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国资委将严查三十年国企改制过程中巨额资产流失问题 原文链接: 国资委将严查三十年国企改制过程中巨额资产流失问题,是构建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让国有资产真正成为全人民的共同财富 近年来,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资产流失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5年9月,国资委明确表态将严查过去三十年国企改制中的巨额资产流失,这一举措标志着国有资产监管进入深水区。回溯历史,我国国企改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在“抓大放小”战略下,全国数十万家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等方式完成转型。这一过程中,确实存在部分企业借改制之机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据公开资料显示,仅2004年国家审计署抽查的754户央企中,就发现资产流失问题金额高达数百亿元。 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形式包括:改制评估环节故意低估资产价值,如某地方钢铁企业在改制时土地评估价仅为市场价的10%;管理层收购(MBO)过程中的利益输送,典型案例是某知名家电企业高管以远低于净资产的价格取得控股权;关联交易暗箱操作,部分企业通过设立“影子公司”转移核心资产。这些行为不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更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值得关注的是,资产流失往往与腐败问题交织。中央纪委通报显示,在近年查处的国企腐败案件中,近六成涉及改制过程中的权力寻租。 此次国资委重拳出击,其政策背景值得深入解读。从宏观层面看,这是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战略部署的具体行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期,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其资产安全直接关系国家经济安全。从监管技术看,随着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成熟,追溯历史交易、发现异常线索的能力显著提升。例如,某省利用智能审计系统对二十年来的改制档案进行筛查,三个月内就发现可疑交易线索127条。 严查行动将聚焦三大重点领域:一是1998-2005年间的中小国企“改制潮”,当时因监管制度不完善成为流失重灾区;二是2010年前后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个别案例存在民营资本与国企高管合谋掏空资产;三是2015年以来的“僵尸企业”处置,部分优质资产被恶意低价处置。调查方法将采取“双线并进”:一方面组织专业团队对重大改制项目进行回头看审计,另一方面建立举报奖励机制,鼓励内部知情人提供线索。 这项工作的难点不容忽视。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许多企业经过多次重组,原始财务资料残缺不全;部分改制操作在当时政策环境下具有合法性,需要谨慎区分改革探索与违法违纪的界限;涉及人员众多,包括现任领导干部、退休人员乃至已故企业家亲属。对此,国资委拟采取“三个区分”原则:把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出现的失误与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与明令禁止后的有规不依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与为谋取私利的故意行为区分开来。 从国际比较视角看,转型经济体普遍面临类似挑战。俄罗斯“休克疗法”期间国有资产流失比例高达40%,波兰设立专门委员会追查改制腐败耗时十余年。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路径,总体控制住了资产流失风险。数据显示,2003-2023年间国有净资产年均增长12.7%,但局部领域的"跑冒滴漏"仍需重视。此次清查可借鉴德国托管局经验,建立跨部门的资产追溯专家委员会,引入国际权威评估机构参与历史交易复核。 企业界对此次行动反应不一。某央企负责人表示:“正本清源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我们已启动自查。”但也有民营企业家担忧"翻旧账"影响市场预期。法律界人士建议完善制度衔接,最高法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历史遗留经济案件处理的司法解释,重点明确追诉时效、证据认定等关键问题。 从长远看,这次清查将产生多重积极效应。在制度建设方面,将推动《企业国有资产法》修订,建立改制交易终身追责制度;在市场秩序方面,有助于纠正“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某省已对查实存在资产流失的企业启动股权回购程序;在社会效益方面,通过挽回损失充实社保基金,某市最近将追回的3亿元国有资产划转至养老金账户。 值得思考的是,如何在强化监管的同时保护企业家精神?改革本身就是闯关过坎的过程,不能因噎废食。建议建立“容错清单”机制,对符合当时政策导向的改革尝试予以包容,重点打击恶意侵吞行为。北京大学某研究团队提出“三维评估法”,从历史背景、主观动机、实际后果三个维度进行综合判断。 此次国有资产清查风暴,本质上是对“改革初心”的回归。正如某位参与过上世纪90年代改制的老干部所言:“当年我们顶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骂声推进改革,是为了搞活企业。现在查流失,同样是为了国有资本更好发展。”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这场跨越三十年的历史对账,将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筑牢制度根基。最终目标不是简单追责,而是构建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让国有资产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
胡平 | 联大2758号决议不能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本文要点:1、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中国和美国有两种不同的解读。若按照2758号决议的本意来看,中国的解读是对的;若按照2758号决议的文本来看,美国的新解读也言之成理。 2、在联合国的会员国中,认同美国解读的国家远远少于认同中国解读的国家,因而美国等国试图用它们对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来促成台湾获得它应有的国际地位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3、要促成台湾获得它应有的国际地位,唯一的办法是,美国等国直接和中华民国建立(或恢复)正式邦交关系。这不是用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来处理两岸关系,而是用“一国两府”即两韩模式处理两岸关系。 兹论述如下: 近几年来,围绕着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758号决议,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2758号决议很短。全文照录如下: 大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一九七六次全体会议。 5月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Taiw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该法案明确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联合国内中国唯一合法代表,但并未处理台湾与台湾人民在联合国或任何相关组织的代表权问题,也没有在中国与台湾关系上采取立场,或包含任何关于台湾主权的声明。