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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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我家后院发现一条蛇蜕。看来这条蛇还不小，但没发现这条蛇，也不知这条蛇栖息何处。

#后院发现蛇 #蛇蜕 #野生动物观察

6个月前

在学潮兴起之初，赵李之间就显示出重大的路线分歧，照理说双方就该为争夺主导权而较劲，为什么赵还要离开北京去朝鲜，自愿把大权交给李鹏？包括田纪云、李锡铭在内的不少人都劝赵推迟对朝鲜的访问，赵却不听。李鹏那边的反应也很奇怪。按说，赵离京赴朝，让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这岂不是正中李鹏下怀？为什么李鹏却感到很不高兴，还要抱怨赵给自己留下烂摊子，居心不良？可见在那时，赵李都把学潮看作烫手山芋，谁也不肯站在第一线。其中道理也很简单。赵紫阳担心的是，以温和方式处理学潮，如果学潮迅速蔓延，到头来会不会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赶下台，成第二个胡耀邦？李鹏则担心自己以强硬姿态站在第一线，如果学生不怕，引起反弹，或者是导致流血，舆论哗然，又假如邓小平不支持，自己岂不会落得两头不待见，就像邓力群那样？毕竟，在学潮兴起之初，赵紫阳和李鹏都对用自己那套办法处理会造成何种后果没多大把握，所以都不肯站在第一线。根据卢跃刚的《赵紫阳传》，赵紫阳出国访朝的第二天，李鹏即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这个会并不是李鹏主动召开的，而是万里打电话建议召开的。

#学潮 #路线分歧 #赵李斗争 #李鹏 #赵紫阳

6个月前

要缓和台海紧张，要和大陆对等交流，只消赖清德总统说出一句话：“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同属中华民国”——也就是把中华民国宪法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中的相关条文照着念一遍。

#台海关系 #赖清德 #两岸交流

6个月前

中华民族的一次高峰体验——读《历史的大爆炸》有感（胡平）——今年是六四20周年。在国内，六四仍然是头号禁区，一切有关六四的言论都被严加封杀。在海外，则出版了一大批六四的书籍。《历史的大爆炸》就是其中很引人注目的一本。作者张万舒是新华社高级记者，六四期间担任北京新华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作者亲身经历了上层斗争的全过程，又直接处理了新华社驻全国各地记者现场采访的第一手资料，以每日大事记的方式，生动而详实地记录了“六四”事件的全貌。赶在今年“六四”前夕，这本书由香港的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全书约45万字，分九章，前八章的标题分别是：1、大悲痛，大愤怒；2、大打压，大爆发；3、大转机，大阴谋；4、大恶化，大声援；5、大进军，大对抗；6、大动向，大转折；7、大决战，大镇压；8、大逮捕，大清洗。最后一章，第九章，标题是“军人笔下的真相”。《历史的大爆炸》这本书，史料完整全面，真实可靠，是研究六四事件的一部珍贵文献。读《历史的大爆炸》，令人感慨万千。八九民运，其参与的人数之多，动员的范围之广，持续的时间之长，以及整个运动的和平理性，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所表现出的崇高、热烈、真诚、团结，以及面对六四事件所表现出的同仇敌忾，无比的义愤与悲情，实在称得上是我们民族的一次高峰体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表现得那么纯真，那么美好，那么让人感动。我相信，每一个过来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不管他现在对这场运动怎么看。然而，问题也在这里。一场有千千万万人自发参与的声势空前的伟大运动，怎么在一阵枪声之后就那么快地化为泡影了呢？当年曾热烈追求民主的民众，怎么一下子就把民主扔在一边，变得只知道追求金钱了呢？据《历史的大爆炸》一书的记载，在89年5月中旬，四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10位大学校长，全国文联、全国青联、全国妇联都发表声明支持学生和民众的合理要求，要求当局与学生平等对话。在戒严令发布后，张爱萍等7位开国上将表态，反对军队进城，强烈要求人民军队决不能向人民开枪；4位华裔学者、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说明这次在北京戒严是“违反宪法”的；香港的人大常委霍英东对不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表示失望；如此等等，举不胜举。问题是，这些头面人物怎么到后来却对血腥屠杀一声不吭，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对六四都沉默不语，有不少甚至反过来对那个杀人的政权公开表示认同，讴歌起太平盛世来了呢？我注意到，20年来继续对六四问题讲话写文章的人，几乎都是依然坚持民主理念、依然谴责六四屠杀的；而那些改变了自己立场的人则不约而同地对这个话题保持沉默。这说明，他们知道他们的转变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也不愿意面对六四，因为他们不愿意面对自己。诚如作者所言，六四事件是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灵所遭受的“一场历史性的大创伤”。不医治好这一创伤，我们民族就不可能真正的复兴。不少人夸耀六四后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声称中国人的头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世界上抬得这么高。但问题是，一个民族把自己的物质利益建立在几百几千的爱国青年的生命之上和血泊之中，这个民族的道德何在？这样的民族希望何在？再者，如果一个群体的头颅需要依靠一个残暴的政权用机关枪去扫射和用坦克车去碾压自己的同胞后才能在世界面前高高地抬起，这些头颅又价值几何？这样的崛起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将把我们带向何方？我相信，一个丧失了记忆与正义感的民族，不论它在其他方面取得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终究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要再次堕入深渊的。这就是《历史的大爆炸》等有关六四事件的书籍和文章的巨大意义。只有通过对这些书籍文章的阅读，我们才可能找回我们民族失去的记忆、良知和勇气。 RFA首发。2009年12月9日链接： 📷

