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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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月前

大陆又在演关于施琅的电影《澎湖海战》，贴出20年前写的关于施琅的文章：成王败寇与趋炎附势——从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的争论谈起最近，北京的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引发一阵批判浪潮。这也难怪，像施琅这样的人，先是叛明降清，继而又叛清降明，然后再叛明降清，其人品无论用什么标准都很难为之辩护。康熙派施琅攻占台湾，其目的本不是为了所谓统一，而祇是为了消灭自己的敌对势力，所以清政府才会在郑成功没占领台湾之前，勾结台湾岛上的荷兰人打击郑成功，又在郑成功后人已经投降之后，多次动过放弃台湾送给洋人的念头。电视剧却把施琅这样的人物塑造成“民族英雄”，把清政府的行为美化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既扭曲历史，又颠倒是非。怎么能不令人反感乃至愤慨呢？《施琅大将军》剧本的倡议者、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儒教研究中心的陈明公开宣称他是古为今用，借用历史故事服务于今天的政治现实。陈明强调：当时不收复台湾，中国就会分裂。这种说法看上去倒有一定的说服力，连不少批评者也承认，不管施琅的人品如何，也不管康熙下令打台湾是出于什么动机，但在客观上使得台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点起码还是应该肯定的。然而，上述观点不值一驳。假如说祇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是错误的，那么，不管一桩行为本身的善恶是非，而把该行为的某种非意图的后果用来为那桩行为辩护显然就更错误。譬如，你说当时不收复台湾，中国就会分裂。那么我也可以说，当年吴三桂不领清兵入关，中国就不会有东北。岂止不会有东北，也不会有内蒙外蒙，很可能也不会有新疆，不会有西藏。如果当年吴三桂不领清兵入关，今日中国的版图不过和明朝一样。因为当时在关外的满人幷没有打定主意问鼎中原，他们原本祇打算趁火打劫，抢走一些金帛子女，占领更多的长城以北的土地罢了。我们是否可以说吴三桂是开拓中国疆域的大功臣呢？如果这种逻辑可以成立，世间一切罪恶都可以得到辩护。外族入侵，掳掠强奸妇女吗？那是混血，是民族融合嘛。连大屠杀都可以得到辩解：至少有降低人口压力的效果嘛。幸亏在中国历史上，每隔几百年就有一次大屠杀，全国人口顿时下降一半或一半以上，否则神州大地早就人满为患，生态环境早就不堪重负，中国早就崩溃了。按照陈明的观点，统一是至高无上的。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统一未必就是善，分裂未必就是恶。事实上，没有人会主张统一至上。统一不可能至高无上。在统一之上，必定还有更高的原则：统一，用什么原则统一？谁统一谁？如果你说统一至高无上，用什么原则无关紧要，谁统一谁无关紧要，那么，你无非是主张成王败寇，主张谁强大就站在谁一边；你无非是理直气壮地趋炎附势罢了。鲁迅感慨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土崩瓦解’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鲁迅看出病的症状而没有指出病的成因。要说广拓疆土就是善，你为什么不赞美隋炀帝三征高丽呢？因为隋炀帝没把高丽打下来。隋炀帝失败了，所以人们就不赞美了，所以人们就都批评隋炀帝残暴无道，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一切都以成败为转移。你成了，你就对了；你败了，你就错了。围绕着《施琅大将军》的争论，远远超出了这部电视剧本身。它反映出我们在评价历史与人物上的没有原则。其实倒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因为有太多的原则，这些原则又不总是能够内在地协调一致，它们常常彼此冲突，于是很多人就一会儿讲这个原则，一会儿讲那个原则。这就成了没原则，就成了彻底的机会主义。为什么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本来冲突的双方都各有各的理，谁赢了我们就顺着谁的理讲，于是成者就赢得了理，败者本来也是有它的理的，但我们就不讲了，于是败者就没理了。就算你承认失败的一方也有它的理，这也于事无补。因为你同时又认定成者是有理的。既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谁愿意当败者呢？干吗不站在胜利者一边呢？由此可见，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缺少第一原则，缺少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缺少一个用来衡量和判定各种原则轻重先后顺序的原则。再加上缺少宗教，缺少对一个绝对正义的世界的想像。世俗的成功、世俗的权力就成了一切。也缺少悲剧精神悲剧意识，缺少对世俗成功的批判与蔑视。这就导致了成王败寇哲学的泛滥成灾与恬不知耻而且还理直气壮的趋炎附势。这些问题是我们应该深入讨论下去的。 2006年4月北京之春2006年5月号

