，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引下，全国兴起第二次解放思想热潮，突破“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在重要历史关头把改革开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下召开的。这次党代会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开启了老一代领导集体向新一代领导集体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交接班的先例。这两件大事确立了十四大的重要历史地位。从此，开启了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相继主政的后强人政治时代。 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转型期陷阱”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此时，机遇与挑战交织，改革与发展难度加大，利益博弈错综复杂，如何重聚改革共识，重造改革动力，攻坚克难重启改革，迫在眉睫。同时，又要开创新老交替新规范，所以引起全世界瞩目。 我们党从八大到十八大，经历了伟人政治时代、强人政治时代、后强人政治时代到常人政治时代的转变过程。大体可以说，毛泽东主政的27年（1949－1976）是领袖终身制的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主政的11年（1978－1989）是双峰制约的强人政治时代，江泽民主政的13年（1989－2002）和胡锦涛主政的10年（2002－2012），进入了老人制约的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习近平主政的常人政治时代。 在伟人政治时代，搞一言堂，搞个人崇拜，搞阶级斗争为纲，党的一个个接班人被清除掉了。党的八大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被伟人一句话就改变了；八大确立的接班人刘少奇到九大就被打倒了。而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到十大就被打倒了。而十大确立的接班人王洪文，到十一大就被抓起来了。华国锋主席短期主政属后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同志评价他没有提出自己的东西，基本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也搞一点个人崇拜，党的十一大会场挂双领袖像（十一大前党代会会场只挂毛主席像，十一大以后就都不挂领袖像了）。 到强人政治时代，党内有了一定制约，出现上世纪80年代逢单反自由化、逢双反“左”的现象。由此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政治局常委会很少开。有次陈云同志在赵紫阳面前抱怨为什么不开会时，赵说我只是大秘书长一个，你与小平同志什么时候定下开会就什么时候开。总书记变成大秘书长一个，这就是强人政治时代的特有现象。因此我们看到，在强人政治时代，党内斗争是一个个党的最高领导人被拉下来了。对这样一种现象，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领导核心”的说法，说毛主席是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他是第二代领导核心，而江泽民同志是第三代领导核心。那么，有没有第四代领导核心？他没有说，邓过世后，胡锦涛同志就不便再称自己是“领导核心”了。“领导核心”成为党的特定专用名词，这个说法没有形成党的专门决议，也没有写入党章。这样，就出现一个难题，难道说中共历史就只有三代领导核心吗？而领导核心，与党章规定的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什么不同的权力？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只有等待党的以后历史决议解释了。 进入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接班人稳定下来了，不会走马灯一样变换了。胡锦涛同志作为党的接班人，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个能够顺利接班的。但后强人时代党的领导人，都受到政治老人的制约。有的制约是正确的，如20年前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有些制约不利于新领导集体的主动担当，如军委主席延期交班。这个时期党内斗争出现什么动向？转向了政治局成员：党的十五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问题；党的十七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陈良宇问题；党的十八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薄熙来问题。而且，他们都是以刑事犯罪被处理的。 如此看来，党执政以来63年时间里，不论在什么时期，党内都充满着斗争。这种现象对执政党的科学化建设究竟有何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党对伟人政治时代的路线斗争历史经验，初步进行了总结（1981年通过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而对强人政治时代和后强人政治时代这种斗争现象，却没有作出过总结。而十八大前发生的震惊国内外的薄熙来事件，十八大上却没有一个代表发出声音，为什么会产生薄熙来案件？有什么值得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反映了执政党建设中什么样的制度性、体制性的问题？中央应当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些根本性问题，恰是党代表大会应当讨论、应当解决的问题，怎么能回避呢？ 二、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新特点、新思维 十八大开启了我们党进入常人政治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有哪些主要特点？ （一）党的最高领导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成员不是哪个人指定或由哪个人事安排小组安排出来的。而是通过党内高层一定民主程序推选出来，并经过反复协商产生的。在2007年酝酿党的十七届中央领导集体时，胡锦涛总书记就采用了民主的办法，由中共高级干部第一次自由提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中央当时在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大军区正职干部中，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符合条件的名单。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民主推荐会，当场一人一票投票，按票数多少排列，推出了十七届政治局成员预选名单，实际上也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人选提供了参考，这就是习近平、李克强同志进常委会的背景，为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积累了重要实践经验。作为这种民主选举倡导者之一的曾庆红同志，为这次党内民主选举的成功，感到特别高兴和鼓舞，坚决表示自己在十七大上从政治局常委位置上退下来，从而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交替带了一个好头，立了一个好规矩，就是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七上八下”的标准（六十八岁的退下，六十七岁可以上）。今年5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主持党内高级干部推选十八大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预备人选。规定政治局推选10人，常委推选5人。这次不像十七大那么简单，中间经过多次反复，这也是进入常人政治时代的一个特点。 （二）集体领导体制、民主工作作风、依法依规办事，将搞得更好。习近平同志不仅当选党的总书记，同时当选党的中央军委主席，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交接班中，第一次同时接受党与军队的最高权力。这就结束了老人干政的历史。这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使常人政治时代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新领导人独立主政，显示执政新风。十八大刚闭幕不久，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变化。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后，带领新政治局常委班子会见中外记者时的讲话，平实，清新，少说大话空话，不回避现实问题，多讲老百姓关心的事，显示出个性特点。此外，习近平同志就任中央军委主席不久，就决定单独为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委委员、二炮司令魏凤和一个人，举行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显示他的军委主席的魄力，不循规蹈矩的硬朗作风。近日，政治局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带头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告别。 （四）新一届领导人以习近平、李克强为主导，常委会成员的出身与背景、生长时代、知识条件、开放态度、工作阅历与经验等，都与以前领导人有较大差别。他们参加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亲身体验了社会最底层农村民众的疾苦与现实，也在与底层农民生活与工作的融合中开始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同时，与军事强人出身和以理工科、工程师背景的前领导不同，他们所读的专业多数是经济学、法律、历史及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他们治理国家的思维模式、观念及方式将会与以往有较大差别。此外，他们访问过很多国家，他们的世界眼光比较宽广。开放的心态更为强烈。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从基层一步一步往上走过来的。不仅工作上得到磨炼，积累经验，更与改革开放结下不解之缘。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他们的今天。他们的改革开放理想色彩更强烈，更懂得中国这台国家机器未来的改革重点与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 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时代的一些新思维，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是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十七届中央作的，主要总结十七届中央的工作。而主持起草的小组组长却是习近平同志。我们也可以在政治报告中品味出新领导人不同于以前领导人的一些新思维。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做了更完整的、又有切割性的表述。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毛泽东思想不能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近年来有些理论家起劲鼓吹毛泽东早就已经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毛是一直在探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发展道路，晚年犯下严重错误，与邓小平以改革开放为动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本是两回事，十七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含糊地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一起阐述，这就混淆了两者的关系。这次定位比较明确，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放在一起，作为指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来源之一。十八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的成就也做出了不同的评价。“革命”和“改造”时期的成就，是“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建设”时期的成就表述为，“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所谓的“宝贵经验”，其实就是惨痛的教训，是沉重的代价。所以，十八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明确的区分，是十分必要的。 （二）变“四个坚持”为“八个坚持”，是十八大报告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点。以前我们都只强调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虽然这次报告提到党的基本路线时也提到四个坚持，但更重要的这次是强调八个坚持：“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对如何理解这八个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为题着重加以阐述，指出八个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 （三）第一次提出了鲜明肯定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原来引起激烈争论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等，在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是被排斥在外的，虽然通过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却概括不出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成为遗憾。这次在习近平同志担任大会文件起草组组长的带领下，排除干扰，冲破阻力，终于将普世价值列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畴。明确提出“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以及“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针和理念，“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四）根据形势的发展，把原来“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改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目标”。并对新四化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经验性的科学规范。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把改变城乡二元化，推进城镇化，纳入了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部署，同时把城镇化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转变了粗放型的城镇化道路。 （五）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建设和发展总布局的高度。由过去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变成现在的“五位一体”，将生态文明列入其中。 （六）自十三大以来，第一次单列一章论述政治体制改革。这表明了全党攻坚克难推进政治 体制改革的决心，也为新领导集体预留了较大的政改空间和回旋余地。报告突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问题，提出党派协商、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等等。报告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强调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 （七）第一次鲜明提出“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问题。把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十八大报告在社会建设中突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就鲜明提出解决当前民众意见最大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要按“两个同步”“两个比重”“两个公平”的理念和原则切实加以解决。对社会体制改革，明确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这里除了社会管理体制增加了“法治保障”的内容外，还进一步细分了加快形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社会管理机制的问题。这都很具现实针对性，把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了。 （八）十八大报告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以“一国两制”处理港台关系，对促进和平发展处理国际关系等方面，也都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新观点。 （九）十八大对依法治国进一步强调了。报告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十）十八大报告更加突出强调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性，提出“亡党亡国”的警示。重申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党内组织纪律。“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了反腐败问题。他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十八大后，第一个部级干部严重违纪遭中纪委调查的，是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表现了中央反腐的决心。 三、十八大报告给习近平时代预留了哪些施展空间？ 有些专家解读十八大报告，指出一些不足。这也正是为新领导集体施展拳脚留下的空间。比如，对形势和问题的判断，危机意识和反省能力比较欠缺。十八大报告对我国国情的判断，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一判断仍沿袭1956年中共八大的提法，就没有依据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变化与时俱进，加以更准确的表述。目前理论界较为普遍认同的、也是有实证调查佐证的，应当突出对权利保障和政治参与的不断增长需求；对民生社会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平衡发展的需求，而不能以现代化建设初期一般的物质文化需要所能表达。社会建设领域“民生需要”的满足，和政治建设领域“权力腐败”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期待和基本共识。对这样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的问题，照说应该纳入到十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表述之中。这个缺陷，习近平同志在会见中外记者的讲话和在新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中加以适当弥补了。 再如，十八大报告把目前存在的问题看作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通过深化科学发展，就可以解决，而没有从体制性的内在冲突和矛盾以及基于大众的切身体验来思考和认识。其实，“发展中问题”与“体制性问题”的根本区别，是体制性问题不能仅仅依赖发展本身来解决，体制性问题带有内在结构性矛盾，必须靠整体全局的体制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来解决。经过30年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区域发展的差距拉大已经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这就提出“两个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是共产党领导与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是地方发展的多元化、不平衡与一元化中央集权体制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把手集权体制”导致政治腐败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放大，以及“一元化大一统集权体制”导致的对地方、下级多元化创新发展的遏制，这两大问题所造成的政治经济体制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实现。这就必须更加重视把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和民主法治原则，贯彻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中去。只有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和科学民主法治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资本创新竞争机制的有机结合，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等根本问题上消除这些已经显性化的体制性弊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性问题。 总的说，对体制性问题认识不足，是主要问题所在。我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不是一般经济领域的腐败，而是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教育腐败，这是体制性的腐败，不从体制着手，反腐败也只能是揭发一个，清除一个，又长一个，循环往复，不能除本。近日，河南省交通厅厅长贪腐二千多万元被判无期徒刑，是近年来河南省交通厅第四任前赴后继的腐败厅长了。这很典型地反映了体制性腐败的顽固性，和治标不治本的复发性。所以，我们要非常重视体制性问题，大力推进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体制改革。应当看到，党政不分的体制，两套系统公务员膨胀，行政财政挤占民生财政太多的问题；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农民工与市民矛盾，城乡之间矛盾，贫富差距拉大矛盾问题；一把手专权失去监督，造成公权私用、公务员家丁化、官员家属财产集聚化的问题，等等，这些体制性问题造成的危险，我认为要比精神懈怠、能力不足的危险更加危险得多。 四、怎么看“胡温新政”和薄熙来事件给习近平时代留下的财富？ 2003年底2004年初，“胡温新政”传遍国内外。当时依据的是：组织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学宪法，有依宪治国新理念；废除领导人出访送往迎来的仪式，取消北戴河夏季办公，有平民政治家风度；非典事件中当机立断撤销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有政治权威的果断；造访各民主党派，有民主政治之风；带领新常委参访西柏坡，有继承革命传统意愿；向中央全会报告政治局工作，有遵守、规范党章新作风；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有思想理论新建树。因此，“胡温新政”一时影响广泛。 综观这十年，胡锦涛作为第四代领导人的功绩，以下五点是客观存在的： 一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论。胡锦涛执政之初，就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以此来指导近十年的实践。这样，我国就从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向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转变，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扭转了多年来片面追求生产总值增长的局面，把社会建设、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创新提到议事日程的重要地位，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加快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变革。尤其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保护人权、财产权入宪，是意义重大的贡献。2002年，中国已正式加入WTO，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日益融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2012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2002年的4倍。