#六四事件 #历史的大爆炸 #张万舒 #新华社 #北京 #国内新闻 #政治纪实 #言论封杀 #天安门 #历史事件

6个月前

。。。。。。七、关于‘秋后算账’——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当局是否可能‘秋后算账’的问题了。有些朋友断言，不论广场上的运动在何种情况下收兵，当局都会对民运分子‘秋后算账’。这种论断的依据是，他们相信，中共强硬派在内心深处早就打定了镇压的主意，随着广场上运动的结束，百万民众化整为零，正好让当局各个击破：外界舆论一旦失去了集中关注的焦点，便很难对事变作出及时有力的反应。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人物，在失去百万民众的坚强后盾后，必然成孤零零的靶子，中共当局一定会本着枪打出头鸟的原则杀一儆百。人们都注意到，当局方面一直拒不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而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学生就无法在以后遇到某种事变时迅速地发起统一的后援行动。如此等等。应该说，人们的这些考虑都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事件的另外一面。首先，在这次运动中，中共领导人，甚至包括若干强硬派领导人，都公开作出了不秋后算账的承诺。有人一定会说，难道你以为他们的承诺是有用的吗？对于这个貌似有力的反问，我们正可以提出另一个反问：假如你们认定当局的承诺没有用处，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求他们作承诺？你们为什么要当局公开否定四．二六社论？为什么要当局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为什么要当局宣布高自联是合法组织？难道它们不会是同样的毫无用处？倘若如此，我们何苦要提出它们？而当局又何苦不满口应承（这后一点尤其值得大家深思）？当百万民众雄踞广场之时，当局何不立即宣布：接受学生提出的全部条件。骗得大家满心欢喜地撤离广场，然后再来个分而治之，秋后算总账？显然，我们需要考虑得深入一些。粗浅地说，我们应该懂得：有承诺总比没承诺好。苏索不及钢索束缚力强，但总胜过没有绳索。作出承诺而后又违反承诺，且不说在道义信誉上丢分，而且它本身会构成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从而客观上会起到动员民众一齐起来反对的作用。深入地分析下去，我们会发现，在权力和诺言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联。在相当程度上，权力是受制于它的公开承诺的。因为正是这种公开的承诺确定了发布命令者和执行命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从而也就规定了掌权者（即发布命令者）的实际控制能力。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像五七年毛泽东的‘阳谋’，先是欢迎大家给共产党提意见，后来又把提意见者打成右派？原来，共产党的承诺一向有个含糊其词的特点，这就给了他们以相当的灵活余地。四月三十日，李锡铭、陈希同向学生代表保证。为要求民主改革而示威的学生将不会受到惩罚。如果李、陈事后要搞秋后算账，他们只消说那‘一小撮’被抓捕的学生并不是为了要求民主改革，而是要推翻共产党就可以了。毛泽东的阴谋也是阳谋，正是出于同一个手法。但是，李、陈的承诺还是要硬性一些。因为他们的承诺毕竟是对学生的这一次游行示威而作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学生们一再要求当局具体地、明确地肯定他们的这一次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因为学生——即使不是从上述理论层次上，至少是从经验直觉中——意识到，当局的承诺愈具体明确，其有效性便愈大。因为一旦给予了某一承诺以明确的界定。那多半就意味着对权力本身的一种限定。我们知道，到了五月份，有更多的中共领导人公开作出不秋后算账的承诺，其中，例如阎明复的承诺应当说是相当明确的。大致上说，统治者作出让步的承诺，抛开其有无诚意不谈，其效力的大小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承诺的公开性。 2．承诺的确定性。这两点的意思较明确，兹不详论。 3．承诺的被动性。假如统治者的承诺是在统治者的基础尚很巩固、统治者的气势犹处上风的条件下主动作出的，则承诺的效力就比较小。恩赐的权利常常靠不住，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反过来，如果统治者的基础业已动摇，统治者是在民众的沉重压力下被迫作出承诺，这种承诺的效力就会很大。因为监督这个承诺履行的方面有自信、有力量。统治者意识到，一旦违背承诺，只会激起人民更强烈更广泛的反抗．到头来必然失去得更多，因此只好履行承诺。我们注意到，东欧各国共产党在群众压力面前作出了让步的承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片面撕毁的。未必都是不愿，实在出于不能，出于不敢。中共当局关于不秋后算账的承诺，一是公开的；二是比较确定的（但仍不十分确定）：三是在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下被动作出的。因此具有较大的效力。假如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及民众，在充分显示了巨大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理性态度，并赢得了广泛的团结与支持后胜利撤退，当局报复的可能性实际是很小的。一般说来，当局若要报复，只能采取以下三种较间接的方式： 1．对投身运动而又从事过比较广场上的人群主体更激进的活动的那些人，扣上诸如‘借学生运动之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或‘与反动组织或反动势力秘密勾结’一类罪名加以监禁。 2．对参加过运动的某些活跃分子，抓住他们在与运动本身无关的其它方面的过失进行惩罚。 3．给运动中的头面人物‘穿小鞋’，也就是从组织或行政而非专政的角度制造困扰。对于这三种形式的报复，民运力量完全有能力进行防止与反击。因为我们拥有若干有利条件。第一。由于上一次运动的凯旋而归，大大增强了广大民众的民主觉悟、斗争勇气和成功的自信。第二，凭借着在上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横向联络渠道和协调行动机制，我们不难再度发起大规模的统一行动。第三，新的行动仅仅是针对着当局中强硬派的秋后算账，背信弃义，因此师出有名，理直气壮，且顺理成章。不但‘有理’，而且‘有节’，其诉求目标并未升级，这就使得当局比第一次时还更难于下手镇压。第四，上次运动的‘见好就收’，必然会影响到中共上层的权力格局，强硬派地位会有所下降，温和派力量会相对上升，造就大大增加了新行动的成功率。第五，上次运动的结果，还会对整个朝野双方的互动带来一种深刻的变化。当代政治学者提出的所谓‘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虽然并非规律，但确实是一种很普遍的政治行为特征。倘若整个八九民运是以‘见坏就上’（反四．二六社论为开始，以‘见好就收’为结局的话，那很可能从此开启了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新局面。在相当程度上，它也就使得后来的互动沿着类似的规则前进。换句话，假如中共当局通过上一次运动发现，如果他们对民间的抗争采取恶劣打击的态度，那只会使事态进一步扩大，而如果他们采取对话和解的立场，则可能使事态较好地解决，那么在今后的冲突中，他们就更有可能采取对话的态度。包括一些原先持强硬态度的人也会转而采用温和的办法。 ——《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秋后算账 #政治 #中共 #镇压

