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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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据我所知，刘源是因在八九期间同情学运故六四后仕途受阻，92年其母王光美带刘源见杨尚昆，在杨帮助下刘转入武警部队。在1980年北京高校自由竞选运动中，在北京师院就读的刘源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站出来竞选。他在一次答辩会上讲到自己参选的个人动机时说：“……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场场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时地漂现脑际，不让我安宁，我想任何一个曾无言地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走过唾沫和侮辱的狭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我像孤儿一样生活过，像狼一样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中诀别？谁曾亲眼见过有人往才九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着的鞭炮？大家能想像我心里的滋味。我咬着牙，一声没吭。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发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决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刘源这篇讲话收入《开拓——北大学运文选》（香港田园书屋，1990年）。

1个月前

昆德拉写到：“古老的革命的乌托邦，法西斯的或共产主义的：没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与私生活混为一体。普洛东珍爱的超现实主义梦想：没有窗帘的房子，人们在众人眼皮底下生活。啊！透明的美！这一梦想唯一成功的实现：一个完全由警察控制的社会。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我讲到了这些：普罗扎卡，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一九六八年俄国入侵之后，变成一个受高度监视的人。他那时经常和另一个知名反对派雪尼教授往来，喜欢和他喝酒聊天。他们所有的谈话都被秘密录音，我怀疑两个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在一九七零年或是一九七一年，警察想破坏普罗扎卡的名声，把这些谈话用联播形式在电台上披露。从警察方面这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事实令人吃惊；它差一点儿成功；一下子，普罗扎卡已经名声败坏：因为，在知己之间，人们什么都说，说朋友坏话，说粗话，不正经，开低级玩笑，重复，用极端的东西震惊对方来开心，表露公开场合不能承认的异端思想，等等。当然，我们都有向普罗扎卡一样的行为，和知己在一起时，我们诋毁我们的朋友，说粗话；在私下与在公共场合不同是每一个人的最明显不过的经验，正是在这一经验上建立着个人的生活；奇怪的是，这种显而易见却仍然好象不被意识、不被承认，不断地被玻璃房子的抒情梦遮住，它很少作为一种应该被捍卫的价值而被理解。所以人们只是逐渐地(因而以更大的愤怒)意识到真正令人发指的并不是普罗扎卡放肆的话，而是对他的生活的强奸;他们意识到(仿佛是受到震撼)私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作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分离这两个世界的帷幕不可触摸，摘除帷幕的人是罪犯。由于摘帷幕者服务于一个被憎恨的制度，这些人便一致被视为尤其令人鄙视的罪犯。" 切莫以为，昆德拉谴责的只是为共产制度服务的摘帷幕者；他对自由社会中出现的类似行为同样表示反对。昆德拉告诉我们： "从这个布满麦克风的捷克斯洛伐克到了法国，我在一本杂志的头版看到了布莱尔(著名歌手)的一幅大照片，那时他的癌症已经恶化，在治病的医院门口他受到摄影记者的追逐，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脸。突然间,我感觉碰到了同样的恶，使我逃离自己国家的正是这个恶，普罗扎卡的谈话用广播发表与一个即将死去的歌手遮掩自己的面孔，这在我看来属于同一世界;我想，透露他人的隐私，一旦成为习惯和规则，便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时代，它的最大的赌注:个人或脱生或消失。" 一位苏俄异议人士，逻辑学家、社会学家兼小说家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指出：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与私下场合的表现不同，这通常被视为虚伪，"但它并不只是虚伪，或者说，它常常不是虚伪。它也可能是良好教养的表现，那是一个人防止被侵犯的自卫性社会手段之一。它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离开了它，任何正常的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存在。"这就是说，通常所谓的虚伪其实未必是虚伪，而那种"以虚伪的否定形式出现的虚伪"才是真正的虚伪，"加倍的虚伪"。

1个月前

你的“大受震撼”是“宇宙大爆炸”时就被决定了的。

1个月前

2012年的今天，王立军夜闯美领馆。唱红唱到美领馆，打黑打到薄书记。下面是王立军夜闯美领馆10周年我做的一段视频。敬请浏览。1、王立军夜闯美领馆是自选动作，还是有人支招或有人做局？2、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庇护？3、薄熙来明知两会是鸿门宴为何还要自投罗网？为何不拥兵自立？4、薄熙来为何当庭翻供？5、王立军推倒了高层反腐的第一张骨牌，6、薄熙来一家也深受文革之害，为何还要走毛的路？7、习近平与薄熙来之异同。。。链接：

2个月前

中国人大常委会终止三人代表资格未涉张又侠刘振立

2个月前

ZT：玛丽耶·弗拉斯坎普：高氏兄弟——【“记者不该写自己的朋友——可是，如果朋友正在一间中国看守所里慢慢枯萎呢？”前驻外记者玛丽耶·弗拉斯坎普（Marije Vlaskamp）一直觉得，写朋友是对职业操守的不负责任。她在北京担任驻外记者十八年，结识了中国艺术二人组“高氏兄弟” 。如今，“高氏兄弟”中的一位—高兟，被关在北京附近的一所看守所里。本文作者为荷兰《人民报》（de Volkskrant）外事版编辑玛丽耶·弗拉斯坎普（Marije Vlaskamp）。本文发表于 2026 年 1 月 22 日荷兰《人民报》。】在高氏兄弟（Gao Brothers）的 Facebook 页面上，正对着我的是我自己的脸。高兟（Gao Zhen）和高强（Gao Qiang）是一对以先锋艺术著称的中国兄弟档艺术家。照片是十四年前在阿姆斯特丹新市场广场（Nieuwmarkt）拍的一张三人合影自拍。我们神情紧绷地盯着镜头，谁的脸上都没有笑意。面对这段回忆，我该点一个爱心，还是因为当下的局势配一个哭脸？现在的处境实在太让人心碎：兄弟二人中的哥哥、高兟，今年六十九岁，已经在北京（Beijing）城外的一所看守所里被关了一年半，人一点点地“耗”下去。弟弟高强如今住在纽约（New York），每天都会在 Facebook 上发一张哥哥的照片，希望公众不要把他忘记。超过五百天的未审先押之后，每一个“赞”都显得弥足珍贵。还有我点的那个爱心，因为除此之外，我再也做不了什么。《烈士法》 “别回中国。”朋友们当初这样劝高兟。多年前，兄弟俩已经搬去纽约生活。相比日益收紧的北京，那里的艺术空间大得多。尽管如此，高兟还是和妻子、年幼的儿子一起回了中国。2024 年 8 月 26 日，也就是他准备启程返回纽约的前几天，他在中国被捕，罪名是涉嫌触犯一条禁止“侮辱烈士和民族英雄”的法律，最高可判三年徒刑。所谓“证据”，据称是高氏兄弟二十多年前创作的一批作品——这意味着，这部通常被称作“烈士法”（Martyrs Law）的法律，很可能第一次被用来追溯既往。 “这当然是新闻，可我没法写。”我把这条信息转给一位同事时，忍不住这样说。作为记者，原则上不能写自己的朋友——哪怕他们自己成了新闻。个人情感会干扰专业判断：在我这里，只要跟高兟有关的一切，都自动带上了“世界大事”的光环。同样出于职业伦理，我也不能用想象去填补自己不知道的部分——比如，他那条不好使的老腰，躺在看守所水泥地上，到底有多疼。渴望朋友 2001 到 2019 年做中国驻地记者的那些年，我给自己找的“职业伦理解法”很简单：尽量不和报道对象发展出过于亲密的私人关系。相比一圈不能写的中国朋友，我宁愿拥有一个以工作为主的联系人网络。高氏兄弟出现在我生活里的那个节点，恰好是我最孤单的时候。2010 年秋天，我刚刚提出离婚申请，一位同行给我带来一本“地下一代”（dixia—the underground scene）的画册。她在北京 798 艺术区（798）淘到这本书，里面全是中国裸体身体的照片。 “阴茎、阴毛、巨乳雕塑——还能要求什么呢？我们去见见作者，高氏兄弟，这肯定能把你从情绪里拉出来。”她说。这并不是我一贯的做派，但这段友谊就这么悄悄扎了根。那天在报社，网络又瘫痪了——从批评作家刘晓波（Liu Xiaobo）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这种断网已经成了常态。刘晓波当时正在服十一次刑，根本不可能去奥斯陆领奖。此前愿意谈论刘晓波的人，一个个不再接电话。后来听说高氏兄弟把刘晓波视为“同道中人”，我就没再犹豫，抓起外套直奔他们的工作室。按说中国男人并不习惯肢体接触，可兄弟俩还没等我自我介绍，就张开双臂把我抱了个满怀。拥抱，其实已经成了他们的标志性动作：在他们发起的“世界拥抱日”（World Hug Day）项目中，陌生人——穿着衣服，或者一丝不挂——会在一个适合取景的地点，相互拥抱二十分钟。毫不妥协的作品那次热情的拥抱之后，我彻底爱上了他们的艺术。有些西方评论家觉得他们是“中式波普艺术”（Chinese pop art），嫌他们太直白，认为中国艺术应当“含蓄”。但高氏兄弟讲述“一党专政”时，丝毫谈不上含蓄。走进他们的工作室，我立刻能分辨出两类作品的不同：一边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从不妥协的创作；另一边，是许多中国艺术家靠政治图案拼贴挣钱的“懒人活儿”。那时的 798 到处是画廊，卖的尽是毛泽东（Mao Zedong）像，背景配上麦当劳（McDonald’s）标志和美元符号。这类乏味的东西几乎每个街角都有。高氏兄弟的作品却很少出工作室，因为在他们手里，这位“伟大舵手”远远谈不上光鲜。他们把毛塑造成一个萦绕梦魇的丑角。毛自称是“中华民族之母”，高强解释说，所以他们给他添上丰满的乳房——还加了一只匹诺曹式的长鼻子，用来呈现那些关于“美好新世界”的谎言。大约在 2007 年，“毛小姐”（Miss Mao）几乎占据了他们作品的整个世界：金色的毛小姐，一边自慰一边生下一条红色的龙；银色的毛小姐踩在俄国革命家列宁（Lenin）的头像上保持平衡；黑色的毛小姐端着一只头骨托盘。就算他们试着做点别的东西，一尊毛小姐也会不期而至——童年的阴影紧紧抓着他们。 1968 年，他们的父亲从机器厂下班后再也没有回家。这种事，在“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那十年政治暴力横行的年代，并不少见。高兟十二岁，高强六岁时，才知道父亲在羁押期间自杀。当时这被定性为“反革命罪行”，此后几乎决定了兄弟俩的一生。在连续多年与“毛小姐”纠缠之后，2009 年，兄弟俩觉得是时候“清算”了。那次的结果是一件名为《罪》（Guilt）的青铜雕塑：毛跪在地上，向画中他们的父母忏悔。这件作品只在私人聚会上露过脸。更多时候，它拆成几块，堆在工作室的角落，脑袋被塞进一条旧棉被里。尽量别惹事兄弟俩一直很小心。他们不想惹麻烦——光是现有作品，就已经够“招事”了，尤其是在 2008 年以后，他们慢慢不再把毛当作唯一的主角。 “国家”从未远离。2007 年起，他们隔壁就是派出所。有时，警方会直接出手——比如，当兄弟俩想去旁听刘晓波的庭审时，他们被软禁在家三天。后来我在他们名为《永远未完工的大楼》（The Forever Unfinished Building）的照片拼贴系列里，发现了一张嵌入刘晓波形象的作品。那之后，我这次工作室的造访，立刻从私人拜访变成了职业采访。当然，当我提出想在诺奖颁奖前后发表一篇关于他们与刘晓波关系的访谈时，他们明显有顾虑。 “我们还能坐在这儿、还活着，是有原因的。恐惧的感觉，常常比表达的欲望更强。”高强说。这是句好话，我当时不由得夸了一句。他们俩人都热情、朴实，身上没有我在同辈艺术家身上常见的那种矫饰。谈起如何在一个不自由的体系中坚持自由创作，他们也毫不吝啬。但写那篇访谈时，我却一直觉得不安，总怕自己把他们推到更危险的位置上。稿子一遍遍被我削弱、改软。当我意识到，自己竟然在用删改来“保护”他们原本经过深思熟虑的表达时，只能把整篇稿子重写一遍——即便在最后刊出的版本里，我的同情仍然藏不住。不知不觉间，这段友谊已经扎稳了。也许从第一次拥抱那刻起，也许是在他们把藏在角落里、被拆解得支离破碎的“哭泣的毛”指给我看的时候。或者是后来，我们一边吃着加了培根的炒菜，一边抛梗接梗、玩文字游戏的时候。高兟那种具有感染力的“豪横”和爽朗的大笑，外加高强寡言但锋利的插话，让我在他们面前完全卸下了戒备——而在很多中国熟人面前，我习惯把牌捂得很紧。这段友谊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亮点，但它也意味着，从此我再也不能写高氏兄弟的故事了——就算有一天，中国当代艺术突然成为全球头条。被捕的“艺术兄弟” 高兟于 2025 年 8 月 16 日写给艾未未（Ai Weiwei）的一封信： “记得你被捕之后，有不少记者来采访我们，问题几乎都一样：‘艾未未和高氏兄弟在我们媒体上频频出现，是国际知名艺术家。在我们看来，高氏兄弟的作品比艾未未的更“危险”。为什么他被抓了，你们却没事？’” 在那之前的几个月里，艾未未经历了一连串和当局的冲突：工作室被强拆，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尖锐评论，还拍摄挑衅性的裸体摄影作品。2011 年 4 月 3 日，这位中国当代艺术界的国际明星在北京机场被捕，对高氏兄弟来说，这无异于当头一棒。与善于运作媒体的艾未未不同，兄弟俩在公开场合都偏内向。艾未未出身艺术世家，是一位广受爱戴诗人的儿子；高氏兄弟则来自截然不同的工人家庭。在国外，他们常常被并列提及；在北京，彼此却并不常见面。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觉得必须站在这位“艺术兄弟”一边。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让他们身心俱疲。他们在第一天暖得可以坐在户外喝啤酒的春天里，对我说： “这些访谈都太短，我们怕外国人其实根本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他们一次次向我的同行解释，为什么自己还没有被抓；访谈结束，记者离开，他们又会反复琢磨。恐惧慢慢在心底扎根。要避开的那些词高氏兄弟 2011 年 4 月在新浪微博（Sina Weibo）上的一则短帖： “你怕吗？” “怕。” “那你为什么还要说话？” “因为如果连真话都不敢说，我会更怕那个自己。” 兄弟俩几乎迷上了新浪微博，这个中国版“推特”。他们的日常节奏很大程度上围着发帖转，每一条内容都打磨得像雕塑一样精致。一旦微博账号被封——这种事时有发生——他们就像失了魂。那时，他们会反复猜测，到底是哪一个词触动了审查机关。等账号被解封、问题帖被“消失”后，他们也就知道，下一次要回避哪些词。 2011 年 5 月初，他们又发了一条微博： “最近朋友见面都要问一句‘没事吧？’，所以‘保重’这两个字格外暖心。思想要保重，说话要保重，发微博要保重，做艺术也要保重。走在街上也要保重——走过广场的时候，更要保重……” 这里说的广场，是 1989 年那场民主运动以血腥结局告终的天安门广场（Tiananmen Square）。每年春天，“六四”阴影都会提前笼罩过来。兄弟俩也会提前琢磨，怎样在官方禁忌之下，纪念那个被碾碎的一代人的民主理想。 “今年能不能干脆别搞了？”看他们一遍遍纠结如何把艾未未被拘押和“1989”这两个高敏话题叠加在一起时，我忍不住这样问。这个建议显然不对味。他们无论如何都会纪念——只是，如果能在那个日期前后“刚好”待在中国境外，多好。 5 月底，我的另一家雇主——荷兰公共广播机构 VPRO——在阿姆斯特丹贝尔拉赫交易所（Beurs van Berlage）举办 85 周年庆，需要几位会说中文的嘉宾。我悄悄安排了这趟行程，还做了“预案”，准备了介绍他们作品的短片。如果他们最后被限制出境，我就打算在节日现场播放这部片子，向观众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座位是空的。出发前一晚，我睡在他们工作室里，在一尊粉红色的“毛小姐”和两捆大葱之间支起的折叠床上。那股味道熏得我直想吐。直到人坐上荷航（KLM）的飞机，胃才逐渐安稳下来。起飞前，兄弟俩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消息，说下一次更新会从一个荷兰的“自由思想者节”现场发出。可等我们在史基浦机场（Schiphol）落地再打开手机时，账号已经不见了——不是被暂时封禁，而是连同八千多粉丝一起，被彻底删除。“没了微博，中国就没人能跟着我们一起看 VPRO 的活动了。”他们说。无论我们在阿姆斯特丹拍了多少自拍，他们都没能真正高兴起来。玻璃碎片高兟 2025 年 8 月 16 日写给艾未未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我知道自己多年以前就已经走在去监狱的路上了。幸运的是，我直到去年 8 月 26 日才真正到达那个终点——但这种‘幸运’也有不幸的一面。和十年前你被捕时相比，现在的世界和中国正处在‘最黑暗的时刻’。那时，国际政要还愿意公开谈人权，当代中国艺术也是全球焦点之一，所以围绕你那 81 天的遭遇才会有那么大的声势。 “如今，这些条件都不复存在。我已经被关了一年了。虽然还有一些外国媒体偶尔提到这件事，但和当年你所引发的震动相比，不过是一出哑剧而已。” 2011 年 5 月 27 日，我们和 VPRO 团队开会做活动预案。兄弟俩设计的是一场行为表演：一整块广告牌大小的玻璃画板，将被扫帚、水和玻璃锤轮番“攻击”。VPRO 关心的，是碎玻璃会不会飞溅到观众席。我们仨担心的则是观众互动——几乎可以肯定，台下会有不少“有问题”的提问，这些问题本身就可能很危险。在一个主打“言论自由”的节日上，我们却选择了一种谨慎到接近自我审查的呈现方式，这本身带着几分讽刺。但整整一个微博账号被抹掉，已经足够提醒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现实。于是我们都更加小心——不只是对玻璃锤，也是对每一个出口的话。 “演出之后，你们有可能回不了中国吗？”观众的第一个提问就砸在心上。我负责翻译，高兟则严格照着预先商量好的“台词”回答： “我们来参加的是一个文化活动，不是政治示威，所以我愿意相信，我们可以平安回去。” 当有人问及刘晓波和艾未未时，他们就把话题引向被删掉的微博账号，希望听得懂弦外之音的观众，能理解他们出现在这个节日本身有多敏感。表演本身非常成功。玻璃整齐地塌在舞台上，露出最后的图像：一张高兟站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配文是：“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在这样一次毫不含糊的“1989”纪念之后，兄弟俩一点都不想去参加 VPRO 的庆功派对。他们急着回到电脑前，不厌其烦地用一个又一个新账号去寻找旧日粉丝。他们管这叫“转世”。几乎整个阿姆斯特丹之行，都被这件事占满。我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拖”上运河游船，坐了一个小时。至少，回中国的航班还算顺利。至暗时刻高兟在同一封 2025 年 8 月 16 日写给艾未未的信中还说： “我的律师（……）正在准备无罪辩护。他们建议，几位在各自领域内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能发一些公开声明。 “因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所以我在这封信里向你求助。（……）如果可能，我也希望你能用自己的影响力，邀请一些国际大师参与进来。（……）无论你最终作何选择：在写这封信给你的此刻，我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为此我心存感激。” 在社交媒体上“消失”一段时间后，Facebook 的算法判定我似乎对高氏兄弟不再感兴趣。结果，我错过了高兟从看守所里写出、寄给艾未未的那封信。直到好几周后，我开始不厌其烦地点开所有与中国艺术有关的内容，时间线被高氏兄弟的信息重新占满，这封信才重新跳入眼帘。做事实核查的时候，我忍不住把信里的细节拿去和几位“圈内人”分享：牢房里电视的噪音，室友们不断的闲聊；以及那种冷静的判断——世界已经变了，现在，真正还会为一位在看守所里慢慢枯萎的中国艺术家辗转难眠的人，已经不多。那种明知不可能、却仍抱着的一线希望，以及对审判一拖再拖的等待——这一切都在那四页手写信纸上，一行行地刺人。艾未未把这封信发在自己所有社交媒体账号上，没有加任何评论，夹在他关于加沙（Gaza）、乌克兰（Ukraine）、与德国媒体争执，以及自己的新艺术项目的长串帖子之间。即便是在这位“全球最有名的中国艺术家”的 X 账号上，那条关于高兟的贴文也没有“火”。 2011 年艾未未被拘押的时候，中国还是自由派思想者最爱攻击的靶子。那时，许多人仍把中国看成一块“空白石板”，相信在西方影响和批评之下，它最终也许会长成一套和我们的社会民主相似的制度。今天，这样的想法已经被普遍视为幼稚。中国不再是那个“证明民主规则”的威权例外。世界各地，专制和无法无天正在抬头，由此带来的苦难如此沉重，以至于，中国境内的人权侵犯似乎已经不再是“人类所遭遇的最坏情况”。高兟在信里写“最黑暗的时刻”，绝不是随口一说。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的报道，他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刚被关押那会儿，他还能和妻子通信，用撕碎的信纸拼成脆弱的“小作品”，记录和幼子在一起的珍贵片刻。如今，看守所里再没有任何纸条流出。连一支笔、一张纸那丁点安慰，也被剥夺了。一直以来，人们告诉我，在遥远又艰难的国家做驻地记者，是一份孤独的工作。我从没完全相信过——作为记者，我几乎总是被人群包围。一边尽力与写作对象保持适当距离，一边又要钻进他们的世界，去理解他们的知识、经历和情绪，把这些都编织进关于“中国”的大叙事里。故事讲完了，受访者也就回到那十四亿人的洪流中，和无数同样值得书写的生命一起，被下一轮报道淹没。如果没有像高氏兄弟这样的朋友，这种辗转奔波的生活，迟早会变得真正孤独。讽刺又令人安慰的是，那段我当初“破例”给自己留下来的罕见友谊，如今终究还是成了一篇报道——一篇能为高兟如今的悲苦命运，投下一点微弱光亮的故事。