中国超过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从38%上升到51%，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跃居世界第二，高铁里程从无到全球最长，中国企业开始不断的海外并购，中国居民成了海外旅游和奢侈品购买的主力，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 二是为中共建立党与国家领导人规范化的退休制度，为了让新一代放开手脚，减少老一代人的干政，胡锦涛毅然决然裸退，开创了领导人到站下车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先河。 三是促进了大陆和台湾和平发展新局面的发展。把两岸关系纳入到和平发展的轨道，两岸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胡锦涛做到了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以“四个绝不”开篇，展现了对台原则问题不妥协，不让步；同时积极促进国共两党高层交往，推进两岸经济合作。近期民进党领导登陆，说明了胡锦涛的对台政策和思路是成功的。对台工作的成效，是两岸同胞公认的。 四是求真务实关注民生，多元化思潮社会形成。这十年，从废除农业税，和普及业务教育免学费，到农民的医疗保险，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普通老百姓感受实惠最多的时期。同时，随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开创了网络监督新形式，推动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刻变革。互联网、微博等开创了民主监督的新形式，从一定层面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引发了人民思潮的巨变。 五是切实强化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发展军事科技成果显著。 诚然，这十年也留下遗憾和不足：一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过分强调循序渐进和顶层设计，造成政治体制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滞后。二是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进一步深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改革成了口号，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扰乱了经济秩序，滋生了腐败。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绊脚石。三是腐败愈演愈烈，群体事件越来越多，政府的公信度降低。 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创立科学发展观，提倡包容性发展，这些理论有待进一步实施和落实。这正是为习近平时代施展拳脚预留了前进的空间。 今年2月突发王立军事件，令党内外国内外目瞪口呆。接着牵出薄谷开来毒杀外国人的凶杀案，像一部离奇的电影片。最后薄熙来被宣布“双开”，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个非常具有悬念和挑战性的案件，显然与“两陈案件”（陈希同、陈良宇）不同。人们自然而然会提出两个“如果”来：薄熙来如果进入十八届政治局常委怎么办？今后政治局常委中如果出现李熙来张熙来怎么办？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薄熙来事件让我们更有远见地思考，在常人政治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交接班后，怎样加强最高领导层的团结和集中，以行使坚强的领导力，正确应对内部的干扰与挑战；同时又要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政见的问题，允许不同政见的存在与实践。这是现代执政党面临的两大问题。必须从党纪法规角度，一方面给总书记必要的集中权力，比如具有对常委会决定的特殊否定权；另一方面又要允许党内有派，允许常委会内有不同政见之争。这是常人政治时代政治局常委会建设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 此外，吸取薄熙来事件教训，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说，必须从法制上改变地方党委书记独揽大权不受制约的状况；可用保障和扩大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方式加强对地方党委书记的监督；可以独立的司法来改变各地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书记个人的情况。要保证办理刑事案件的三方主体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按法律规定相互制约，严禁任何形式的合署办公；有必要压缩和分散公安部门权力，提升法院地位，防止公安部门主导法院、检察院行使职权。同时改革司法体制，实现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为此进行配套的改革。法院审理案件必须完全公开；被告人有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必须予以保障，不得变相剥夺。 （作者为《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中共十八大 #习近平 #周瑞金 #炎黄春秋 #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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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ZT：奇人奇事：他一辈子充当反对派 九十三岁高龄，数年前车祸断了几根肋骨，又先后患上前列腺癌和肝癌，却与癌共舞，老骥伏枥，写出百万字《郭罗基访谈录》——我感受到了一种“较真的精神或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种中国人最可宝贵、最是需要也最为欠缺的理性反对派的精神” ◆高伐林 　　朋友！ 　　你听说过郭罗基这个名字吗？ 　　你读过他写的《谁之罪》吗？ 　　你还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此文一出，不胫而走，举国震动吗？ 　　郭罗基出生于1932年5月19日，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一，是他93岁的生日。一群热心人发起，在Zoom平台上举行了网络会议——并不是祝贺生日，而是因他在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郭罗基访谈录：一生充当反对派》，对其人其书进行研讨。发言者众多，不少人是与他在不同时期共同奋斗的朋友，如黎安友、林培瑞、陈奎德、王军涛、徐友渔、苏晓康、胡平、高寒……发言者还有最初专程飞到内布拉斯加州采访在那儿独居的他、促成写成此书的曹雅学女士，以及在哈佛、在波士顿与他过从甚密的梁雷等人。 📷 郭罗基是位奇人。他的诸多特立独行的故事，“维基百科”上“郭罗基”辞条简介了一二，但还有许多未及叙述，例如邓小平再三下令将他赶出北大、赶出北京；例如他不谙英语，却在哥大任教多年，在哈佛法学院担任资深研究员直至80岁退休。 　　奇人之奇，从他2020年寄赠给我的《梁效顾问冯友兰》一书的自我简介可见一斑： 小学没有毕业就上中学，中学没有毕业就上大学，大学没有毕业就当教师。 　　平生没有任何学位，自己没有学位，还要指导别人读学位。 　　当学生学的是历史，当教师教的是哲学，当研究员研究的又是法学。 　　鼓吹言论自由，反而被剥夺言论自由。 　　为追求民主而加入共产党，在共产党内却饱受不民主之苦。 　　因怀抱理想而被吸纳入党，又因坚持理想而被清除出党。从党内的异议份子变成党外的反对派。 　　在盛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搞自由化，在自由化的美国又讲马克思主义，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 　　为中国而研究，研究成果又进不了中国。 　　16岁被国民党政府列入追捕的黑名单，60岁又被共产党政府列入放逐的黑名单。 　　中国政府始而不准出国，出国后又不准回国。 📷 《郭罗基访谈录》也是奇书。上下两卷一百多万字，是他的回忆录，也是他的自传，记载了他跌宕起伏的大半生经历。 　　此前我误以为此书主要是郭罗基口述，由年轻的朋友整理成文。但研讨会上曹雅学发言披露，并不是这样，主体部分都是年已九旬的郭罗基自己用电脑打字写出的，令人惊叹！ 　　在会上，许多认识他的发言者啧啧称赞他过人的记忆力，多年前的人物、经过甚至环境，来龙去脉都讲得清清楚楚。此书也展现了他的性格，是“说大人，则藐之”的硬骨头，是敲不碎、压不服的铜豌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眼里决不揉沙子”的较真劲头，书中详细记载了他与许多人的辩论，包括对不少与他志趣相合、目标相合的人的尖锐的批评，例如黎安友、刘晓波、郑义……绝大部分他都指名道姓，不假辞色。以我有限的见闻，我要说，在海内外的专制挑战者中，他是最恪守法治精神、最坚持理性原则的一位，虽然他不脱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始终强调合法斗争，注定引起一些人的讥评。 　　我参加了这个会，应发起者的要求简短发言，整理如下。 在《郭罗基访谈录》线上研讨会的发言 （2025年5月20日下午） 　　参加这个会，首先想说的就是感谢。感谢会议的几位热心发起者；更感谢郭罗基郭老，耄耋高龄，数年前遭遇重大车祸断了几根肋骨，又先后患上前列腺癌和肝癌，但是郭老从容应对，在气势上压倒了病魔；给朋友们的信中说自己“像无事人一样，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干什么呢？还干什么呢？那就是与癌共舞，老骥伏枥，在曹雅学、王艾等人鼓动和帮助下，写出百万字、上下卷《郭罗基访谈录》。这真是人间奇迹！ 　　我还要感谢溪流出版社，二十年来，溪流在海外艰难的出版环境下，出版了多种好书，这次又慧眼识珠，毅然出版这部巨著。 　　我对郭老，远没有今天与会的许多师友熟悉，几乎没有面对面的直接接触，间接接触只有不算太多的来往邮件。（郭老书里提到：写了一篇《但愿“革命派”学会讨论问题》，送《中国时代》杂志发表，主编高伐林先生将标题改为《谁相信“革命派”会给中国带来民主？》，在1998年11月号上刊载。这篇文章也在本书中全文收录。） 　　我对郭老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拜读郭老的一些著作文章和他接受采访的记录。这次读这部《郭罗基访谈录》巨著，有机会系统地了解郭老的人生和思想，了解了他所代表的那一代独立知识分子的精神经历，更从他的视角，纵览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跌宕起伏的风云史。 　　曹雅学最开始采访郭老时，请他用几句话概括自己的一生。郭老看来是早有酝酿，当即回答说：“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生充当反对派。”——实在太精辟了！用作本书副标题，太贴切了！我从书里读到，他从小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对派，也是家庭的反对派，国民党统治的反对派；到后来，是历届掌权者的反对派、一切不公不义者的反对派，他敢于发出反对派的声音，不论面对的是中共北京市委还是国家教委，是叫聂元梓还是北大党委、南大党委，以及中国人权、独立中文笔会的某些负责人。他这个反对派，从六七岁一直当到九十三岁。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郭老算不算世界上时间当得最久的反对派、世界上年龄最老的反对派？ 　　这部书中记述了，郭罗基发起与许多人认真地又是冷静地争论，其中有些是迫害者，是阻挡中国改革进步、压制人权、破坏法治的政治对手；也有不少是朋友、是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自己人。今天我们这个会上就有好几位曾经是他争论的对象，换句话说，他也充当了这些“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的反对派。这些争论对于我来讲，都是上课，是民主法治的启蒙，理性精神的示范。什么叫“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郭老做出了生动具体的表率。 　　这部访谈录，不仅记录了他丰富的人生阅历，而且凝聚了他许多深刻的见解，我在阅读中不时地读到一针见血、一语中的、让我醍醐灌顶的真知灼见。 　　例如：中共高层为了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设计出一种口径：“毛泽东思想”被定义为正确的思想，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将毛泽东那些造成极大灾难的思想，都排除出“毛泽东思想”的范畴。郭老用一句话，揭示这种说法的荒谬，他说：“这就形成悖论：我的错误思想不是我的，你的正确思想倒是我的。” 　　再比如，书中讲述卢梭童年时，他奶奶告诉他：“不要跟着多数人去干坏事”。郭老说，卢梭的奶奶真了不起！一般人只会说：不要跟着少数人去干坏事。这不难做到；但“不要跟着多数人去干坏事”，不容易做到。中国流行的社会心理是：“跟着多数人去干坏事就不算坏事”，反正“法不责众”。 　　再例如书里还提醒：不要以为反对一个专制政权必然意味着追求民主，反对者、挑战者很可能是另一种专制，甚至可能是更坏得多的专制。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最后我想说：郭老在书中写道：“我感受到了一种精神，较真的精神或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种中国人最可宝贵、最是需要也最为欠缺的理性反对派的精神。”这也正是我对郭老其人其书的感受！他的这一教诲，我当牢记在心。 　　这个会上好像没什么人提起？——昨天，5月19日，是郭老的93岁生日。借此机会衷心祝郭老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谢谢大家！ 原文链接：