#施琅 #成王败寇 #历史评价 #民族英雄争议 #统一与分裂

5个月前

ZT：Dennis全球政治筆記 (文長慎入)：前美國副國安顧問博明專文分享：川普是否被習近平耍了？美中競爭進入黃金交叉？文章摘要：在川普與習近平六年來的首次會晤前夕，前美國副國安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撰文警告，美中關係已臨臨界點，美國正面臨科技優勢被中國迅速蠶食的危機。他回憶2017年隨川普訪中時的場景，當時中國總理李克強向川普直言，美國的未來只剩黃豆與玉米的出口，中國將主宰21世紀的核心技術，從AI到稀土、從製造到軍事，皆由北京掌控。這番話不僅是警告，也是心理戰：中國意圖塑造一個美國邊緣化的未來，迫使華府接受現實。而八年後的今天，中國正透過稀土出口管制、外交槓桿與貿易手段，逐步實踐這個藍圖。博明指出，在剛結束的美中談判中，雙方看似達成緩和緊張的協議。北京同意延後實施稀土管制，美方則暫緩加徵新關稅與出口限制。但在科技戰核心問題——AI晶片的出口限制上，美國似乎正面臨內部鬆動。川普正考慮允許Nvidia對中出售 Blackwell B30A 晶片。此款晶片效能遠超現有對中開放的AI晶片，是OpenAI等機構訓練先進AI系統的基礎。若中國取得B30A，等於實質打破出口管制，讓中國跳過自主研發時間，直接站上科技競賽第一線。博明表示，根據主管美國科技政策的專家估算，中國僅需購買兩顆B30A，即可達到美國最高階B300晶片的效能，等同「美國優勢不復存在」。更糟的是，Nvidia晶片主要由台積電製造，產能有限，中美若同時爭奪先進製程資源，可能導致美國企業也受限，進一步削弱自身實力。博明對川普將AI晶片視為貿易談判籌碼提出嚴厲批評，認為這是對美國國安的嚴重誤判。川普的說法「我想他們買黃豆」反映出他將科技與農業等量齊觀，忽視AI產業對美國未來的戰略意義。如果川普真的在川習會上作出讓步，將高階晶片輸出中國，不僅推翻美國自身制定的AI行動計畫，也等於親手將美國在AI、半導體與地緣戰略上的優勢拱手讓人，並可能促成中國快速在軍事與產業上追上甚至超越美國。博明在文章最後警告，美中科技與地緣競爭正進入關鍵時刻。川普若繼續選擇短期貿易利益，將對美國造成無法逆轉的長遠損害，並可能徹底重塑全球權力格局。 Dennis評論：相較於過去兩週華府與國際媒體聚焦於「川習會」是否將牽動台灣安全的各種評論，Matt Pottinger（博明）這篇於川習會前夕發表的分析文章，無疑更具指標意義，也更值得政策圈深思。作為川普任內對華政策核心規劃者之一，博明的觀察不僅來自對北京高層的第一手接觸經驗，也折射出今日華府決策圈內部的結構性焦慮——美中科技與戰略實力的黃金交叉點，恐怕已非假設，而是逼近的現實。博明在文中提醒，美中對抗的本質，從來不是一場經濟或貿易之爭，而是關於全球權力結構的重塑與主導權的更替。博明表示，中國早在2017年即當著川普和美國官員的面直言，美國未來的角色將僅限於農產品出口國，而中國會壟斷科技核心、掌握全球製造與戰略資源。這種說法當時或許被視為過度自信的政治表態，但八年後，中國透過稀土政策的升級、AI與半導體技術的突進、國營與私營科技巨頭的聯動布局，這一戰略願景現在看來已經成形。最令博明憂慮的，是川普與其團隊當前展現出的「重交易、輕戰略」傾向。他指出，川普政府正在考慮是否放行Nvidia向中國出口性能遠超現有限制的Blackwell B30A晶片。雖然此舉可能短期內緩和貿易數字，卻極可能成為中國在AI與軍事運算能力上實現「技術跳躍」的契機。博明認為川普與部分幕僚似乎未意識到，AI晶片不僅是商業產品，而是新一代地緣戰略的核心資產。一旦放行出口，美國所辛苦建立的晶片封鎖與技術優勢恐將蕩然無存，中國將在極短時間內縮短與美國的科技差距，甚至可能完成戰略超車。這種零和格局的現實，並未在白宮現行政策中被充分正視。也正因如此，美國國內包括鷹派陣營與國安社群，對Nvidia執行長黃仁勳釋出的合作善意感到憂慮。從華為到中科曙光，許多中國科技機構正在等待一個政策破口，以合法取得先進晶片、逆向工程並快速升級。而放行Blackwell B30A，極可能就是那個破口。值得注意的是，博明文章中對台灣幾乎隻字未提。這並不表示台灣完全沒有角色，而是反映出在美中全面競爭邁入高張力的新階段中，台灣不會是主軸，而僅是戰略結構中的一部分。對博明而言，台灣是否被「交易」並非核心問題，真正的風險在於，若美國在科技與戰略層面持續讓步，一旦華府喪失科技主導與戰略控制權，台灣的國際處境也將陷入結構性邊緣化。屆時，北京毋須動武，即可透過經濟、科技與國際話語權，對台施加更大壓力。博明的文章也凸顯出另一個更嚴肅的問題，就是包括他在內的專家，似乎也無力提出逆轉現狀的具體方案。他唯一強調的是：不能解除對高階晶片的出口管制。根據其分析，只要出口持續受限，中國最快也要等到川普任期結束前才有可能在晶片設計上趕上。但一旦解禁，中國的AI與科技產業可能在川普任內就已完成超越。這種情境所揭示的，不僅是差距極小的技術競爭，而是一個臨近戰略黃金交叉點的全球格局變動。說穿了，博明擔心的根本問題，恐怕更多是他認為川普只在意「他任內」的領先與勝利，而不在乎美國在他卸任後是否還能維持領先優勢。這正是川普式交易外交最被詬病的短視所在：以眼前可見的政治利益，換取難以復原的長遠戰略劣勢。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對於美中競爭的討論仍停留在「會不會被交易」、「會不會打仗」這類話題，暴露出台灣對國際戰略趨勢的理解過於表面與事件導向。在博明與華府主流政策社群眼中，問題已不是「台灣會不會被出賣」，而是「美國輸給中國的時間點，是否已經逼近」。在這場加速進行的戰略競爭中，美中出現「黃金交叉」或許已經不再是 if，而是 when的問題。台灣除了盡力守護現有優勢之外，也必須要停止一廂情願的對盟友抱持期待，世界正在改變，面對美中兩強之間日益激烈的戰略競爭，台灣不只必須與時俱進，還需要知道如何超前部署做好準備。專文來源：