2个月前

2017年11月8日，习近平和川普逛故宫。习近平对川普说，文化没有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我们这些人也延续着黑头发、黄皮肤，我们叫龙的传人。” 照此说，该有多少新疆人不算中国人，因为他们不是黑头发黄皮肤。又，只有汉人才叫龙的传人，其他民族都不叫龙的传人，所以他们都不是中国人。 ——不知习近平是在鼓吹分离主义还是准备种族清洗？ 2012年2月13日，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发表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文章，特地提醒，别盲目说我们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伤民族感情，要防止大民族主义。这个问题我早在22年前就讲过了。在 2004年的维吾尔人权研讨会上我就指出，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中共当局不得不乞灵于民族主义，然而民族主义是双刃剑。你讲你的民族主义，那就必然反过来刺激别人的民族主义；你讲你的民族传统，别人也会讲别人的民族传统；你大讲特讲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大讲特讲儒家传统，可是，象藏族维族蒙族，人家不是龙的传人，不是炎黄子孙，也不属于儒家传统，你这样讲，不是刺激人家的疏离感，刺激人家的分离意识吗？吾尔开希在脸书上写道：龙的传人是台湾人侯德健的发明，八十年代之前从来没有这个语法上怪异的名词。传人在汉语中的词义是继承者、徒弟的意思，龙的传人是什么意思，我真不懂。我们维吾尔人当然不是什么龙的传人。我补充一句：别忘了，在中国，过去，龙这个符号是属于帝王的。一般中国人的子女是不可以自称龙子龙孙的，私制龙袍就是谋反篡位，要杀头的。龙的传人，一句流行歌曲歌词而已，习近平竟然当真了。

2个月前

李志德：用文字复盘极端封控下的人道灾难——《新冠肺炎浩劫》里的中国防疫真相——发生在2019 年的新冠疫情，至今已经过去六年了。今天回头看武汉封城，很难不把这场疫情当作一块制度的试金石。这场疫情不只是检验一个城市、一次公共卫生事件，而是把整套中国式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逻辑都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检验。胡平的《新冠肺炎浩劫——一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灾难》（《新冠肺炎浩劫》）抓住的就是这一点：把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还原成一场制度性灾难，一场人道灾难。这本书的重要性，不只在于补了一本“新冠史料”，而是在于提出了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这场灾难本来能不能不发生？如果答案是“可以”，那就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不是简单的应急不力，治理失败，而是制度结构和权力逻辑出了根本问题。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新冠肺炎浩劫》的基本判断很清楚：新冠疫情在中国演变成全国性、再扩散为全球性灾难，并不是“没有办法”“来不及”，而是在最关键的时间点，政治因素压倒了专业判断。书中反复回到几个细节。2019 年 12 月 31 日，官媒第一次公开提到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到 2020 年 1 月 23 日凌晨宣布封城，整整 23 天。其间有李文亮的“吹哨”和被训诫，有武汉地方政府对外反复强调“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有各级疾控系统本可以启动但被按下去的应急机制。更关键的是，从后来公开的片段看，中央在 1 月 7 日就已经把防疫放到政治局常委会层面，“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意味着，信息不是没有上报，而是在“上报之后”被当成政治事项处理。地方官员在央视镜头前半承认“披露不及时”，半推给“需要授权”，把“依法披露”当成挡箭牌，这些细节，被书中当作证据链的一部分，用来说明：隐瞒疫情的责任并不只是某个市长、市委书记，而是整套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这一步，已经把问题从“应急管理不专业”推到了“权力结构有原罪”的层面。书名里的那句话——“一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灾难”——就建立在这样一条推理上：2003 年 SARS 之后，中国确实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网络直报系统；“不明原因肺炎”列入重点监测；还制定了一整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如果按预案办事，早启动机制、早封闭重点医院和社区、早暂停春运重点线路，疫情很可能被拦在一个城市甚至几家医院内。这里当然不可能给出一个百分之百的反事实证明，但逻辑是清楚的：专业系统原本是有条件发挥作用的，是被政治干预压制了。这种分析，把“制度责任”写在了新冠史的首页，而不是像官方叙事那样，把责任淡化在“对未知病毒的探索”里。疫情初期，舆论上有过短暂的“追责地方”高潮。市长道歉、书记调离，看上去似乎完成了一轮“问责”。《新冠肺炎浩劫》不接受这种解释。胡平的书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从地方甩锅到中央集权，究竟谁在隐瞒，谁在为隐瞒做出决策？书中把一系列公开讲话摆在一起：地方官员强调“要按传染病防治法披露，需要授权”；武汉市官方媒体提到，早在 2019 年 12 月已经向“国家卫生部门”上报；最高领导人在会见世卫组织总干事时强调“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并把时间点追溯到 1 月 7 日的常委会。把这些碎片拼起来，有一个很直观的结论：地方不是不知道疫情的严重性，而是不敢越权公开；中央不是不知情，而是把是否公开、何时公开、以何种口径公开，当成高度政治化的决策。这就牵扯到一个更深的制度问题：在一个高度集权、强调“统一口径”的体制里，一旦最高层把某件事定义为“政治风险”，所有信息、所有专业判断都会自动向上收拢，形成一个极小圈子的黑箱。对外的“报喜不报忧”，并不是某个发言人的职业习惯，而是整套官僚体系在政治压力下的集体本能。这种本能，在经济和外交领域早就存在。新冠只不过让它以最残酷的方式直接作用到了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上。从“帮世界争取时间”到“数据陷阱误导世界” 这本书的另一个重点，是讨论中国在疫情早期对国际社会的信息误导。书中引用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和美国白宫防疫小组成员的公开回忆：世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依据中国方面提供的数据和结论，在“是否人传人”“规模有多大”这些关键问题上，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都严重低估了疫情风险。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后，中国官方宣传把封城描述为一种“超出世卫要求的巨大牺牲”，强调“把病毒封在中国，为世界赢得宝贵时间”，同时强调境外病例占比不到 1%。在这样的叙事下，世界很难理解封城背后的真正含义：是失控后的被迫止血，而不是有条不紊的防线收缩。结果《柳叶刀》主编在当时公开表示“没必要恐慌”，世卫也不建议旅行限制；美国在 1 月底宣布对中国禁航，被中国官方定性为“带头不厚道”，而不是被看作对病毒传播的合乎逻辑的反应。从书中的框架看，这不是简单的信息偏差，而是一种结构性误导：一边隐瞒真实的传播规模，一边夸大自己的“贡献与牺牲”，在道义上抢占高地，却在实质上让病毒向全球扩散。这种做法，直接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所要求的“及时、准确、完整的信息共享”，也削弱了全球防疫体系的信任基础。换句话说，疫情之所以演变为全球性大流行，当然有各国自身的迟疑和失误，但“误导”这个变量，不能省略。死亡数字，是任何一场大瘟疫最敏感也最关键的指标。《新冠肺炎浩劫》对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数据提出了尖锐质疑。截至 2026 年初，世卫汇总的全球新冠死亡人数约为 710 万，而中国官方上报给世卫的累计死亡人数是 12 万。数字一摆，差不多谁都知道不对劲。书中转而引用的是中国官方专家自己说过的话。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公开表示，2022 年 12 月解封后，中国约有 80% 人口感染过新冠；又给出一个“国际平均病死率”0.08%。如果按这一组数据简单相乘，仅在 2022 年 12 月到 2023 年 2 月的两个月里，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就接近 90 万。问题在于，书中很明确指出，这个 0.08% 本身就是国外多轮流行之后的平均值，而中国在解封前感染率很低，疫苗效力又有限，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病毒。按最基本的流行病学常识，这样的群体，病死率不太可能低于“多次感染、广泛接种后的国际平均值”。在缺乏官方可靠数据的情况下，作者介绍了“额外死亡”这一通行方法：以若干年的死亡数据为基线，和疫情期间的实际死亡数对比，超出部分就是“额外死亡”。再从中剔除交通事故减少等因素，可以粗略推算出与疫情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死亡规模。书中提到，少数地方民政或殡葬部门一度公开过火化遗体的数据。比如某省 2023 年一季度火化数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七成以上，某县级市上半年火化数同比增加近八成，另一个县的殡仪馆 2023 年前五个月火化数比上一年同期翻倍还多。这些数据很快被删除，却被媒体和网民截屏保存。根据这些零星数据所做的推算，疫情海啸期中国“额外死亡”至少在四百万以上，上限甚至接近六百万。再加上早期各轮疫情的死亡，实际新冠死亡数很可能在全球名列前茅，而不是官方数字所呈现的那种“罕见低死亡率”。在这里，这本书并没有给出一个唯一“正确”的数字，而是把各种环节、各种矛盾摆出来，让读者看到：死亡数据本身就是一场政治博弈的产物，是权力如何定义“生命价值”的试金石。极权制度如何“强行进入”人的身体《新冠肺炎浩劫》这本书，不是就新冠疫情谈新冠。胡平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把对疫情的讨论的焦点放到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上，把对新冠疫情的上市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疫情之后，这几年国内外有不少关于中国抗疫的研究。国内的官方叙事强调“人民战争”“制度优势”“举国体制”；国外的一些学术研究则从“国家能力”“威权优势”“社会动员”等角度分析。与这些路径相比，《新冠肺炎浩劫》有几个显著不同：首先是时间线的重点不同。很多研究以 1 月 23 日封城或之后的“清零”时期为重点，对此前的隐瞒、误导带过。胡平把笔墨压在前期失误上，强调“关键窗户期”如何被浪费，如何把可控疫情拖成全球浩劫。其次是责任指向不同。传统说法往往通过“某些地方官员的不作为”来解释延误，再用中央的“果断决策”来完成一种内部叙事闭环。《新冠肺炎浩劫》则坚持追问：如果地方从一开始就向上报告，如果中央 1 月 7 日已经“亲自部署”，那延误到底产生在什么环节？为什么直到 1 月中下旬，公众仍被告知“可防可控”？这种追问，把中央也纳入责任版图，而不是“高层英明、基层犯错”的旧套路。再次是评判标准不同。很多研究习惯用“控制住疫情”作为唯一尺度。《新冠肺炎浩劫》则把人权、透明度、制度纠错能力纳入评价：防疫手段是否尊重个人自由？信息是否公开？是否存在有效的追责机制？这些问题，决定了同样的封控措施在不同制度下意味着什么。正因为如此，《新冠肺炎浩劫》不只是一本关于“如何评估防疫成败”的著作，更像是通过新冠疫情的灾难透视“一党体制本质”的政治分析专著。疫情是病毒引起的，但人的死亡规模、死亡结构、谁先死、谁被忽略，却高度依赖制度。简单地说，制度决定三件事：谁有资格发出警报，谁有权修改数据，谁在灾难中可以被牺牲。疫情初期，网络直报系统失灵，不是技术坏了，而是专业判断必须服从政治顾虑；疫情中期，封城、“动态清零”等极端措施下来，不是经过透明、公开的风险—收益讨论，而是少数决策者拍板，基层“执行到位”就好；疫情后期，关于死亡数字的争议，关于火化数据的删除，说明连“记住谁死了”这件事，都要服从政治叙事需要。政治制度就这样一步步进入了每一个人的身体。谁能上 ICU，谁被挡在医院门外；谁能居家隔离，谁被拉到方舱；谁的慢性病在封控中得不到治疗，谁在失业后陷入绝望。这些都不是单纯的“防疫技术问题”，而是制度如何分配资源、如何对待人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异，表面上看是“防控模式的不同”，背后却是制度逻辑的冲突。如果说数据、曲线和制度逻辑都还显得抽象，那么“大白”的形象就是最具象的记忆。防护服本是医护人员的防护装备，在中国的疫情现场，它却很快变成了一种权力制服。身着白色防护服的人，既可能是医务人员，也可能是街道干部、小区志愿者、公安干警、城管队员。他们进楼、查码、拉人、封门，甚至搬走居民的物品、拆锁、焊死单元门。在这些场景里，可以看到一种熟悉又陌生的东西：国家权力直接进入家庭、进入卧室、进入每一扇门口。过去这种权力往往藏在公文、印章、会议记录里；疫情期间，“大白”成了它的行走符号和国家意志强行进入人的身体的通行证。对不少人来说，“大白”既带来短期的秩序感，也带来了长期的心理创伤。孩子被深夜拉到隔离点，父母被隔离在不同区；老人在封控楼里发病，120 迟迟不到；有人因为未按时做核酸被粗暴对待，有人因为“黄码”“红码”被当场驱逐。这些都被书中看作是“极端防疫手段”在人身上的具体表现。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权力在缺乏制约时的自然流向。极端防疫对权利与秩序的冲击对武汉封城，有一个常见说法：虽然早期隐瞒有错，但一旦封城，中国就做对了，是用重手段把疫情摁住了。《新冠肺炎浩劫》对这个说法，给出了另一种视角。封城不是“漂亮的重拳”，而是“前期失误之后的绝望止血”。如果在 2019 年 12 月底到 2020 年 1 月上旬，信息能及时公开，病毒传播路径能尽早追踪，重点医院和社区能尽早采取防护，春运大规模人口流动能及时收缩，那么防控手段未必要走到“整座千万人口城市被按下暂停键”的程度。封城本身当然具有一定的防疫效果，尤其在病毒传播已经处在指数级扩张阶段时。但问题在于：前期的延误，正是由政治干预造成的；封城的尺度和时长，没有透明的风险评估和决策过程；封城给医疗、经济、社会心理带来的二次伤害，没有被充分讨论，只是在宣传口径里被一句“举国动员”覆盖。从这个意义上说，问题不只是“封城有没有必要”，而是“为什么前期错过了可以不用封城的窗口”“为什么封城的权力可以不受约束地扩散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疫情早期，国际舆论中一度出现过“威权防疫更有效”的论调。中国的“动态清零”和欧美的“放开共存”被摆在天平两端比较。《新冠肺炎浩劫》对这种简单对比保持警惕。一方面，中国确实在 2020—2021 年通过大规模封控、全民核酸、跨省隔离，把表面的感染数和死亡数压得很低。这让很多人产生了“体制优势”的幻觉。但另一方面，欧美国家虽然混乱、迟钝，有政客轻视疫情，有制度扯皮，有资源不足，却有几个基本底线：疫情信息大体公开，媒体和学界可以持续质疑和纠错；封城、封校等极端措施，需要经由立法或司法程序，经由社会争论；即便错误频出，公众可以在选举中对决策者进行惩罚。中国的做法则恰好相反：前期隐瞒、后期极端、再后期突然“躺平”，信息流动始终被牢牢握在党国手里。防疫政策为了展示“体制优越性”，不断往极端走，“一刀切”“层层加码”成了常态。所以，表面上是“谁的死亡数字更低”的比较，背后其实是“谁的社会更愿意为人的尊严付代价”的问题。欧美确实为迟缓和混乱付出了高昂伤亡，但防疫策略的变化是在公开争论中推进的；中国则选择了用封城、用“清零”来换取政治上的“胜利”，同时把很多看不见的死亡、恐惧和创伤压在社会底层。极端防疫手段最直接的后果，是对基本人权的损害。行动自由、居住自由、通信自由、隐私权、身体自主权，在封控和“清零”过程中被一次次压缩。更深一层的冲击，在文明秩序上。在正常的文明秩序下，国家权力即便在紧急状态，也需要接受程序约束，需要与独立司法、媒体监督、社会组织形成某种制衡。这些机制不保证完美，但至少让权力不会无限扩张。中国在疫情中的防疫实践，则把“紧急状态”常态化，把“例外”变成“常规”。健康码、行程码、集中隔离、社区封控、跨区域拦截，很多技术本身可以用于公共卫生，但在缺乏制度边界时，很容易延伸为长期的社会控制手段。这种社会控制手段对文明秩序的挑战，在于一旦社会接受了“为了安全可以牺牲一切”，未来在其他领域——例如反恐、维稳、经济危机——类似的逻辑就很容易被复制。新冠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场：证明只要掌握足够多的数据和足够强的强制力，就可以让一个十几亿人的社会在短时间内静止甚至停摆。世界如何面对一个“没有底线的权力” 《新冠肺炎浩劫》由台湾的出版社出版，作者胡平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对中共体制有长期观察。这本书用中文写作，核心读者是中文世界的人。这一点很关键。新冠疫情的全球史，当然可以由世界卫生组织、各国政府、国际学者来写。但中国这部分历史，如果只由官方叙事和外部观察者来撰写，很多细节、很多感受会被抹平。像火化数据的异常增长、地方统计报表的突然消失、“大白”在村镇里的具体行为，这些都是中文信息空间里的碎片，需要有人去收集、比对、整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冠肺炎浩劫》是一种中国本土解读的尝试。它既不接受“制度自吹”，也不满足于“外部批评”的刻板印象，而是从中国自己的制度历史出发，把这场疫情放回 2003 年 SARS 以后的长时段治理轨迹中去理解。新冠不仅是中国的事，更是一个全球制度压力测试。当一个大国在疫情早期隐瞒信息、违反《国际卫生条例》，在疫情中期采取极端封控、动员机器把权力压到每个小区，在疫情后期遮掩死亡数字、删除关键统计，世界如何应对？这本书给出的答案不是一套现成方案，而是一种警告：不能再单纯依赖“国家自报数据”，必须强化独立的国际监测与核查机制；不能只看“疫情控制效果”，而忽略控制过程中的人权代价；不能允许任何政权用“主权”和“内政”无限扩大豁免，逃避跨国公共卫生规则。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说，新冠是一堂课。如何在尊重主权和维护全球公共利益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如何让像《国际卫生条例》这样的规则真正有约束力，而不是道义宣示，这些都需要新的制度设计。《新冠肺炎浩劫》已经把许多关键问题提出来了，但还有不少地方有待进一步研究。其一，是更细致的社会史。疫情期间，医护人员、基层干部、普通居民、外来务工者、老年人、儿童，各自面对什么样的风险和抉择？不同城市、不同区域的封控方式有何差异？这些需要大量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才能补上。其二，是与其他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系统比较。例如，同样采取强力封控的国家，其制度结构和社会反应，与中国有哪些相似和不同？同样经历高死亡的欧美国家，在信息公开、制度纠偏方面又体现了哪些机制？其三，是疫情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长远影响。产业链外迁、地方政府债务、青年失业、教育断档、心理健康，这些都和极端防疫政策直接相关。要理解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中国，这些后果不能忽略。其四，是中国社会内部的记忆与叙事之争。官方如何书写这段历史？民间还愿不愿意、有没有条件保持自己的记忆？“白纸运动”这样的事件，如何被嵌入更长的政治史叙述？这些，都不是一本书能一次讲完的。《新冠肺炎浩劫》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掌握了某个“绝密内幕”，而是因为它做了一件看似简单、却很少有人愿意做的事：把新冠疫情当作一面镜子，逼着人们再一次正视中共政治制度的基本逻辑。在这面镜子里，可以看到权力如何对信息下手，如何用“防疫”的名义扩张，如何在统计表上擦掉死亡，在宣传口径中改写记忆；也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在恐惧和疲惫之中，如何一步步习惯于例外状态。《新冠肺炎浩劫》这本书提出的追责，不只是对某一级政府、某几个人的追责，而是对一种制度的追责。它提醒人们：如果不把这种制度性问题说清楚，下一个危机到来时，故事只会重演，而且代价更大。对今天想要认真理解中国文化、历史、政治和经济的人来说，这样一本从疫情入手的对中国极权制度深度解剖的书胡平：《新冠肺炎浩劫——一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灾难》，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24年8月胡平：《武汉封城六周年：不应放弃追责这场历史性的大灾难》）, Jan. 23 2026. 中国民间档案馆首发。链接：