6个月前

政治局五常委公开信发布后，广场上的绝食学生没有做出正面回应—也就是没有见好就收。

#政治局 #常委 #公开信 #广场 #绝食 #学生

6个月前

我在1990年写的《八九民运反思》里就详细分析和反驳了这种观点。

#八九民运 #政治分析 #历史反思

6个月前

胡平：把刽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读吴仁华新着《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2009年7月）继去年六四吴仁华推出力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后，今年六四，吴仁华又出版了一部厚达600页的新书《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此书一出，立刻引起广泛重视。作者在北美西欧举行了多场专题讲演，海外各大媒体，包括几大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BBC和法国国际广播公司──都对此书作了专题报道。吴仁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86年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八九民运爆发，吴仁华是最早投入民运的教师之一。6月3日，吴仁华受“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委托组织特别纠察队赴天安门广场维护秩序；镇压开始时，他就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最高层，属于最后撤出广场的一批。1990年7月，吴仁华跳海游泳至香港，然后辗转到美国，曾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现在是中国宪政协进会秘书长。破解六四事件的若干重大问题作者以八九民运从始至终的参与者和六四屠杀的现场目击者的身份，本着文献学家的严谨态度和专业精神，经过多年的调查考证，写下了这本《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解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有哪些部队参加了六四屠杀？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共有14个陆军集团军，还有一个直属中央军委的空降兵第15军，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空降兵军，是中国当时最精锐的部队；另外还有北京军区的炮兵第14师；天津警备区的坦克第一师；北京卫戍区的警卫第一师跟警卫第三师；还有武警部队北京总队。14个集团军进京兵员并非全部，进京官兵人数在20万到25万之间。为什么要调集这么多部队？戒严部队如此之多，其公开任务当然是镇压民运，但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党内可能发生的政变跟部队的兵变。开枪杀人的主要是哪些部队？开枪的部队一支是从西长安街进来的陆军第38军，还有从珠市口、天桥，前门向天安门南面进京的空降兵第15军。其他的部队也开了枪，但杀人最多的是这两支部队。士兵是擅自开枪还是奉命？有没有开枪的命令？作者排除了各个陆军集团军擅自开枪的可能性，指出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开枪命令。作者搜索到11条具体资料为佐证，包括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少将亲笔写的东西，都提到了开枪命令，而且具体写到开枪命令是怎么接到的。开枪的时间是在6月3日晚10点钟左右下达的。戒严部队的前进指挥部设在军事博物馆，其清场指挥部设在人民大会堂。开枪命令来自军事博物馆的前进指挥部。第一个接到开枪命令的是38军。第一枪在五棵松路口打响，现知第一个死难者就是被打死在五棵松路口的。屠杀发生在什么时间，主要在哪些地点？6月3日，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计划。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1点30分，屠杀主要发生在西长安街上的木樨地、复兴门立交桥、西单路口，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天桥、珠市口、前门等地。6月4日凌晨1点30分以后，屠杀主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一带，最惨烈的地点是位于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南池子街南口。在整个事件中，哪些部队表现得最恶劣最残忍？在六四事件中，最残暴的莫过于六部口事件。6月4日凌晨5点20分，在西长安街、新华门附近的六部口，大批手无寸铁的学生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正在返回校园的途中，戒严部队竟然动用坦克车队，不走宽阔的快车道慢车道，却沿着自行车道高速行驶，追杀学生，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制造这一惨案的属于坦克第一师，指挥官是罗刚团长和副团长贾振禄，疯狂轧人的坦克车编号是106.哪些部队、哪些官兵表现消极乃至拒绝执行杀人命令？他们后来遭到怎样的迫害？确有不少军人不愿对人民开枪，例如38军军长徐勤先因抗命被解除职务，后来判刑5年；第28军军长何燕然及政委张明春被降级调职，第38军步兵116师师长许峰丢掉了军职，还有更多下级军人当时官方声称失踪，其实是离开现场，受到的处罚更为严厉。作者还对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亡情况作了考证。因为中共在六四后一直对外宣称，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军队不得已才开枪镇压。吴仁华根据自己的调查指出，在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了15人，没有一个早于1989年6月3日晚上11点，可见军队镇压在先。吴仁华分别列出了15名死者的军衔、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其中，38集团军炮兵旅的6个士兵，在6月3号夜里接到紧急命令，前往天安门广场运送防暴器材，由于车速过快在翠微路路口翻车，结果油箱爆炸，无法挣脱出来而丧生；第24集团军少尉王景生，在1989年7月4日，也就是六四镇压1个月以后，在部队巡逻途中突然病发死亡。他的死亡通知书上清楚地记载着心力衰竭是造成死亡的重要死因。第39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于景禄是被戒严部队自己打死的。于景禄是在1989年6月3日晚上跟着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前进的时候，部队受到了群众的阻拦。于景禄急于想到天安门广场拍摄清场照片，不听别人的劝阻，换穿了便装，独自向天安门方向前进，结果在途中中弹受伤（戒严部队见拍照的就打），被群众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以上8人的死亡与所谓“暴徒”毫无关系。另外祇有7人之死和所谓“暴徒”有关，那是在军队开枪屠杀之后，少数民众愤怒到极点，出手打死了几个行凶的士兵。作者特地指出，祇要军队听从民众的劝阻，停止前进，民众就对他们非常友善。例如在天坛东大门墻外，有6、7万民众把3百多官兵层层包围，祇因为这些官兵没有开枪，也不再前进，就没有一个受到伤害；相反，民众还给他们送吃送喝，还主动把途中受伤的11名官兵送往医院急救。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吴仁华这本书，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人是最重视历史的民族。对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但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但我们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在中国，唯一能使坏人有所忌惮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将记入历史，被后人唾骂。吴仁华之所以要花那么多精力去查出六四屠杀内幕，查出戒严部队的番号和官兵的姓名，等等，就是为了把这些人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六四事件迫使人们思考军人服从命令的问题。祇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是不够的，正像美国的军人誓词里所说的，军人也有不服从非法命令的义务。军人如果执行了不合法的命令，必须承担罪责。在美军中担任军中牧师的熊焱在《军人天职与六四屠杀》（载《北京之春》2009年6月号）一文里把这一点阐述得很清楚，值得我们认真阅读。毫无疑问，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元凶。就凭六四这一滔天罪恶，邓小平就使自己名列史上最大暴君与屠夫。在这里，没有什么三七开或七三开。正像英国政论家塞西尔所说：“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 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人类道德底线的事。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我治好过100个病人，祇害死了10个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10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通吗？如果一个人杀了人还不认罪，我们还要称颂他在其他方面的种种成就，对他实行什么功过几几开，让他在历史上还有个正面地位，他干什么还要去认那个罪呢？更严重的是，后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凭什么不照此办理呢？对过去的罪恶辩解，就是对未来的罪恶纵容。除非我们坚持这样一种标准，造成这样一种舆论，让人们都知道，有些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一旦做了，不管你以前或以后还做过多少好事，你都永远洗刷不了历史罪人的耻辱。否则，我们便无异于认可了这种罪行的合法性，并为以后此类罪行的再次发生提供了危险的榜样。这就是我读了吴仁华新书后的感想。

#六四事件 #戒严部队 #吴仁华 #书评

6个月前

在1995年四月三十日《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该报驻北京记者Patrick Tyler写道：这场辩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那六周期间稳健节制是否曾向激进强硬让步，以及比较激进的学生领袖是否因为不肯结束示威而破坏了学生们见好就收而宣称胜利的机会。”

#天安门事件 #学生示威 #政治辩论

6个月前

广场上的学生针对撤不撤，有过多次争议，还有过多次表决。这不是事实吗？一直主张不撤的李录后来辩解道，撤不撤都一样，都避免不了邓小平的大屠杀大镇压。这种说法无疑是错的，但他至少还承认确实存在着撤不撤的争议。

#学生运动 #争议 #李录 #撤退 #大屠杀 #镇压

6个月前

“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2013年12月号的《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题目是“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作者高锴，曾担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文章写到，在担任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习仲勋就大力主张言论自由，主张保护不同意见。习仲勋说：“谁都爱听好话，听赞成自己的话，但这些话很多是假话，有的是捧场，有的是敷衍应付。我们征求意见的目的，本来是为搜集各种补充意见，但是，人们一听到比较尖锐的不同意见就往往不高兴，‘你小子，拆我台！’有权的人有这种想法就很危险。”如今，大权在握的习近平痛骂那些尖锐的不同意见，是“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这话不但在意思上，而且在口气上，都正好和他父亲批评的那种态度一模一样。习近平这个儿子，实在和他的父亲太不象了。高锴的文章写到，习仲勋说过：“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我们对党的领导人，应当热情拥护，对党的方针、政策应当坚决执行，但是对领导人的主张，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针对有人提出，要保护不同意见，但言论不能出格，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习仲勋明确表示不赞同，因为什么叫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标准很难掌握。习仲勋说：“改革之初，我在广东省工作，建议中央批准设立经济特区。当时就被一些人斥为向境外资产阶级投降。如果对现行政策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有可能改革吗？”结论很简单：仅有思想而没有触犯刑律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任何人都不能因发表不同的政治观点而处以刑罚。我曾说，习近平不像是习仲勋的儿子，倒像是毛泽东的孙子。