关税战落幕：美国失势，中国崛起？· 682 条信息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对话僵持，影响加剧· 585 条信息

#美中科技战 #AI芯片出口管制 #川普贸易政策 #博明警告 #地缘战略竞争

5个月前

胡平：一石激起千重浪 ——红二代公开信反对当局在内蒙强推汉语教学—— 网上流传一封由红二代马晓力领衔的致“党中央并习近平总书记”的联名公开信，经查证属实。公开信对当局在内蒙古强推汉语教学一事提出严厉批评。公开信写道：“我们是一群曾经在内蒙古草原插队的老知青。近日在内蒙古地区突然发生的：关于在全区小学实行全国汉语统编教材的决定。一石激起千重浪，此事在蒙古族同胞中引起轩然大波和极大的恐慌。令我们这些年届七十有余的老知青非常震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次《汉语》统编教材一事，已引起蒙古族同胞不满,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对这种突然的强制性的作法非常不认同和十分抵触”。公开信提出五点建议：一、责成相关部门尽快收回引起混乱的文件指令；二、要求相关干部总结经验教训，向他们伤害的蒙古族同胞道歉；三、必须停止那些与蒙古族同胞为敌的极端恶劣做法；四、立即停止一些地方乱抓人的横暴做法，以及有奖举报和列出拘捕百人名单等做法；五、不要给请愿的人扣政治犯罪和“被国外反华势力挑唆”等大帽子。公开信首批签名者有18位。他们是：马晓力、刘进、李卫平、牛立、宋岩、腾平、许晓鸣、孙秋春、矫小红、魏年、杨建敏、胡冀燕、张小艾、黄光光、陈小玲、李志伟、任林、王瑛。领衔的马晓力是习近平的发小，其父马文瑞（1912年11月4日－2004年1月3日）是陕西子洲人，和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关系密切，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十九大前，马晓力曾发起联名信，要求十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们公布财产；马晓力还写信给当时的中办主任栗战书，抗议中宣部在北京大会堂上演的“红歌会”，指其为“文革再现”。企业家王瑛女士是首批签名者。王瑛曾明确反对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久前任志强被控经济犯罪，王瑛痛斥“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签名排在第二位的刘进是北师大女附中高中66届学生，文革初期担任校革命师生代表会主席，其父刘仰峤曾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和高教部副部长。2014年1月，刘进和昔日同班同学宋彬彬组织了一场向文革初期受迫害的老师和同学的道歉会。这次宋彬彬也签了，用的是宋岩这个名字。1991年，北京的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当年赴内蒙草原插队落户或军垦拓荒的知识青年写的回忆文集《草原启示录》。其中有一篇《点滴思忆话宋岩》，就讲到宋彬彬到内蒙古插队当知青时改名宋岩。经查证，此宋岩确系宋彬彬。公开信提到文革期间的“内人党”事件。在文革期间，当局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硬是制造了一个莫须有的"内蒙古人民党"的大冤案。在这场运动中，有2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的数量多达50万人以上，受迫害者的总数已经超过蒙古族人数的20％。公开信最沉痛的一句话是，他们深感忧虑，“把一个好端端的内蒙古，生生搞成第二个新疆”。这表明，他们都知道新疆发生了什么。他们对当局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骇人听闻的野蛮行径早就十分不满了。不错，这封公开信仍然是站在体制内的立场，但是在这一立场内已经表达得相当到位。正是由于大多数签名者的红二代身份以及公开信的体制内立场，因此可望在体制内获得更大的共鸣与呼应，也使得当局很难出重手压制，别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它也再一次证明，正如蔡霞教授所言，体制内、党内、红二代内，反对习近平的声音已经达到何等程度。 2020年9月8日。RFA首发。