2个月前

又见有人说西方的虚伪。重贴旧文：自由主义与虚伪（胡平）——（1）笼统地反虚伪，常常引出比虚伪更坏的结果。自由主义的敌人通常并不直接反对自由，相反，他们常常作出比自由主义还更爱自由的姿态，回过头来指责自由主义名不符实，指责自由主义的虚伪或曰伪善。这种指责倒不是毫无根据。正如美国学者史珂拉（Judith　N．Shklar）所说：“因为自由主义取得的道德成就不如人意，故而被各种人——自由主义的友人和敌人，尤其是自由主义的友人——批评为虚伪（伪善，hypocrisy），事实上，很多自由主义的敌人就是对它失望的友人。”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由主义与虚伪的关系。长期以来，共产党一直向我们灌输，说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是虚伪的。好，就算这种批评也不是毫无根据，那又怎么样呢？共产党专制和法西斯专制敢情倒是不虚伪，那不是更坏吗？虚伪也许不好，不虚伪就一定好么？有些不虚伪不是比虚伪还坏得多吗？不分青红皂白地反虚伪，不是常常引出比虚伪本身还更坏的结果吗？拉罗什福科尝曰：“伪善是邪恶向德性所表示的一种敬意。”邪恶要装出有德性的样子，这说明邪恶自知理亏心虚，这说明邪恶知道邪恶若不加掩饰就在社会上吃不开，这说明社会上存在着来自德性的巨大压力，所以伪善实际上是邪恶向德性表示敬意。因为伪善者不敢公然否定德性，不敢公然表现邪恶，所以，我们或多或少就能找出办法对付伪善者，战胜伪善者。在许多童话故事和民间故事中，弱小的一方，凭着聪明机智，巧妙地利用伪善者的伪善，也就是利用伪善者不敢公然为恶这一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你的伪善外衣反过来限制住你作恶的手脚，到头来战胜了强大的伪善者。要是邪恶者连伪善都可以不要，公然行凶作恶，那岂不更糟糕吗？（2）在专制社会里，连虚伪都是虚伪的如果说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存在着虚伪，那么专制社会呢？毫无疑问，专制社会里也存在着大量的虚伪。专制者口口声声说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大的民主。这不是虚伪吗？这是虚伪，但它不只是虚伪，因而它不一定是虚伪，它常常连虚伪都算不上。在专制下，连虚伪都是虚伪的。这话有两层意思。其一，虚伪之为虚伪，在于虚伪者虽然自己知道自己是假的，但他总指望别人信以为真。如果别人也都知道你是假的你却还要装假，虚伪就失去了虚伪的意义。专制者的虚伪正是失去了虚伪意义的虚伪。专制者假冒为善，他知道自己是恶不是善。民众起初误以为他是善，不过后来很快就明白了他不是善而是恶。可是，这并不妨碍专制者继续假冒下去，也并不妨碍民众继续做出相信专制者的样子。这就是鲁迅说的“做戏的虚无党”，这就是犬儒主义。在专制社会，流行的不是虚伪，而是犬儒。我们说专制下的虚伪不是虚伪，专制下的虚伪都是虚伪的，还有一层意义，而且是更重要的一层意义。那就是说，专制者其实并不虚伪，他们动不动就自己亮开虚伪的外衣，露出狰狞的本来面目。我早就讲过，“专制统治的特征是暗示：它公开说的并不是要人们当真相信，而它要人们当真相信的它绝不公开地说”（《哲思手扎》）。所谓暗示，就是以间接的方式传达某种不明言的信息。暗示和一般所说的欺骗不同，两者都是给出一个不真的信号，但欺骗者的目的是要你信其为真，相信他说出的东西，而暗示者的目的却是要你心照不宣地知其为假，是要你去相信另外的某种东西。好比挂羊头卖狗肉，虽然有羊头作招牌，但是店家和顾客都知道这不是羊肉铺子而是狗肉铺子。小人装出君子的摸样，我们称他伪君子。一般的伪君子是希望别人把他当成真君子，而共产党这个伪君子则是要人们心照不宣地知道他不是真君子，要人们心底里都明白他是真小人。你还能说共产党仅仅是伪君子么？你还能说共产党是伪君子么？举个例，我们说卖假古董者是骗人的，那是说他希望别人把假古董当成真古董一样买回去当真的一样供奉起来。可是我们说共产党的宪法是假的，是骗人的，那是不是说共产党希望人民把宪法当成真的去实行、去兑现呢？当然不是，要是人民都把宪法当成真的去实行去兑现，共产党就麻烦了。事实上，共产党最不希望、最害怕人民把宪法当真。可见专制者的骗人都是骗人的，它的虚伪都是虚伪的，可见专制者的问题还并不是个虚伪的问题。如前所说，如果一个社会存在伪善或虚伪，那可能不是坏事，因为它意味着善的理念在这个社会里占上风，意味着大多数人还相信善，坚持善，意味着善在这里还真有力量，所以才逼得恶也不得不假冒为善方敢登场，意味着恶还不敢公然为恶。民主社会存在着虚伪，那正好证明民主的真实，民主的实在。共产党新左派老左派都攻击民主选举的虚伪性，攻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虚伪性，指责它们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这话放在共产党掌权前恐怕还有人信，因为那时的共产党是在野党，是穷人党，在民主选举和自由辩论中赢不了，就怪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虚伪”。如今的共产党自己成了统治者，成了有钱人，照理说就该乐得接过自由民主，伪善一番，那又何苦拒之千里，害怕得如同洪水猛兽呢？1981年，针对着党内开明派和民间自由派提出制定出版法的要求，陈云作出内部批示明确拒绝。陈云批示道：过去我们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和国民党作合法斗争，现在，我们决不允许别人也利用这样的东西和我们作合法斗争。由此可见，对于自由民主——哪怕是当年国民党那样残缺不全的自由民主——的真实性，中共专制者及其辩护士从来就心知肚明，坚信不疑。这就使人想起王朔的一段趣谈。在回敬别人关于痞子文学的批评时，王朔把自己的战法和盘托出：“王朔的战法也很简单，你们说我不是东西，你们有一个算一个也都不是东西，可天下没一个是东西的。”当然，只说到这一步还不够，因为它只算打个平手，把对方矮化了，自己并没有显得高大。王朔接着写道：“王朔的优势也仅在于抢先一步宣布自己是流氓，先卸去道德包袱，还落个坦诚的口碑，接着就对人家大举揭发，发现一个人小节有亏就指其虚伪，就洋洋得意，就得胜还朝。”这和共产党对别人指控它专制独裁反唇相讥的战法不是很相似吗？王朔战法之所以能产生一定效果，关键在于，一般人常常不假思索地认定真比假好，坦诚比伪饰好。既然天下本无君子，大家都是小人，因为真比假好，因此，真小人就比伪君子好。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正确的逻辑是：假如大家都是小人，这就尤其需要提倡虚伪，用人为的善去限制天性之恶（伪字拆开即“人为”）。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正因为人性是恶的，若任凭其表现泛滥，社会必将陷入暴乱，所以必须“化性而起伪”，用人为的方法（礼义法度）予以掩盖，予以约束。这就是文明。按照荀子，文明就是伪，伪就是文明。休谟明确指出，虚伪常常是社会共同责任所必须，没有虚伪就不可能有人类世界。（3）好制度使恶人伪善，坏制度使善人伪恶常听一些在美国的中国人抱怨，他们说美国并不象它标榜的那么种族平等，种族歧视现象还是时有所闻，至于在私下里抱有种族偏见的就更普遍了。所以他们忿忿地说，美国人标榜的种族平等实际上是虚伪的。这种抱怨当然是有根据的，但可惜把事情的逻辑顺序给说反了。正确的说法是：你看，在美国，有那么多人在骨子里抱有种族偏见，但是公开表现出来的种族歧视却并不太多，而且在制度上法律上几乎做到了种族平等。这该是多么不简单。如果你要说这是虚伪，这种虚伪岂不是很好吗？要是这么多怀有种族偏见的美国人把他们的偏见都赤裸裸地表现为公开的种族歧视，还要把这种歧视公然写进法律定成制度，“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敢情倒是不虚伪了，那岂不是更糟吗？我这样讲，并不只是要把“屡战屡败”换成“屡败屡战”。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对人类社会持一种清醒的、现实的态度，正视人性的种种弱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要让世人彻底克服种族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想想你自己和你的朋友有几个能做到），我们充其量只能建立一种肯定种族平等的制度和法律，形成一种肯定种族平等的主流舆论，从而限制种族歧视的恶性发作，减少公开的种族歧视现象。如果你考虑到怀有种族偏见的人是那么多，真正不带种族偏见的人是那么少，而这优秀的少数居然能成功地说服多数，把他们的正确主张变成法律，形成制度，而且还造成主流舆论，使那些心怀偏见的人即便暗地里不以为然表面上却不得不随声附和，即便要搞种族歧视也不得不披上其它冠冕堂皇的外衣而不敢公然为之因此大受限制，你就该知道这是人类理性多么了不起的胜利，你就该为之惊讶赞叹了。既然一般人的种族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顽劣难除，种族平等的思想又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呢？那无非是利用了人性中的虚伪或曰伪善。一般人在外表上总想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好些，更公正些。或者说，一般人性格中都有两面，而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迫使那些本来不好的人也不得不表现得稍好一些。坏制度是迫使好人也不得不违背本愿地做出坏的表现，好制度则是迫使坏人也不得不违背本愿地做出好的表现——这就导致大量的伪善。可见，伪善是好制度的产物。基于同理，坏制度则导致大量的伪恶，许多批评家都说中国人很坏很丑陋，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儿女批斗父母，老婆揭发老公，现在则是全民腐败，缺少公德，我说中国人的坏大半是让坏制度逼出来的，是“伪坏”或“伪恶”。（4）从礼貌看虚伪的必要和理由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句话当然有问题，如果善全是装出来的，人性只有恶没有善，人又何必装出善的样子？装给谁看？装有何用？野兽性恶，所以野兽之间弱肉强食从来不打出善的旗号，野兽从来不虚伪。由此可见，伪善之所以存在，固然是因为人性中有恶的一面；但伪善之所以必要，恰恰是因为人性中有善的一面。伪善既是以恶的存在为前提，更是以善的存在为前提。其实，荀子的话无非是说明，有些善实际上是伪装出来的，它不是真善，但这种伪装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这正体现了文明的价值，文明的意义。在政治中，某些掩盖、装饰是不可少的，恰如在日常交往中礼貌是不可少的一样。思考礼貌，我们很容易懂得为什么虚伪有时是必要的，是有存在的道理的。在台湾的一次选举中，某候选人攻击另一位政治人物“长得象猪一样”。有人说这是侮辱。这位候选人振振有辞地辩解道：“这不是侮辱。他长得本来就象猪嘛，我只不过是说出一个事实而已。” 难道这位候选人小时候就没听大人教过不要拿别人外貌来取笑吗？如果有人针对天文学家霍金的残疾出语嘲笑，如果有人针对特蕾莎修女的外貌说挖苦话，试问，一切有教养的人该作何反应？在中文里，“文明”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文化，如“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一是指礼貌，如“言谈举止要文明”。英文也差不多，英文里的civilization、civilized也有这两种含义。可见，文明就是文明，文明始于文明。文化就是有礼，文化就是从讲礼貌、讲礼开始的。文明之邦就是礼仪之邦，礼仪之邦就是文明之邦。不礼貌就是粗野，也就是不文明。一旦人们把粗野无礼说成坦率，说成有“真性情”，例如在文革中，对温良恭俭让嗤之以鼻，言谈举止皆以大老粗为荣，我们的文明就芨芨可危了。（5）以虚伪的否定形式出现的虚伪等于加倍的虚伪在生活中，我们都讨厌搬弄是非的人。搬弄是非之可鄙，不但在于它常常加油添醋，就算它不加油添醋也是坏的，因为它破坏了人们在私下正常交往的基本默契。俗话道：“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无人说？”你把张三私下讲李四的坏话再转告李四，哪怕原封不动、一字不差，这也是搬弄是非。“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昆德拉写道：“古老的革命的乌托邦，法西斯的或共产主义的：没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与私生活混为一体。普洛东珍爱的超现实主义梦想：没有窗帘的房子，人们在众人眼皮底下生活。啊！透明的美！这一梦想唯一成功的实现：一个完全由警察控制的社会。” 昆德拉继续写道：“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我讲到了这些：普罗扎卡，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一九六八年俄国入侵之后，变成了一个受高度监视的人。他那时经常和另一个知名反对派雪尼教授往来，喜欢和他喝酒聊天。他们所有的谈话都被秘密录音，我怀疑两个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在一九七零年或是一九七一年，警察想破坏普罗扎卡的名声，把这些谈话用联播形式在电台上披露。从警察方面这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事实令人吃惊；它差一点儿成功；一下子，普罗扎卡已经名声败坏；因为，在知己之间，人们什么都说，说朋友坏话，说粗话，不正经，开低级玩笑，重复，用极端的东西震惊对方来开心，表露公开场合不能承认的异端思想，等等（普希金在《友谊》一诗里写道：”何谓友谊？酒后轻易的烈焰，／说人坏话的自由会谈，／懒散和虚荣心的交换，／或者就是遮羞的情面。“——引者）。当然，我们都有象普罗扎卡一样的行为，和知己在一起时，我们诋毁我们的朋友，说粗话；在私下与在公共场合不同是每一个人的最明显不过的经验，正是在这一经验上建立着个人的生活；奇怪的是，这种显而易见却仍然好象不被意识、不被承认，不断地被玻璃房子的抒情梦想遮住，它很少作为一种应该被捍卫的价值而被理解。所以人们只是逐渐地（因而以更大的愤怒）意识到真正令人发指的并不是普罗扎卡放肆的话，而是对他的生活的强奸；他们意识到（仿佛是受到震撼）私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作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分离这两个世界的帷幕不可触摸，摘除帷幕的人是罪犯。” 苏俄异议人士、逻辑学家、社会学家兼小说家亚力山大·季诺维耶夫（Alexander　Zinoviev）感慨说，我越来越相信，许多批评家对人情世故大加谴责，说人情世故是虚伪，这种指责其实是不对的。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与私下场合的表现不同，这通常被视为虚伪，“但它并不只是虚伪，或者说，它常常不是虚伪。它也可能是良好教养的表现，那是一个人防止被侵犯的自卫性社会手段之一。它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离开了它，任何正常的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存在。”季诺维耶夫进而指出，那种“以虚伪的否定形式出现的虚伪”才是真正的虚伪，是“虚伪的平方”或“加倍的虚伪”。（6）姿态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姿态在1992年总统大选中，布什败给了克林顿。投票结果公布后，布什发表讲话接受失败，并向克林顿表示祝贺。如果你问，布什向克林顿祝贺是发自真心吗？比方说，当布什回到家中和妻子儿女在一起时，他也会说“让我们祝贺克林顿”吗？我不信。我猜想，布什在私下里说不定还要骂几声“这个滑头威利”，说不定还要批评两句选民，“人心不古”，“不辨贤愚”。如果有人把这些话录下音来公布出去，揭发批判布什是伪君子，撇开私自录音并公诸于世的错误做法不论，单说对布什伪君子的指控，对还是不对？虚伪不一定全是坏的，真实不一定全是好的。骄傲和谦虚就是一组明显的例子。骄傲常常是真实的，谦虚往往是伪装的。这从定义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难道不是吗？谦虚为什么受到称赞？恰恰是因为人们都知道那是一种掩饰，一种伪装；我们知道别人确实比我们高明，可是别人不愿意刺激我们的自尊心或虚荣心，不肯在我们面前炫耀，这样，我们就比较受用，所以我们称赞。骄傲为什么招人反感？也恰恰是因为人们都知道那是真诚的、真实的。如休谟所说，骄傲的错误在于它“容易借一种比较作用引起他人的不快”。