#习仲勋 #不同意见保护法 #言论自由

6个月前

【纪念六四】丢替：广场史学家吴仁华的寻岸之旅

#六四事件 #纪念活动 #吴仁华 #广场史学 #历史研究

6个月前

胡平：鄭重推薦盧躍剛的《趙紫陽傳》

#胡平 #盧躍剛 #趙紫陽 #书籍推荐

6个月前

胡平：郑重推荐卢跃刚的《赵紫阳传》

#赵紫阳 #传记 #卢跃刚

6个月前

胡平：點評戴晴《鄧小平在1989》

#胡平 #点评 #戴晴 #邓小平 #1989 #书评 #政治 #历史

6个月前

2012年秋，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原人民日报副主编周瑞金写了下面这篇文章，先是发在香港的凤凰周刊，后来又发在2013年第1期《炎黄春秋》读这篇文章，你可以知道习近平是怎样上的位，以及最初当初像周瑞金这种人是怎样看待习的上位和对习有怎样的期待。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周瑞金作为从业党报60年、入党47年的老报人、老党员，我参加过或关心过党的九大到十八大十次全国党代会的宣传报道，很想从历史视角谈谈十八大。一、十八大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十八大胜利闭幕，新一届党的最高领导人产生了。党的政治局常委由九人减为七人，换了五人，政治局委员25人换了15人，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全换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换了六成以上，军委委员换了七成以上。所以，十八大最大的热点、亮点、关注点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裸退、习近平同志一步到位，全面执掌总书记与军委主席为特征的时代，我称之为开启了我国常人政治的时代。回顾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来，一共召开过十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抗战胜利后1945年党在延安召开的七大，到建国后第七年1956年召开执政后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相隔了11年时间。从八大到文革中1969年召开的九大，中间又相隔了13年。中共作为大国的执政党，全国党代会不按党章规定召开，反映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而党的九大到十大（1973年）只相隔四年，党的十大到十一大（1977年）也是四年，都是因为重大政治事件（林彪摔死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而提前召开的。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我们党才按党章规定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走上正轨。从1982年召开十二大，到今年召开的十八大，基本都是五年一届全国党代表大会。纵观我们党执政以来召开的十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以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八大，这五次党代会具有比较重要的特点而确立它的鲜明历史地位。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一直沿用到今天），提出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为主的正确路线，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方针，在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发扬党内民主，开启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良好开端。但好景不长，受1956年底国际形势尤其是“波匈事件”的影响，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起了变化，错误判断国际国内形势，背离了八大的路线方针。1957年由党的整风转入反右派斗争，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就开始了二十年“左”的统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折腾到经济崩溃的边缘。这都是在毛泽东主席主政的伟人政治时代发生的。党的十二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基础上，正确总结了从八大以来正反两方面重大历史经验，首次明确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目标，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从十二大以后六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的题目都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一以贯之，坚定不移，主调不变。这就开启了邓小平同志主政的强人政治时代。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专章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党政分开、信息公开、民主对话等具体改革要求，提出“政府主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改革方向，就是市场化改革方向。十三大还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行中央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成员差额选举（邓力群与朱厚泽被差额落选），应当说是发扬党内民主比较好的一次党代会。党的十四大，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引下，全国兴起第二次解放思想热潮，突破“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在重要历史关头把改革开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下召开的。这次党代会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开启了老一代领导集体向新一代领导集体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交接班的先例。这两件大事确立了十四大的重要历史地位。从此，开启了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相继主政的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转型期陷阱”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此时，机遇与挑战交织，改革与发展难度加大，利益博弈错综复杂，如何重聚改革共识，重造改革动力，攻坚克难重启改革，迫在眉睫。同时，又要开创新老交替新规范，所以引起全世界瞩目。我们党从八大到十八大，经历了伟人政治时代、强人政治时代、后强人政治时代到常人政治时代的转变过程。大体可以说，毛泽东主政的27年（1949－1976）是领袖终身制的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主政的11年（1978－1989）是双峰制约的强人政治时代，江泽民主政的13年（1989－2002）和胡锦涛主政的10年（2002－2012），进入了老人制约的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习近平主政的常人政治时代。在伟人政治时代，搞一言堂，搞个人崇拜，搞阶级斗争为纲，党的一个个接班人被清除掉了。党的八大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被伟人一句话就改变了；八大确立的接班人刘少奇到九大就被打倒了。而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到十大就被打倒了。而十大确立的接班人王洪文，到十一大就被抓起来了。华国锋主席短期主政属后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同志评价他没有提出自己的东西，基本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也搞一点个人崇拜，党的十一大会场挂双领袖像（十一大前党代会会场只挂毛主席像，十一大以后就都不挂领袖像了）。到强人政治时代，党内有了一定制约，出现上世纪80年代逢单反自由化、逢双反“左”的现象。由此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政治局常委会很少开。有次陈云同志在赵紫阳面前抱怨为什么不开会时，赵说我只是大秘书长一个，你与小平同志什么时候定下开会就什么时候开。总书记变成大秘书长一个，这就是强人政治时代的特有现象。因此我们看到，在强人政治时代，党内斗争是一个个党的最高领导人被拉下来了。对这样一种现象，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领导核心”的说法，说毛主席是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他是第二代领导核心，而江泽民同志是第三代领导核心。那么，有没有第四代领导核心？他没有说，邓过世后，胡锦涛同志就不便再称自己是“领导核心”了。“领导核心”成为党的特定专用名词，这个说法没有形成党的专门决议，也没有写入党章。这样，就出现一个难题，难道说中共历史就只有三代领导核心吗？而领导核心，与党章规定的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什么不同的权力？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只有等待党的以后历史决议解释了。进入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接班人稳定下来了，不会走马灯一样变换了。胡锦涛同志作为党的接班人，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个能够顺利接班的。但后强人时代党的领导人，都受到政治老人的制约。有的制约是正确的，如20年前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有些制约不利于新领导集体的主动担当，如军委主席延期交班。这个时期党内斗争出现什么动向？转向了政治局成员：党的十五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问题；党的十七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陈良宇问题；党的十八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薄熙来问题。而且，他们都是以刑事犯罪被处理的。如此看来，党执政以来63年时间里，不论在什么时期，党内都充满着斗争。这种现象对执政党的科学化建设究竟有何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党对伟人政治时代的路线斗争历史经验，初步进行了总结（1981年通过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而对强人政治时代和后强人政治时代这种斗争现象，却没有作出过总结。而十八大前发生的震惊国内外的薄熙来事件，十八大上却没有一个代表发出声音，为什么会产生薄熙来案件？有什么值得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反映了执政党建设中什么样的制度性、体制性的问题？中央应当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些根本性问题，恰是党代表大会应当讨论、应当解决的问题，怎么能回避呢？二、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新特点、新思维十八大开启了我们党进入常人政治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有哪些主要特点？（一）党的最高领导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成员不是哪个人指定或由哪个人事安排小组安排出来的。而是通过党内高层一定民主程序推选出来，并经过反复协商产生的。在2007年酝酿党的十七届中央领导集体时，胡锦涛总书记就采用了民主的办法，由中共高级干部第一次自由提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中央当时在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大军区正职干部中，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符合条件的名单。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民主推荐会，当场一人一票投票，按票数多少排列，推出了十七届政治局成员预选名单，实际上也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人选提供了参考，这就是习近平、李克强同志进常委会的背景，为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积累了重要实践经验。作为这种民主选举倡导者之一的曾庆红同志，为这次党内民主选举的成功，感到特别高兴和鼓舞，坚决表示自己在十七大上从政治局常委位置上退下来，从而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交替带了一个好头，立了一个好规矩，就是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七上八下”的标准（六十八岁的退下，六十七岁可以上）。今年5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主持党内高级干部推选十八大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预备人选。规定政治局推选10人，常委推选5人。这次不像十七大那么简单，中间经过多次反复，这也是进入常人政治时代的一个特点。（二）集体领导体制、民主工作作风、依法依规办事，将搞得更好。习近平同志不仅当选党的总书记，同时当选党的中央军委主席，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交接班中，第一次同时接受党与军队的最高权力。这就结束了老人干政的历史。这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使常人政治时代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三）新领导人独立主政，显示执政新风。十八大刚闭幕不久，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变化。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后，带领新政治局常委班子会见中外记者时的讲话，平实，清新，少说大话空话，不回避现实问题，多讲老百姓关心的事，显示出个性特点。此外，习近平同志就任中央军委主席不久，就决定单独为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委委员、二炮司令魏凤和一个人，举行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显示他的军委主席的魄力，不循规蹈矩的硬朗作风。