开国将军后代致信习近平呼吁关注国家未来· 15 条信息

#内蒙古汉语教学 #红二代公开信 #马晓力 #反对民族政策 #体制内反习

5个月前

许其亮的猝死有些什么说法？

#许其亮 #猝死 #猜测/传闻 #负面 #政治

5个月前

中国如何逐步建立关键矿产出口管制体系

商务部加强稀土出口审批，合规之路引发关注· 15 条信息

#中国 #关键矿产 #出口管制 #体系建立 #贸易

5个月前

习近平秋后算账——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8日新闻：中国官方通报，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周先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转任湖北省政协前，周先旺原为武汉市长，在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时，因反应迟缓饱受批评。这明显是习近平对周先旺秋后算账。自200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后，追责之声四起，地方官员首当其冲，成为民众责难的对象。民众追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隐瞒疫情？为什么不及时地向民众披露疫情？ 2020年1月27日下午，武汉市长周先旺主动走进演播室，要求央视记者专访。周先旺公开承认武汉披露疫情不及时，但话锋一转，周先旺说：“披露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一个地方官员竟然在央视对全国公众直播中，公然“甩锅”给中央。这在中共官场上是没有先例的，不消说有很大的风险。那为什么周先旺还要说呢？我以为：第一、周先旺讲的都是实情。第二、周先旺这么讲，也是自保，是不想当替罪羊，因为上面本来很可能给他们扣上“瞒报”而免去职务以平民愤的。他们一讲，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们不肯发布疫情，是中央不准。这样，上面，也就是习近平，反倒很难把他当替罪羊了。如果习近平继续大权在握，定于一尊，很可能会秋后算账。但对周先旺来说，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说出真相和不说出真相横竖有垮台的危险，与其背负“瞒报”的臭名垮台还被民众责骂认为罪有应得，不如留下清名，垮台也垮得像个说真话的英雄。周先旺这番话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但转念一想，马上就明白了，周先旺说的一定是大实话。隐瞒疫情这件事，责任肯定在中央。习近平对周先旺秋后算账，从反面证明。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习近平，才是隐瞒疫情的责任人。 2025/07/08

武汉原市长周先旺被查，反腐风暴席卷湖北· 10 条信息

湖北反腐风暴：原省政协副主席、武汉市长周先旺被查· 16 条信息

甘肃“女虎”赵金云被诉，足坛反腐风暴再掀· 678 条信息

#习近平 #周先旺 #疫情追责 #秋后算账 #中央责任

5个月前

老子早说啦：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老子 #五色 #五音 #哲学 #警示

5个月前

所见略同。推荐。

#所见略同 #推荐

5个月前

ZT：黎洪林：在野的节制与执政的克制：万润南的政治方法学

#黎洪林 #万润南 #政治方法学 #在野节制 #执政克制

5个月前

这是最不负责任的说法。

#上层人无耻言论引发社会愤怒与反思· 294 条信息

#不负责任 #负面 #言论 #批评

5个月前

矢板明夫先生莫非以为川普政府会接受台湾地位未定论或对联大2758号决议的另类解读吗？不可能的。台湾绿营的朋友以及美国部分政治人物热衷于此，不能对台湾提升国际地位有任何帮助，就连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例如WHO会议之类都做不到，只能给中共武力威胁台湾提供口实。对台湾自身有弊无利。