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我们为什么会生气呢？因为我们知道别人确实比我们高明，和别人一比，我们不能不感到自己差劲，真的差劲；因此我们感到沮丧，因此我们不高兴。要是别人并不比我们高明甚至还不如我们而又做出高人一等的样子，这叫吹牛，我们会嘲笑，倒不会生气了。谦虚本来就是指一种表现，一种姿态，正如风度。当败选的布什向胜选的克林顿表示祝贺时，我们称赞布什有风度。我们知道这只是一种姿态，我们并没有天真到相信这会是布什内心的真正感受，然而我们赞许的正是这样一种掩饰。休谟说：“一种纯真和真心的骄傲或自尊，如果掩饰得好，并且有很好的根据，乃是一个尊荣的人的性格的必需条件，而且要想得到人类的尊重与赞美，也没有其它的心灵性质比这种性质更是必要的。” 勇气、从容常常都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勇敢不一定是不害怕，勇敢常常是假装不害怕。在牛虻被处死刑的前一天，蒙泰尼里来狱中探望，牛虻嘻笑怒骂，毫无惧色，可是等到蒙泰尼里走后，牛虻哭了。如果牛虻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哭，我们就不会佩服他的勇敢，而会怀疑他麻木不仁了。不错，常识也告诉我们，“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过分的谦虚，它表面上在尊重别人的虚荣心，实际上却是在触犯别人的虚荣心，它表面上在作出一种对自己不利的比较，实际上却是在刺激别人作出对他们不利的比较。谦虚是有意识的掩饰，从而避免对别人造成过分直接的刺激，过分的谦虚则是以退为进，借掩饰来突显。过分的谦虚和骄傲正好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能引起同样的效果，所以我们说，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谦虚是要本钱的，你没有任何比别人高明之处却又要作出谦虚的姿态。这也属于过分的谦虚，它不是谦虚而是骄傲，它甚至连骄傲都算不上。梅尔·戈达曾经挖苦某位故作谦虚者：“你用不着谦虚，因为你没那么伟大。” 还有附庸风雅，既然附庸风雅意味着不风雅者装做风雅，向风雅表示倾慕，那么附庸风雅有什么不好？当然，真风雅比假风雅好，但假风雅总比庸俗得理直气壮、对风雅连点敬意都没有要好。假如让人人都风雅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得的事，那么，一个风雅的社会无非就是一些人风雅而另一些人附庸风雅。阿尔多斯·赫胥黎说：“谢天谢地！亏得有一邦人附庸风雅，要不艺术家只好喝西北风了。” （7）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现代政治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开会，一是投票。开会和投票又分别有两种方式，一是公开，一是秘密。为什么有的会议或投票要公开进行，有的却要秘密进行，其间大有深意。一般说来，民主意味着公开、开放，专制意味着秘密、封闭。例如美国的国会开会就对外开放，老百姓可以前往旁听，现在还有电视现场直播；中共的人大会议却不对民众开放，电视上出现的画面无不经过当局的剪辑过滤。不过，也并非民主制下的各种会议一律都对外开放，总统召集内阁会议通常不对外公开，著名的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就是一次关门会议。再说投票，照理说，民主就是公开，因此体现民主精神的投票就该是公开投票，例如在民主国家的议会里，议员们投票就是公开的，然而，无记名投票（即秘密投票）恰恰是民主制的发明；共产党反而最不喜欢秘密投票，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最喜欢采取当场举手表决这种最公开、最透明的方式。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坚决主张公开投票即投明票，不但议员该投明票，选民也该投明票。一般人都同意议员应该投明票，从而向选民负责。否则，选民如何监督呢？选民当然有权知道他们选出的议员在每个重大议题上表示何种立场。议员那一票是受选民之托而投的，他当然要让选民知道他到底投的什么票。不过，密尔主张投明票还有一层考虑，基于这层考虑，密尔认为连选民也应该投明票。密尔认为，一事当前，我们往往有两套选择，“其一是根据个人理由的选择，另一是根据公共理由的选择。只有后者是我们愿意直认不讳的。人们急于想显示的是他们性格的最好的方面，哪怕是对不比他们自己更好的人显示也好。人们在秘密的情况下将比在公开的情况下更容易由于贪欲、恶意、呕气、个人的对抗，甚至由于阶级或党派的利益或偏见，作不公正的或不正当的投票。”密尔并不天真，他并不认为只要投明票就能保证人们出以公心。问题是，“必须当着别人的面为自己作辩护，这对那些行动违反别人意见的人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因为这使他们必须具有他们自己的可靠理由。”换言之，只要你必须以公开的方式表明你的立场，你就不能不为你的立场找出某种说得出口、拿得上台面的理由。这就对你一味照私欲行事加上了一个制约。密尔指出：“存在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变得更为常见——就是：对坏人的多数所能有的几乎唯一的限制是他们对正直的少数的意见的不自觉的尊重。”这就叫大义凛然，正直的少数的意见具有一种道义威慑力，它能令坏人的多数产生敬畏感——象俗话说的“给镇住了”，所以这个坏人的多数虽然心里不乐意，但还是乖乖地举手赞成。密尔并没有把公开投票的优越性绝对化，他承认在某些情况下秘密投票更可取。在少数支配多数的有害权力正在强势的时候，投票者不怕得罪众人却唯恐得罪长官，不是向众人负责而是向权势者负责。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投票最具有说服力。“如果选举人是奴隶，能使他们摆脱枷锁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容忍的了。”另外，在不少投票者可能被收买或者受到一伙人非法暴力威胁时，秘密投票也比公开好。开会的道理和投票的道理相似，一般来说，也是公开比秘密好。那么，为什么象费城会议又要采取秘密形式呢？因为费城会议不同于一般的议会会议，它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共识而不是通过决策。事实上，所谓费城制宪会议并不是制定了一套宪法，它只是提出了一套宪法的草案。这部草案只是在交付各州讨论表决后才正式成为宪法的。你不妨把它叫做制宪的预备会议，所以它不必公开。公开反而弊大于利。按照费城会议当事者的考虑，如果会议公开进行，代表们的立场就可能变得僵硬。任何探讨性的发言都可能引起广泛的猜疑，任何改变观点的做法都容易引起支持者的责难和反对者的讥笑。更重要的是，一旦某人公开表了态，再作让步就几乎不可能了。一时的失言也就很难有补救的机会。政治离不开妥协，过分的公开则使得妥协很难进行。以上一番分析，都是基于人有两面性这层考虑。自由主义力图发掘人的优点，让人们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好些（更公正、更从善如流，等等）；专制主义则相反，专制主义总是拼命利用人的弱点，迫使人们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坏些。你很容易发现在前者中包含着虚伪或伪善的成分，这恰恰证明虚伪或伪善的正面意义。美国学者格兰特（Ruth　W．Grant）指出：在政治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上，伪善不但是邪恶向美德的致敬，而且它本身就可能是美德，如果和其它可能的替代相比的话。换言之，由于人性的不完美，在某些问题上，能让一般人在公开场合下表现得比较好（即伪善）也就很不错了。如果你硬要祛除这种伪善，你并不能得到真善，而只能导致真恶，彻底的恶。（8）道德的绝对主义与道德的虚无主义豪（Edgar　Watson　Howe）发现：“很多坏事，若放在光天花日、众目睽睽之下，人人都装出无比震惊的模样，其实在私下他们谁没容忍过比这坏得多的事呢。”这实在是人性中一个极其微妙的特性。可见，实现公开性是保证公正性的制度前提，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认真观察可以发现，政治话语总是含有道德的成分，凡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说出口的，就不能完全置道德于不顾。一个政府可以做出无耻的事，但不能公开说出无耻的话。在公开的政治话语中，谁要是公然否定道德，谁就是把自己置于彻底孤立的地位，连你的同伙都不敢公开站在你一边，无异于政治自杀。为什么在政治上有些事“可做不可说”？道理即在于此。格兰特说得好：“说政治伪善是必须的，就是说道德犬儒主义不可能成为公共原则。”“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在政治上的伪善正好证明了在公共生活中道德冲动的力量”。象“杀二十万人换取二十年稳定”这种混账话，邓小平、江泽民们敢拿上台面吗？其实，就连这句话也不是完全不加掩饰的，中共当局何尝真心关切社会稳定，它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绝对权力。再讲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不可能避免虚伪，因为民主政治是说服的政治，说服的政治要求说话的各方有所掩饰。对亲密的朋友或许可以无话不谈，对于公开的敌人也可以直言不讳，然而在民主政治中，你要打交道的人却既非密友又非敌人，有关各方存在利益冲突，彼此间既缺乏互相的信任，但又需要自愿的合作，这就需要有所掩饰，这就需要某种虚伪。有一种观点，把民主政治视为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为谋求自身利益的讨价还价。格兰特反驳了这种观点，因为政治不能仅仅是互相竞争的利益彼此之间的讨价还价。毕竟，民主政治不同于自由经济，因为政治不仅仅涉及利益的理性算计，它还涉及人性的其它种种非理性因素，例如虚荣心、骄傲、忠诚、野心、贪欲，等等。俗话说“请将不如激将”，你要说服别人去做某件事，正面提出，责以大义，晓以利害，有时都不能奏效，倒是反过来刺激起对方的虚荣心和骄傲感更容易成功。猪八戒就是用了激将法才说服孙悟空出山救唐僧的。可见，在政治上，有时候是需要权谋，需要技巧，因而也就是需要某种伪饰的。指望人们在政治上都十足的理性，这本身就是不理性。笼统地反对权谋，反对虚伪，并不会导致原则的政治，只会导致赤裸裸的自私自利，并不会保证正义的事业获得应有的成功，反倒可能导致僵局，导致失败。国人对政治的看法常常流于极端，要么流于道德的绝对主义，要么流于道德的虚无主义。两者貌似相反，实则相通。道德的绝对主义要求政治在道德上十全十美，达不到这一要求就愤世嫉俗，干脆否认政治中道德的意义。于是他们就得出结论，好人不能搞政治，搞政治就不能当好人。要么远离政治，无一可为，要么进入政治而无所不为。所以，道德的绝对主义者很容易变成道德的虚无主义者。事实上，有些表面上的道德绝对主义者，骨子里是道德虚无主义。这种人对于极权专制统治从不批评反对，对自由民主制度却百般挑剔，求全责备。（9）伪善到底，即非伪善伯林最爱引用的一句话是，弯木不可得直材。由于人性本身的不完美，我们不可指望政治的完美。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致力于政治的不断改进。自由主义关心制度的改进，努力建设良好的制度。所谓好制度，就是能发挥抑恶扬善的功用，确切地说，是利用小恶防止大恶。和赤裸裸的恶相比，伪善不失为一个较小的恶，所以史珂拉会说自由民主制度鼓励伪善，再加上各党各派都在竞相指责对方虚伪，这种公开的政治竞争机制又夸大了虚伪的重要性和虚伪的普遍性。记住这一点，可以使我们对民主社会里的虚伪现象有一种更平实的看法。当美国的开国元勋颁布宪法，确认人人享有天赋人权时，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或许是虚伪的，可是既然他们要维持虚伪，因而在其它弱势群体运用天赋人权的原则要求享有真正的同等权利时，他们就很难公开拒绝，于是到后来，天赋人权也就果真成为普遍的现实。尼采说得好：“一个伪善者，若总是一个样的伪善，到头来就不算伪善了。”难道不是吗？《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

2个月前

习近平反军中腐败亲疏有别。习近平上台以来清除了大批军中将领，包括被称作习家军的将领，但实际上亲疏有别，二十大之前打倒的将领都判了刑，二十大之后的都只是罢官而没见判刑。二十大前打倒的将军，如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辉、张阳、王建平、田修思等，被视为江胡派系，从官宣落马到公布判刑，顶多一年多。二十大后打倒的将军都是习家军，到现在没见一个判刑。落马最早的火箭军的将军们，从官宣落马到现在都两年半了，也没见公布判刑，可见不是在走程序，很可能就是不判刑。

2个月前

关于《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张又侠涉嫌向美方泄露核机密一事。不排除向WSJ喂料的人是别有用心（记者有闻必录并不为错），是想用出口转内销的方式给张又侠扣上更严厉的罪名，更用它来堵住众人之口。我认为说张又侠泄密给美国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说张又侠泄密给美国的指控是来自中国核工业集团前总经理顾军。可是顾军怎么能证明张又侠泄密美国了呢？如果张又侠泄密给美国，那么也只有在现场的人才知道他泄了密，顾军怎么能知道呢？顾军充其量能证明有些绝密信息被张又侠知道了，但张又侠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军委日常工作的主管，本来就有权知道所有关于军事和武器的机密。机密总是分级别的，保密并不是对一切人保密，保密总是对一些人不可说对另一些人可以说。作为军委日常工作的主管，很多信息的保密层级就是由张又侠定义的。唯一可能的是，张又侠在和美国外交或军方官员关门会谈时向对方透露了某些有关中国军事或武器的信息，张又侠自己认为透露这些信息是可以的，甚而是应该的、是必要的。这根本不算泄密。像这种关起门来的会谈，有些内容是不会公开的，但其中要是有特别重要、特别不寻常的话，在场的多半会有人报告给习近平的，习近平可能认为有的话不该说，习近平和张又侠在定义保密层级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习近平也不会认为是泄密。再说，查查时间线，张又侠和美国人会谈，最近的一次也是一两年前了。如果张又侠真的向美国人透露了什么信息，习近平早该知道了，要追究早就追究了，哪里会等到现在？再说，泄密给美国人这一条这么严重，可是在官宣中并没有提及。可见是莫须有。其目的是堵住众人之口。这使人联想起当年给彭德怀扣上的罪名里通外国。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提了意见，被毛泽东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扣上反党集团的大帽子。随后又在党内展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把一大批大小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随后就是更严重的大饥荒，中共不得不实行调整，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搞了一场甄别运动，给前阶段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小干部摘了帽子。但同时宣布彭德怀不能平反，因为彭德怀里通外国。里通外国这个罪名和泄密给美国人一样，既然涉及机密，所以无须说出内情，别人也无法追问。这样一来就堵住了那些为彭德怀鸣不平、要求为彭平反的呼声，维护了伟大领袖的伟光正形象。

2个月前

《五七一工程纪要》说毛泽东“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2个月前

我猜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否则习近平大可以逼张又侠退休（按年龄早就该退休了），如同邓小平逼杨家将退出一样。毕竟，现在这么做对习近平本人也有很大的损害。

2个月前

这个问题提得好。那么多将军出问题，张又侠不可能没问题。他早该有危机感。按说，他如果知道自己无力反抗，就该选择请罪以求宽大处理，要么就该做困兽之斗。为何却坐以待毙？莫非只是心存侥幸，以为习近平的大棒打不到自己头上来？以为自己可以到站下车、平安落地？关于张又侠的落马经过，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内幕信息。