#郭罗基 #《郭罗基访谈录》 #反对派 #癌症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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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在1995年6月3日《回顾八九》研讨会上，吾尔开希说：“我们必须进行反思，就是八九民运在当时究竟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知道共产党，哎，刚才有人讲什么是极权，什么是专政，我忘了是哪一位讲的了，极权和专制的特色。那我们知道一个专制政府，它知道自己在退一步就要失败的情况之下，那么八九民运还有没有一个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那八九民运搞成这么大，那就纯粹是个泄愤运动，甚至是一个自杀式的一种壮举，但没有政治意义。而今天，六年以后我们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显然说明我们对八九民运的政治期待和对整个中国民主的政治期待还是很深刻的。不仅仅只是八九年采取一种好象殉道式的行为。我们大家显然不是以一种殉道者的地位坐在这里，而是一个民主的追求者。那么八九年究竟有没有成功的机会呢?当然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没有成功的机会，民运、政治反对运动根本就没有意义存在。我认为简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反对运动的空间就是让专制政府在退一步与镇压之间作出一种良性选择。八九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是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呢?如果刚好利用党内的这种矛盾，不是没有机会的。我认为八九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不止一次的机会。5月14日，小封也谈到，当时中断对话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出国以后我对这一点心情也是一直非常难过的。在这里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只不过我就是觉得很遗憾、可惜。中国，我们丧失了一次机会。我们在跟阎明复谈的时候，我记得柴玲也在场的，共产党的官员已经把话说到了不能再明显的程度了。就是我们在一起说，如果你们说共产党内有改革派的话，那么你们所做的也是对改革派不利。一个共产党的书记说到这种程度，我们已经认为这不仅是暗示，这几乎是明示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跟党内的改革派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是达到一个真正的我们所说的，除了殉道意义以外的政治成功。对这一点，柴玲在一开始讲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就是，经过六年以后，她确实提到了，我们应该跟党内不同的反对派及不同的派别联合。这跟你六年前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六年前，柴玲说出我们不能够介入党内政争等类似的话题。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我想原话并不重要，大概意思就是不能够介入共产党的政争。也就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六年前的感觉是排斥与以赵紫阳等等为代表的改革派合作。这是我个人的记忆，有可能有失误，如果有失误的话，我向你道歉。我也不想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那么我觉得有了这个成功的可能性，我们今天才会进行八九的回顾和反思，这才有意义。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反思可能互相非常苛刻，但我觉得意义很大。因为，如果我们不反省的话，就是我们在此再签一个什么东西，说我们八九年如何理性，如何非暴力，如何和平，这是我们屋子里人的看法，外边人怎么看?我们自己不作任何反省，别人不会觉得我们理性。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反省。”
#八九民运 #民主运动 #极权 #专制 #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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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对此说明如下：这个事情我完全清楚。 紫阳5月16日下午要见戈尔巴乔夫，16号上午戈尔巴乔夫见的是邓小平，之后下午是赵紫阳见他。赵紫阳把他下午要念的稿子口径给我看看，是外交部联络部起草的，总书记要照念的。我看了觉得没有把握，当时来了一个中 央联络部的局长，我问他：上午小平见戈尔巴乔夫，你在场吗？他说在场。我问：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小平是怎么说的？他说：小平说“最高领导人见面了，两党关系自然就正常化了”。我说这个不对，最高领导人见面，我们知道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戈尔巴乔夫知道吗？他不知道。 所以我在外交部中联部给赵紫阳起草的稿子上加了一段话，是我加的，是我的笔迹，有档案可查。我是这样加的：戈尔巴乔夫同志：今天上午你跟小平的见面，是你此行的高潮，（就是他这次访问中国的高潮）。因为我们13大有个决定，小平同志虽然退了，但是他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产。因此他在退下来以后，我们党在最重大问题上要听小平的决策。因此你今天上午见了邓小平，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恢复正常。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戈尔巴乔夫：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就是由于两党最高领导人见面，而两党最高领导人不是我赵紫阳跟你，而是上午的邓小平跟你。 我觉得紫阳必须表这个态，不表这个态，就违反了党的13大决议。因为13大以后，紫阳凡是见外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都要讲这个话。因为邓小平讲的：“全世界看中国稳定不稳定，就看我的地位稳定不稳定。”因此13大决定是要跟所有人说的，要让全世界知道的。如果不说，赵紫阳就是失职，就是没有把13大放在眼里，就是企图把自己当作最高领导人。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这样写了。 赵紫阳在见全世界各国领导人时要讲这个事情，为了实现邓小平的目的和动机，就是让全世界知道：小平在中国地位不变，因此中国是稳定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么。 后来有人说：紫阳说了这句话就是把小平抛了出去。对此我讲两句话： 紫阳这句话是对各国领导人都讲的，对戈尔巴乔夫尤其要讲，因为当时中苏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紫阳到朝鲜见金日成都要讲这个话，那个稿子也是我加了这段话。既然见金日成要讲这个话，见戈尔巴乔夫时能不讲吗？
#赵紫阳 #鲍彤 #政治秘书 #戈尔巴乔夫 #中苏关系 #邓小平 #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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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有句网络流行语：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在集体博弈中，无论是政治的、军事的、商业的和体育的，都不乏这样的事例，一方的失败，不是因为对手强大无敌，而是自己一方有人犯了重大策略失误。这一点其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只是一谈到八九和六四，很多人就矢口否认。 六四后，我最担心的就是，从此中国不会再有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了。 由于很多八九的参与者拒绝检讨策略的得失，拒绝在如何提升民运的策略上下功夫。他们要么不承认民运有策略失误，要么承认有失误但坚称那是群众运动的性质所决定，任何试图改进提升的想法都是脱离实际的、根本不可能的，从而使大多数人相信，民运就是只有油门没有刹车，就是小孩子玩火无法控制火势，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再也不会投身其中了。 30 多年过去了。在中国，大规模的、有千千万万民众参与的民主运动再也没有发生。照这样下去，今 后民运也很难发生。未来中国仍有可能发生指向自由民主的变化，但在未来的变化中，民运是缺席的，不起作用。到那时，一般人回顾八九，只会更多的责怪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网络流行语 #集体博弈 #政治 #军事 #商业 #体育 #失败 #策略 #八九事件 #六四事件 #中国 #民主运动 #民运 #策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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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赵紫阳亲临广场，一再劝学生们赶快结束绝食。可惜广场上的学生没有给出正面回应。如果在当时，学生立刻宣布停止绝食，后面的事就会大不一样。。。。
#赵紫阳 #广场事件 #学生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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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今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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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要缓和台海紧张，要和大陆对等交流，只消赖清德总统说出一句话：“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同属中华民国”——也就是把中华民国宪法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中的相关条文照着念一遍。
#台海局势 #两岸关系 #赖清德 #中华民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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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郭罗基访谈录》线上讨论会预告 发起人：曹雅学、黎安友（Andrew Nathan）、朱学渊、王丹、胡平。 时间：5月20日（周二）下午3:00—5:30（美东时间） 加入Zoom会议 会议号: 856 3255 7407 密码: 186995 最近，溪流出版社出版了《郭罗基访谈录——一生充当反对派》，上下两卷，逾百万言。 郭罗基，生于1932年，江苏无锡人，前中共产党党员。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在反右运动中，被指为“右倾”。1975年，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7年，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在北京市第七届人代会上批评北京市委。1979年，郭罗基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6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谁之罪？》，是探讨张志新案件的最著名的文章。10月，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反对因言治罪，力倡言论自由。1982年，被调到南京大学。 1989年六四事件后，郭罗基被拒绝党员重新登记，教授资格被取消，也不能上课、出国。1991年，郭罗基通过法院提出起诉，起诉国家教委和南京大学党委，首开49年以来“民告官”之先河。1992年5月，当选“中国人权”组织理事。11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作研究。1995年，任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后中国使领馆拒绝为其护照延期。现居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 讨论《郭罗基访谈录》，不只是讨论郭罗基的一本书，也是回顾和评价郭罗基的一生。 嘉宾：曹雅学、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林培瑞（Perry Link）、徐友渔、苏晓康、陈奎德、王军涛、蒋茂荣、朱学渊、张裕、梁雷、高伐林、高寒，等。 主持人：胡平