法案要求美国在各国际组织中的代表,通过话语权、投票权及影响力,倡导这些组织抵抗中国试图扭曲涉及台湾的决议、用词、政策或程序等作为。法案并鼓励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适当情况下,反对中国试图破坏台湾邦交及与非邦交国的伙伴关系。 其实,早在2023年7月25日,美国众议院就通过一部法案,其中提出,2758号决议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的合法代表,并未涉及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也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台湾的关系采取立场,或包含任何涉及台湾主权的陈述。 自那以后,澳大利亚、荷兰、欧洲议会、加拿大、英国、比利时和捷克,先后通过议会动议、官方声明或其他形式明确表示,联合国2758决议未包含涉及台湾主权的陈述,或不支持将该决议解读为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等国对2758号决议的上述解读。中国政府说,2758号决议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不存在“两个中国”,不存在“一中一台”。“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模糊空间。” 两种解读针锋相对,孰是孰非? 平心而论,若按照2758号决议的本意来看,中国政府的解读是对的;若按照2758号决议的文本来看,美国的解读也言之成理。 让我们回顾历史,回顾2758号决议出台的背景与过程。 中华民国原本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1949年,中共夺得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并未马上进入联合国;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仍保有联合国席位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由此,两岸即为联合国席位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由于双方都认定只有一个中国,而只有自己才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双方都摆出“有我无他,有他无我”,“汉贼不两立”的架式。这就使得联合国相当为难。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本来大多是支持台湾,反对中共政权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认为,把占有整个大陆的中共政权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让只占有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继续代表全中国,是不现实的,是不恰当的;同时,他们又都认为不能听任中共武力“解放”台湾。于是有不少西方国家主张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且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同时保留中华民国的会员国资格;或者是让台湾人民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到底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并,还是独立,或者是接受联合国的托管。如果台湾和大陆两方面有一方愿意接受这种安排,那么上述提议还有实行的可能,但问题是在当时,当事者双方,台湾政府和大陆政府都坚决反对这种安排,所以西方国家的这些提议就都宣告流产。 从1950年到1970年,在接连好几次联大会议上,都有苏联等国家提议恢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起先,美国联合其盟友,以“延期审议“的名义将此提议排除于议程之外,后来又以中国代表权属于“重大问题”,必须联大三分之二多数才能决定为理由,否决了这一提议。但是到了1970年,形势发生变化,有更多的国家支持中共的中国代表权,再加上一系列亚非拉国家进入联合国,而这些国家大多是支持中共代表权的。在联合国大会上,支持中共代表权的票数(51票)首次超过了反对票(49票),不过因为没有达到重大问题案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而没有通过。因此,美国等国要阻止就越来越困难。等到了1971年,国际形势的演变更加有利于北京。在这一年的第26届联大会议上,阿尔巴尼亚等国再次提议恢復中共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并出任安理会常任理事以及驱除台湾。当时,中共在联合国内已经获得广泛支持,美国估计已经无力阻挡中共进入联合国,于是与台湾当局磋商,变更策略,改以“双重代表权”为目标,希望一方面让中共进入联合国,并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席次,另一方面保全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会籍,仍能留在联大。”据台湾退休外交官陆以正在他的回忆录《微臣无力可回天》里透露:美台“双方经过多次密商,直到最后一刻,蒋中正总统才勉强同意”。 美国征得蒋介石同意后提出临时动议,要求把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分成两段表决,先表决是否接纳北京,然后再表决是否驱除台湾。美国估计,因为赞成接纳北京的国家不一定都赞成驱除台湾,因此这就有可能保住台湾的席位。可是美国的这一临时动议被否决,台湾代表知道败局已定,不可挽回,便以程序问题要求发言,宣布退出联合国,离开会议大厅。接下来,阿国提案被一揽子通过。从此,北京占据了台湾原来占据的位置,台湾被迫离开联合国。 回顾2758号决议的背景和过程,我们不难看出,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其本意就是以实际统治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实际统治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而占据联合国中中国的席位。这说明,中国政府对2758号决议的解读是对的。但是出于对中华民国政府的不承认和藐视,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文本将之称为“蒋介石的代表”,既没有提到“中华民国”,也没有提到“台湾”。这就给美国等国现在的新解读留下了空间,这就使得美国等国的新解读也言之成理。正如台湾大学荣誉教授、两岸问题专家明居正所说:中共自作聪明成漏洞。提的是驱逐蒋介石的代表,中共万万没想到,当年它的这种文字游戏,今天回头给了人家一个诠释空间。它如果驱逐所谓中华民国的代表或者中华民国括号台湾的代表,台湾今天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二) 美国提出对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目的是促成台湾获得在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的代表权。 以世界卫生大会为例。在马英九执政时期,由于承认九二共识,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世界卫生大会。蔡英文上台后,由于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台湾被中国排除于世卫大会之外。近几年来,支持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国家有所增多。譬如在去年的世卫大会上,又有台湾友邦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然后共有26个会员国及观察员身份的欧盟代表公开发言挺台,比2023年增加了15个。美国官员特地强调,联合国2758号决议并不妨碍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系统和其它多边论坛。