2个月前

为什么有些右派要说“母亲错打了孩子”？据说这种说法是作家王蒙的首创。王蒙在《中国天机》里写过一段话，值得玩味。我们知道，王蒙在57年被打成右派，此后20年都生活在在中国的底层基层。四人帮垮台后，王蒙也和其他很多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一道获得解放。在当时那种历史转折关头，王蒙是怎么想的呢？王蒙写到：“无论如何，1957年1958年的事情给我的刺激太深了，我也欢呼粉碎四人帮，我也欢呼邓小平复出，但是我根本没有往中国的大变化上想。一切都板上钉钉，往死里砸。什么都是铁案，什么都是大家动了手，谁也甭说自己如何干净。就像珍宝岛事件，中苏友好了半天，一个珍宝岛，双方动了炮火坦克，双方流了血，伤了命，还能转弯吗？刘少奇已经是叛徒工贼内奸，三自一包已经是反革命的同义词，右派已经与地富反坏绑在一起，歌词唱的是‘人民公社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你想把这一切都翻过来？弄不好只能翻车堕谷丧命。”王蒙说：“我的梦想只是回到50年代，回到没有那么多假想敌人的相对能够唱着光明的歌曲过正常日子的时代。” 这段话告诉我们，王蒙实在是让共产党给整怕了，怕到心理扭曲，怕到对现实生活不敢再有高的期待。王蒙深知，共产党做的很多事都是错误的，但正因为错得太多太大了，共产党肯改吗？肯认真改彻底改吗？还有，改得起吗？王蒙不敢抱希望。王蒙明明知道什么是好的是应该的，但是他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得出教训：在中国，凡是好的凡是应该的都是不现实的，都是实现不了的，谁坚持追求谁就会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在文革中，很多人的哲学是“遇事左三分”。文革后复出的王蒙的哲学是，遇事把自己本来有的期待值，向下减三分。这该暗含着多少失望多少疑惧啊。如果仅仅是整怕了，那还好说，问题是王蒙还发出警告：如果要把过去的错误都彻底纠正，“弄不好只能翻车堕谷丧命”。这就是说，正因为过去犯的错误太多了太大了，要认真纠正起来就有可能危害安定团结甚至导致天下大乱。因此，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就不能认真纠正错误。按照这一逻辑，要求彻底纠正错误的人反倒成了唯恐天下不乱的害群之马，必须封住他们的嘴。拒绝认真纠正错误的人反倒成了维护安定团结，顾全大局。王蒙既然不敢指望共产党认真纠正错误，同时又希望加强自己的安全，不再挨共产党的整，于是他就采取了这样的策略：当共产党很勉强地很有限地纠正了它的某些错误时，王蒙赶快以受害人的身份上去给共产党打圆场再套近乎。“母亲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这就是为什么王蒙要首创“母亲错打了孩子”这种说法的深层动机。

2个月前

想起曲啸的故事。曲啸当了22年右派，平反改正后立刻向党表示感恩戴德，以“母亲错打了孩子”的比喻赢得了党的欢心，于是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一位80年代的留学生润涛阎写过一篇文章，讲到曲啸当年来美国巡回讲演，第一站就是他所在的大学。当曲啸在台上声情并茂地讲诉他被打成右派后经历的种种苦难，最后话锋一转，教育在场的留学生们：“党就是妈妈，妈妈错打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 没想到这句话惹恼了在场听讲演的一位来自台湾的美籍华裔教授（据说是历史学家汪荣租）。汪荣租教授激动地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如何独裁如何撒谎。国民党报纸说共产党多么独裁多么残暴，我都不信。今天听了曲啸教授演讲才知道那都是真的，而且比报上说的还更过份更令人愤怒。汪荣祖教授愤慨地说：“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可以想见，汪荣租这番话是怎样地让曲啸和陪同的国家教委官员尴尬万状。演讲会匆匆结束，接下来预定的行程也统统取消。据润涛阎说，自那以后，曲啸就精神崩溃了。不过也有人说曲啸没有崩溃，他犯病是后来的事。我想后一种说法也许更可信。毕竟，曲啸这种人的羞耻感估计不会有那么高。

2个月前

胡平：中国人口负增长证明强制一胎化实非必要——根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人口已经连续4年负增长。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从2016年起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很多人以为一定会出现生育率大幅反弹。殊不知中国的生育率仅在当年有所增长，随即掉头向下，一连6年持续下跌，而且下跌的幅度还很大，到了2022年出现负增长。这说明，其实中国人早就不想多生孩子了。这也说明，当初的强制性一胎化政策实在是不必要的。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不搞强制性计划生育，人口也不会一个劲儿地增长。伴随著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它会自然降下来。上述地方都比中国更早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这也证明强制性计划一胎化是不必要的。以台湾为例，台湾从1959年到1989年，30年人口翻了一番，从1千万增长到2千万，增长了100%。此后30年，从1989年到2019年，人口也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大幅减缓，从2千万增长到2千360万，只增长了18%。从2020年至今，连续3年负增长。过去流行一种说法，说儒家文化强调无后为大，鼓励多子多孙。可是现在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大陆、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日本，偏偏都属于所谓儒家文化圈。起初是欧洲发达国家，最早出现生育率下降以及人口负增长，然后就是东亚国家。可见，生育率下降与人口负增长，和欧洲人或亚洲人没什么关系，和白种人或黄种人没什么关系，和基督教文化或儒家文化也没什么关系，而是和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由生活方式改变引起的生活观念、包括生育观念的改变有关系。现在一般不想生孩子的人都说主要是养不起，可是在全世界，是富裕国家的生育率低，穷国的生育率高；在同一国家之内，也是较富裕的家庭不想生孩子的多，贫穷的家庭不想生孩子的反倒少。可见，问题不在于养得起养不起，问题在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家庭，对养得起养不起的概念很不一样。简单说来，有些父母认为孩子应该富养，虽然他们比较富裕，但按照他们富养的标准仍然要抱怨养不起。另外有些父母认为孩子可以穷养，因此哪怕他们很穷，但按照他们穷养的标准他们认为他们还是养得起的。这里反映的不是贫富的差异，而是生活观念、包括生育观念的差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是同文同种，可比性较强。再看印度。印度在文化与种族上和中国差别比较大，然而印度也出现了生育率下降。先前很多人担心印度会出现人口爆炸，但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近几十年来，印度的人口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并没有兑现人口灾难这种可怕的预测。自2011年以来，印度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只有1.2%。预计印度人口增长还会进一步放缓。根据印度官方的2019-2021 年最新评估，印度的总和生育率 (TFR)（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从 1992-1993 年的 3.4 降至 2。理论上，每个妇女平均生育两个子女，总人口就会维持原有的数量。考虑到有的子女没等到结婚生孩子就死去了，因此每个妇女平均生两个子女会导致总人口减少，因此通常假定，人口繁殖自身的平均值必须为 2.1，也就是每个妇女必须平均生2.1个子女以上才可维持总人口不减少。而现在印度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只是2，因此推论印度人口不久会出现负增长。在现阶段，主要是因为人均寿命的延长，所以尽管出生率在下降，但人口总数还是在缓慢的增长。估计30年后，印度人口也会负增长。现在，不少欧美发达国家人口有增长，但是这些地方的人口增长都是来自大量引进的移民，是这些移民的高生育率拉高了该国人口数量。这些移民基本上都是来自相对贫穷的国家。当今世界，只有非洲人口在快速增长；不过就是在非洲，那些繁荣的都市区的生育率也在明显降低。很可能，当非洲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生育率也会降低，人口增长也会减速，接下来也会负增长。有如现在的东亚，以及更早就出现这种变化的欧洲。世界范围的生育率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每名妇女平均生五个以上的孩子降到了2020年的2.3个。预计本世纪末，全球人口都会减少。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在无所妨碍的情况下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由此必将引出一系列严重的危机；于是他提出要控制生育。然而从现在的情况看，人口并不是一个劲儿地按几何级数增长。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有一场名为“人类自愿灭绝”的运动。该运动的发起者叫莱斯·奈特（Les Knight），现年75岁，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兰。所谓“人类自愿灭绝”运动是一个有共同信仰的人组成的松散联盟。这些人认为，人口过剩是气候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停止生育是人类能帮地球做出的最好贡献。他的座右铭是：“愿我们长寿，然后不复存在”。无独有偶，在中国，则有人喊出了“我们是最后一代”的口号，并激起热烈反响。可谓不约而同，不谋而合（“我们是最后一代”这个口号兼有政治抗议的性质，兹不详论）。其实，早在出现这种口号和这种运动之前，就已经有不少人在身体力行，自愿不生育了，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富裕国家出现人口负增长呢？现在有不少人自愿不生育，富裕国家出现人口负增长。那是否意味着冥冥中自有定数，人口多了，无需任何强制，人类就自然会自愿降低增长呢？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也说，人口负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结果，很多国家也都在走这个路。基于同理，我们也不必担心人类真的会自愿灭绝，一旦人口降低到某一程度，人类又会自愿提高增长了。中共过去推行的强制性一胎化政策，反人性反人道。我先前对此多有批评，这里不再重复。我这篇短评要说的是，撇开强制性一胎化政策的反人性反人道不谈，单单就其对控制中国人口增长这一目标而言，强制性一胎化政策也是不必要的。

2个月前

自相矛盾、自我否证而不自知。

2个月前

今天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1964年，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的纪念碑前，发表了他的伟大演说《我有个梦想》。其中一段讲到：“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这话说得多好啊。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真心赞同。问题是，即使我们真心赞同，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也很难做得到。原因很简单。看肤色很容易，一眼就看见了，想不看见都不行。看清一个人的品格何其难。如果不靠特殊的情境和事件，那就需要长期的近身接触。如果我们生活在熟人社会，大家都朝夕相处，彼此都知根知底，我们比较容易做到，不是根据皮肤的颜色，而是根据品格的优劣来评判别人以及被别人评判。然而在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太大了，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人，绝大多数是陌生人；我们不断地与之不同程度互动的，是那些我们了解很少、甚至见都没见过的人，而且这些互动常常是一辈子也只有一两次。对于这千千万万的陌生人或者半生不熟的人，我们无法看清他们的品格；但是在很多情境下，生活又要求我们必须迅速对对别人作出判断，以便决定我们用什么态度去对待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好贴标签了。我们就只好根据某些简单的、一目了然的标记或线索进行归类，再根据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匆匆地给别人做出评判。肤色既然是最容易看到的标记，这就怪不得人们往往会根据肤色做评判了。这实在是很无奈的。例如性别歧视。假如有一男一女两个学生报考物理系研究生，考分都一样，教授只能取一个。这个教授很可能就会录取那位男生。因为根据他的知识和经验，女性的数理能力一般不如男性。虽然这位女生的考分也很高，但未来不会有多大的发展前途。殊不知那位女生有居里夫人那样的天才。如果这位教授和两个考生都很熟悉，那么他就很清楚这个女生远比那个男生更优秀，当然应该录取这位女生。可是这个教授对两个考生都同样陌生，他只能根据一张考卷来决定取舍，所以他只好贴标签。他并不是性别歧视者，但到头来那位女学生因其性别受到了歧视。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有人提出DEI。然而可以想见的是，在DEI之下，又该有多少优秀的男性因其性别被错误的淘汰。。。。。。

2个月前

胡平：郑重推荐卢跃刚的《赵紫阳传》——今年1月17日，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20周年。赵紫阳早已进入了历史，但是这一页历史还没有翻过去。正如六四。台湾有228，韩国有光州事件，但是在台湾在韩国，228和光州事件都已经平反昭雪，正义已经得到申张。中国的六四则不然。六四虽然已经过去快三十六年了，但是六四还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正义还没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码的申张。六四这一页历史还没有翻过去。简言之，六四这事还没完。同样的，赵紫阳这事也是还没完。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共当局依然把“赵紫阳”列为“敏感词”。这就从反面证明，作为历史人物的赵紫阳，依然对中共专制政权具有现实的挑战性。我们纪念赵紫阳，不但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这里，我郑重向读者推荐卢跃刚的《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赵紫阳传》（台湾，ink印刻文学出版，2019年）。卢跃刚是著名作家、记者，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副主编。此前，我读过卢跃刚的不少文字，包括那本《大国寡民》。作者的道德勇气、对中国现实的感知与洞察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卢跃刚告诉我们，他很早就起了给赵紫阳写传的念头。“冥冥中有某种因缘在”（p1257）。文革中期，卢跃刚在河南南阳读书，住家曾在赵紫阳任地委书记时期（1948-1951）的南阳地委旧址；1975年，他插队回到原籍四川雅安，亲身感受到赵紫阳主政四川带来的重大变革。八九民运发生时，他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是六四现场的目击者和报道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卢跃刚通过渠道向赵紫阳表达为他作传意愿。2005年1月赵紫阳去世，他开始了赵紫阳传的写作，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三卷本、一百多万字的《赵紫阳传》。赵紫阳长期身居党国高位，写赵紫阳传，势必要用大量篇幅写中共高层政治。中共高层政治很不好写。因为中共高层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封闭性，黑箱作业。在民主制下，政治人物谁持什么主张，有什么观点，他和其他人有什么分歧，互相之间怎么博弈，还有和民众的互动，基本上都是公开的，虽然免不了也有闭门商议和私下的交往，但总的来说，民主制下的政治是开放的，是外界能够看得见因而也是比较容易看得懂的。中共高层政治则相反。中共的高级领导人虽然整天在舞台上对公众表演，但是他们呈现给公众的总是高度一致的声音，外人看不到他们彼此有什么分歧与差异，也看不到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和斗争。有时候高层斗争白热化，有的人打倒了，但是外人只能看到其结果，看不到其过程，只能听到胜利一方的一面之词，听不到失败一方的声音，因此还是不能看懂看明白。这就是说，要写好中共高层政治，你必须要有渠道或技巧，能绕过厚重的帷幕，看到帷幕后面的东西；甚至要有特殊的洞察力，穿透帷幕的遮掩，直接看到幕后的东西。卢跃刚具有这样的能力。为了写赵紫阳传，卢跃刚搜集和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和档案，其中很多文献和档案都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卢跃刚访谈了几百位当事人和见证者，这些受访者也不是谁来采访都会接受的。卢跃刚的《赵紫阳传》以其丰富的史料令人浩叹。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有非凡的眼光，能把繁杂散漫的史料，编织进一套完整的叙事。在中共高层政治中，有些因素是外人掂不出轻重，或者是粗知其大概而不知其详，或者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例如“关系”。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说，九大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等几个军队干部进入政治局，周恩来找他们专门谈了次话说，到中央工作，要处理好跟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关系。可见在中共高层政治中，“关系”是何等重要。尽管毛后的中共高层政治生态比毛时代有不小的变化，但“关系”依然是很重要的。卢跃刚写道，在八十年代，“干部子弟参与、影响北京政治，能量之大，圈外人难以想象”（p789）。那时候离红二代掌权还早，那时候干部子弟官当的不大，有的甚至没有正式的官职。他们的能量就是来自“关系”，因此得以在高层政治中扮演了传话带话，穿针引线乃至出谋划策的角色。卢跃刚写到好几个重要的关系。例如赵紫阳和万里的关系。“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万里和赵紫阳分别在主政的安徽和四川作出了出色的政绩，双双调进北京主辅国务院。后来是赵紫阳当上了总理，万里也想当但没当上。万里不服气，万赵之间有了“瑜亮情结”。这个情结是如此顽强，以至于到了2005年赵紫阳去世，连赵紫阳的对头、左王邓力群都去了八宝山送行，万里却连花圈都没送。很可能，万里的这段心结也影响了他在八九民运期间的表现。卢跃刚还写到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关系。自胡耀邦在党内挨批下台，一直有人责备赵紫阳落井下石。卢跃刚细心整理了各方的说辞并做了认真的分析比较，很值得读者思考。卢跃刚在《赵紫阳传》的“跋”里写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赵紫阳尚健在，他曾经通过渠道向他表达过为他作传意愿，被赵紫阳拒绝。赵认为，传记从小写到老没什么意思，他的历史，晋京担任总理、总书记风云激荡的十年才值得写，其他不足论。赵紫阳这话当然有道理。不过以他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一部“从小写到老”的传记总还是需要的。卢跃刚这部三卷本的《赵紫阳传》，下卷写的就是赵紫阳晋京担任总理、总书记风云激荡的十年，上卷和中卷写的是他从出生直到晋京当总理之前那六十年。我读了前两卷，感到出乎意料的好，不但写出了赵紫阳那段历史，而且也是从一个侧面写出了中共那段历史。赵紫阳后来自承，“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确实，在土改、反右、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运动中，赵紫阳都很左。卢跃刚不为尊者讳，对赵紫阳在这些运动中的错误言行都给予了如实的记叙。在毛时代，赵紫阳也做过一些比较开明的事。例如在大饥荒时期，身为主管农业的书记，赵紫阳曾经在广东省的一些地区推行过包产到户。广东发生过好几次“逃港潮”。逃港人数多到了成“潮”的规模，那也是地方政府有时会网开一面，放松边防，而且不肯把逃港者当“敌我矛盾”的结果。尤其是李一哲大字报事件。李一哲大字报在当年能产生全国性的重大影响，大字报本身的思想深刻、文字优美，表述方式富于政治智慧固然是基本因素，但也和当时主政广东的赵紫阳采取的开明态度分不开。大字报的作者没抓捕没判刑，大字报没被撕毁，允许民众围观、抄写、拍照；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过几场批判会，允许李一哲在现场辩论和写反驳文章，还把李一哲的大字报及回应文章和当局组织的大批判的文章一同收入文集出版并广为散发。赵紫阳主导下的这些做法，无异于帮助李一哲做宣传扩大影响，以至于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们要说，赵紫阳是“假批判真保护”，是“明反对暗支持”。最后，当局对李一哲的处理也比较轻。1975年赵紫阳调离广东赴四川上任，广西的韦国清接替赵紫阳主政广东。1977年3月李一哲被逮捕入狱。两相对比，高下立见。接下来，1978年，习仲勋调到广东，给李一哲案平反——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如何看待赵紫阳在这几件事情上表现出的开明态度呢？考察当年的政治大气候，考察当年中央的相关政策包括内部文件，你可以发现，赵紫阳的所作所为其实并没有超出党中央政策的规定，赵紫阳不过是充分利用了党中央的政策所提供的自由空间。卢跃刚说，“赵会利用一些中央规定扩展自己的自由空间”；“赵的执政风格，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在政策左右摇摆时才会发挥较大作用，而且所有行动都师出有名，符合相关政策，其策略是‘取一瓢饮’。”（p592）卢跃刚的概括很精准。中共统治再专制再暴虐，在拟定政策时也不可能一点人性人道都不讲，也不可能不给下面的执行者留下一定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尤其是在一种极端的方针路线遭到挫败而不得不进行调整的时期。赵紫阳的开明就在于，在政策允许的区间内，他做事会尽量地朝人性的、通情达理的方面靠。这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但也不宜过分拔高。卢跃刚讲到当年有种说法，说江青曾经发话，说李一哲大字报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卢跃刚认为这种说法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如果江青真的讲过这句话，赵紫阳不可能违逆江青指示，不可能不照办执行。卢跃刚的这些分析和评论告诉我们，在中共体制内，一个官员还是有可能做好事做符合人性的事，同时又清楚地指出这种可能性的局限性。《赵紫阳传》的下卷讲述了赵紫阳晋京担任总理、总书记风云激荡的十年。作者详细地记叙了赵紫阳在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邓小平被很多人称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其实要说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赵紫阳才是设计师。赵紫阳是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实际上的领导者和设计师。好比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得到宋神宗的重用与信任才得以推行变法的，但变法的理念和措施无疑是出自王安石而不是宋神宗，所以我们把这场变法称为王安石变法。我以为，对赵紫阳在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作用，我们也应该做类似的评价。反对暴力镇压和平抗议，虽然它只是体现了最基本的人道人性和最起码的道德良知，但那就是对专制暴政的釜底抽薪，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开始走上和平的民主的正确轨道。这就是赵紫阳的伟大之所在。卢跃刚在记叙赵紫阳在八九期间的言行时，提到了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1、关于四二六社论。 4月23日至4月29日，赵紫阳如期访问朝鲜。卢跃刚认为，这是“犯了他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p1160）赵紫阳访问朝鲜之前对学运有三条意见，强调要疏导、要对话，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赵的这三条意见，本来是得到邓小平的认可，在高层也没有异议的。4月23日赵动身去朝鲜，在车站对前来送行的李鹏等人还特地叮嘱了这三条意见。赵紫阳前脚刚走，第二天，4月24日，李鹏就利用赵的授权，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25日，李鹏同杨尚昆向邓小平汇报，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当天夜里，李鹏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月26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公开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两件事需要进一步说明。在赵紫阳去朝鲜访问之前，赵的盟友（如田纪云）、智囊（如陈小鲁、孙方明）和后来所说的强硬派代表人物（如李鹏、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惊人一致，都劝赵紫阳召集常委会议或延期访朝，以应对学潮的升级。但赵没同意。另外，赵访朝，把主持政治局常委的工作暂时交给了李鹏，李鹏本来是很抱怨的，认为赵是给了他一个“烫手山芋”。2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不是李鹏首先先提出、而是万里打电话给李鹏建议召开的。四二六社论是对赵三条的替代。因为赵紫阳离开了北京，所以才有了四二六社论；如果赵一直在北京，就不会有四二六社论了。卢跃刚说：“若赵在北京，在既定方针下，李鹏等强硬派绕不过赵‘总书记’这个门槛去见邓。李锡铭、陈希同在赵面前说不出渲染事态、推卸责任的狠话来。他们知道总书记的态度。他们必须遵守纪律，有所收敛。” 2、关于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在5月16日下午的会谈中，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讲到邓小平依然掌舵。赵紫阳讲这句话的动机何在？有人说赵紫阳是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是出卖邓小平；有人说赵紫阳是向邓小平摊牌，是挑战，是逼宫。赵紫阳本人事后解释说他毫无上述动机。参照赵紫阳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包括当天上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这种解释也可自圆其说。卢跃刚也倾向于认同赵的解释。这里，我们暂且不去揣测赵紫阳讲话的动机，只考察这句话的后果。无可否认的是，赵紫阳这句话激起了抗议者们反邓倒邓的情绪，也激起了邓对赵的不满以致不信任。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赵紫阳这句话似乎并未造成什么直接的不利影响。就在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结束后，当晚，赵紫阳立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与会者没人拿这句话向赵紫阳发难。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决定发表赵紫阳代表五常委的书面讲话。这份书面讲话是学运发生以来中共最高当局对学运的最温和最正面的表态。当这份书面讲话在5月17日早上发表后，遗憾的是广场上的学生并未作出正面的回应。接下来，5月17日下午，在邓小平家举行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杨尚昆、薄一波列席）。在这次会上，有姚依林向赵紫阳发难，指责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讲出邓小平依然掌舵，是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把学潮的矛头对准邓小平。邓小平则郑重向常委会提出：动用军队，在北京实行戒严，坚决制止动乱。然而，按照戴晴在《邓小平在1989年》书中的描写，当五位常委于晚上“到中南海勤政殿继续开会时——意见依旧难以统一。到了最后，对戒严与否，就算邓已经发话，五人意见依旧一致不起来：李鹏姚依林同意，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 5月18日上午，李鹏等在人大会堂会见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代表。当天还播出新闻：5月18日凌晨，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到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看望因绝食病倒的部分学生。再接下来，5月19日凌晨4点，赵紫阳由温家宝陪同到广场和学生见面，劝学生“尽快结束绝食……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上，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通过以上事实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从5月16日晚上赵紫阳召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到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到广场和学生见面，当局对学运还是按着赵紫阳的温和路线走的。可见赵对戈尔巴乔夫讲出邓小平掌舵这句话没有造成什么直接的不利影响。只是在赵的温和路线一次又一次没得到学生的正面回应的情况下，强硬派便得了势，温和派靠边站。5月19日上午10点，邓小平在家中召集会议，没让赵紫阳出席。会议决定在当天晚间召开宣布戒严大会。5月19日夜，广播和电视都播放“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主持会议的乔石说赵紫阳因病不能出席。在会上，李鹏、杨尚昆宣布戒严。这就是我原来讲的：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某些时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3、赵紫阳该不该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赵紫阳坚决反对用武力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为了坚持这一原则立场，宁可放弃总书记的权力。对此，卢跃刚给予高度肯定。不过他在他的书里也提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有些体制内改革者为赵紫阳扼腕叹息。他们认为，如果赵紫阳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与邓小平合作，保住总书记位子，以期东山再起，至少由赵来执行戒严令可以少死人，以小恶阻止大恶，挽救改革于危亡；那要比主动放弃总书记权力更好。因为八九民运最后落得个最坏最坏的结局，因而人们免不了要推测、也有理由推测，如果当初赵紫阳做出不同的选择，即便在道德上有亏欠有污秽，最后的结果反而要好些，再坏也不会比六四更坏。在讲述八九和六四时，卢跃刚开篇第一句话说就是：“1989年后的中国历史走向和世界格局因为“六四”而改变。”（p1146）换言之，六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在六四过去36年、赵紫阳去世20年后的今天，我们格外深切的体会到这一点。 RFA首发。2025年1月28-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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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从中共宣传体系到民主媒体制度/秦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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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推特上在热议海外华人回国事，请别忘了高兟。请呼吁释放高兟。中国当代艺术家组合高氏兄弟，哥哥高兟，弟弟高强。高兟（中国公民，持有美国绿卡）携妻子和儿子于2024年8月回国探亲访友，事先订好飞机票计划在9月3日回纽约，然而在8月26日被河北省三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当局指控高兟十几年前的雕塑作品“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至今已被关押508天。他的妻子和儿子限制出境滞留中国。请呼吁释放高兟。