#郭罗基 #线上讨论会 #访谈录 #政治反对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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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与其担心人类造出一个厉害的机器人希特勒， 不如担心希特勒掌握了最厉害的机器人。
#机器人 #人工智能 #希特勒 #科技与伦理 #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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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程凯在文中写道——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代表总书记赵紫阳与天安门广场学生对话，要求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要给邓小平、李鹏向学生动武提供理由，并且给党内改革派一些时间，与保守派周旋、较量，但遭到学生领袖们的断然拒绝，激进的学生领袖们绝不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我的心头被80年代的改革与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将毁于一旦的强烈预感笼罩着。葬送80年代与击败赵紫阳，是邓小平、李鹏与天安门广场激进的学生领袖共同完成的。
#天安门事件 #赵紫阳 #中共中央 #改革开放 #学生运动 #邓小平 #李鹏 #政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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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庄慧良：特朗普“统一说”的联想
#特朗普 #统一说 #庄慧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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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ZT：異鄉之人歸屬何在？紐約客執行主編寫華裔移民百年史詩 《世界日报》記者曹馨元／紐約專訪 2025-05-16 2016年秋，下著小雨的一天，時任紐約時報編輯的羅明瀚(Michael Luo)與親友在曼哈頓上東區一家餐館前察看是否有空位。這時，一名白人女子與他們擦肩而過，似乎因不滿被擋路，這名女子在走過幾步後朝他們大喊，「滾回中國去！」 那時，距離川普(Donald Trump)的第一個任期上任僅有數周之隔，羅明瀚能感覺到，這個他出生、成長的國家正在被本土主義(Nativism)籠罩。有著百年移民歷史的亞裔美國人，至今仍在這片土地上被視為「異鄉之人」，而新冠疫情更激化了對亞裔的敵視；羅明瀚也開始反思，「歸屬感」之於亞裔，是否將永遠是一個無解的議題。 現任「紐約客」(The New Yorker)執行主編(executive editor)的羅明瀚在此後的數年間，從散落全美各地的舊報紙、家族史、案件紀錄等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慢慢挖掘並梳理出一部屬於華裔美國人的移民史詩。2025年4月，在川普開啟其第二任期的三個月後，羅明瀚出版了這本心血之作，「異鄉之人：華裔美國人百年間的掙扎與歸屬 (暫譯，Strangers in the Land: Exclusion, Belonging,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 躋身精英 仍覺得亞裔是他者 作為第二代台裔美國人，在2016年經歷的那次種族歧視遭遇，對羅明瀚並不算陌生。他在以白人居民為主的郊區度過童年，「在那樣的社區裡，身為亞裔美國人，你總是有那麼一點格格不入，始終帶著一種被視為他者的感覺」。 這樣的格格不入，以及少年時期運動場上偶爾帶著歧視意味的侮辱，讓羅明瀚也曾捫心自問，自己是否真的算得上是一個美國人？多年後，身為記者的他也發現，「在新聞編輯室裡，就像任何群體一樣，總是有一個核心圈子和一些局外人，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核心圈子裡的一員」。 但訪談至此，羅明瀚不願再多說曾為種族歧視受害者的遭遇。他解釋道，他父親曾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工程師，擁有博士學位，母親是一位會計師；而羅明瀚與他的兄弟則都畢業於哈佛大學。「我們的移民故事，是一段在社會階層中向上流動的旅程」，羅明瀚說，他的經歷印證了亞裔美國人作為模範少數族裔的敘事，「但這樣的故事掩蓋了許多現實，隱沒了亞裔美國人經歷的多樣性；而亞裔正是美國所有族群中，收入最不平等的」。 早期移民 被美國召喚再驅逐 1848年，加州發現了大量金礦，由此引發的「淘金熱」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淘金客，其中也包括飄洋過海而來的中國移民。接下來的百餘年中，華人大量參與了美國的基礎工程建設，如投身於第一條橫貫大陸鐵路建造的數萬名華工；也透過維權塑造了美國的憲法，如推動了「出生公民權」的黃金德。 與此同時，在美華人移民卻也世世代代承受著歧視與壓迫。「異鄉之人」以極為細緻的筆法，回溯了那些曾被美國召喚、卻又遭驅逐的華裔移民；彷彿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大浪淘沙，羅明瀚找到了常在歷史資料中被忽略的一個個性格鮮明的華裔主人公，以他們的真實經歷，帶領讀者走過這段血淚交織的時空旅程。 新冠疫情開始後，居家辦公的羅明瀚帶著妻子與兩個遠程上課的女兒，搬到加州暫住了一個月。在這期間，他翻閱了大量存儲於當地的報紙、回憶錄等史料原件，並將所有人物故事按時間軸整理排布；羅明瀚表示，自己也得益於疫情期間，各大學與研究機構對於歷史原件的電子化，為他省去不少差旅之苦。 在美國華人博物館(MOCA)舉辦的新書發布會中，羅明瀚提到，「異鄉之人」完成之際，他將每一章節分別打印，放在家中，以便再次審閱內容；耄耋之年的羅爸爸發現這些片段後，便開始一章一章讀，慢慢地竟讀完了全書，「就是那時候，我明白自己的寫作結構是成功的」。 歷史重演？異鄉人成替罪羊 紐約時報對「異鄉之人」的書評中寫道，盡管書中涵蓋的歷史迄今已有至少半世紀，但讀者能「不斷從書中找到與當今世界的呼應」。川普政府上台三個多月以來，已經將矛頭指向出生公民權、國際學生、無證移民等等，對反移民議程的熱切昭然若揭。 羅明瀚認為，在川普第二任期的施政邏輯中，殘酷彷彿不只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這包括了對移民的殘酷，對那些與他們所構想的美國形象不符之人的殘酷」。在他看來，反移民的聲浪背後，是由於美國人因經濟停滯而急於將「異鄉人」當作替罪羊，也是由於民主、共和兩黨對中共威脅的擔憂，為在美華人移民蒙上另一層陰影。 今年正好創刊100年的「紐約客」，常被視作一本屬於白人精英階層的媒體，在近幾十年中才有少數族裔編輯的加入。作為管理層一員，羅明瀚表示，多元化並不是一件能水到渠成的事，「達到真正的多元化，需要刻意而為之，也需要不懈的努力」。 在「異鄉之人」序言的最後，羅明瀚寫道，作為模範少數族裔，他有令人豔羨的學歷和工作，本以為殘酷的華裔移民史離他十分遙遠；「當我開始深入這些歷史檔案時，不知不覺被深深吸引，其中一部分原因，是這段歷史與當下的現實竟如此緊密相連。這不僅是華人在美國的故事，也是無數被當作異鄉人的移民群體的故事。這是我們多元民主的歷程，是關於『我們』的故事。」
#華裔移民 #種族歧視 #紐約時報 #紐約客 #美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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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胡平：从“文革不是什么”来看“文革是什么” 要说明“文革是什么”，我以为不妨从反面着手，先说明“文革不是什么”，然后再来看“文革是什么”。 一，文革不是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 　　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文革就是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我不赞成这种观点。 　　不错，文革和毛时代其他的政治运动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在文革中，曾经一度，毛泽东竟然号召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在那时，群众可以写大字报办小报，组建战斗队组建战斗兵团，开大会开小会组织游行以及在全国各地大串联，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旗下，群众可以对几乎各级领导干部“炮轰”“火烧”，甚至关牛棚土劳改，甚至夺他们的权。你可以说，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是文革的最大特点；但你要是以此来为文革定性，断言文革就是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那就错了。 　　因为在整个文革期间，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只是其中一段而远非全部；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论也只是其中的一段。此其一。第二，事实证明，毛的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只是权谋，毛只是把群众当工具而已，一旦用完就抛弃。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不久，毛泽东随即就发动了“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运动。这些运动实际上就是对造反派对群众的反攻倒算，秋后算账。 　　这里，尤其要谈谈“清查五一六”运动。 　　杨继绳先生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里指出：“文革中整人时间最长、受害者最多的运动是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个运动发端于１９６７年８月，高潮是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２年基本停止，直到１９７６年才不了了之。受到清查的人以千万计，整死人以１０万计。”〔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远远超过运动初期“五十天”打的反革命的数目；最讽刺的是，那些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然后被平反成了造反派头头乃至进入革委会的人，除了中学生造反派之外，几乎都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所谓“清查五一六”，实际上就是镇压造反派。这一点杨曦光（即杨小凯）早就看透了。在党中央大张旗鼓地展开“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杨小凯正戴着“反革命”的罪名在监狱中服刑。杨小凯和难友交流思想，指出：“清查五一六”就是迫害造反派。“清查五一六”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转变。杨小凯认为，“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周恩来十分积极，但发动者却是老毛。”杨小凯还说：“按‘五一六’的罪状，所有造过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实际上是个并不著名的几十个人的北京学生组织，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所以当权派可以按他们的喜好任意将他们不喜欢的人指称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来的，老毛也可以用反‘五一六’来讨好周恩来。”〔２〕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转过头来，从支持造反派变成镇压造反派呢？我以为其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当初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一伙政敌，实行大清洗，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作为工具的造反派就失去利用价值了。又由于要树立和维护所谓新生红色政权的权威，要重新确立党的领导不可侵犯的原则，这就需要约束和禁止种种“犯上作乱”的造反行为，可是群众造反本来是毛泽东大力鼓动的，毛不好公然的出尔反尔，于是他就借助于一个莫须有的口袋罪，对造反派严加打击，以儆效尤。另外，在前阶段的运动中，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冲击，现在虽然重新掌权了，但肚子里都还有很大的怨气，毛泽东要安抚他们，就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出气。而这些干部自己既然不敢直接对毛表示不满，因此也就把怨气都撒在群众身上，借“清查五一六”之名对造反派反攻倒算。 　　