按照程序,大会安排由正反两方各派出代表,进行了两轮二对二的公开辩论;其后大会主席裁定,再一次拒绝把台湾友邦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台湾又一次被排除于世卫大会之外。今年的世卫大会召开在即,估计支持台湾参会的国家或有少量增加,但仍然不足以把台湾送进世卫大会。 尽管美国提出了对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但是在联合国的会员国中,认同美国解读的国家远远少于认同中国解读的国家。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今年1月15日发表的调查显示,在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只有40个(21%)国家坚持“一中政策”,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不支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有142个(74%)国家支持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其中有119个(62%)国家承认中国的“一中原则”、95个(49%)国家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国家统一”。英国《经济学人》今年2月发表分析文章指出,有70个国家公开表态支持中国“以任何手段”(即包括武力手段)统一台湾()。这表明,美国等国试图用它们对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来促成台湾获得它应有的国际地位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美国甚至连把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都做不到,更不用说把台湾送进联合国了。 回过头来再看美国对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虽然照文本来看言之成理,但毕竟显得单薄。首先,美国是在2758号决议五十年后,才想起给它另一种解读并大做文章,而此前对中国的解读一直没有提出异议。这本身就削弱了其说服力。其次,既然美国说2758号决议并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关系采取立场,也并未包含任何涉及台湾主权的陈述,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邦交的同时,也和台湾建立正式邦交,那美国自己为什么不带头和台湾建交呢? 我们都还记得,在1971年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曾经提议把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分成两段表决,先表决是否接纳北京,然后再表决是否驱除台湾。这表明,美国本来是打算既接受北京,又保留台湾的。但是等到美国在197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却同时和中华民国断了交。这才是导致今日美国在两岸问题上处境尴尬的关键。几天前,川普总统发出怨言。川普说,尼克松做过的最糟的事情,就是他让美国和中国接触。川普的批评可能是指美国和中国建交,但也可能是指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倒也罢了,为什么同时要和台湾断交呢? 陆以正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在1977年中美建交前夕,他曾擅作主张,私下向美国方面试探有无可能采取两个德国模式,也就是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承认中华民国。美方表示无可能。卡特总统的东亚事务顾问奥克森伯格说卡特总统已经表态支持上海公报(上海公报是尼克松签署的,公报提到美国认知到两岸均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无法更改。奥克森伯格还调侃地说:“零起点预算制度或许可行,但零起点外交政策就太不象话了。”意思是说,你们台湾若早同意让美国按两个德国模式还好办,但你们先前一直不肯。现在才想起要从头来过,要美国对大陆与台湾双重承认,那就为时已晚,办不到了。 以上种种都说明,美国等国要想通过对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使台湾获得它应有的国际地位,是缺少现实可行性的。 (三) 要促成台湾获得它应有的国际地位,唯一的办法是,美国等国直接和中华民国建立(或恢复)正式邦交关系。这不是用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来处理两岸关系,而是用“一国两府”即两韩模式处理两岸关系。或者说,即便美国等国家根据对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和台湾建立正式邦交,那仍然不是“两个中国”,也不是“一中一台”;那仍然不表明台湾与大陆是两个分别的国家。因为国家的定义之一是有自己的领土,两个分别的国家就应该有两片分别的领土。可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各自的宪法,都是把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算做自己的领土,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这两个国家的领土是重合的不是分别的,因此是同一个国家而不是两个国家。除非台湾修改宪法,把“大陆地区是中华民国领土”这一条去掉,那么,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才是两个国家的关系也就是“两个中国”;又除非台湾还改了国号改称台湾共和国,那么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才是“一中一台”。既然台湾还没有改宪法更没有改国号,那么,台湾和大陆的关系,也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就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就不是“两个中国”,也不是“一中一台”,而是、也只能是“一个国家两个政府”或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关系。 我一直主张美国和台湾建交。前年,我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合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华尔街日报》上(英文链接:)。中译如下: 《华尔街日报》:台湾的韩国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就连北京也放弃了对 “一国两府 ”的否定。 胡平、林培瑞(2023 年 3 月 29 日) 台湾总统蔡英文正在美国访问,但根据美台关系的奇怪外交礼节,她并不是进行国事访问,甚至不是访问。美国国务院和白宫的官员不厌其烦地称其为 “过境”。 当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在上海谈判 1972 年中美联合公报时,台湾地位是最棘手的问题。北京提出了一些硬性要求,美方既不接受也不质疑,在 1979 年美国与北京正式建立关系并与台北断交后,美方在支持台湾问题上留下了 “战略模糊 ”的空间。 这种做法在当时可能是明智的,但现在美国就台湾政府的合法性发表明确声明将更有利于稳定。美国可以在 “一国两府 ”的原则下承认台北。这不会支持台湾独立,也不会废除中国政府自 1972 年以来一直坚持的 “一个中国 ”原则。相反,它将遵循北京自己处理与台北关系的方法的演变。 在《上海公报》中,除了 “一中一台”、“两个中国 ”和 “台湾独立 ”之外,中方还明确反对 “一个中国,两个政府”: “一中一台”、“两个中国 ”和 “台湾独立”。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一直未变,但随后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 在 1995 年 1 月的一次讲话中,江泽民主席表示 “坚决反对”“两个中国 ”和 ‘一中一台’,但没有提及 “一个中国,两个政府”。