世卫大会再拒台湾参会提案，中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17 条信息

#矢板明夫 #川普政府 #台湾地位未定论 #联大2758号决议 #台湾国际地位

5个月前

北京之春---我和万润南的交往——在万润南追思会上的发言/于大海

#北京之春 #万润南 #追思会 #于大海 #交往

5个月前

1993年初，万润南与友人合影。左起：苏晓康、北岛、郑义、北明、胡平、万润南。照片北明提供。

#万润南 #苏晓康 #北岛 #郑义 #北明 #胡平 #1993年初 #合影

5个月前

1993年初万润南与友人相聚。左起：苏晓康、北岛、郑义、北明、胡平、万润南。照片北明提供。

#万润南 #苏晓康 #北岛 #郑义 #北明 #胡平 #1993年初相聚 #友人相聚

5个月前

左起：胡平、项小吉、于大海、万润南。1994年4月在纽约市胡平家中。

#胡平 #项小吉 #于大海 #万润南 #纽约 #1994年4月 #聚会 #人物

5个月前

珍贵照片—左起：薛伟、吴牟人、刘晓波、胡平、曹长青、陈军。1993年3月31日摄于纽约市皇后区木边大道中国之春编辑部。

#薛伟 #吴牟人 #刘晓波 #胡平 #曹长青 #陈军 #中国之春编辑部 #1993年

5个月前

ZT：周舵：悼念万润南——万润南去世，引发了我们这些四通公司老伙伴深切的怀念之情，它既是对这位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灵魂人物的怀念，也是对1980改革开放黄金年代的怀念。 1986年，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作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已经和费先生说好考他的博士生，年底经朋友介绍，兼职担任了万润南的总经理顾问，协助他做企业文化建设。我的夫人赵燕英就是我主持四通文化晚会时认识的，她当时是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四通公关部经常邀请她出席各种活动。我对这种脚踩两只船的安排很满意。没过多久，老万屡次三番动员我辞去北大的工作，和他们这些原科学院计算机所等四通公司创办者一样，“砸碎铁饭碗，端起泥饭碗”，净身出户，彻底下海。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不但彻底改变我的人生道路，沦为“社会闲杂人员”，风险巨大，搞不好把铁饭碗泥饭碗全都砸了，而且对不起厚爱我的费先生。北大是万人求之不得的中国最高学府，费孝通先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社会学家，享有世界性学术声誉，抛弃这一切去捧民企的泥饭碗？人人都会认为我是疯了。我并没有犹豫太久，决定辞职加入四通公司。最主要的原因，是四通的企业文化实在是太合我意了。“你能跳多高，就给你铺多厚的垫子；你有多大本事，就给你多大的空间！”民营企业四通人尽其才、奋发向上的氛围，效率第一、结果导向的价值目标不是空喊口号，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这是所有体制内单位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其次，实事求是地说，四通的收入很吸引人，北大远不能及。其三，我的人生观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85年，一位朋友应澳大利亚某华文刊物之约，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的人生观，我半开玩笑地发明了一个“三三主义”，用三块基石支撑三种追求；三块基石是，健康的身体、和谐的婚姻家庭、志同道合的朋友圈；三种追求是，追求卓越、丰富的人生体验、为广大人群谋福利。辞去大学教职下海经商，毫无疑问会极大地丰富人生阅历，符合我的三种追求之一。我所谓“丰富的人生阅历”，当然不可能全是好事，更不会是一条坦途，艰难险阻、失败挫折势必难免，酸甜苦辣五味俱全，这些不确定因素，我都有思想准备，因为改革开放给了我足够的安全感，我认为，中华民族从此撞上了好运，“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理想成为了事实，而一成不变的生活令我厌倦。个人命运与时代潮流密不可分，我们这代人之所以普遍认为1980年代是一个黄金年代，甚至认为中共走上的这条正路从此不会改变了，这种乐观心态是从切身经历中得出来的结论，与极左意识形态的假大空宣传截然不同。民营企业、市场制度、产权私有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多么重要，我们在那时候就已经深有体会了。现在回头看，我们太过乐观了，严重忽视了极左习惯势力的巨大能量。现在，我甚至认为，改革开放根本不是什么必由之路，相反，它是偶然的幸运，文革结束之后，极左、反改革开放，重回斯大林主义体制，才是“新中国”合逻辑的历史选择；如果没有邓小平以及其他党内改革派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变革勇气，根本不会有改革开放。无论这些改革派领导人犯了多少错误，开创改革开放道路的历史功绩是不应该抹杀的。此是后话。 1988年底，我正式从北大辞职，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把档案放到人才交流中心，加入四通。辞职前，我给费孝通先生写了一封满怀歉意的私信，费先生不但没有责怪，还大加勉励。万润南的原意，是想让我接手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被我婉拒了。他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想从基层做起，一个一个部门走一遍再说；他说公司急需用人，做不到。我于是提出，由我来负责重建已经撤销的综合计划部（相当于四通公司的总参谋部），他立刻同意了。后来，公关部部长、老万的夫人李玉提议，让我兼任公关部付部长，我也就同时提议她兼任综计部付部长。进入四通，各种工作和社会活动纷至沓来，让我应接不暇。其间最重要的两件事，是在京丰宾馆举办的两个大型会议：1988年底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和1989年4月的《改革十年研讨会》；前者由我和几位朋友策划、四通出资，我担任会议秘书长、海军中校王苏波担任付秘书长，原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后者由体改所发起和主办、四通出资。两个会议都非常成功，影响很大。在后面这个会议上，已经有小道消息在私下里传播，说总书记赵紫阳受到保守派的恶意攻击，改革开放有可能遭遇挫败。谁也没有料到，才半年不到，1989年4月15日，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了持续将近50天、震惊全世界的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尽管得到了全国各界有识之士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最终还是以戒严部队惨烈的流血镇压收场，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在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后得以继续推进，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但停滞、而且倒退了。作为身处六四流血事件大风暴中心的当事人，我已经在《周舵自述——回忆与反思》（香港《新世纪传媒与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6月出版）一书中讲述了相关事实的梗概，本文再补充一些细节。 1989年5月13日，我被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六局局长陶斯亮紧急招到统战部，参与了统治部长阎明复主持的劝说调停工作，由此一步一步越陷越深，最终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被“有关部门”监管到今天。我在5月13号到6月4号凌晨的这些活动，全都无保留地告知了万润南并且得到了他的支持，为了堵住公司内部一些人的非议，他还假称是他派我去的。只有6月2号我和刘晓波、高新、侯德健四人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的绝食是他坚决反对的，原因是担心我的绝食行动会连累四通公司。为此，我提前向他提交了辞职书，表明这是我的个人行为，与四通无关。尽管如此，万润南依然没有在我的辞职书上签字，所以，把我从四通除名是北京市委派出的工作组做的决定。实事求是地说，万润南在整个学潮期间做了两件不该做的事。一件是，在戒严令颁布后召集在北京参与学运的60余所高校自治学生会的大学生代表，劝说他们撤离天安门广场，尤其是，和学生代表一起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李鹏下台，邓杨退休”，邓杨是指邓小平和杨尚昆。第二件是，不应该在六四镇压后流亡海外。我一直认定，万润南是四通的灵魂，他离开，四通就丧魂失魄了，走下坡路几乎是必然的。他如果不走，顶多不过是在关押我将近11个月的那个地方拘禁十天半个月（也许更长些），把他和四通做的事解释清楚，仍然能回到四通担任原职，四通的现状将截然不同。至于万润南流亡国外后在海外民运中所起的作用，我没有发言权，我只能笼而统之地说，有他没他，海外民运的情况都不会有什么差别，而四通有他没他却迥然有别。万润南无疑是一位天才企业家，非常优秀，按照萨缪尔逊在他声誉卓著的《经济学教科书》里的说法，这样的卓越企业家相当于一台稀有、昂贵的精密设备，是不应该用来加工低价值产品的，照此说，尽管万润南是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绝非出自任何个人私利，但是，他是否应该直接介入风险巨大的政治活动，为此彻底背离了他的专长？我的结论是：不应该。