2个月前

胡平：流亡者之歌——读万润南《万歌诗词》（一）2024年10月，法国巴黎F360出版社推出精装本万润南先生的《万歌诗词——诗海余韵》。正文前有作家苏炜写的序，正文后有林海写的读后感和赵无痕写的跋。全书收录了万润南写的126首诗词，每一首都配以彩色图片。老万出诗集，不少人一定感到惊讶，原来老万还是诗人啊！看老万早年的履历，上的是清华大学，学的是土木建筑，文革后成了计算机软件工程师，然后创建了信息科技企业四通公司。这分明是一位优秀的理工男。殊不知老万还是诗人，还是文学青年。老万年轻时就写诗，这倒不稀罕，谁在年轻时不写诗呢？我曾经说过：诗人，就是过了四十岁还写诗的人。因为一般有文化、爱文学的人，大概在年轻时都写过点诗。我们说老万是诗人，是因为老万过了四十岁还写诗，而且是越到晚年，诗写得越多。在清华校友的一个微信群里，老万曾经每天在群里发一篇诗词，一连发了313 天。老万这部诗词集，主要是古体诗，只有几首白话诗。 126首诗，除了一首写于1969年，一首写于1973年外，其余124首都是写于2000年之后，也就是写于流亡海外期间，写于离开海外民运一线之后。所以我把老万的诗称作流亡者之歌。老万的诗道出了流亡者的心声。（二）首先，让我们来读这首写于2009年10月23日的诗《重阳》：九九又重阳，年年在异乡。潇潇落木下，幽幽菊花香。幽幽菊花香，徐徐秋风凉。迢迢星河暗，茫茫云海长。茫茫云海长，淡淡醇酒香。杯杯是相思，滴滴心头淌。滴滴心头淌，悠悠丝竹扬。句句是乡音，声声催愁肠。声声催愁肠，朗朗伴月光。静静照无眠，默默思故乡。默默思故乡，郁郁叹沧桑。匆匆年华去，九九又重阳。《重阳》这种诗体叫联珠诗，也叫回环联珠诗。联珠诗是一种古典诗词形式，通常由几首短诗组成，每首诗的最后一句就是下一首的第一句，全诗的最后一句就是全诗的第一句。从而营造出前后连接、首尾呼应、循环往覆的意境。全诗用了十八个叠词，不重覆，不牵强。值得反覆吟诵与回味。《重阳》一诗，写的是乡愁。流亡的痛苦，首先是乡愁，但又绝不仅仅是乡愁。移民、难民，甚至漂泊不定的流浪者，也都是有乡愁的。流亡者的乡愁，要比移民、难民或流浪者更深刻、更复杂，更矛盾。要对流亡者和移民、难民或流浪者加以明确区分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不是在身份上而是在心态上。流亡者不是移民，因为他始终把寄居他国视为一种不得已的暂时状态。流亡者不是流浪者，因为他不是没有家或者不要家，而是一心一意想着家但有家不能回。就连那些自我放逐者也是如此。自我放逐者虽然不是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而是自己选择了不回去；但他是基于某种原则而拒绝回家，而不是把拒绝回家当作原则。流亡者是难民，但不是单纯的难民。单纯的难民只是为了躲避对自己的迫害，一旦进入自由世界便是得其所哉。而流亡者之为流亡者，在于他们总是执着地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不论是在政治的方面抑或是在文化的方面，并且还热切地希望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虽然因为躲避迫害而离开祖国，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事业在祖国，自己生命的意义在祖国；流亡自由世界固然使他免于迫害，但从此也就将他的灵魂撕裂成了两半。老万有好多首诗写到乡愁。例如这首《故州》：天涯梦故州，渔火映江流。暮鼓惊游子，晨钟解别愁。孤云辞野鹤，夜雨送归舟。不见家乡水，青山也白头。还有这首《秋林》：层林尽染朗朗秋，澄天碧水静静流。流到心头深深处，化作思乡淡淡愁。（三）也许有人会说老万，何必对故国如此执着？大丈夫四海为家。「此心安处是吾乡」——看人家苏东坡多旷达多洒脱。其实，老万也是很旷达很洒脱的。在《天涯》这首诗中，老万写道：曾经，振翅天涯。飞过驿路风沙，穿越蹉跎岁月，如歌年华。而今，流落天涯。种菜养花，读书码字，看尽西山红霞。人生，就是纵横天涯。旭阳时一团火，晚晴时一杯茶。好一句「晚晴时一杯茶」，写出了在激扬奋斗之后归隐田园的恬然淡定。我发现老万很爱写到茶。中国人——尤其是古人——写诗，常常提到酒；有道是「诗酒不分家」，乃至于「无酒不成诗」。老万写诗也提到酒，但不多。老万的诗倒是常常提到茶。除了「旭阳时一团火，晚晴时一杯茶」这句外，还有「清茶品素心，飞盏醉流云」，「看尽西山染彩霞，余生再品一杯茶」，还有「乌龙一盏粽飘香，浊酒千杯祭楚湘」，还有「浮生荣辱，何必当真？尽一杯茶，一支曲，一帆云」。「酒」代表热烈激昂，「茶」代表宁静淡泊。老万用茶这个意象，表达了自己晚年的心态心境。老万在《七七自寿》里写道：看尽西山染彩霞，余生再品一杯茶。曾经六月飞霜雪，踏遍千秋驿路沙。梦绕乡亲思静夜，魂牵故土忆京华。神闲气定评天下，快意随心述万家。老万还有一首词，写他含饴弄孙。调寄《清平乐》：蒙头一觉，睡到天初晓。身老含饴心变少，玩起鹰抓小鸟。孙子孙女俱佳，欢声笑语无涯。独享天伦之乐，神仙也妒吾家。除了浓郁的乡愁之外，老万也有这份随遇而安。但若是一味的随遇而安，老万就不是流亡者了，老万就不是老万了。流亡者和移民、流浪者或单纯的难民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在心态上，因此，你只要调整心态，你就可以从流亡者转变为移民、流浪者或单纯的难民。事实上也确有不少流亡者变成了移民、难民或流浪者（这也无可厚非）。可是，一旦流亡者把自己变成移民、难民或流浪者，一旦流亡者不再坚持自己的流亡身份和立场，也就是说，一旦流亡者不再坚持他过去追求的事业，不再把祖国放在心上，那岂不是有背于初衷，自己否定了自己？（四）老万毕竟是老万。老万放不下天安门广场死去的英魂，放不下向暴政抗争的先烈，放不下未竟的自由民主事业。在六四30周年，老万写了一首七律《致丁母》：当年六四国殇时，母失麟儿瑟断丝。举国悲咽人洒泪，屠城得意血沾旗。凄凄岁月君思子，寂寂天涯我祭诗。可叹星移三十载，何由斗转换云迟。这首七绝，题为《祭赵公》：犹记当年血雨腥，赵公辞命不屠城。人心自有丰碑在，留取真情照永恒。老万还写过一首纪念林昭的诗：超凡一女英，傲骨铁铮铮。墨菊凌霜绽，司晨泣血鸣。风狂沧海怒，雨骤九州惊。廊庙无忠义，江湖有直声。在《夜长思》这首诗里，老万表达了经历过「去国怀乡」的「坎坷人生」之后，依然故我，「丹忱不改本初时」：问心无愧夜长思，坎坷人生半入诗。虎跃龙腾曾叱咤，风轻云淡等闲之。两行秋雁声留疾，一枕清霜自笑痴。去国怀乡未有尽，丹忱不改本初时。流亡者最大的哀痛，莫过于在年迈的父母临终之际，不能回去见上一面。一首《白发吟》表达了母子思念之情：声悄悄，语叨叨，白发老母心焦焦。盼儿归早早。天高高，路迢迢，思念家乡月皎皎。归程仍渺渺。老万自六四流亡海外以来，再也没回过中国。不少朋友曾试图帮忙安排他回去。尤其是胡锦涛上台后，很多人都想，凭着老万和胡锦涛非同一般的关系，大概是可以回去的吧。老万和胡锦涛是清华校友，胡锦涛比老万高几届。由于他俩同在清华文艺社团，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文革中老万两次外出串联，其中一次是同胡锦涛，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那时候，老万20岁，胡锦涛24岁。老万和胡锦涛关系好到这般地步，如今胡锦涛成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难道不能对老万网开一面吗？但是老万终究还是没能回去。因为要回去总得向当局表个态，说几句软话。老万做不到。老万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这话说得平淡，然而也很坚决。老万平日讲演或写文章，都不那么豪言壮语－－除了写诗。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老万写过一首「六十述怀」：「古今兴亡理皆同，天意尽在民心中。但随项羽学人杰，不过江东为鬼雄。」读这首诗和老万其他的诗，你可以了解到，除了温文随和之外，老万也有慷慨激昂。《万歌诗词》有写人物的：如王国维、朱自清、梁启超、陈寅恪和阿炳等，有写事情的：如川女抗强拆、穷孩子上学、春旱送琼浆等；有写物的：如春芽秋浦、含羞草美人蕉等；有写景的：如黄山张家界、浙江潮月牙泉等；有写时令的：如元旦立春、小满中秋等——几乎全是中国的，都是在流亡西方写的。老万的中国情怀如此深广，心在中国，偏偏又身老西方。令人无限感慨。最道出流亡者心声的，莫过于老万这首写于2009年的《凤凰台上忆吹箫》：浊酒千杯，关河万里，今宵又是中秋。望月明星淡，满目乡愁。多少离怀别苦，都翻作，箫笛悠悠。霜晨里，柔情似水，似水长流。何求？流亡廿载，任浪打风吹，一叶扁舟。叹剑光刀影，不忍回眸。唯有窗前皓月，能懂我，天下之忧。星空下，痴心梦断，梦断神州。（五）毫无疑问，创办四通和参加八九，是老万一生中最精彩最辉煌的两段经历。四通创办于1984年，是八十年代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在四通成立的当年，销售额是980万元，到了1988年就达到10亿元。根据1988年全国信息产业的排序，四通名列第一，四通一家的销售额就占了这个序列前十家的三分之一。如今鼎鼎大名的联想，那时候只排在第八位，销售额是1亿4千万。有人说老万是八十年代的马云，用来说明当年老万的事业做得大，个人拥有的财富想来也很可观。六四后老万流亡海外，不再是四通的老总，经商投资又遭遇挫折，个人的经济状况今非昔比。对此，有人嘲笑，有人惋惜。老万自己怎么看？他写了一首《好汉歌》：我唱四通好汉歌，啸吟商海聚才多。当初仗义呼天下，晚岁飘零渡劫波。乐守清贫闲气定，无求富贵寸心挪。胸中自有安邦策，敢笑王孙乱过河。老万在八九期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力图促成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另一件是力图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凯旋在子夜。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策略上，这两件事都做得很正确，可惜这两件事都没能成功。尤其是劝说学生适时地离开广场这件事，有不止一次几乎成功，但还是失败了，留下千古遗遗憾。在六四24年后，老万写下一首《八声甘州忆当年》：忆当年、一介布衣忧，风雨满神州。有莘莘学子，为民请命，万众心揪。料广场生死地，岂可久淹留。劝适时知退，子夜兵收。虽说橡皮章软，国难当头际，大局应筹。乃呼号奔走，竭力代公谋。到头来、血流街巷，忍悲情、亡命海天欧。如今倦鸟归林后，欲说还休。在2009年六四20周年前夕，老万接受采访，回忆当年，仍感遗憾。老万说：在八九民运期间，保守派处心积虑激化矛盾，但赵紫阳等改革派努力促使局势向有利于学生和改革派的方向转变，可惜没得到学生的理解和配合。老万说，我们今天总结教训，一定要懂得有限目标，要妥协，巩固阶段性成果。如果当时在4•26社论到5•19戒严之间，整个事件和平落幕了，阶段性成果非常丰硕。另一个惨重教训是：5月18日赵紫阳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们停止绝食，仍然得不到学生的响应，最终，整个89民运以六四屠杀而告终。老万说，「如果我们当时处理得好，中国的局面就会完全不一样。」真是千古遗憾，欲说还休。在今年纪念六四36周年的研讨会上，老万提交了一篇论文《从博弈论的视角看1989》，分析了1989年「六四」事件的决策与互动，总结其结构性失败的教训。这也是老万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老万写道：我们纪念「六四」，不是为了怨恨，而是为了更清晰地认识世界运行的逻辑，更有智慧地面对未来的博弈。如果我们能从历史中学会不把彼此逼入死角，如果我们能在冲突中学会克制、学会妥协、设台阶、建机制，那三十六年前那些人的牺牲，就不仅是痛苦的终点，也会成为更理性社会的起点。愿这份纪念，不只是回望，更是一种前行。老万多次讲过：「心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这是老万的自我写照，也是他对我们的勉励。（六）读老万的诗词，你能强烈地感觉到他对自由民主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未来永远怀抱希望。例如这首七律《有所思》：此生奔七覆何求，义胆忠魂写九秋。几度清流澄浊世，一双冷眼看封侯。谁言霸主能扛鼎，我信民心可覆舟。六月飞霜昭雪日，旗袍美酒会同俦。在1986年的一次谈话录里，哈维尔谈到了希望。哈维尔指出，希望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希望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我们怀抱某种希望，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于现实之中，我们要在现实中占据一个好位置；我们怀抱某种希望，也不是因为在现实中有一种运动正在向它靠拢，我们要先走一步，提前到达目的地。我们坚守一种希望，是因为我们深信它是好的，是正义的，我们愿意为它而奋斗。我们不但知道，没有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就不会实现；我们还知道，有了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会实现，但是我们仍然愿意为它而奋斗，因为我们的奋斗本身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一个坚守希望的人当然希望他从事的事业能够成功，但与此同时他又能不计成败，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在这种看上去没有希望的环境中，希望才最能显现出它的全部力量。中国的民主大业依然任重而道远。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坚定我们的信念。所谓信念，就是对不确定的未来坚持一种确定的态度并为之不断奋斗。（七）今年10月29日，是老万79岁生日。按照中国人过九不过十的习俗，我本来打算约上几个朋友，在这一天给老万庆贺八十大寿。好话要趁早说，要趁他活着的时候、头脑还清楚的时候说，让他听得见我们的话。但很快就得知老万犯病，昏迷不醒，送进急救室。三年前老万就犯过一次病。事后他写了一首诗五律《病中吟》：老身逢恶煞，心梗遇新冠。气定多禅静，神闲不问丹。魔来何迅疾，病去却颟跚。暂别阎罗后，诗吟一笑宽。那一次，老万逃过一劫。这一次奇迹没有再现。我这篇给老万的诗评写晚了。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万润南先生的敬意与怀念。 2025年10月14日