1993 年中共的台湾问题白皮书指出,中国拒绝接受 “两德 ”和 “两韩 ”的台湾问题解决方案,但 2000 年的另一份白皮书坚持反对两德模式,但只字未提反对两韩模式。从那时起,“一个中国,两个政府 ”和 “两个朝鲜 ”就在官方讲话和文件中系统性地消失了。在台湾这样一个敏感话题上,这些细微的变化不可能是无心之过。它们意味着什么? 德国和韩国的模式不同。1974 年的东德宪法将东德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有别于西德。相比之下,朝鲜和韩国的宪法都将其政府视为统一的朝鲜祖国的一部分。这就是北京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从其 “坚决反对 ”名单中删除的 “一国两府 ”理念。 对台湾而言,“两韩方案 ”将是一大进步。朝鲜和韩国都允许对方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允许对方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允许对方作为独立的球队参加奥运会和世界杯。自 1992 年以来,北京一直与平壤和首尔保持外交关系。 当然,台湾海峡两岸都会反对。一些台湾人不希望生活在 “第二个 ”中国政府之下,因为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即使对他们来说,也很难拒绝 “一国两府 ”的安排,因为这将从根本上减少他们所生活的来自北京的可怕威胁。 北京政权有明显的理由坚持台北政权的非法性。台湾岛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 21 位,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却是一个尴尬的地方,因为它生动地驳斥了民主与中国文化不相容的说法。“统一祖国 ”对于中国共产党激发民族主义并为其争光的努力至关重要。 然而,随着实际需要的变化,北京也发生了变化。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北京和台北政权相互指责对方为伪政府;两岸的商业和人员往来基本上为零。但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到 90 年代不断增加,再到 2000 年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两岸交流蓬勃发展,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也日益增多。双方就投资、贸易、人员交流、打击犯罪和其他事项签署了 20 多项协议。 这些协议通常由政府签署,因此两岸谈判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在假装不签署的同时签署这些协议。与美台关系一样,答案是双方各自成立一个非政府组织。在大陆,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台湾,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在中文里,这两个组织被称为 “白手套”,但谁都知道是谁的手在工作。 实际上,“一国两府 ”已经实施。2005 年和 2011 年,中国大陆的智库学者公开提出了这一点,并没有因此受到惩罚。 2015 年,习近平本人也这样做了。他同意以名义上平等的对等身份与台湾总统马英九亲自会面。两人以 “台湾地区领导人 ”和 “中国大陆领导人 ”的身份在新加坡会面。两人都撇开官方称谓,以 “先生”(xiansheng)称呼对方。习先生同意这些条件表明是他主动提出的。没有人会强迫他。(马英九先生本周成为首位访问大陆的台湾前总统)。 北京肯定会谴责美国承认台湾的举动;北京不会错过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来提高威望的机会。但表面之下可能隐藏着更冷静的反应。很难想象北京的策划者们没有预料到世界对其逐渐转变的对台立场的反应。实际上,这种改变并不会改变现状,而只是承认现状。 (2025年5月10日)
徐景贤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该书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出版,全书共433页。 徐景贤算得上文革风云人物。他本来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原是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手下的红人,文革初期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一月风暴中进入上海市革委会,后来又成了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人称徐老三。后来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后来居上的王洪文,都到了北京工作,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实际上成了上海的头号人物。1976年十月,四人帮被抓,消息传到上海,徐景贤召集同党举行会议,准备武装反抗,但随即接到中央通知去了北京,武装反抗的计划也就宣告流产.徐景贤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判处十八年徒刑。1992年保外就医,从1992年到2002年,作者用了十年功夫写成了这部回忆录。 徐景贤造反内幕 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机关干部,又是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手下的红人,却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是不是徐景贤的路线斗争觉悟特别高、革命造反精神特别强呢?不是。徐景贤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带头造反,是因为他通过特殊渠道,得到了内部消息。 文革一开始,张春桥和姚文元即被选入中央文革小组而调到北京,徐景贤则是上海市委的文革小组成员,原本是保上海市委的。在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上海市委派出朱永嘉到北京打听政治风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托朱永嘉带话给徐景贤,说上海市委执行了错误路线,要徐景贤站到革命群众一边。几天后,姚文元又特地给徐景贤打电话,明确地暗示他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于是徐景贤就在大会上揭发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内部造反的先河。 也许有人会问,按说张春桥、姚文元和陈丕显、曹荻秋都是徐景贤的顶头上司,论职位陈丕显、曹荻秋还比张春桥、姚文元高一些,徐景贤凭什么敢遵循张春桥、姚文元的暗示去反对陈丕显、曹荻秋呢?那是因为张春桥、姚文元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的话可以被认为是代表了中央的意图.更重要的是,早在一年前,江青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通过张春桥找到姚文元,叫姚文元悄悄写文章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而姚文元就是躲在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办公室写他的文章的。当时徐景贤们就知道这是一条通天的线,从姚文元连到张春桥,再连到江青,连到毛本人。因此徐景贤有恃无恐。由此可见,徐景贤的造反才真正是奉旨造反,因此根本算不上造反。 徐景贤笔下的王洪文和张春桥 徐景贤和四人帮中的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关系都很密切。看看那他笔下的这三个人是什么样子倒是很有意思的。在徐景贤笔下,王洪文实在是个草包。他当初当上上海工总司的司令就不是靠本事而是靠小权术.本来在工总司的初期,冲锋陷阵带头干作决策的都是潘国平,不是王洪文。然而在工总司的好汉们坐在一起商讨确立领导班子时,王洪文耍了一个花招。他提出要每个人摆自己的条件,谁条件好谁就当负责人。王洪文讲自己出身雇农,放过猪放过牛,当过兵上过朝鲜战场,现在是工人,是党员又是保卫科干事,再加上是老造反。