人类不得不经常面对两难（或多难）选择，这些选择互相冲突、不可兼得，它们的任何一个都是对的，反过来看，也可以说都是错的，不存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必定有对错的情况，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断言，人类的最高智慧，就是在这种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够作出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两者的价值总和最高的、相对正确的决策？且留给读者诸君自己思考吧。当然，说这些话都是事后诸葛亮，在当时极为混乱的情况下，做出正确决定是非常困难的。无论如何，万润南在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表明，他的人格是高尚的，人品是正直的，他的智慧和勇气都远远超越了大多数人的庸常水准。万润南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栋梁之才。接下来，我想说一说六四事件过去36年之后，我的一些反思。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正确评价六四事件各方当事人的是与非，中华文明“道德至上”的传统不够用。我们有必要超越道德评价的局限，超越谁正义、谁邪恶，谁是天使、谁是魔鬼的局限，从更广阔、更深刻的视角，来作多指标的、全面系统的综合评价。道德评价很重要，但不能仅限于此。余英时先生说，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特重学问与道德”），这是古代儒家特别是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但也如林毓生先生所说，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中华文明“借道德解决一切问题”的儒家传统局限很大。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我得出的最为关键的结论是：在改革开放仅仅十年的1989年，全体中国人，从上到下、从庙堂到民间，从最高领导人到三轮车夫，从左到右、从改革派到保守派，有一个算一个，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于什么是现代文明、什么是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几乎是一片茫然，完全空白（请注意，这里所谓的“保守派”，不是西方国家与古典自由主义同义的那个政治右翼，正相反，是极左派，是指死守极左意识形态和马列毛政治-社会制度的反改革开放派）。应该说，实际上比这种普遍的无知更糟，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全都塞满了反现代文明的思想垃圾，其中既有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传统的思想垃圾，更有马列毛极左意识形态的思想垃圾。无知的头脑好比一只空桶，塞满极左意识形态的头脑好比一只满满的垃圾箱，什么新思想都装不进去，这两种情况是大不相同的。改革开放初年的“思想解放”和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于改变旧思想收效甚微，不妨说，我们当年对现代文明、现代化的理解，连西方发达国家的幼稚园水平都不如。更加鲜为人知的是，经过三十余年的苦心研究和思考，我现在认为，西方人对现代文明、现代化的理解也并不高明；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发展中国家推广民主的成绩，简直可以说是一塌糊涂——不同意此说的读者，请你们去看看“阿拉伯之春”是怎样变成“阿拉伯之冬”的（参阅拙著《渐进民主文集》中的相关文章）。更令人意外的是，今非昔比，美欧发达国家的民主实践竟然也出了大问题，昔日“自由灯塔”的耀眼光芒，如今变得越来越暗淡，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眼看着像是要崩溃，中、俄、朝、伊（伊朗）四国结成了反美反西方的国际同盟，新冷战迫在眉睫，全人类进入了一个新乱世。这让中国的老少“粉红”们喜不自胜，他们终于逮到了西方文明的把柄，对维持当前现状、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顿时信心大增。何以至此呢？这是个问题，这是个生死攸关的巨大问题。我的五本著作对此作了初步解答，本文无法详述，只能就六四事件重点谈一个要点：现代文明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不是民主，是限权，是法治和宪政，是用法治和宪政切实保障每个人都必须享有的个人自由和平等人权。原因在于，民主虽然名为人民的统治，实际上是多数人的统治，它是人治的一种，所以，民主是与法治存在矛盾冲突的；同时，民主本身不包含任何限权因素，激进民主派甚至认为，多数人的民主权力不应该受任何限制，民主越彻底、规模和范围越广大越好，这就意味着，民主与分权制衡的宪政是矛盾冲突的。从政治现代化的顺序说，是先自由后民主，是在建立起法治和宪政的牢固基础之后，再根据主客观条件渐进、有序、可控地推进民主化。详情请参阅拙著，本文只谈一件事：在赵紫阳总书记访问朝鲜回国后，中共改革派本应立即召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制定《集会游行示威法》，立即颁布实施。理由何在？首先，自由是有涉他和不涉他之分的，不涉他（不涉及他人）的权利尽可以享有充分自由，涉他的自由权利则必须有法律和道德予以规范，以保障他人的自由权利不受侵害。比如集会和游行示威，这无疑是涉他性的民主权利，全世界的法治宪政国家都要以《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公民行使该权利时具体如何实施：要事先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报，说明诉求是什么，谁是组织者，人数多少，使用什么器具，行走路线，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等等，都要有法律约束。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游行示威权利，政府不得剥夺；公民依法申请游行示威，政府必须照准，否则政府违宪；公民在游行示威中的合法行为，警察只有保护之责，没有干涉之权；若有违法行为，警察则必须依照法律规范动用适度的强制手段，不作为或过度作为则警察自身违法，同样要受法律惩处。 1989年的学生游行示威如果有健全的法治规范，本来很好处理，全世界的法治国家全都有一整套既能保障公民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又不至于造成严重社会动乱的办法；与之相对照，虽然赵紫阳从访朝回国后就提出了立法建议，但直到1989年10月底北京市才仓促制定《游行示威法》。十分讽刺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次民间独立的游行示威申请获得批准，中共处理群体事件的依据仍然是毛泽东所谓“正确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谁来区分呢？各级政府官员；如何区分呢？没有标准，各级政府官员自定标准。如果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警方就只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无所作为；相反，如果定性为“敌我矛盾”，必然过度使用暴力。只能在这两极之间摆荡。 “六·四”的暴力镇压，揭示出中共的执政理念仍然是极左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表明中共仍然是一个革命党而不是执政党。这是由其马克思主义治国理念所决定的。按照马列主义理论，所有共产党国家都只不过是向“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过渡的中间阶段，一种时刻准备发动世界革命的准战争状态。这种神经紧绷的战争准备状态完全背离人民想要过和平稳定正常生活的愿望，如不彻底改变，势必社会动荡、国无宁日。解决办法是：从革命向法治转型。一个法治国家是没有内部敌人的，公民行为只有合法\非法之分，这“法”除了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之外，还必须有下位法如《集会游行示威法》，在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时，保障公民行使其自由权利的同时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自由权利，已如上述。类似的，在学运和同情、支持学运的一方，也同样没有这些现代文明的常识，只有正邪、善恶、正义非正义的对立二分。他们（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只要是正义的行为，做什么都是对的、不受谴责的；而非正义的一方则相反，所有的作为都是错的，他们必须对恶果承担完全责任。中国以及其它法治宪政缺位国家的治国乱象显示出，这些国家的自由民主或者还没有真正上轨道，或者根本走错了路——没有走“先法治后民主”亦即“先自由后民主”这条正路。这不是自由民主不好，而是这些不成熟、不正确的民主案例自身有问题。不少中国人从“八九风波”的失败案例得出“民主不好”“民主不可行”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摘录自拙著《渐进民主文集》“六·四25周年反思”一文。另见《周舵自述——回忆与反思》，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9年出版）。试问海内外的中华同胞：你们在痛骂共产党，或者苛责学生运动时，有没有反躬自省，问一问自己，当时、乃至现在，是不是真的了解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和自由如何创建，民主化（严格说应该是“现代化转型”）如何避免失败，自由民主怎样才能有效运转，……等等？如果没有（我相信确实是没有），你们的批评意见又有什么价值呢？“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谦虚一点，宽容一点，对当年的各方当事人多一些同情和理解，难道不是更好吗？文章够长了，就到此截止吧。欢迎最严厉的反驳和批评。周舵 2025.10.21.于北京北郊转自《北京之春》