2个月前

是的，持枪可以防止政府暴政纯属想当然。胡平：持枪权是民主的基础吗？——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谈起——2月14日是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玛乔丽·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发生三周年的日子。这一天，总统拜登呼吁国会通过“符合常识的枪支改革法”。拜登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说：“今天，当我们为帕克兰社区哀悼时，我们向所有在枪支暴力中失去亲人的人致哀。”拜登呼吁国会通过几项具体规定，包括终止对枪支制造商的法律豁免、禁止使用攻击性武器和大容量弹药，以及扩大联邦的购枪背景调查。“本届政府不会等到下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才会注意到（控枪）的呼吁。” 拜登说，“我们欠所有失去生命的人和所有感到悲痛的人一个改变。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2018 年2月14日，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州帕克兰市玛乔丽·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发生了一起枪击案，造成17人死亡，14人送院治疗，因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死伤最严重的高中枪击事件。其后，由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的幸存学生发起，呼吁政府加强控枪的“为生命游行”活动，在华盛顿和全美50个州举行。仅华盛顿的游行人数超过80万。很多参加游行的学生说，他们要把抗议的激情转化为投票的实际行动；“要让政治人士听我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投票选出会这样做的人”。三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支持立法严控枪支（注）。这里再做一番补充。不少中国人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有误解。他们宣称持枪权是美国民主的基石；美国不禁枪是因为美国宪法赋予美国人民武力推翻暴政的权利。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写的是：“管理良好的民兵，对于一个自由州的安全实属必要；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不难看出，允许各州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这一条才是第二修正案的要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立法背景是，当时美国人民担心联邦军队可能对于各州安全带来威胁，故坚持各州有权拥有自己的武装，以维护各州的自主与安全。至于人民有权持有和携带武器这一条，在当时毫不新鲜。当时的大清帝国，不但平民可持有武器，地方也可以有民兵组织。曾国藩的湘军就是从乡兵即民兵发展而来的。只不过清代的乡兵是中央政府武装力量的延伸、辅助或补充，绝不是用来防范中央政府武装力量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承认各州有权拥有自己的独立的武装组织，可以用来防范联邦军队的侵犯。美国是联邦制，各州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两百多年前，北美十三州合众为一，不少州对于新建立的联邦政府戒心很重，唯恐联邦政府用它的武装力量侵犯本州的自主权，所以执意要保留自己的独立的武装力量。这是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由来。两百多年过去了，很多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有不少美国人——包括最高法院的一些大法官——认为当年立法第二修正案的那些因素已经不复存在，因而主张废除宪法第二修正案。不论你是否赞成废除的主张，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今天的美国确实和两百年前的美国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今天美国各州的国民警卫队，其性质也已经和当年的“管理良好的民兵”有很大差别了。回到民间持有武器这个问题上来。把允许民间持有武器视为自由民主的基础这种看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水浒传里有多少好汉，整日舞刀弄棒，祝家庄、曾头市更有上万军马，他们并不是政府的武装，而是地方豪强的武装。即便在管控最严厉的秦代，乞食漂母的韩信还背把剑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呢。如果允许民间持有武器就有了自由民主，中国从秦始皇时代就该是自由民主国家了。为什么在过去，几乎各国政府都允许民间持有和携带武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过去，通讯手段原始，交通工具简陋，侦缉技术落后，没有对社会全覆盖的保护社会治安的系统，所以再残暴的政府也不得不允许民间持有武器自卫。到了现代，借助于高度发达的通讯手段、交通工具和武器及其他装备，很多国家都建立起对社会全覆盖的警察系统。这就极大地降低了平民自己用武器自卫的必要性。所以是到了现代，很多国家才对民间持有武器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控。必须强调的是，无论古代或现代，允许民间持有和携带武器都只是为了自卫，不是为了抗拒政府。这事一想就明白：如果老百姓拥有武器足以对抗政府，政府还是政府吗？那不成了无政府了吗？因为在任何时代，政府的武力和民间的武力都不在一个层次上。所谓政府，按定义，就是拥有压倒性的武力。因为政府之所以是政府，就在于它拥有执行自己意志的强制力，这就要求政府的武力对平民的武力具有压倒性优势。所以平民拥有的武器只是用来防止另外的平民的暴力攻击，不是用来对抗政府的，也是无力对抗政府的。再说一遍，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要点是承认各州有权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而不是承认人民有权持有和携带武器。因为后者是过去几乎所有国家都允许的，前者则不是。美国的联邦制有些像中国过去的封建制。在封建制下，地方诸侯或藩王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属于皇帝，而属于诸侯或藩王。有的诸侯或藩王拥有的武装力量还很强大，甚至可以和皇帝的军队相抗衡。在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下，有些州的武装力量或许有可能和联邦军队相抗衡（尤其是在建国初期），只是这种武装量依然属于政府的力量，属于州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的力量。至于人民拥有的武力则远远达不到和政府相抗衡的程度。今日美国，老百姓拥有的那点武器也远不足以反抗政府。在美国，平民能够持有和购买的武器也只限于轻量级的武器。比尔.盖茨可以根据第二修正案，购置坦克车战斗机乃至核弹导弹（第二修正案写的是ARMS，不是GUN），建立起一支高度现代化的武装力量么？有任何国家会允许平民这么做吗？我以为不会。维基百科上有个“各国枪支比率列表”，各国枪支数据出自Small Arms Survey 2007。根据这张表，每百人枪支拥有量，美国：88.8，名列第一。位居第二的是塞尔维亚，58.2，比美国要低30个百分点。大多数民主国家在30以下，其中，印度：4.2，排名第110；波兰：1.3，排名142；韩国：1.1，排名149；日本：0.6，排名164。根据这张表，中国：4.9（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怎么算的），排名102；台湾：4.6，排名106。从“各国枪支比率列表”可知，民间持有枪支的多少，和该国的民主的多少并没有什么关系。很多民主国家对枪支管控很严但仍然很民主，很多专制国家对枪支管控很松但仍然很专制。其实，也就只有在美国的华人会以为持枪权是民主的基石，那些在欧洲民主国家的华人，那些在日本、在韩国的华人，还有台湾人，都不会这么认为。美国确实很特殊。美国民间拥有的枪支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是美国特殊的历史造成的。想当初，一群一群的欧洲人漂洋过海来到荒凉的新大陆，他们必须携带武器，因为没有别人或机构保护他们，他们只有自己保卫自己。这种情况早就变了。现在从别的国家和地区来到美国的人，有几个是随身携带武器来的呢？一方面，很多民主国家严格控枪但仍然很民主。可见民间有权持有武器并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允许民间持有武器甚至允许自建武装团体但仍然很不民主。可见民间有权持有武器也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今天的美国，完全可以在枪支管控上更严一些。 ——————（注）胡平：我对控枪问题的一点看法，首发《纵览中国》，2018年4月26日。链接