而潘国平刚二十出头,只是个刚转正的徒工,资历很浅,又不是党员不是干部,就让王洪文比下去了。按照徐景贤的描写,王洪文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一朝飞黄腾达,只想着吃喝玩乐。毛泽东怕他不争气,特地要他读《后汉书》里的《刘盆子传》,结果王洪文比刘盆子还不如。就在毛泽东病危,中央决定让华国锋和王洪文轮流守候,王洪文居然还有闲心在中南海打猎,真是不堪造就。在古代,也有出身低下的人,因为偶然的机遇被皇帝提拔到显赫的高位,这种人不论是忠是奸,一般总还会表现出勤勉和好学的样子;像王洪文这么差劲的真还不多。 看来徐景贤对张春桥、姚文元都颇有好感。在他的笔下,姚文元很朴素,平易近人,但不像是有什么大本事,遇事总说"和春桥商量"。张春桥比较厉害,比较精明,但有时也很迟钝.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当过叛徒,虽然由于张春桥的缘故而在文革中免遭于难,但总是给张春桥的政治生涯带来一丝阴影,所以尽管夫妻感情很好,到后来张春桥还是决定和文静离婚,并托徐景贤帮他找合适的对象。让人难以想像的是,就在毛泽东去世,办完丧事以后,华国锋们磨刀霍霍,四人帮大祸临头,老谋深算的张春桥竟浑然不晓,就在10月1日---这离四人帮被抓只有五天了,张春桥还给徐景贤写信,叫徐把物色的对象的材料"送来一阅"呢。我疑心作者写下这段故事也有替张春桥鸣冤叫屈的意思:你看,人家张春桥哪里是阴谋篡党夺权呀!? 不过,我们要是把张春桥看成不谙权术的书生,那就错了。徐景贤讲到一件事足以为证.1966年年底,上海工人赤卫队(保守组织)也要造上海市委的反了,大队人马包围了康平路市委大院,刷出"打倒上海市委"的标语,比造反派提出的"炮轰"、"火烧"还激进.在北京的张春桥知道情况后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妻子文静,转告徐景贤不要让保守组织夺走胜利果实。徐景贤赶快落实张春桥的指示,把原先的口号升级,从"炮轰"、"火烧"改成"打倒"。工总司干脆调集大批人马冲进市委大院,大打出手,把赤卫队打得落花流水,举手投降,首开全国群众大规模武斗之先例。武斗刚结束,张春桥就从北京打电话询问,斩钉截铁地对徐景贤说:"你们一定要始终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大造舆论,指明这场武斗完全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引起的,他们才是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如此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真是十足的流氓。 按照书里的描写,徐景贤对周恩来相当尊重,彼此的关系很好。这就怪了,因为我们知道,至迟在林彪事件之后,四人帮和周恩来的矛盾就很深,所谓批林批孔其实是批周。看来,对于四人帮和周的关系,作者没有说出全部事实。另外,据说徐景贤和原写作班哲学组的郭仁杰斗得很厉害,最后郭自杀身亡。对此事作者却只字未提。再有,作者对70年庐山会议着墨甚多,但是对林彪一派和四人帮以致和毛的矛盾的来龙去脉讲得很少。很难让读者获得一完整印象。 缺少反思 令人失望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者语焉不详,让人看不明白。比如说四人帮被抓后,徐景贤们在上海开会部署准备武装反抗,可是中央来了一个通知就老老实实去了北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徐景贤们难道不知道去北京是自投罗网吗?为什么连叫都没叫一声就举手投降了呢?可见原先就没什么底气,原先就心虚得很。张春桥在1976年5月16日给徐景贤的那封托徐找对象的私信里写道:"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张春桥都不时地想到被"杀头",可见多么心虚。张春桥把这话写在信里,说明他和徐景贤私下交谈时一定不止一次谈过这些问题和感觉.那么徐景贤对这些问题是怎么想的呢?在最应该写出自己思想活动的地方,作者却没有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不能不是本书最大的缺憾。作者把自己文革十年的经历比作一场梦,那么在执笔写作此书时当然是梦醒了,以作者的才气、知识和阅历,读者有理由满怀期待,想看看作者有多少反思与醒悟。可是在这一点上,作者令读者大失所望。 有读者批评徐景贤回避重大问题,例如林昭的问题.林昭是在文革期间的上海被当局下令枪决的,那时徐景贤正是上海的主要负责人,他这本书对此却只字未提。不过在我看来,徐景贤没写到林昭的事倒未必是有意回避,很可能是本来就没放在心上。人咬狗才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对于当时的徐景贤们而言,枪毙像林昭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这是文革中许多大人物的传记、回忆录或采访录的一个共同盲点.同样地,文革之所以被很多人误解为仅仅是精英的浩劫,以为在文革中底层民众并没遭什么罪,那也是因为在这类文字中,底层民众的遭遇很少被提到,而不被提到的缘故就是因为在作者心目中,底层民众(特别是所谓黑五类)的那些遭遇太例行公事,太司空见惯,也太习以为常了。 2006年0月6日,首发RFA。
中医是不是科学?科学,在汉语中原指分科之学。现在人们所说的科学,则是指对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的一种研究,一种系统化的知识。粗略地说,科学具有以下一些特性:可观察、可量度、可重复、可验证(可证实或可证伪)以及非个人性,等等。 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科学不等于正确。既然科学的特性之一是可验证——可证实或可证伪,这就表明科学是可错的,所以科学不等于正确。第二,科学也不等于真理,更不等于一切真理。科学是有价值的,但科学并不涵盖一切价值。有很多真理、很多价值是在科学之外的。我们说一个东西是科学的,不等于说它必定是正确的,我们说一个东西是不科学的,是非科学的,也不等于说它就必定是谬误,就必定不具正面价值。 科学是讲求效验的,但有效验不等于一定是科学。例如中医等某些传统医术,有许多是有效验的,但仍然不能算科学。其理论形态更接近玄学(或者叫形而上学或古典的自然哲学,也可叫前科学)。它们所依据的那些基本概念,火、气、虚、实之类,不象现代医学中的胆固醇、血小板、消化酶,还是缺乏可观察性和可量度性。 你注意到了吗?一说起“神医”,那一定是指中医一类传统医术的人,不会指西医。尽管现代医学(西医)能够解决许多先前令神医束手的难题,但没人会认为他们“神”(除了那些毫无现代医学概念的人),因为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可学习、可观察、可量度、可重复的,基本上是换了别人也能做得到的(非个人性),几乎引不起什么神秘感。譬如预测胎儿性别,过去有人能做到八成准,就被称为“神”,现在凭着超声波检查百发百中,却没有人说神了。明白这中间的道理,你就知道什么是科学什么非科学了。 如上所说,中医不是科学。那么,中医算不算伪科学呢? “伪科学”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大致上说。伪科学不等于一般所说的非科学。伪科学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以科学相标榜,自称科学但实际上不是科学;二是欺骗和作假。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一套知识系统仅仅是自称科学但实际上并非科学,也就是不具有诸如可观察、可量度、可重复、可验证和非个人性等特性,我们可以说它是非科学,但未必就是伪科学。否则,不但是中医会被归为伪科学,学术界称之为科学、尤其是称之为社会科学的许多知识系统也都会被归为伪科学。例如心理学,象弗洛伊德心理学。弗洛伊德自称其理论是科学的,理性的,是与形而上学、神秘主义和宗教相对立的。然而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试问,弗洛伊德心理学里的“力必多”是可观察可量度的吗?俄狄浦斯情结(即弑父情结)是可以从经验上证实或证伪的吗?一个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根据你对自己梦境的叙述而作出的阐释,是和一个内科医生根据你对自己头痛肚子痛的叙述而作出的诊断一样性质的吗?事实上,弗洛伊德心理学包含大量的思辨观念,很难得到、也许永远不可能得到临床证据的有效证明。弗洛伊德学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我们能因此就说它是伪科学从而否定其价值吗?