万润南病逝巴黎，民运领袖的历史使命与遗志永存· 30 条信息

#万润南 #四通公司 #1989学运 #改革开放反思 #现代文明与中国

5个月前

国防部发言人在宣布何卫东等人案件时，除去意思模糊的政治指控外，提及案情就这两句：“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职务犯罪”——可见是出在公务上，“数额特别巨大”——可见是钱的问题，是腐败的问题。从侧面证明何卫东等将军的案子就是在扩充军备一类公务上狠捞一把。

#反腐风暴：多名高官落马，贪腐必严惩· 418 条信息

甘肃“女虎”赵金云被诉，足坛反腐风暴再掀· 678 条信息

#何卫东 #职务犯罪 #数额特别巨大 #腐败 #军备

5个月前

张万舒在《历史的大爆炸》里写道，在1989年5月19日宣布戒严后，杨振宁和其他一些在美的科学家联名上书，呼吁避免流血，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杨振宁 #1989年 #戒严 #呼吁避免流血 #全国人大常委会

5个月前

我去年七月的分析：为什么这次共军高层一下子倒下这么多将军呢？有人怀疑是有些将军对习近平不满，甚至想谋反。我认为不可能。因为如果是想谋反，那么只要有一个人被查，其他人就知道大祸临头，免不了会有人铤而走险，好歹总会弄出个动静来。哪里会像现在这样，一个个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再说，谋反是杀头的罪，而到目前为止，还没见哪个将军被处极刑。这次共军高层大地震，我以为就是贪腐问题。我们注意到，这次军界大地震，除了火箭军全军覆没，前后两个国防部长落马，还有一些在装备部任职的将军之外，与此同时，还有一大批航天与国防军工企业的头头脑脑垮台。因此情况很可能是，军方打着发展新质战斗力的旗号，大力购置现代化武器和高科技装备，从政府那里拿到很大一笔钱。然而这些现代化武器和高科技装备本来是没有市价的，这就给贪腐留下巨大空间。于是，作为买家的军方和作为卖家的国防军工企业，双方就互相勾结，趁机大捞一把，双方的头头脑脑们坐地分赃，利益均沾。这其实是官商勾结合伙贪腐的老套路，几乎是潜规则。大家都轻车熟路，不当回事的。这次东窗事发，估计就是那次上面全面检查，发现竟然有该装液体燃料的火箭弹装的是水，竟然有导弹发射井的井盖打不开。于是上面就下令严查贪腐，越查越大。中央对李尚福和魏凤和的指控中，都有“对抗审查”一条，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要求只查直接当事人，不要再往上查。但由于整个事情太严重太恶劣，上面要求彻底查。这就把两个国防部长都扯进来了。就在5月6日，魏凤和还在官媒的一则报道中露了一面。当时很多人都以为魏凤和已经软着陆。这说明在那时习近平还没有拿定主意是不是要把魏凤和一道拿下，最后还是把魏凤和拿下了。中央对魏凤和的处理决定中说魏凤和“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大概就是说魏凤和虽然不是贪腐案的直接当事人，但却是明知手下在贪腐而不加管束，还坐地分赃。想来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也卷入其中，只是习近平就打到魏凤和为止了。