文革过去五十年了，可是有关“清查五一六”的背景和内幕，当局仍严格保密。这正好从反面证明，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上，林彪、四人帮并没有多大责任。仅凭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就可以断言，“清查五一六”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因为倘若没有毛的发动和认可，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搞起来，更不可能搞得这么大、这么长。此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应是这场运动的直接指挥者。因为正是周的几次讲话，把“五一六”变成了莫须有的口袋罪。外交部有一半人被打成“五一六”，而外交部一向是周的地盘，周对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情况不可能不知情。可见周下手之狠。如此说来，直到今天，当局仍然要对“清查五一六”的背景和内幕严加保密也就很可以理解了，因为它需要维护维护毛、周的形象。那些赞扬文革的人都故意回避“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一碰到“清查五一六”运动，他们对文革、对毛的一厢情愿的美化就统统站不住脚了。 　　到了文革后期的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有些地方的造反派，本来已经偃旗息鼓，这下以为又可以造反了，于是重整旗鼓，蠢蠢欲动，打算再把大字报贴上街，恢复或重建造反组织，可是立即遭到当局制止。可见，就在毛泽东仍然健在的时候，毛也不让群众再造反了。 　　诚然，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但它也是毛泽东镇压下去的。请注意，对造反运动的压制是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才大力开展的，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大力开展的，因此无论如何，你不能把这笔帐算在走资派、算在官僚集团、算在反文革路线的头上；这笔帐只能算在毛泽东本人头上，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头上，算在文化大革命头上。因此，把文革定性为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是违背事实的，是不成立的。 二，文革不是反官僚集团 　　另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文革是反官僚集团。 　　文革最怪异的一点莫过于，身为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竟然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他所领导的共产党；毛泽东本来是最大的官，可是他却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那个支撑其权力的官僚集团。不少人正是根据这一特点，把文革定性为反官僚集团。 　　不难看出，这种把文革定性为反官僚集团的观点和上面提到的把文革定性为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的观点很类似，几乎是一枚铜币的两面。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否定这种观点。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另外还有两点。一、把文革说成是毛泽东摧毁他仍是其最高领袖的党，摧毁他仍是其最大的官的官僚集团，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在当时，党是被领袖所代表的，整个官僚集团是被其最大的官所代表的。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整个运动都是以领袖的名义、因而也就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在整个运动期间，党和领袖一样都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有大量党的机关和党的官员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对党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党的名义进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党”的罪行（所谓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另外，军队的党组织基本上未受到冲击。我们知道，１９６８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进而提出“吐故纳新”，党组织广泛吸收新党员，并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由此可见，文革与其说是摧毁党，不如准确地说是整顿党，是对党的大换血、大整顿。 　　二、大独裁者都不喜欢官僚集团，然而他又深知他离不开官僚集团。在更大程度上，毛和官僚集团是一体的。毛并未打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毛时代的中国，是高度的党国一体，党政合一，因此我们可以用党来当作国家机器或官僚集团的同义词或曰党天下。我们知道，在１９６７年上海“一月风暴”时，张春桥曾提议把造反夺权而成立的领导机构叫做公社，毛泽东没同意。毛泽东说：“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３〕可见，即便在群众造反夺权的高潮期，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满天飞，在各级党委都被炮轰火烧而陷于瘫痪之际，毛泽东尚且都没打算放弃党，没打算用群众组织取代党，没打算用所谓巴黎公社取代党委，没打算放弃党的核心地位，没打算改变党天下，何况其他时候呢。 　　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４〕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更会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共产极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毛泽东是因为担心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那么顺从不那么听话了，所以才发动和利用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借群众之手完成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清洗，然后再重建官僚系统，使官僚系统成为他个人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并把造反的群众再打下去，从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三，文革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国或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 　　也有人认为，文革是毛泽东实现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是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如果要为这种观点找根据，那么最重要的根据莫过于五七指示。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封信，这封信后来就被叫做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提出，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发表文章《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５〕。文章写到，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３日，毛泽东在上海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征求他们对五七指示的意见（在座的还有江青）。 　　根据戚本禹的回忆，毛泽东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 　　接下来，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都对《五七指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随后，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七指示》作为重要文件正式下发。文件称《五七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１９６６年７月，陈伯达提出要写一篇关于《五七指示》的社论，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在起草社论纲要时，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共产主义蓝图”这个概念。陈伯达说，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８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其中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戚本禹还写到，他当初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得还很不够，没有想到《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讲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６〕 　　按理说，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五七指示》应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破”的纲领，那么，《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然而在现实中，在整个文革期间，五七指示的影响和作用却相当有限。在当时，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对毛的狂热崇拜与信仰，那种激情澎湃，热血沸腾，过来人记忆犹新，并留下大量的文字记述，还有许许多多的照片和影像。可是相比之下，对《五七指示》这个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人们给予的关注和热情，却少得很不相称。 　　如前所说，《五七指示》首次公诸于世，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人民日报》社论，当时只是公布了它的内容，还没有称之为《五七指示》。在那时，文革正处在“破四旧”的高潮，一般人的注意力都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直到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中央号召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又提出《五七指示》；可那时学生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打派仗或批判当权派，基本上连“课”都没有“复”，注意力依然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１９６８年５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为机关干部劳动锻炼的农场，取名五七干校。同年１０月，《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称“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７〕并引用毛泽东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都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虽然是以“五七”命名，但实际上不过是给当时大多数靠边站、即不在领导职位上或原来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们下放劳动、改造思想的农场，因此和《五七指示》的本意不一样，不是一回事了。 　　翻一翻这么多年来各色人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述和回忆文字，查一查文革期间影响较大的文章和大字报，看一看当年革命小将们写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提到《五七指示》的很少，大多数对《五七指示》提都没提。