俗話說“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可見,一個窩的條件好壞,這是一回事,一個窩是屬於自己的還是屬於別人的,這是另一回事。“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這句話揭示出歸屬感對人的重要意義,它甚至比條件的優劣更重要。 關於歸屬感,德國詩人兼哲學家赫爾德的闡發最為有力。赫爾德強調歸屬感。他認為,人既需要吃喝,需要安全感和行動自由,也需要歸屬某個群體。假如沒有可歸屬的群體,人會覺得沒有依靠,孤立,渺小,不快活。鄉愁是最高貴的一種痛苦。所謂有人性,就是到某一地方能夠有回到家的感覺,會覺得和自己的同類在一起。赫爾德不講種族也不講血統。他只談鄉土、語言、共同記憶、習俗。寂寞不是因為沒有別人共處,而是因為周圍的人都聽不懂你的話;必須是屬於同一社群的人,彼此能毫不費力地——幾乎是出自本能地——溝通,才可能真正聽得懂。赫爾德不相信有所謂世界主義。他認為人們若不屬於某個文化,是無從發展起的。即便人會反抗自己的文化,把文化整個變樣,他還是屬於一個源源不斷的傳統。新的潮流會產生,但追根究底,人還是從自己的那條河而來。這個在潮流底部的固有傳統源頭,有時候雖然會整個改頭換面,卻始終在那兒。然而,這源頭如果乾凅了,例如,有些人生活在某個文化里,卻不是這文化的產物,他們在生活環境里找不到歸屬,不覺得和某些人有親切感,不能講自己的本地話,這會造成一切人性特質嚴重脫水的現象。 為什么移居異國的感受,非親歷者很難理解呢?因為我們本來就出生在、成長在我們所歸屬的社群之中,就像空氣,平時感覺不到它的存在,故而也就感覺不到它存在的意義。 離家才會想家;別鄉才會思鄉;和他人相處,你才會意識到自我;到了外國生活,你才會體會到自己是中國人;沒移植過的樹,不覺得自己有根。
恐怕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十几年前,不少小学生都在搞竞选呢。2008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一组电视节目《为什么要民主?》(Why Democracy?),其中有一部中国导演陈为军拍摄的短片《请投我一票》(Please Vote for Me),记录的是武汉市常青小学三年级学生的一次班长选举。 引人注目的是,常青小学的班长选举采取了竞选的方式。选一个班长,有三个候选人竞争,候选人一本正经地上台发表演说,陈述政见,甚至互相攻击;在下面,同学们有拉票的,有助选的,有质疑的,甚至有起哄的;热火朝天,煞有介事。据说这种情况在国内并不罕见。这表明,竞选的概念在今日中国已经相当深入人心。但凡搞选举,祇要上面不压制,人们就自然而然地会想到采取竞选的方式。这对于中共标榜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在是莫大的讽刺。中共号称三个代表,按说是先进得不能再先进了,可是搞起选举来却连三年级小学生都不如。这也表明,所谓"中国特色"这套鬼话,连三年级小学生都骗不了。不难想见,这样一部无非是记录孩子们带有游戏性质的一场选举的电视短片在国内是不准公演的,因为它触及到当局的忌讳。 然而,这部电视短片也告诉了一些令人不安或引起争议的东西。才8岁的孩子,仅仅是选一个班长,选举过程竟然出现了造谣、谩骂、起哄以及一些差不多等于是贿选或买票的行为。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呢? 对此,导演陈为军的解释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下的生活养成了一种文化,官员的权力和权威很少被人审查。一朝权在手,一切全都有。所以整个国家,人人都想成为政府官员。""我认为,孩子们在整个选举中过程中表现出的乐与忧,他们的输与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步履艰难而又充满希望的民主化进程。" 这种解释未免空泛。动不动把今天的问题都归罪于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是缺少说服力的,且不说中国过去几千年也并不是什么封建制度。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些弊病要归罪于共产党,归罪于专制制度。"你怎么能指望在共产党专制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人能真正地了解民主选举,能很好地实行民主选举呢?"乍一看去,这种解释很有力,其实不然。这种解释也未免失之空泛。 从逻辑上讲,如果成长在共产专制下的人民就不会了解民主实践民主,那么共产国家的民主转型又靠谁来实现呢?莫非要从民主国家进口一批民主人士不成? 从经验上讲,俄国东欧蒙古的民主转型都证明,那些成长于共产专制下的人民完全能够了解也完全能够胜任民主选举。他们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就进行得很顺利,没有或很少有暴力或作弊。有好几个国家在第一次大选中就把执政的共产党选下了台,尽管那里的共产党在组织上在资源上都占优势,可见在那里,连共产党方面都很守规矩,没乱来。 再以80年大学生竞选活动为例(在那年,全国各地许多高校都进行了这样的选举),那时的中国远不如今日开放,国人对民主的知识远不如今天丰富,同学们此前都没有任何竞选的经验,可是这并不妨碍那场选举搞得轰轰烈烈又规规矩矩。孩子们的活动总是对成人的模仿。如果常青小学的学生能够看到80年大学生的选举,他们的选举一定会更好得多。我敢说,如果在80年代就让小学生们搞选举,他们的表现,一定比今天更出色。换言之,常青小学班长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某些问题,实际上是当今中国社会腐败、尤其是官场腐败的一种反映;而当今中国社会腐败、官场腐败则是六四后中共严厉打压自由民主,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结果。有的人看了这部纪录片悲观地说:中国人连选个小学班长都有这么多弊病,要是选总统选国会那还得了?我说不,一旦中国人可以选举总统选举国会了,也就是说,一旦中国结束了一党专政,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就会发生极大的改善,到那时,连小学生选班长也会选得比现在更好。 2008年9月16日
