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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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ZT：主席奖获得者董郁玉，践行新闻事业，对社会负责 63岁的中国记者董郁玉因间谍罪被冤枉入狱。他的儿子董一夫周四在国家记者俱乐部代表父亲接受主席奖时表示，他认为新闻事业是社会赋予记者的责任。

#董郁玉 #间谍罪 #新闻事业 #冤枉入狱 #主席奖

3个月前

老人摔倒只在一瞬間！醫生警告：這6個時刻最要命，記住這份防摔清單，關鍵時刻能救命-congronglife-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

#老人摔倒 #医生警告 #防摔清单 #健康 #安全

3个月前

美国最高法院退休大法官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主张废除第二修正案。他说：当时美国人民担心联邦军队可能对于各州安全带来威胁，因此通过了第二修正案，这项修正案让有组织的民兵卫队得以存在，为各州独立自主提供安全保障，人民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力也不容侵犯。史蒂文斯写道：“而在今天，这些考虑已经属于18世纪的遗迹了。”Heller案的裁定异曲同工。Heller案的裁定也认为时过境迁，各州有权保留自己的民兵这一条已经不复存在。Heller案裁定认为第二修正案就是肯定个人有权持有武器。但问题是，个人有权持有武器这一点，古今中外、东方西方，几乎是常态。根本没必要写进宪法。事实上，除了美国之外，目前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把人民有权持有武器写进宪法：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历史上，曾有其他国家（如海地、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利比里亚和哥斯达黎加）在宪法中包含类似条款（都是美洲国家，明显是受美国影响）。但这些国家已通过修正或新宪法废除该权利。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国家保留了这一宪法规定。

#美国最高法院 #史蒂文斯 #废除第二修正案 #持枪权 #Heller案

3个月前

又到九一三。1971年9月13日凌晨两点，一架载有林彪一行9人的三叉戟专机坠落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在文革中，没有哪件事比得上林彪事件更具爆炸性。想想看吧，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副统帅，党章上写明的接班人，竟然叛国投敌，甚至还妄图谋害毛主席！还有那份571工程纪要，对毛的批判之尖锐，超过此前所有公开发表的文字。这种事是人们先前想都不敢想，敢想也想不到的。它给当时中国朝野上下所造成的强烈冲击和震撼，不亚于一颗原子弹。从历史上看，林彪事件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宣告了毛泽东神话的破产。从此，很多人开始了对毛的怀疑，对文革的怀疑。就像我当年写得一首诗：惜乎不中秦皇帝, 毕竟渔阳鼙鼓来。纵有家书欺海内, 奈何神像落尘埃。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林彪事件 #九一三事件 #文革 #毛泽东神话破产 #571工程纪要

3个月前

爆发天鹅绒革命的瓦茨拉夫广场的面积只有天安门广场的十分之一。从查理大学步行到瓦茨拉夫广场只需十分钟。

#天鹅绒革命 #瓦茨拉夫广场 #查理大学 #地点 #历史

3个月前

1990年5月我造访布拉格，行前就想好一定要看看那个发生天鹅绒革命的市中心广场和鼎鼎大名的查理大学。我发现那个广场其实很小，站上万把人就显得很有声势了，查理大学离广场很近，抬腿就到。从北大清华步行到天安门起码要两小时。自发性的群众运动靠的就是一时兴起，一鼓作气。想想看，要使北京大学生从海淀走到天安门，那需要积蓄多少能量才做得到啊！政治学家早就指出，在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里实行专制要比较容易些。原因之一是，在那里，专制者更容易发挥他们的组织优势。专制社会的特点是统治者有组织，老百姓无组织，以组织对无组织，以集体对分散的个人，前者自然占便宜。但是，什么叫组织？组织无非是有相同信念而能采取共同行动的人群。社会的规模越小，人们互通声气、协调行动所需要的成本（精力、时间）就越低；反之则越高。三个士兵很难管住三十个犯人；因为只要有三五个或七八个犯人秘密串通一齐动手，便足以制服三个士兵。可是，三万个士兵要管住三十万个犯人就容易多了，因为你很难让几万个犯人秘密串通同时采取行动。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布拉格 #天鹅绒革命 #查理大学 #群众运动 #组织优势

3个月前

1976年四五运动在北京发生时，我还在成都当临时工。未能躬逢其盛。成都没有"四五"，但成都有个"三五"。1976 年三月五日这一天，重庆钢铁公司的技术员白智清，专门坐火车从重庆赶到成都，在市中心的盐市口贴出了他早就写好的六千多字的大字报，点名批判张春桥，顿时引来许多观众。我前后两次赶到现场。尤其是在晚间，盐市口聚集的人群数以万计，群情激愤。当时我有个强烈的感觉：如果中国就只是成都，如果是在冷兵器时代或者是热兵器的初期阶段，那么今晚人们就完全可能演出攻打巴士底之战！当年康有为游历欧洲发表感想说，欧洲之所以容易发生革命或政变，是因为欧洲的皇宫的城墙要比中国的低矮的多。此论引起不少人的讥笑。其实不然。在历史上，当其它重大因素大体相当的情况下，常常是细节决定成败，是一些技术性的因素决定了事情的难易。