这就是说，即便在最狂热的年代，即便在它发布的当时，《五七指示》其实也没有显示出多么令人心醉神迷的巨大魅力，也没有在现实中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现在，人们在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时常常说：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带来那么多暴行和罪恶，就是因为它许诺了一个无比美好的理想社会；正因为目的是如此美好，以至于人们认为可以为之不择手段；为了建立人间天堂，所以才修建起古拉格。可是在实际上，那个由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宏伟蓝图，当它以具体的规划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却并不曾激起过我们的无限的向往和狂热。这就为我们反思文革、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新课题。文革中群众表现出来的狂热，很难归结到五七指示的激励。我们没有理由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实现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或曰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 四，文革主要是权力斗争，但不纯然是权力斗争 　　以上，我简要论述了文革不是什么。下面，我再来讲讲文革是什么。 　　我认为文革主要是权力斗争，但不纯然是权力斗争。 　　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犯下滔天大罪，从此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唯恐死后象斯大林一样被清算。所以毛要发动一场大清洗，以维护自己生前的权力与死后的地位。 　　其实，文革的这一性质在文革发动之初的两个重要文本里就已经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发表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文汇报上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是林彪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剧本是借古讽今，他特地联系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帝、修、反“发动反华高潮”，“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８〕这就不打自招，点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来就是害怕别人追究三年大饥荒的罪过。（毛嫌姚文没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就不但坐实了毛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做贼心虚，而且也表明了毛发动文革是为了针对党内高层同僚。）林彪的５１８讲话强调“反政变”。林彪说：“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９０岁、１００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９〕在其后不久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明确讲到，这次运动“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１０〕这就讲明文革是一场旨在维护毛的最高权力和身后地位的大清洗。 　　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但它不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如果纯粹是权力斗争，也就是说，斗争的双方在方针政策或曰路线上并无重大分歧，那就意味着在这场斗争中，无论谁胜谁败，除了对卷入权力斗争的人们的命运之外，对一般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文革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毛刘之间确有路线分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须有”，这是需要认真分清的。刘少奇真的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显然还谈不上。此其一。第二，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应当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张或理念，有的只是掩饰错误的将错就错，有的则不过是权谋或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毛提出的很多主张，要么大而化之，缺少具体规定；要么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要么虎头蛇尾，脱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经济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跃进时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证明后来刘少奇搞的是“修正主义”该否定，可是他却拿不出新的一套来取代，于是他就只好满足于提口号，增加政治运动的频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则。毛在肯定聂元梓大字报时就讲过这篇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条里明文规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可是等到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时，毛却表示不赞同。十六条中规定的全面选举只在一些单位成立文革会或革委会时实行过（当然，那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地区的革委会没有一个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夺权样板的上海市革委会）。就在１９６７年３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谈到革委会的建立，闭口不谈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而是提出由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解放军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革命干部“酝酿协商”〔１１〕。等到了１９６８年２月，红旗杂志文章干脆说“迷信选举是一种保守思想”〔１２〕。五七指示被认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张，可是这一指示并未大力贯彻认真执行，五七干校既是以该指示命名，看上去应该是五七指示的试验田，但到头来它只不过是靠边站干部的集散地罢了。 　　一直有人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为了实现他的平等理想。此说实大成疑问。且不说在五一六通知等文件中总是对平等严辞批判，其实就连毛所盛赞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远。中共在延安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供给制只惠及中共集团内部，并不包括边区的普通百姓。再说延安的供给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实味语），等级分明得很。共产主义理想是要消灭三大差别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权之后才有了城乡户口二元制，扩大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之制度化。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奥维尔的《动物农场》里的那句口号——“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再举一例，文革废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学生全数赶下农村，遇到推荐上大学和招工参军等机会，由于没有硬标准，凭藉关系走后门大行其道。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占了极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要反对走后门，这时的毛却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这实在比文革前还更不平等。再者，我们知道，关于平等主义有一个著名的悖论：一场大规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运动，需不需要领袖呢？一旦有了领袖和群众的区分，他们之间还能是平等的吗？大概没人会否认，毛时代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极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文革时代的中国，权力的不平等是举世罕见的。仅此一端，就是对毛发动强调是实现其平等理想这种说法的莫大讽刺。 　　如果上面说的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毛发动文革主要还是为了权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只是藉口，是手段。毛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１３〕但文革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破多立少，只破不立。其实这正好说明毛并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东西，他只是急于否定别人而已。 　　不少人问，如果文革的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那何必要采取文革这种形式呢？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当着刘少奇的面说：“我只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１４〕此话或许夸张，不过若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确实没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问题是，沿用４９年以来党内斗争的惯例，很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因而也就很难防止刘东山再起。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７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响遍全国，毛在接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还假惺惺地说：“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打倒一切，对刘少奇、邓小平，我的意见，在召开下次党代表大会时，还是应该选举为中央委员。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１５〕注意这个“可能红卫兵不同意”：现在我们都知道，就连“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其实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向红卫兵头头面授机宜才提出来的。这就是毛要摆脱党内斗争的成规而假借群众搞群众运动的原因。 　　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党内确有不少干部比较认同刘少奇。刘主持工作以来，颇有成效，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迟迟不敢开九大就是明证。毛的行事风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举铲除刘的体系，并借此给其他大大小小的干部一次震慑。由于要打倒的干部和陪绑的干部都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到目的。再说，毛还要大力提拔亲信和新人，而这些亲信和新人原来的职位太低，循常规不可能使他们坐直升飞机占据要津，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这种非常手段的一个原因。 ２０１８年７月９日于纽约
#文革 #毛泽东 #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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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希望之声》：台海有事 川普是否會出兵保護台灣 最新民調顯示：40%的美國人認為 亞裔不忠於美國【嘉賓】北京之春 榮譽主編 胡平先生【主持】 #薛然【實事大家談】2025年5月14日