根据哈佛大学在2024年9月公布的2028届新生数据,亚裔学生比例达到37%,白人占比42%。非裔比例为14%,拉丁裔占16%。 与全美人口构成相比,跟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23年的数据,美国人口构成,亚裔6%,白人占比57.8%,非裔12.4%,拉丁裔18.7%。 根据上述数据,只占全美人口6%的亚裔却在哈佛新生中占比37%,你可以说,哈佛录取新生,亚裔是最受优待的。其次是非裔,人口占比12.4%,哈佛新生占比14%。再其次是拉丁裔。最受歧视的是白人,全美人口占比57.8%,在哈佛新生中只占42%。 这是在美国最高法院禁止大学在招生时将种族作为考量因素之后的数据。 在这之前呢? 哈佛大学2009年新生各族裔比例为:白人占52.1%,亚裔占23.8%,非裔占11.4%,拉美裔占10.2%。 根据2010年的人口数据(比2009年稍晚),美国人口构成中,白人占72.4%,非洲裔占12.6%,拉美裔占16.3%,亚裔占4.8%。 只占全美人口4.8%的亚裔却在哈佛新生中占比23.8%,你可以说,哈佛录取新生,亚裔是最受优待的。其次是非裔,人口占比12.6%,哈佛新生占比11.4%。比较受歧视的是白人,全美人口占比72.48%在哈佛新生中只占52.1%。最受歧视的是拉丁裔,人口占比16.3%,哈佛新生占比只有10.2%。 依然是亚裔在哈佛新生占比最高,最受优待。其次是非裔,再其次是白人,最受歧视的是拉丁裔。 可是上述结论是不成立的。2009年普林斯顿研究发现,亚裔要进入哈佛,所需的SAT成绩必须要比白人学生高140分,比拉丁裔学生高270 分,比黑人学生要高450分。按照这个数据你必须说,亚裔是最受歧视的,其次受歧视的是白人,比较受优待的是拉丁裔,最受优待的非裔。 无论你怎么比较,你也不能得出结论说在美国考名校是白人至上,是非裔受歧视。如果你认为亚裔受到歧视,那也不是受到白人的歧视,而是受到非裔的歧视。
ZT:外交事務:華府長期誤判中國 軍事嚇阻反升高風險 編譯梁采蘩/世界新闻网 2025-09-20 外交事務雜誌發表專文指,華府可能誤判中國的企圖,建議華府應該傾聽。川普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通話前夕,「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網站19日刊出長文,以「中國不想要的事—北京的核心目標明確且有限」為題,指華府長期誤判中國,將其視為急於擴張的修正主義強權,實際上中國更在意的是內部挑戰與政權穩定。文章強調,北京對台灣的主張根植於歷史與意識形態,而非單純戰略價值,若美方以軍事嚇阻為主軸,反而可能升高風險。文章呼籲華府尊重北京「反台獨」立場才是避免衝突的關鍵。文章指出,華府決策圈如今普遍認為,中國企圖取代美國成為主導性的全球超級強權,並積極擴張領土。這一點已獲得民主、共和兩黨共識。這種跨黨派理解形塑了美國對中政策,聚焦於戰備、軍事嚇阻與經濟脫鉤。 但這樣的認知並不正確。仔細檢視中國公開宣稱的目標,可看到截然不同的樣貌:中國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國家,全球野心有限,而不是一個企圖大幅擴張實力、重塑世界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中國領導人更關注的是內部挑戰與政權穩定,而非擴張對外影響力。中國確實有外交上的訴求,並且時常欺壓鄰國,但它並不意圖入侵或征服。 北京格外敏感的是國際社會承認香港、台灣、西藏與新疆屬於中國領土,但其野心很少超出這些範圍。 理解中國真正想要什麼,最好的方式就是傾聽其領導人與官媒所表達的內容。即便其中許多訊息是為了歌頌中共,但研究顯示,即使最誇大的宣傳,也能提供有價值線索。至少,它揭示中國領導人希望人民相信什麼。 批評者常以中國話語體系中出現的新詞彙,作為北京意圖擴張勢力、甚至取代美國的證據。例如,自2021年以來,習近平多次使用「東升西降」一詞。但文章指出,這句話是描述而非目標;它反映的是北京認為中國實力正在上升,而美國與歐洲實力正在下滑。更重要的是,習近平說完這句話後,往往還會補上一句常被外界忽略的話:「中國無意改變美國,更無意取而代之。」 有學者認為中國想要控制台灣是因為半導體工廠或戰略考量,但中國對台灣的主張,其實深深根植於延續數百年的國族敘事。1895年甲午戰爭後,清朝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歷任中國政權皆視台灣為必須收回的領土。 1949年後,國共都聲稱自己才是包括台灣與中國在內的全中國唯一合法政權。直到台灣在1990年代邁向民主轉型,台灣主權地位的討論才真正浮上檯面。換言之,在外交層面,台灣主權爭議實際上只有約30年歷史,而中國對台灣的關切,早在台灣具備現代軍事或經濟價值前一個多世紀就已存在。即使台灣不具任何軍事或經濟價值,中國領導人依舊會追求統一。 但由於華府誤判中國意圖,美國對中政策因此走錯方向。當前針對中國的外交與經濟孤立措施,以及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CP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等多邊經濟機制,都是假設中國是修正主義強權、企圖取代美國並擴張領土。然而,這些手段對一個更專注於內部維穩的國家,幾乎無助於真正接觸。 這意味著,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擴張既沒必要,也適得其反。對中國與東亞其他國家採取以軍事為先的強硬政策,只會浪費資源去應對低機率的突發情況,長遠來看反而削弱美國軍事實力。這種作法也更可能加劇與中國的緊張。事實上,美國完全可以在不部署龐大軍力的前提下,同時安撫盟友、維持太平洋的軍事存在,並保障自身安全。