近日，政治局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带头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告别。（四）新一届领导人以习近平、李克强为主导，常委会成员的出身与背景、生长时代、知识条件、开放态度、工作阅历与经验等，都与以前领导人有较大差别。他们参加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亲身体验了社会最底层农村民众的疾苦与现实，也在与底层农民生活与工作的融合中开始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同时，与军事强人出身和以理工科、工程师背景的前领导不同，他们所读的专业多数是经济学、法律、历史及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他们治理国家的思维模式、观念及方式将会与以往有较大差别。此外，他们访问过很多国家，他们的世界眼光比较宽广。开放的心态更为强烈。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从基层一步一步往上走过来的。不仅工作上得到磨炼，积累经验，更与改革开放结下不解之缘。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他们的今天。他们的改革开放理想色彩更强烈，更懂得中国这台国家机器未来的改革重点与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时代的一些新思维，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是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十七届中央作的，主要总结十七届中央的工作。而主持起草的小组组长却是习近平同志。我们也可以在政治报告中品味出新领导人不同于以前领导人的一些新思维。（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做了更完整的、又有切割性的表述。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毛泽东思想不能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近年来有些理论家起劲鼓吹毛泽东早就已经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毛是一直在探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发展道路，晚年犯下严重错误，与邓小平以改革开放为动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本是两回事，十七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含糊地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一起阐述，这就混淆了两者的关系。这次定位比较明确，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放在一起，作为指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来源之一。十八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的成就也做出了不同的评价。“革命”和“改造”时期的成就，是“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建设”时期的成就表述为，“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所谓的“宝贵经验”，其实就是惨痛的教训，是沉重的代价。所以，十八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明确的区分，是十分必要的。（二）变“四个坚持”为“八个坚持”，是十八大报告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点。以前我们都只强调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虽然这次报告提到党的基本路线时也提到四个坚持，但更重要的这次是强调八个坚持：“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对如何理解这八个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为题着重加以阐述，指出八个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三）第一次提出了鲜明肯定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原来引起激烈争论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等，在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是被排斥在外的，虽然通过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却概括不出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成为遗憾。这次在习近平同志担任大会文件起草组组长的带领下，排除干扰，冲破阻力，终于将普世价值列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畴。明确提出“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以及“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针和理念，“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四）根据形势的发展，把原来“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改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目标”。并对新四化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经验性的科学规范。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把改变城乡二元化，推进城镇化，纳入了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部署，同时把城镇化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转变了粗放型的城镇化道路。（五）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建设和发展总布局的高度。由过去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变成现在的“五位一体”，将生态文明列入其中。（六）自十三大以来，第一次单列一章论述政治体制改革。这表明了全党攻坚克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也为新领导集体预留了较大的政改空间和回旋余地。报告突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问题，提出党派协商、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等等。报告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强调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七）第一次鲜明提出“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问题。把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十八大报告在社会建设中突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就鲜明提出解决当前民众意见最大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要按“两个同步”“两个比重”“两个公平”的理念和原则切实加以解决。对社会体制改革，明确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这里除了社会管理体制增加了“法治保障”的内容外，还进一步细分了加快形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社会管理机制的问题。这都很具现实针对性，把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了。（八）十八大报告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以“一国两制”处理港台关系，对促进和平发展处理国际关系等方面，也都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新观点。（九）十八大对依法治国进一步强调了。报告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十）十八大报告更加突出强调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性，提出“亡党亡国”的警示。重申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党内组织纪律。“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了反腐败问题。他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十八大后，第一个部级干部严重违纪遭中纪委调查的，是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表现了中央反腐的决心。三、十八大报告给习近平时代预留了哪些施展空间？有些专家解读十八大报告，指出一些不足。这也正是为新领导集体施展拳脚留下的空间。比如，对形势和问题的判断，危机意识和反省能力比较欠缺。十八大报告对我国国情的判断，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一判断仍沿袭1956年中共八大的提法，就没有依据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变化与时俱进，加以更准确的表述。目前理论界较为普遍认同的、也是有实证调查佐证的，应当突出对权利保障和政治参与的不断增长需求；对民生社会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平衡发展的需求，而不能以现代化建设初期一般的物质文化需要所能表达。社会建设领域“民生需要”的满足，和政治建设领域“权力腐败”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期待和基本共识。对这样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的问题，照说应该纳入到十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表述之中。这个缺陷，习近平同志在会见中外记者的讲话和在新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中加以适当弥补了。再如，十八大报告把目前存在的问题看作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通过深化科学发展，就可以解决，而没有从体制性的内在冲突和矛盾以及基于大众的切身体验来思考和认识。其实，“发展中问题”与“体制性问题”的根本区别，是体制性问题不能仅仅依赖发展本身来解决，体制性问题带有内在结构性矛盾，必须靠整体全局的体制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来解决。经过30年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区域发展的差距拉大已经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这就提出“两个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是共产党领导与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是地方发展的多元化、不平衡与一元化中央集权体制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把手集权体制”导致政治腐败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放大，以及“一元化大一统集权体制”导致的对地方、下级多元化创新发展的遏制，这两大问题所造成的政治经济体制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实现。这就必须更加重视把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和民主法治原则，贯彻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中去。只有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和科学民主法治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资本创新竞争机制的有机结合，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等根本问题上消除这些已经显性化的体制性弊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性问题。总的说，对体制性问题认识不足，是主要问题所在。我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不是一般经济领域的腐败，而是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教育腐败，这是体制性的腐败，不从体制着手，反腐败也只能是揭发一个，清除一个，又长一个，循环往复，不能除本。近日，河南省交通厅厅长贪腐二千多万元被判无期徒刑，是近年来河南省交通厅第四任前赴后继的腐败厅长了。这很典型地反映了体制性腐败的顽固性，和治标不治本的复发性。所以，我们要非常重视体制性问题，大力推进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体制改革。应当看到，党政不分的体制，两套系统公务员膨胀，行政财政挤占民生财政太多的问题；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农民工与市民矛盾，城乡之间矛盾，贫富差距拉大矛盾问题；一把手专权失去监督，造成公权私用、公务员家丁化、官员家属财产集聚化的问题，等等，这些体制性问题造成的危险，我认为要比精神懈怠、能力不足的危险更加危险得多。四、怎么看“胡温新政”和薄熙来事件给习近平时代留下的财富？ 2003年底2004年初，“胡温新政”传遍国内外。当时依据的是：组织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学宪法，有依宪治国新理念；废除领导人出访送往迎来的仪式，取消北戴河夏季办公，有平民政治家风度；非典事件中当机立断撤销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有政治权威的果断；造访各民主党派，有民主政治之风；带领新常委参访西柏坡，有继承革命传统意愿；向中央全会报告政治局工作，有遵守、规范党章新作风；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有思想理论新建树。