#台海局势 #川普 #台美关系 #美国民意 #亚裔不忠 #北京之春 #胡平 #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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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问题是现在有些台湾人的去中国化太过分，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如行政院官网“族群”一页，什么族都提到了，唯独不提汉族，居然不把汉族人叫汉族人，而叫做“其余人口”。为什么人口占比96.2%的主体民族不提其族名？因为当局害怕，一旦注明是汉族，而大陆的主体民族也是汉族，那就证明了两岸的主体民族是同族，那就坏了台独的大业，那还得了！其实，在这世界上，既有不同民族组成同一国家的，也有同一民族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台湾想独立，根本用不着非把自己说成和大陆人不是同一民族。硬是要否认台湾主体民族和大陆主体民族是同一民族，实在是开国际玩笑。 附：行政院官网族群页写的是： 臺灣目前已設戶籍人口2.6％為原住民族群，另外來人口占1.2％，其餘人口占96.2％。 我國境內的少數種族、族群，包括經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與蒙藏族，而在語言上的少數種族、族群，則包括原住民族、客家族群、蒙藏族、新住民、移工等。我國原住民族共有阿美族、排灣族、泰雅族、布農族、魯凱族、卑南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及卡那卡那富族 16 族，已逾 61 萬人。 自民國80年代，隨著婚姻移民及開放引進移工，臺灣社會非本國籍人口增加，人口組成日趨多元，近30年間，新住民來自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為最多，其次為越南、印尼及菲律賓，共計60萬6,284人（76-113年）；而為因應國內經濟發展需要，於78年首度開放引進移工，迄今在臺移工已有77 萬餘人，以填補我國產業及社會發展所需基層勞動力。 政府為保障各種族、族群的生存與發展，陸續推動保障種族平等相關政策，86 年於《憲法增修條文》明定多元文化為基本國策，透過對多元文化之肯定，體現對各種族、族群文化差異的尊重，讓不同種族、族群在互為主體性的環境，共同建構為社會主流，展現我國對消弭種族歧視、促進種族平等，以及發展多元種族共榮之決心。 链接：
#台湾问题 #去中国化 #族群认同 #台独 #两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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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2个月前
胡平：台湾人的认同，一大半是别人叫出来的——近年来，台湾的好几次民意调查都表明，绝大部分台湾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只有很少一部分台湾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也很少。 对于这个调查结果，很多大陆人困惑不解。他们说：台湾人明明是中国人嘛，怎么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呢？ 其实，拿这个调查结果去问台湾人自己，恐怕他们不少人也说不清楚。 如果我去问一个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台湾人，你是哪国人？ 他回答，我是台湾人。 可是没有一个国家叫台湾呀。请问，你的国家叫什么名字？ 他回答：我的国家叫中华民国。 哦，那你是中华民国的人，自然就简称中国人。难道不是吗？ 对方也许会争辩说：不，我的国家虽然叫中华民国，我虽然是中华民国的人，但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 －－你看，这不是越说越说不清楚了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混乱纠结呢？这和“认同”这个问题的特性有关。 一个人的认同包括两方面：1，你自己认为你是谁，2，别人认为你是谁。名字这东西很奇怪，说来名字是自己取的，是属于自己的，但实际上却主要是给别人叫的。我们自己说出我们的名字的次数，远远少于别人说出我们名字的次数。我们的认同，有一半、甚至是一大半其实是被别人决定的。按照基尔.约翰逊(Jill Johnson)的俏皮说法：“所谓一个人的认同，就是，别人说你是谁你就是谁。”当绝大多数人都在把中华民国的国民叫做台湾人时，他们很难不把自己叫做台湾人。 今年1月21日，台湾网络媒体《风传媒》刊出一篇“观点投书”，题目是：“中华民国统治下，身于台湾的我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作者王苡祯是个90后的台湾台北人。作者写道，她在外国时，别人问她是中国人吗？她回答不是，她说她是台湾人。由此，她开始思考她的认同的微妙之处。王苡祯写道：“我绝对是个台湾人，这点毋庸置疑。但我是不是一个'中国'人？民族上，我继承的是汉人的血；地缘上，我出生在台湾这块土地；情感上，我的家乡是我所生长的台北市；国籍上？我惊讶地发现，除了升旗唱国歌之外，我几乎不曾想到自己是中华民国国民这件事。这让人很有罪恶感，但我为什么对'中华民国'这个名词那么疏离？”原因在于，“'中国'的意思可以有很多种，但今日的世界，这个名词属于位在亚洲大陆中间的那个老母鸡形状的国家，而不是位于台湾的我们”。既然别人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叫做中国人，那么，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民的台湾人就很难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了。如果他们说自己是中国人，别人就会误以为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即大陆人。为了表明自己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即大陆人，他们就只好说自己不是中国人，而说自己是台湾人。王苡祯这篇文章恰好说明了，台湾人的认同，一大半是别人叫出来的。 绝大部分台湾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这种情况是近来这十几二十年才出现的。早先，大多数台湾人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因为在早先，中华民国政府有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并且以中国的名义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占有席位。那时候，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讲到中国时，是指台湾。换句话，那时候，不但台湾人自己把自己叫做中国人，而且大多数“别人”也把台湾人叫做中国人，所以那时候大多数台湾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那时候，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叫做“红色中国”或“赤色中国”。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以中国的名义占有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席位，大多数国家和中华民国断交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从那时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就都把大陆叫做中国，把大陆人叫做中国人。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把台湾叫做中国而叫做台湾，不把台湾人叫做中国人而叫做台湾人了。既然一个人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别人说你是谁你就是谁”，因此毫不奇怪，台湾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就越来越少，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就越来越多了。 台湾人自我认同的变化，从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到认同自己是台湾人，那是和台湾被国际社会抛弃，成为国际孤儿分不开的。这种变化经历了一个过程。起初，大多数台湾人依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侯德健那首歌《龙的传人》在当年的台湾流行一时，可见在当时，大多数台湾人还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这个名词越来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越来越属于大陆，台湾越来越被别人叫做台湾，于是台湾人认同自己是台湾的人才越来越多起来。 可是，北韩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国际上也很孤立，在国际上，人们提起韩国，基本上就是指南韩，但是北韩人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是韩国人的认同。这又是为什么呢？第一，北韩搞闭关锁国，北韩人基本上不和外界打交道，别人怎么叫他们，他们自己听不见，不在乎。第二，即便是那些不承认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人，在讲到北韩时也把它叫做北韩－－还是有个“韩”字，即英文的 Korea。既然别人都把北韩人也叫做韩国人北部的韩国人，所以北韩人也就会依然认同自己是韩国人。 基于同理，假如国际上流行不把台湾叫做台湾，而是叫做小中国、或东中国或岛屿中国，也就是其简称中仍然有“中国”或“中华”这个词即英文的China，那么很可能，台湾人就不会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即Chinese了。当那个外国人问王苡祯是不是中国人时，王苡祯就不会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而会说；“我是中国人，是小中国的人。” 蔡英文说，新世代的台湾人是“天然独”。所谓天然独，就是说这一代台湾人，从出生起习惯于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就习惯于认为“中国”这个名词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专指大陆人，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习惯于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他们和大陆人从来没有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的感觉，也没有这样的愿望。还要提醒的一点是，我先前也讲过，从1895年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直到今天2016年，在过去这121年中，只有从1945年到1949年这短短的4年，台湾和大陆统一于同一个国家，即同属于一个共同体，而在其余的117年中，台湾和大陆都是分离的。因此，大部分台湾人对大陆的认同感本来就是很低的。 关于台湾人自我认同的变化以及在认同问题上的种种纠结，涉及的方面很多，很多人都有过分析论述。我这里只是提出，认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别人决定的。别人说你是谁你就是谁。这一点先前很少有人提到，我这里讲一讲或许是必要的。 2016/05/02
#台湾认同 #两岸关系 #身份认同 #台湾政治 #民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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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2个月前
胡平 | 联大2758号决议不能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本文要点：1、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中国和美国有两种不同的解读。若按照2758号决议的本意来看，中国的解读是对的；若按照2758号决议的文本来看，美国的新解读也言之成理。 2、在联合国的会员国中，认同美国解读的国家远远少于认同中国解读的国家，因而美国等国试图用它们对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来促成台湾获得它应有的国际地位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3、要促成台湾获得它应有的国际地位，唯一的办法是，美国等国直接和中华民国建立（或恢复）正式邦交关系。这不是用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来处理两岸关系，而是用“一国两府”即两韩模式处理两岸关系。 全文链接：（）
#联合国2758号决议 #台湾国际地位 #中美关系 #国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