ZT:《纽约时报》特朗普扭转台海局势的最佳策略 JENNIFER KAVANAGH 2025年9月16日 中美因台湾问题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过去十年里,一个危险的反馈回路已经形成:台湾对中国的反抗态度引发北京的强硬叫嚣,进而促使华盛顿对台湾表达更强烈的言辞支持。这个自我强化的模式不断重复。每次都将台湾推向中美关系的更核心位置,加剧冲突风险,并引发外界对这一看似难以化解局势的不安解读。 这一发展轨迹并非注定,也不是不可改变。因为唐纳德·特朗普,美国拥有了一位打破常规的总统,他具备独特条件来扭转这一趋势。 特朗普政府若想避免战争,最佳的策略或许是大胆推动与中国达成新协议,通过提出缩减美国在该地区的防务部署来恢复台海两岸的平衡,同时明确告知台湾:美国的军事支持既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无限度的。 如果这一策略看似简单、又合乎逻辑,那是因为它曾经奏效过,并让各方受益。 自1949年共产党军队控制中国、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驱逐到台湾以来,台湾一直是扎在美中之间的一根刺。中国从未放弃将该岛与大陆统一的目标。上世纪70年代,北京和华盛顿达成了一项微妙的妥协:美国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权,并认可北京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美国还避免支持台湾独立,并将与台北的接触限制在非官方渠道,尽管同时向台湾提供武器和其他军事支持。 这种模棱两可的平衡举措取得了显著成功,由此带来的稳定局面使中国、台湾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得以繁荣发展。美国也从与该地区不断增长的贸易和其他合作中获益良多,直到今天,台湾依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自治民主政体。 2016年,台湾选出蔡英文担任总统之后,局势开始瓦解。她的政策与前任明显不同,不再采取迁就中国的做法。对此,中国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同样,特朗普也惹恼了北京——在2016年赢得总统大选后,他破例接听了蔡英文的祝贺电话,并放宽了与台湾的外交接触限制。 在拜登总统任内,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多次表示,如果台湾遭受攻击,美国将派遣军队协防,这打破了长期以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官员们随后确认美国政策并未改变。)此外,2022年,佩洛西成为25年来首位访问台北的在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后,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恫吓升级。 特朗普目前正寻求与中国在贸易和安全领域达成协议,在第二任期内,他似乎对于在台湾问题激怒北京持谨慎态度。今年夏天,他的政府拒绝了台湾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前往拉丁美洲的请求,并取消了与台北的防务会谈。 总统必须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坚决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重新施加对外交接触的限制,并停止国会和国务院扩大台北参与国际组织的努力——这些都是中国所反对的。特朗普政府还可以撤回在台湾的美国军事教官,以及撤除那些在该地区既挑衅中国又企图威慑中国的武器系统。 特朗普当然应当寻求中国采取对等的措施,例如要求北京公开宣布不对台湾统一设定时间表,也没有使用武力的坚定意图。中国还必须承诺减少网络战争、军事威胁和贸易制裁,这些行为加剧了台湾的恐惧和反抗情绪。 这一提议在北京得到了积极回应。中国同样希望避免战争及其带来的巨大代价。夺取台湾所需的艰难的空中、陆地和海上作战并不能保证成功,而失败将对中国共产党造成极大羞辱,甚至可能动摇它在国内的合法性。习近平主席正在吃力地遏制解放军内部顽固存在的腐败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影响军队的战备状态。此外,随着中国经济放缓,是否能够承受长时间的冲突及由此带来的贸易中断也充满不确定性。 对特朗普来说,与中国达成协议在政治上是有风险的。支持台湾的声音在华盛顿不断上升,尤其是在他所属的共和党内,总统可能会面临姑息北京、背弃民主盟友的指责。但特朗普具有独特的免疫力,能够抵御这些反对声音。他已经将顺从的共和党和国会控制起来,使他们听从自己的指挥,而且作为第二任期的总统,他无需担心连任的问题。 无论如何,这样做并不是要抛弃台湾,而只是要降低台湾在美中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台湾对美国当然有价值,不仅象征着一个同为民主政体的伙伴,还因其是先进半导体的重要来源。但即使如此,也不值得让美国为之开战。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大国,拥有不断增长的导弹和核武库,能够打击美国本土。鉴于军事资源已因其他冲突而捉襟见肘,美国实在难以承担与中国的冲突。 台湾一直是导致局势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于2024年1月就职的赖清德对中国的立场比蔡英文更具有对抗性。必须让台北意识到,美国可能不会出手相助,并且应避免刺激北京。最终,这或许是维护台湾自由的最佳方式。 这样的提议当然可能失败,但那也不会让局势比现在更糟。仅仅是作出这样的努力就会传递一个重要信号——美国愿意在对中国极为重要的问题上采取有予有取的态度。 美中战争不会有赢家。若能避免冲突,特朗普就能理所当然地在历史上赢得他所渴望的“和平缔造者”的地位。 Jennifer Kavanagh是一名美国国防政策专家,也是智库Defense Priorities的军事分析主任。 链接: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