因此，“胡温新政”一时影响广泛。综观这十年，胡锦涛作为第四代领导人的功绩，以下五点是客观存在的：一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论。胡锦涛执政之初，就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以此来指导近十年的实践。这样，我国就从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向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转变，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扭转了多年来片面追求生产总值增长的局面，把社会建设、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创新提到议事日程的重要地位，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加快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变革。尤其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保护人权、财产权入宪，是意义重大的贡献。2002年，中国已正式加入WTO，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日益融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2012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2002年的4倍。中国超过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从38%上升到51%，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跃居世界第二，高铁里程从无到全球最长，中国企业开始不断的海外并购，中国居民成了海外旅游和奢侈品购买的主力，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 二是为中共建立党与国家领导人规范化的退休制度，为了让新一代放开手脚，减少老一代人的干政，胡锦涛毅然决然裸退，开创了领导人到站下车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先河。三是促进了大陆和台湾和平发展新局面的发展。把两岸关系纳入到和平发展的轨道，两岸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胡锦涛做到了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以“四个绝不”开篇，展现了对台原则问题不妥协，不让步；同时积极促进国共两党高层交往，推进两岸经济合作。近期民进党领导登陆，说明了胡锦涛的对台政策和思路是成功的。对台工作的成效，是两岸同胞公认的。四是求真务实关注民生，多元化思潮社会形成。这十年，从废除农业税，和普及业务教育免学费，到农民的医疗保险，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普通老百姓感受实惠最多的时期。同时，随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开创了网络监督新形式，推动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刻变革。互联网、微博等开创了民主监督的新形式，从一定层面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引发了人民思潮的巨变。五是切实强化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发展军事科技成果显著。诚然，这十年也留下遗憾和不足：一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过分强调循序渐进和顶层设计，造成政治体制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滞后。二是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进一步深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改革成了口号，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扰乱了经济秩序，滋生了腐败。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绊脚石。三是腐败愈演愈烈，群体事件越来越多，政府的公信度降低。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创立科学发展观，提倡包容性发展，这些理论有待进一步实施和落实。这正是为习近平时代施展拳脚预留了前进的空间。今年2月突发王立军事件，令党内外国内外目瞪口呆。接着牵出薄谷开来毒杀外国人的凶杀案，像一部离奇的电影片。最后薄熙来被宣布“双开”，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个非常具有悬念和挑战性的案件，显然与“两陈案件”（陈希同、陈良宇）不同。人们自然而然会提出两个“如果”来：薄熙来如果进入十八届政治局常委怎么办？今后政治局常委中如果出现李熙来张熙来怎么办？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薄熙来事件让我们更有远见地思考，在常人政治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交接班后，怎样加强最高领导层的团结和集中，以行使坚强的领导力，正确应对内部的干扰与挑战；同时又要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政见的问题，允许不同政见的存在与实践。这是现代执政党面临的两大问题。必须从党纪法规角度，一方面给总书记必要的集中权力，比如具有对常委会决定的特殊否定权；另一方面又要允许党内有派，允许常委会内有不同政见之争。这是常人政治时代政治局常委会建设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此外，吸取薄熙来事件教训，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说，必须从法制上改变地方党委书记独揽大权不受制约的状况；可用保障和扩大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方式加强对地方党委书记的监督；可以独立的司法来改变各地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书记个人的情况。要保证办理刑事案件的三方主体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按法律规定相互制约，严禁任何形式的合署办公；有必要压缩和分散公安部门权力，提升法院地位，防止公安部门主导法院、检察院行使职权。同时改革司法体制，实现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为此进行配套的改革。法院审理案件必须完全公开；被告人有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必须予以保障，不得变相剥夺。（作者为《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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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ZT：奇人奇事：他一辈子充当反对派九十三岁高龄，数年前车祸断了几根肋骨，又先后患上前列腺癌和肝癌，却与癌共舞，老骥伏枥，写出百万字《郭罗基访谈录》——我感受到了一种“较真的精神或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种中国人最可宝贵、最是需要也最为欠缺的理性反对派的精神” ◆高伐林　　朋友！　　你听说过郭罗基这个名字吗？　　你读过他写的《谁之罪》吗？　　你还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此文一出，不胫而走，举国震动吗？　　郭罗基出生于1932年5月19日，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一，是他93岁的生日。一群热心人发起，在Zoom平台上举行了网络会议——并不是祝贺生日，而是因他在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郭罗基访谈录：一生充当反对派》，对其人其书进行研讨。发言者众多，不少人是与他在不同时期共同奋斗的朋友，如黎安友、林培瑞、陈奎德、王军涛、徐友渔、苏晓康、胡平、高寒……发言者还有最初专程飞到内布拉斯加州采访在那儿独居的他、促成写成此书的曹雅学女士，以及在哈佛、在波士顿与他过从甚密的梁雷等人。 📷 郭罗基是位奇人。他的诸多特立独行的故事，“维基百科”上“郭罗基”辞条简介了一二，但还有许多未及叙述，例如邓小平再三下令将他赶出北大、赶出北京；例如他不谙英语，却在哥大任教多年，在哈佛法学院担任资深研究员直至80岁退休。　　奇人之奇，从他2020年寄赠给我的《梁效顾问冯友兰》一书的自我简介可见一斑：小学没有毕业就上中学，中学没有毕业就上大学，大学没有毕业就当教师。　　平生没有任何学位，自己没有学位，还要指导别人读学位。　　当学生学的是历史，当教师教的是哲学，当研究员研究的又是法学。　　鼓吹言论自由，反而被剥夺言论自由。　　为追求民主而加入共产党，在共产党内却饱受不民主之苦。　　因怀抱理想而被吸纳入党，又因坚持理想而被清除出党。从党内的异议份子变成党外的反对派。　　在盛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搞自由化，在自由化的美国又讲马克思主义，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　　为中国而研究，研究成果又进不了中国。　　16岁被国民党政府列入追捕的黑名单，60岁又被共产党政府列入放逐的黑名单。　　中国政府始而不准出国，出国后又不准回国。 📷 《郭罗基访谈录》也是奇书。上下两卷一百多万字，是他的回忆录，也是他的自传，记载了他跌宕起伏的大半生经历。　　此前我误以为此书主要是郭罗基口述，由年轻的朋友整理成文。但研讨会上曹雅学发言披露，并不是这样，主体部分都是年已九旬的郭罗基自己用电脑打字写出的，令人惊叹！　　在会上，许多认识他的发言者啧啧称赞他过人的记忆力，多年前的人物、经过甚至环境，来龙去脉都讲得清清楚楚。此书也展现了他的性格，是“说大人，则藐之”的硬骨头，是敲不碎、压不服的铜豌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眼里决不揉沙子”的较真劲头，书中详细记载了他与许多人的辩论，包括对不少与他志趣相合、目标相合的人的尖锐的批评，例如黎安友、刘晓波、郑义……绝大部分他都指名道姓，不假辞色。以我有限的见闻，我要说，在海内外的专制挑战者中，他是最恪守法治精神、最坚持理性原则的一位，虽然他不脱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始终强调合法斗争，注定引起一些人的讥评。　　我参加了这个会，应发起者的要求简短发言，整理如下。在《郭罗基访谈录》线上研讨会的发言（2025年5月20日下午）　　参加这个会，首先想说的就是感谢。感谢会议的几位热心发起者；更感谢郭罗基郭老，耄耋高龄，数年前遭遇重大车祸断了几根肋骨，又先后患上前列腺癌和肝癌，但是郭老从容应对，在气势上压倒了病魔；给朋友们的信中说自己“像无事人一样，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干什么呢？还干什么呢？那就是与癌共舞，老骥伏枥，在曹雅学、王艾等人鼓动和帮助下，写出百万字、上下卷《郭罗基访谈录》。这真是人间奇迹！　　我还要感谢溪流出版社，二十年来，溪流在海外艰难的出版环境下，出版了多种好书，这次又慧眼识珠，毅然出版这部巨著。　　我对郭老，远没有今天与会的许多师友熟悉，几乎没有面对面的直接接触，间接接触只有不算太多的来往邮件。（郭老书里提到：写了一篇《但愿“革命派”学会讨论问题》，送《中国时代》杂志发表，主编高伐林先生将标题改为《谁相信“革命派”会给中国带来民主？》，在1998年11月号上刊载。这篇文章也在本书中全文收录。）　　我对郭老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拜读郭老的一些著作文章和他接受采访的记录。这次读这部《郭罗基访谈录》巨著，有机会系统地了解郭老的人生和思想，了解了他所代表的那一代独立知识分子的精神经历，更从他的视角，纵览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跌宕起伏的风云史。　　曹雅学最开始采访郭老时，请他用几句话概括自己的一生。郭老看来是早有酝酿，当即回答说：“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生充当反对派。”——实在太精辟了！用作本书副标题，太贴切了！我从书里读到，他从小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对派，也是家庭的反对派，国民党统治的反对派；到后来，是历届掌权者的反对派、一切不公不义者的反对派，他敢于发出反对派的声音，不论面对的是中共北京市委还是国家教委，是叫聂元梓还是北大党委、南大党委，以及中国人权、独立中文笔会的某些负责人。他这个反对派，从六七岁一直当到九十三岁。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郭老算不算世界上时间当得最久的反对派、世界上年龄最老的反对派？　　这部书中记述了，郭罗基发起与许多人认真地又是冷静地争论，其中有些是迫害者，是阻挡中国改革进步、压制人权、破坏法治的政治对手；也有不少是朋友、是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自己人。今天我们这个会上就有好几位曾经是他争论的对象，换句话说，他也充当了这些“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的反对派。这些争论对于我来讲，都是上课，是民主法治的启蒙，理性精神的示范。什么叫“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郭老做出了生动具体的表率。　　这部访谈录，不仅记录了他丰富的人生阅历，而且凝聚了他许多深刻的见解，我在阅读中不时地读到一针见血、一语中的、让我醍醐灌顶的真知灼见。　　例如：中共高层为了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设计出一种口径：“毛泽东思想”被定义为正确的思想，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将毛泽东那些造成极大灾难的思想，都排除出“毛泽东思想”的范畴。郭老用一句话，揭示这种说法的荒谬，他说：“这就形成悖论：我的错误思想不是我的，你的正确思想倒是我的。” 　　再比如，书中讲述卢梭童年时，他奶奶告诉他：“不要跟着多数人去干坏事”。郭老说，卢梭的奶奶真了不起！一般人只会说：不要跟着少数人去干坏事。这不难做到；但“不要跟着多数人去干坏事”，不容易做到。中国流行的社会心理是：“跟着多数人去干坏事就不算坏事”，反正“法不责众”。　　再例如书里还提醒：不要以为反对一个专制政权必然意味着追求民主，反对者、挑战者很可能是另一种专制，甚至可能是更坏得多的专制。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最后我想说：郭老在书中写道：“我感受到了一种精神，较真的精神或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种中国人最可宝贵、最是需要也最为欠缺的理性反对派的精神。”这也正是我对郭老其人其书的感受！他的这一教诲，我当牢记在心。　　这个会上好像没什么人提起？——昨天，5月19日，是郭老的93岁生日。借此机会衷心祝郭老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谢谢大家！原文链接：