中共军队高层大清洗，何卫东等9将被开除党籍军籍· 122 条信息

#共军高层 #贪腐问题 #习近平 #火箭军 #魏凤和

5个月前

我以为主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新鲜感在减少。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你乘车到某地，然后原路返回，路程是一样的，时间也一样，但是你总会觉得回程的时间更短些。

#年龄增长 #新鲜感减少 #路程感知 #时间错觉 #生活感悟

5个月前

万润南留下巨量文字，请点击《万家述评》：

#万润南 #万家述评 #评论 #文章

5个月前

老万病故，十分哀痛。重贴旧文，谨表悼念。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推荐万润南回忆录《商海云帆——四通故事》（2014/02/25）：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代人所能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文字，恐怕就是自传，就是回忆录了。大约从2006年起，万润南－－我们都叫他老万－－开始在网上陆续发表他的回忆文章。按时间段分为几部份，有“童年记忆”、“中学时代”、“清华岁月”、“四通故事”和“我的1989”；据老万说，他还要写“流亡生涯”。用老万自己的话，这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交代”。去年6月，香港的天语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商海云帆》，副标题是“四通故事”，其实，这部《商海云帆》收入的内容并不只是“四通故事”，还收入了“我的1989”。毫无疑问，创办四通和参加八九，是老万一生中最精彩最辉煌的两段经历。这两段经历已经载入了史书。如今我们又可以看到当事人的自述，其意义自然非比寻常。四通创办于1984年，是八十年代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在四通成立的当年，销售额是980万元，到了1988年就达到10亿元。根据1988年全国信息产业的排序，四通名列第一，四通一家的销售额就占了这个序列前十家的三分之一。如今鼎鼎大名，不久前刚刚收购了摩托罗拉的联想，那时候排在第八位，销售额是1亿4千万。在四通前前后后的领导层中，被人指指点点的不乏其人，唯有老万受到普遍的赞扬和尊重。这不仅是做事的成功，也是做人的成功。四通创办不久就闹过一次家变，有人要另起炉灶，带走了一批人，卷走了一笔生意。老万本着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原则，和出走的一方友好分手，宁可在生意上吃哑巴亏也不忍苛责对方。还有一个下属搞财务欺诈，好在被及时发现，没造成实际损失。公司里很多人主张对犯事者起诉，送进监狱，老万不肯，老万担心那样做就会把这个年轻人的一生都给毁了。对于当年的同事，合作伙伴和下属，老万总是说好话，至少是不说重话不说狠话。这纵然不全是出于性情，也是出于教养。老万在八九期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企图促成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另一件是企图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策略上，这两件事都做得很正确，可惜这两件事都没能成功。尤其是劝说学生适时地离开广场这件事，有不止一次几乎成功，但还是失败了，留下千古遗恨。老万认为我提出的策略“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没有可操作性。“因为实际情况是见‘坏’有人上，见‘好’非但不收，反而变本加厉，蜂拥而上。”可是老万自己就强调，应该从1989年的悲剧中吸取教训，而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要把对方逼到死角，要会妥协，要让党内改革派赢一回。这不是和我的意思一样吗？有人说，万润南在1989年那场风暴中是“头脑膨胀”，“错估形势”，“野心勃勃”，“政治投机”。老万对此一笑了之。老万说：“人心里都有一道坎，这道坎我过不去。” 事实上，八九民运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民主运动。正是在5月19日当局宣布戒严令之后，全国各地各界人士以及海外留学生和各种背景的华人的参与达到最高峰。在人类历史上，你找不出第二件事，象中国的八九民运那样赢得全世界一边倒的支持。因此，现在不是要问老万和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参加，而是要问嘲笑讥讽老万的人，当年你为什么不参加。其实，现在嘲笑老万的人，绝大部分当年也是参加了的；因此，那些嘲笑老万当初押错了宝的人，十之八九不过是在朝自己的脸上吐唾沫罢了。自六四流亡海外至今，老万再也没回过中国。不少朋友曾试图帮忙安排他回去，无非是认个错，说几句软话。老万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这话说得平淡，然而也很坚决。老万平日讲演或写文章，都不那么豪言壮语－－除了写诗。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老万写过一首“六十述怀”：“古今兴亡理皆同，天意尽在民心中。但随项羽学人杰，不过江东为鬼雄。”读这首诗和老万其他的诗，你可以了解到，除了温文随和之外，老万也有慷慨激昂。老万在书中几次提到，心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我想，这既是他的自我期许，也是对我们读者的期望。

万润南病逝巴黎，民运领袖的历史使命与遗志永存· 30 条信息

#万润南 #四通 #八九民运 #回忆录 #民营企业家

5个月前

ZT：近读｜哲学家约翰·塞尔（1932-2025）：机器会思考吗？

#哲学 #约翰·塞尔 #机器思考 #人工智能 #思想实验

5个月前

ZT：易桂鸣：索尔仁尼琴为什么没有被克格勃灭口？

#索尔仁尼琴 #克格勃 #历史 #苏联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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