2个月前

ZT：王友琴：张春桥幽灵在飘荡——1976年10月6日晚，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张春桥等四人突然被逮捕和囚禁。他们被叫做“四人帮”。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占据了中国权力场排名最前的六人中的四个。张春桥当时是中国第四号权力人物。“四人帮”被逮捕，与27天以前毛泽东的死亡，是导致文革结束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四年之后，1980年底，“特别法庭”对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中。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后改为无期徒刑，1998年“因病保外就医”，2005年因病死亡，88岁。40年过去了，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四人帮”的姓名。但是，在2016年纪念文革发动五十年的活动中，“四人帮”的主要人物张春桥的名字又被人捧起来，他的幽灵在飘荡。这是怎么回事呢？ 1、张春桥1976年秘访柬埔寨的纪录片 2014年，奥斯卡电影奖项中，柬埔寨人制作的《遗失的影片》（The Missing Picture）是被提名的四部“最佳外国影片”之一。这是一部关于“赤柬”也就是柬埔寨共产党统治时期（1975-1979）人民的悲惨遭遇的电影，展现了柬埔寨人民怎样被从城市的家中驱逐，怎么在集体农场进行超强体力劳动，怎么挨饿，怎么被惩罚，怎么死亡。赤柬造成的巨大灾难，令人悲哀和愤慨。（根据2014年国际法庭的审判，有一百七十万到两百万的柬埔寨人死于赤柬实行的酷刑折磨、饥饿、大规模处决和过度劳累，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部电影相当独特。影片中的人物是用粘土塑成的，影片中插进了赤柬时期留下的黑白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是当时的宣传品，相当有效地增加了影片的历史质感，也有利说明电影故事的来由和成因…… 在这些纪录片中，我忽然看到了消失多年的张春桥：张春桥1976年访问柬埔寨的镜头。影片中他精神高昂，神采奕奕，比他同年代的中国男人显得健康年轻（这种权力带给人的外观改变，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巨大的专机降落。张春桥领头走下飞机舷梯，和等候在那里的柬共领袖波尔布特（Pol Pot亦译波布1925-1998）握手拥抱；女青年向他献上鲜花；他和波布走过夹道欢迎的群众和战士；他向波布赠送镶在大镜框里的毛泽东会见波布的巨幅照片（1975年6月毛在北京会见波布）；他在宴会上举着高脚酒杯和波布碰杯；他和波布坐在长沙发上会谈。张春桥在影片中称赞说：柬埔寨的“大跃进”真是美妙，每一天都像大庆典。他告诉波尔布特：柬埔寨通过中国未能做到的纯化和清洗取得成功。柬埔寨是一座了不起的意识形态试验场，访问这里是上了一堂课。当时，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消息并没有在中国报纸上公开。中国媒体从未提到张春桥在1976年对柬埔寨的访问，更没有报导他和波布的谈话内容。张春桥的这一访问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个“秘密访问”。实际上，多年来普通中国人既不了解柬埔寨的革命，也不知道中国为支持赤柬付出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对人民保密是那时候的“常态”。据后来的柬埔寨政府的“国家历史记载”，张春桥在1976年2月访问柬埔寨。（感谢宋征先生帮助查找到这个日期。他是《毛泽东主义的兴亡：中国“革命”和红高棉“革命”的历史》，一本900页的厚书的作者。） 2、赤柬暴虐统治柬埔寨三年八个月关于赤柬在柬埔寨做了什么，《“民主柬埔寨”历史》（A Histor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一书的概论写道（笔者翻译了此书）：在1975年取得政权之后，赤柬把两百万住在金边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驱赶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千千万万的人在撤离城市期间死去。赤柬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贯彻实行其激进的毛泽东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改造。他们要把柬埔寨转变为一个乡村性的、无阶级的社会。那个社会里没有富人，没有穷人，没有剥削。为了实现这一转型，他们废除了货币、自由市场、正常的学校教育、私有财产、外来服装式样、宗教活动以及柬埔寨传统文化。公立学校、佛塔、寺庙、教堂、大学、商店和政府建筑或者被关闭，或者被改变成监狱、畜舍、再教育劳动营和仓库。没有公共和私人交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非革命的娱乐。休闲活动被严格限制。全国人民，包括“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都必须穿黑色衣服，那是他们的传统革命服装。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所有的人都被剥夺了基本权利。人们不可以离开他们所在的合作社外出。这个政权也不准许任何人集会或举行讨论。如果三个人聚会谈话，他们会被指控为“敌人”而遭到逮捕或者处决。家庭关系受到严厉批判。人们被禁止表达甚至轻微的爱情、幽默及怜悯。赤柬要求所有的柬埔寨人只相信、服从和尊敬“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被称为每个人的“父亲和母亲”。赤柬宣称只有纯洁的人有资格来建造革命。刚一夺得政权，他们就逮捕和杀害了数千名朗诺将军领导的“高棉共和国”政权的士兵、军官和文职官员。这些人被视作“不纯分子”。在随后的三年里，他们处决了千千万万的知识份子、城市居民、少数民族如占族、越南人和华人，还有大批他们自己的战士和党员——这些人被指控是“叛徒”。在柬埔寨共产党的1976年“四年计划”中，柬埔寨人被要求在全国的每公顷土地上产出三吨大米。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在一年的全部十二个月里种植和收获水稻。在大多数地区，赤柬强迫人们一天劳动十二小时以上，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够量的食品。更具体的例子还有，赤柬建立了几千人组成的大型合作社，作为消灭私有财产及资本主义的步骤。合作社被设计成在最大可能上自给自足。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在公食堂吃饭，使得饥饿更加严重。赤柬关闭了商店。首都金边原是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因为强制居民离开，只剩下了四万人口和一个商店。那个商店只卖东西给外国大使馆的人。在赤柬统治下，完整的正规学校从来没有过。孩子们就在树底下或者人家里学习。老师常常是文化很低的贫农。另外，孩子们通常和他们的父母分开住，不能享受到家庭生活的乐趣。赤柬的领导人，有些受过很好的教育，却把别的受过教育的人视为国家的潜在敌人。视知识份子把国家变成外国傀儡，他们很大部分成为杀戮目标；数千名学校教师以及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杀害了。柬埔寨的华侨，因为不少人有自己的产业，他们被作为“资产阶级”遭到杀害。赤柬到处搜索他们的敌人：被冤枉指控为给美国中央情报局、给苏联秘密警察或者是给越南人做事。赤柬建立了庞大的安全系统，拥有近200个监狱，分为五个等级。最高级的是编号为S-21。囚徒是被指控背叛革命的赤柬干部和士兵。一万四千人死于这座监狱。 3、张春桥赞扬赤柬做了超前中国的事绝非偶然以上这些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和杀戮，都是社会改造和转型的过程中发生的。直到越南军队侵入，赤柬退回丛林才结束。中国人对赤柬所做的一套并不陌生，因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做的，相当部分也是张春桥在中国大力提倡并实行过的，只是程度和节奏略有差异而已。张春桥大力肯定和赞扬的柬埔寨做到了而“中国没有做到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呢？是钞票，也就是钱。赤柬在统治时期从来没有用过钞票，尽管他们曾占领首都金边并统治这个国家三年八个月加二十天。在《失落的影片》中，出示了赤柬政府的钞票。他们有印好的钞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使用。在电影中，有大量纸币乱纷纷撒落街头的场景。大批的崭新钞票全成了垃圾。有一些后来被人拾去做了历史收藏品。 “钱”即货币，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价值，无论东西方是尽人皆知的事。尽管钱被有些人认为是肮脏的，但是还没有发生过政府全面彻底地取消使用货币的“革命”行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激烈和暴力，也没有达到停止使用钞票的程度。现代历史上，像赤柬这样不用货币的政府和社会形态，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有八百万人口的国家，三年零八个月不使用钞票。废除钞票，这是赤柬最激进的国家行为。然而，张春桥却对波尔布特政权废除货币的行为，赞扬的为柬埔寨做到了而“中国没有做到的”事情——这并不是客气话，不是出于礼貌脱口而出的夸奖。在赤柬占领首都金边之前的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这篇文章里，张春桥声言要对“货币交换”以及“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张春桥的称赞更不是空头应酬，在他称赞波布的同时，从中国送去的武器和食品以及各种设备，正源源不断地运往柬埔寨。耶鲁大学教授Ben Kiernan的书《波尔布特政权》，列出了中国提供给赤柬的援助。仅1975年，中国给了20亿美元无息贷款和4000万美元“礼物”。这些支援维持了赤柬的血腥统治。在《遗失的影片》中，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镜头虽然不长，电影主要表现的是柬埔寨人民在赤柬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以及幸存者的自白。但是他们没有漏掉张春桥，加厚了柬埔寨悲剧的意识形态背景。作为中国文革历史写作者，在我看来，这段张春桥纪录片透过中国文革和赤柬革命的直接关联，让我们对文革有更深厚的认识。张春桥对赤柬的热情指导，显现了他计划在中国要做的社会改造，虽然那些荒唐而残暴的“纯化”措施中国还“做不到”。但是假如四人帮完全掌权，张春桥出任总理，文革继续十年，还有中国今天的“繁荣昌盛”吗？ 4、《狱中家书》赞美张春桥理论比今天好和柬埔寨电影相比，张春桥在中文世界里受到的待遇不同。 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张春桥狱中家书》。书分两册，文字内容是一样的。一册用印刷字体排印，另一册是张春桥的手书。两册书都是紫红色布面精装带烫金书名的豪华版。在中文书籍中，对一本书的装帧如此推崇，实在是非常罕见。出版手迹者，通常是有书法价值的作品。或者是毛泽东、鲁迅这样被神格化的人物，但也只见于他们的诗词作品，几乎没有见过整本著作的手迹版。由此可见《张春桥狱中家书》的出版者，对张春桥其人，是怀有多么非凡的崇敬之情。我们不必去追索出版内幕，毕竟香港是一个有出版自由的地方，有人出钱投资，出版任何色彩的书，是没有人干涉的。可资参考的是，在出版社关于此书的长篇介绍中，引用了三个人的评论。第一人是瑞典的中国研究教授Michael Schoenhals，中文名字叫沈麦克。他说，张春桥的书可以和192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书记葛兰西写的《狱中札记》“媲美”。张春桥的书已经出版一年多了。沈麦克教授对这样的评论，没有进一步的论证、说明或者更正。葛兰西的那本书是否“美好”，本文不去讨论。但是，张春桥的新书，是“美好”的吗？我们完全可以讨论。应该指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虽然当过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虽然他的书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过，虽然他被称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但他并没有掌握过政权，没有多少机会实行他纸上谈兵的理论。但是这方面，张春桥和葛兰西大不相同。他在文革开始就担任权势倾国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是发起和指导文革的“516通知”和“十六条”两个纲领性文件的起草者之一。不独于此，从文革最早的到最后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张春桥都参与撰写、审定。 1976年初张春桥去柬埔寨的时候，其他几个文革的重要“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都已经被送进了监狱（这是文革的特点之一：不断有文革红人，很快沦为阶下囚。这些人舞文弄墨，害人无数，却没有“安身立命”之地。在文革中，受害者被害，作恶者也不安全），但是张春桥却从头至尾，一直是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人物。他甚至在赤柬的革命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在《遗失的影片》电影中可以见到。原来只活了46岁的葛兰西不过是一位思想家而已。张春桥理论在八亿人口的中国文革中实行过，而且还指导柬埔寨相当彻底地实行了。其后果是千千万万人被迫害致死，人民处于贫困之中。这是很多中国人不会忘怀的记忆。可是未必有多少人了解今天还在说张春桥“美好”的人，依据何在？张春桥是为毛泽东始终倚重的文革主要理论家之一，而且是一名死忠的毛臣。他在法庭上一副蔑然闭嘴的神态，给人留下印象。这本《狱中家书》对他过去的作为也无任何悔过的表示，按照中共法律，死缓而不知悔改，那是“死有余辜”的。然而，他不但死于不治，而且留下这本被赞扬“美好”的遗著——这只能认为，在相当程度上，是在说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美好”。《张春桥狱中家书》中，除了张在监狱里写的信，还有张的女儿张维维（1966年文革开始前已是成年人）和“恺蒂”的长篇采访对谈。“恺蒂”自我介绍是张维维在复旦大学附中的同学，现住伦敦，她的父亲花了几年时间在写一部《张春桥大传》。恺蒂明显是相当了解而且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对文革没有文化隔阂。请看该书302页：恺蒂问：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张维维答：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嘛，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更进一层的对张春桥的肯定。不但肯定了他的理论，而且断言张春桥理论比现在中国当局的政策好，不会有贫富差别，批评了邓小平的部分人先富的政策。中国的经济繁荣引起许多批评，张维维让人吃惊的是：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的办法，应该是按照张春桥的计划/道路去做，也就是按照文革的计划/道路去做。文革，是美好还是浩劫？是不是应该高举红旗继续革命？这是张春桥的幽灵在文革50年之际提出的问题。评书的沈麦克与写书的张维维，有一个共同点：都没有为他们至少是突兀的论点提出论据。尤其是前者，作为教授，他应该知道立论的方式。是他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还是他们本来就提不出论据？好多年来，人们在网上呼吁“文革真相”。文革五十年后还停留在要求了解真相的水平线上，这样让人耻笑的国民认知状态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两年前我写过文章，指出有“否认派”在否认文革的暴力迫害。没有意识到，有一种更彻底的否认方式这样快就出现了，那就是直接赞美文革。一个傲慢的学术殿堂铺开红地毯，让四人帮的鬼魂降临，忽悠众生，中国文革的真相到底还要遗失到何时？ 5、文革有没有社会改造的积极意义？调查和记录文革受难者是我做的工作的重要部分。事实上，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我把受难者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写下来，放在网页上，也印在一本五百多页的名为《文革受难者》的书里。这是一本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调查性叙述。除了迫害和死亡，我也试图分析文革实行的社会革命内容。我在《文革受难者》书的前言里写道：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简单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种“一元化”的没有权力平衡和制约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建立一种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生产甚至没有货币的经济，建立只有一种意见和用一种方式表达同样意见的媒体，把全体人民变成像“螺丝钉”一样的连“私字一闪念”都不能有的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此外，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殴打、关押以至杀死被革命领导人指为是“敌人”的人。文革迫害和文革社会革命，我以为是文革历史写作最需关注的两个层面。当然，在相当程度上，受难者/迫害问题也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想一想，红卫兵打死校长老师（仅仅我调查的北京十个女子中学，在1966年的“红八月”中有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师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详情可见我的文章《雾霾下的文革历史》，2014），在“尊师重道”的中国社会中有过这样的事情吗？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监禁在秘密地点受虐待死去，连斯大林式的“表演性审判”，连秦二世时代在监狱里使李斯认罪的计策，都无需费事使用，这不是对中国社会的司法制度的根本颠覆吗？不过，我还是主张说明二者的区分与关联。因为大规模的迫害，才可能造成大规模的、违背常情常理的社会改造。张春桥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九年。尽管上海在人们的模糊印象里好像比较温和比较有序，其实上海的残忍是特别严重的。1966年夏天，北京的红卫兵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打死了1,772人，上海同期有11人被打死。但是那时候张春桥在上海还没有掌握最高权力。后来，在张春桥领导打倒上海原领导人“夺权”以后，上海的迫害残忍度在全国开始领先。我在《文革斗争会》文中指出“斗争会”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迫害方式。文革没有使用上面提到的斯大林的“表演性审判”——也就是假审判，连作假都懒得做。文革大量使用“斗争会”的形式。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利用这种优势，上海独创了电视“斗争会”。1967年，上海开了51次电视“斗争会”。各单位组织集体观看，看过后集体照办。观看人次上亿。（可见上海报纸上的电视斗争会通知照片。）文革的另一“特色迫害”是“牛棚”，即各个工作单位和学校里的私设监狱，关押本单位的“牛鬼蛇神”。我写了《文革牛棚》。在“牛棚”里，被关者遭到各种折磨，殴打，侮辱，甚至被杀害。最早在官方文件里使用“牛棚”一词的，是上海。“牛棚”这一迫害形式得以正式化和社会化，造成全国的示范影响。上海当局还设置可以关押数百人的大“牛棚”。 1968年4月，上海当局枪毙了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27日）和北京大学1957年的“右派学生”林昭（29日）。这是由上海自行决定的死刑，因为最高法院当时停止审批死刑。这也是在全国最早开始枪毙没有任何刑事罪责的“文化人”。林昭被枪毙后，当局派人到她母亲那里索取五分钱子弹费。这些残忍做法后来在别的地方也仿行。官方统计，上海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1,510人，揪斗17万名分属九个类别的“阶级敌人”。在职工人数中的比例都不低。有文革辩护士说文革大规模的死亡伤残是“失控”造成或是“必要的代价”。且不说这些辩护的荒谬，我们还应该细看这些“代价”换来了什么？通过张春桥对波尔布特所说的“纯化”和“清洗”，他们要构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政治上，文革提出实行“一元化”领导，实际上是空前的个别权力者的为所欲为和滥施刑罚。五年里，毛泽东自己树立的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先后都成了“阶级敌人”。一个死于秘密囚禁，一个死于神秘坠机。斯大林对他的政敌布哈林等还举行了装样子的审判，而毛泽东对刘少奇和林彪却从未进行过任何意义上的法律审判。全中国所有的大中小学校校长，无一例外受到了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折磨和侮辱。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的作家都受到“批判”和“斗争”。几乎所有的科长级以上的干部，都“靠边站”，经过审查，检讨才被“解放”。（这种“干部解放”的说法是文革最荒诞的说法之一。施害者暂停迫害是为“解放”。）“砸烂公检法”全国实行军队接管，犹如戒严般的体制，代替人为的无政府状态…… 经济上，城市居民，连在路边卖两分钱一杯的开水也不许可。工人的奖金被取消，多年不加工资，物质极度匮乏。和柬埔寨一样，中国农村大跃进时也有过公共大食堂，在大批人饿死后才勉强解散。在文革中，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又成为“走资派”的罪行…… 和赤柬关闭学校一样，文革中大中小学都长期停课。大学五年不曾招生。后来招生以初中毕业填补生源。1969年8月的备战“一号通令”下，大批大学被迫在短期内迁出城市。如后来赤柬撤空金边的预演。北京的大学中，只有北大清华准许留下。文革前北京有55所大学，文革结束时只有18所。一些大学的教室楼，变成军属住房。掌管北京大学八年的竟是一名莫名其妙的“王副政委”…… 文革的“新生事物”，包括赤脚医生，样板戏，革命委员会，工农兵大学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知青下乡”运动。统计数字说，共有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约占城市人口六分之一的人被送去农村。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1969年的初中毕业生全部下乡发配到遥远的省份。这个运动一箭三雕，削弱了学校，削弱了城市，削弱了家庭。完全是不负责任的破坏起码的社会生态的粗莽决策，后患无穷。竟然有文革辩护士说“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6、毛死中断了张春桥实行残酷乌托邦改造的机会以上这些被文革的捍卫者、吹鼓手不断肯定、美化的“新事物”，也迷惑了不了解真相的外国人。直至今天还扭曲为今天改革开放的“前人铺路”的试验。我们要再剖析一下前面提到的张春桥1975年4月鸿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内涵的深意。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最后一篇重头文章。在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而写的这篇文章里，张春桥论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为何属于“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写道：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我们从来认为，……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只要经济发展的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实行在赤柬实行过的纯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从而一劳永逸地消灭资产阶级。——这种残酷的反人性的乌托邦规划，不仅在毛时代的“一穷二白”下无法实现，即使物质生产丰富了，也会遭到强大的抵制。而更为紧迫的现实是：他们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毛泽东的疾病，医生知道活不过两年，毛的死亡，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便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文革的结束其实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基本上是一个全然属偶然的暴君之死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吊销了张春桥进一步实施他的社会改造的计划，减少了人民可能遭遇的更大痛苦。张春桥在毛的治丧委员会中名列第四。那一年，张春桥61岁。假使毛泽东（83岁死）像邓小平（活到93岁）一样长寿，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赤柬式计划。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上海也已经把文革前的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按劳分配”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奖金”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三项（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了。使用暴力迫害手段，消灭私有制和与其相联系的文化，实际上只能是在崇高的口号下产生的残酷现实。这样的事情在俄国发生了，在中国发生了，在柬埔寨发生了。张春桥不是唯一的有这种主张的人。所以对他的认识和分析是必要的。 7、张春桥被“妖魔化”了吗？谁害死了周瘦鹃？那些今天还在为张春桥脸上贴金的人，说张春桥被“妖魔化”了。真是这样吗？绝对不是。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指出，“特别法庭”对林彪“四人帮”的判决词里，列出的文革中被害死的人的名字，和北京大学的受难者人数（63人）差不多。如果和上海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受难者总和(80)相比还少十几个。长期盘踞上海的张春桥的罪恶，完全没有被夸张。 2007年，我为一法国刊物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专号写文章，该文的中文本迟至2012年发表，标题为《是否写入受难者：文革历史写作中的主要分歧》。文中有一段：文革积极分子写的书也不提受难者。2004年，两本由徐景贤和聂元梓写的文革回忆录在香港出版（徐景贤《十年一梦》和聂元梓的《聂元梓回忆录》）。徐和聂在文革期间都很有名，并据有很高的权势职位。徐任上海市革委会三号人物（仅在张春桥、姚文元之下）十年，文革后被判处18年徒刑。聂是北京大学革委会主任。据“内部统计”，上海文革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但徐景贤在他四百三十页的书中竟没有提到任何一个死者的名字。同样，聂元梓在书中抱怨她被判17年徒刑，却没有对北大的大批文革受难者（多达63人）表示一声道歉。徐和聂都足够聪明。他们害怕提到受难者就会被人追问谁是害人者，所以干脆不提受难者。看了张春桥的新书，我才知道，张春桥的书里也没有提到任何受难者的名字，更不用说向受难者表示歉意。同为文革的作恶者，他们对受难者的态度如此相同。他们是忘记了吗？还是他们从来都对受难者没有过恻隐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这些文革领导人没有恻隐之心，没有怜悯心，没有同情心，更没有悔罪心。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妖魔”吗？我曾经多次想到，莎士比亚在《马克白》里表现马克白夫妇在刺杀了国王得到王位后的内心恐惧和不安。在2012年的新京剧《赤壁》结尾处，打赢了赤壁大战的诸葛亮独自在江边想到多少百姓和士兵的死亡十分感伤。要是张春桥和徐景贤看这两个戏，他们的内心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心里是否会嘲笑马克白和诸葛亮软弱？《文革受难者》中有一条是作家和编辑“周瘦鹃”。1968年8月11日，周瘦鹃在照片上的这口井里“自杀”。我把“自杀”打上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平常意义上人们所说的自杀。而是受难者在被殴打、羞辱和关押后被迫的自我了断，有的根本是被杀害后伪造的“自杀”现场。文革中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杀”。我井边照相之前，周瘦鹃最小的女儿周全告诉我，1968年3月，张春桥接见苏州正在互相“武斗”的造反派两派“踢派”和“支派”，要他们联合起来斗争“搞盆景复辟资本主义”周瘦鹃。周全1968年时年纪还很小。她说，她听说，周瘦鹃任《申报》副刊主编时，拒绝过张春桥投稿的文章。周全是家中第十个孩子，父亲由“十全十美”一词而给她起名。她清秀文雅诚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周瘦鹃在1966年就遭到“斗争”，被迫烧了三次书，在院子里，在大门口和在弄堂里。据我的调查，文革中所有的作家，除了郭沫若和茅盾，都遭到过“斗争”和“批判”。但是周瘦鹃在1968年被张春桥特别号召苏州造反派加以斗争，是造成他死亡的特定原因。我找到了1968年3月15日的《苏州工农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苏州市革命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本市两大派代表在沪达成苏州市委员会调整充实扩大方案的协议”。张春桥对两派谈话中关于周瘦鹃的部分，由上海社科院金大陆先生提供如下。张春桥说：“这个城市那一些叛徒、特务、汉奸、还有一批，他们决不甘心无产阶级在这个城市能够站稳脚步，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敌人决不会甘心的，他们总希望复辟。你看解放以后，你就从好多事情来看，那个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封建主义的势力啊！我看要苏州就不小。你看什么周瘦鹃一类无聊的家伙哪，给人家就专门弄个盆景啊，都搞这一套。你看他那就完全是出于爱好？那这不是搞复辟！宣传那些东西，瓦解人们斗争的意志。我到苏州去几次，但周瘦鹃家里，我从来不去。我到那里去干什么，看那一些，你只要去一次，啊呀，他就要吹半天。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吧，这东西，那个复辟的，守旧的势力，它竭力想把这个苏州啊，一直保持着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样的色彩，总想着把这个城市往后拉，决不愿意把它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更不会愿意它这个红彤彤的大学校，那个他们决不愿意干的。”（1968年3月14日，《红苏州》《新苏州》联合版）做盆景，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封建主义？就是“叛徒特务内奸？”就要置之死地？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教授看了张春桥的这段话，对我说：这些话像中学生骂架，不像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说的话。我说：他们从来都不是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但是在迫害人方面，他们从不含糊，效率很高。这位教授还说起她的一个学生在研究福尔摩斯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周瘦鹃是中国最早翻译福尔摩斯的人之一。我查了叶永烈编的“张春桥著作年表”，看到张春桥在三十年代在《申报》发表过三篇文章。一个二十岁的投稿者被编辑退稿，是平常的事情。但是张春桥在三十年后的1968年还怀恨在心，用权报复，害死了周瘦鹃。又过了三十年他写《狱中家书》的时候，他真的忘记了文革中被他害死的人吗？张春桥抹杀受难者的做法是故意的，是有算计的，是在愚弄人。他不是妖魔，就是个坏人和罪犯罢了。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是“群体性”的迫害和杀戮。比如，我写过的全中国的校长都遭到了殴打、侮辱和“斗争”。“校长”就是一个群体。有人为施害者辩护，说这些残忍和野蛮行为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并不是为了私人利益，因为互不相识。这当然是一种无理的辩护，残害无辜的“革命”，只是一种犯罪，没有丝毫合理性可言。综观事实，我的结论是，张春桥不但是文革兴起和发展的主要设计师和鼓吹者之一，也是残酷迫害人民和实行激烈社会改造的实施者和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一个在道德上残忍和冷酷的人。他参与造成了经济上的贫穷和匮乏，人权方面的残酷和残暴，文化方面的荒芜和贫瘠。他不是一个可以跟谁“媲美”的人。 2016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年。这一年很快将要过去了。在下一年里，文革迫害和杀戮的“否认派”大概还会继续活动。但是，见证者也会继续见证历史。对历史的准确的描述，是规划未来的基础。虽然张春桥幽灵还在飘荡，关于文革的谎言还在流传，但是像林肯所说，你可能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可能一直欺骗有些人，但是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四十年前我听到林肯的这段话，终生难忘。（写于2016年7月-12月。王友琴：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88年获中国社科院博士学位，同年赴美。现为芝加哥大学高级讲师。有《文革受难者》等著作。）来源：开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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