#郭罗基 #《郭罗基访谈录》 #反对派 #癌症斗士

6个月前

在1995年6月3日《回顾八九》研讨会上，吾尔开希说：“我们必须进行反思，就是八九民运在当时究竟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知道共产党，哎，刚才有人讲什么是极权，什么是专政，我忘了是哪一位讲的了，极权和专制的特色。那我们知道一个专制政府，它知道自己在退一步就要失败的情况之下，那么八九民运还有没有一个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那八九民运搞成这么大，那就纯粹是个泄愤运动，甚至是一个自杀式的一种壮举，但没有政治意义。而今天，六年以后我们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显然说明我们对八九民运的政治期待和对整个中国民主的政治期待还是很深刻的。不仅仅只是八九年采取一种好象殉道式的行为。我们大家显然不是以一种殉道者的地位坐在这里，而是一个民主的追求者。那么八九年究竟有没有成功的机会呢?当然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没有成功的机会，民运、政治反对运动根本就没有意义存在。我认为简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反对运动的空间就是让专制政府在退一步与镇压之间作出一种良性选择。八九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是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呢?如果刚好利用党内的这种矛盾，不是没有机会的。我认为八九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不止一次的机会。5月14日，小封也谈到，当时中断对话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出国以后我对这一点心情也是一直非常难过的。在这里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只不过我就是觉得很遗憾、可惜。中国，我们丧失了一次机会。我们在跟阎明复谈的时候，我记得柴玲也在场的，共产党的官员已经把话说到了不能再明显的程度了。就是我们在一起说，如果你们说共产党内有改革派的话，那么你们所做的也是对改革派不利。一个共产党的书记说到这种程度，我们已经认为这不仅是暗示，这几乎是明示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跟党内的改革派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是达到一个真正的我们所说的，除了殉道意义以外的政治成功。对这一点，柴玲在一开始讲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就是，经过六年以后，她确实提到了，我们应该跟党内不同的反对派及不同的派别联合。这跟你六年前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六年前，柴玲说出我们不能够介入党内政争等类似的话题。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我想原话并不重要，大概意思就是不能够介入共产党的政争。也就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六年前的感觉是排斥与以赵紫阳等等为代表的改革派合作。这是我个人的记忆，有可能有失误，如果有失误的话，我向你道歉。我也不想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那么我觉得有了这个成功的可能性，我们今天才会进行八九的回顾和反思，这才有意义。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反思可能互相非常苛刻，但我觉得意义很大。因为，如果我们不反省的话，就是我们在此再签一个什么东西，说我们八九年如何理性，如何非暴力，如何和平，这是我们屋子里人的看法，外边人怎么看?我们自己不作任何反省，别人不会觉得我们理性。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反省。”

#八九民运 #民主运动 #极权 #专制 #历史反思

6个月前

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对此说明如下：这个事情我完全清楚。紫阳5月16日下午要见戈尔巴乔夫，16号上午戈尔巴乔夫见的是邓小平，之后下午是赵紫阳见他。赵紫阳把他下午要念的稿子口径给我看看，是外交部联络部起草的，总书记要照念的。我看了觉得没有把握，当时来了一个中央联络部的局长，我问他：上午小平见戈尔巴乔夫，你在场吗？他说在场。我问：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小平是怎么说的？他说：小平说“最高领导人见面了，两党关系自然就正常化了”。我说这个不对，最高领导人见面，我们知道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戈尔巴乔夫知道吗？他不知道。所以我在外交部中联部给赵紫阳起草的稿子上加了一段话，是我加的，是我的笔迹，有档案可查。我是这样加的：戈尔巴乔夫同志：今天上午你跟小平的见面，是你此行的高潮，（就是他这次访问中国的高潮）。因为我们13大有个决定，小平同志虽然退了，但是他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产。因此他在退下来以后，我们党在最重大问题上要听小平的决策。因此你今天上午见了邓小平，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恢复正常。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戈尔巴乔夫：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就是由于两党最高领导人见面，而两党最高领导人不是我赵紫阳跟你，而是上午的邓小平跟你。我觉得紫阳必须表这个态，不表这个态，就违反了党的13大决议。因为13大以后，紫阳凡是见外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都要讲这个话。因为邓小平讲的：“全世界看中国稳定不稳定，就看我的地位稳定不稳定。”因此13大决定是要跟所有人说的，要让全世界知道的。如果不说，赵紫阳就是失职，就是没有把13大放在眼里，就是企图把自己当作最高领导人。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这样写了。赵紫阳在见全世界各国领导人时要讲这个事情，为了实现邓小平的目的和动机，就是让全世界知道：小平在中国地位不变，因此中国是稳定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么。后来有人说：紫阳说了这句话就是把小平抛了出去。对此我讲两句话：紫阳这句话是对各国领导人都讲的，对戈尔巴乔夫尤其要讲，因为当时中苏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紫阳到朝鲜见金日成都要讲这个话，那个稿子也是我加了这段话。既然见金日成要讲这个话，见戈尔巴乔夫时能不讲吗？

#赵紫阳 #鲍彤 #政治秘书 #戈尔巴乔夫 #中苏关系 #邓小平 #最高领导人

6个月前

有句网络流行语：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在集体博弈中，无论是政治的、军事的、商业的和体育的，都不乏这样的事例，一方的失败，不是因为对手强大无敌，而是自己一方有人犯了重大策略失误。这一点其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只是一谈到八九和六四，很多人就矢口否认。六四后，我最担心的就是，从此中国不会再有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了。由于很多八九的参与者拒绝检讨策略的得失，拒绝在如何提升民运的策略上下功夫。他们要么不承认民运有策略失误，要么承认有失误但坚称那是群众运动的性质所决定，任何试图改进提升的想法都是脱离实际的、根本不可能的，从而使大多数人相信，民运就是只有油门没有刹车，就是小孩子玩火无法控制火势，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再也不会投身其中了。 30 多年过去了。在中国，大规模的、有千千万万民众参与的民主运动再也没有发生。照这样下去，今后民运也很难发生。未来中国仍有可能发生指向自由民主的变化，但在未来的变化中，民运是缺席的，不起作用。到那时，一般人回顾八九，只会更多的责怪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网络流行语 #集体博弈 #政治 #军事 #商业 #体育 #失败 #策略 #八九事件 #六四事件 #中国 #民主运动 #民运 #策略提升

6个月前

赵紫阳亲临广场，一再劝学生们赶快结束绝食。可惜广场上的学生没有给出正面回应。如果在当时，学生立刻宣布停止绝食，后面的事就会大不一样。。。。

#赵紫阳 #广场事件 #学生绝食

6个月前

今天下午——

6个月前

要缓和台海紧张，要和大陆对等交流，只消赖清德总统说出一句话：“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同属中华民国”——也就是把中华民国宪法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中的相关条文照着念一遍。

#台海局势 #两岸关系 #赖清德 #中华民国宪法

6个月前

《郭罗基访谈录》线上讨论会预告发起人：曹雅学、黎安友（Andrew Nathan）、朱学渊、王丹、胡平。时间：5月20日（周二）下午3:00—5:30（美东时间）加入Zoom会议会议号: 856 3255 7407 密码: 186995 最近，溪流出版社出版了《郭罗基访谈录——一生充当反对派》，上下两卷，逾百万言。郭罗基，生于1932年，江苏无锡人，前中共产党党员。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在反右运动中，被指为“右倾”。1975年，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7年，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在北京市第七届人代会上批评北京市委。1979年，郭罗基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6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谁之罪？》，是探讨张志新案件的最著名的文章。10月，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反对因言治罪，力倡言论自由。1982年，被调到南京大学。 1989年六四事件后，郭罗基被拒绝党员重新登记，教授资格被取消，也不能上课、出国。1991年，郭罗基通过法院提出起诉，起诉国家教委和南京大学党委，首开49年以来“民告官”之先河。1992年5月，当选“中国人权”组织理事。11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作研究。1995年，任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后中国使领馆拒绝为其护照延期。现居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讨论《郭罗基访谈录》，不只是讨论郭罗基的一本书，也是回顾和评价郭罗基的一生。嘉宾：曹雅学、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林培瑞（Perry Link）、徐友渔、苏晓康、陈奎德、王军涛、蒋茂荣、朱学渊、张裕、梁雷、高伐林、高寒，等。主持人：胡平

#郭罗基 #线上讨论会 #访谈录 #政治反对派 #出版

6个月前

与其担心人类造出一个厉害的机器人希特勒，不如担心希特勒掌握了最厉害的机器人。

#机器人 #人工智能 #希特勒 #科技与伦理 #战争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