#四五运动 #成都三五事件 #批判张春桥 #盐市口 #群众激愤

3个月前

又到911。重贴旧文：文明与野蛮之战——(1)不只是恐怖主义，是超级恐怖主义，是极端恐怖主义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美国最重要的两个城市----纽约与华盛顿，在这两个城市最重要的建筑----世界贸易中心大厦与五角大楼，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事件。有人讥笑美国是纸老虎，它甚至不能保护自己人民的生命安全；有人赞赏袭击者的超人智慧，只用区区十几个人就沈重地打击了世界头号强国。这两种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这次恐怖袭击之所以得手，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恐怖分子的凶残超出了世人的想象，因而超出了世人的戒备。它直接攻击了现代人的生存底线。这实在是噩梦成真：几乎所有的关于未来人类世界的科幻恐怖电影，都是有一小批冷血而精明的狂徒试图用恐怖手段征服全人类。911恐怖袭击事件证明，这样的情景不一定需要更高的科技力量，只要恐怖分子更加的丧心病狂。有人抱怨说，是好莱坞拍摄的大量表现恐怖主义罪行的影片，啓发了、教会了恐怖分子。其实，这次恐怖袭击行爲的残暴性质甚至已经超出好莱坞的影片。它甚至超出了富于想象的好莱坞的想象。倒不一定是先前没人能想得到，问题是想到了，写出来，演出来，没人会信，影评家和观衆都会说你不真实，不合情理，不合逻辑：“恐怖分子也不会这麽干呀！” 是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绝不只是恐怖主义，它是超级恐怖主义，极端恐怖主义，绝对恐怖主义。社会学家早就指出，在现代生活中，许多人都会花费大量时间与那些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人打交道。尤其是在许多城市情境中，我们不断地与之不同程度互动的，是那些我们或者知之甚少或者从未见过的人，而这种互动所采取的是转瞬即逝的交往方式。现代生活之所以可能，关键一点是，在互爲陌生的人们之间存在著一种最起码的相互信任，最低度的相互信任。正是这种最低度的相互信任，给予现代人以“本体性安全”。我们从市场买回食物，相信其中没人故意放进毒药；我们去医院看病，相信医生不会成心把我们害死。我们知道世上有坏人和人爲的危险，但是我们知道如何躲避如何防范，因爲一般来说，我们相信坏人做坏事也有它的逻辑。我们和坏人之间甚至也有一种信任的默契。就拿劫持飞机一事来说吧。劫机之所以可能，是因爲在劫者和被劫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信任(！)，一种如履薄冰的信任，细若游丝的信任，但毕竟不失爲一种信任：被劫者多少总还相信，劫者只是把他们当作人质，而不是打定主意要他们当炸弹；劫者则相信被劫者有这份相信，所以才会接受他们的摆布，而不是不顾一切地和他们拼命；各国政府也仅仅是相信被劫者的生命有可能保全，所以才要求机组人员不必与劫机者作殊死斗争。然而，911事件摧毁了这种相互信任：一旦被劫者强烈地担心，他们不是会当作人质而是会当作炸弹，他们还会听任摆布坐以待毙吗？一旦各国政府强烈地担心，不仅机上几十人上百人的生命难以保全，而且还可能对地面上几千人上万人的生命造成重大伤害，他们不得不要求机组人员携带必要的装备，不顾危险地去搏斗，无论如何决不能让劫机者得逞；迫不得已时，政府甚至不排除下令用炮弹把被劫的飞机击落。新的劫机行爲摧毁了旧式劫机行爲赖以存在的各方互动心理，由此産生出新的心理预期与反应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本来只打算进行旧式劫机行爲的恐怖分子们怎麽办呢？他们发现他们已经不可能使别人把他们和新的恐怖分子区分开来了。如果他们只抱有旧式劫机的动机和目的，他们唯有放弃。那麽，这种新式劫机行爲又有多高的可重复性呢？几乎爲零。有了这次刻骨铭心的经验，任何劫机行爲都会导致不惜同归于尽的反抗，除非劫机者本来就是想造成一次空难，否则，他们的目的决不可能实现。这样说来，恐怕以后不会再有劫机事件了，除非空难。 911恐怖袭击树立了一个恐怖的榜样。以后发生这一类恐怖袭击事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有效地制服这种超级恐怖主义，它就会象癌细胞一样扩散。它破坏了当今地球村的人类生存的基本安全感。 (2)不只是怯懦卑鄙，而且还用心险恶 911恐怖袭击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的彻底隐匿性。以往的恐怖行动，就算是匿名干的，事后也常常有人出来认账。恐怖分子当然不会让别人知道他在什麽地方，因爲他不愿意挨打；但他并不是不让别人知道他是什麽人，这至少还表示他不愿意你错打了别人，表示他愿意承担后果，承担责任，起码还有点敢做敢当的气概。911事件的主事者却始终隐姓埋名，这难道不是怯懦，不是卑鄙吗？岂止怯懦卑鄙，而且用心险恶。这次袭击的主事者就是要让被袭一方费尽猜疑，巴不得你选错了回击物件，唯恐天下不乱，用心极其阴毒险恶。我们知道，猜疑本来就是件伤感情的事。猜疑总是发生在缺少互信的双方，猜疑又加深了这种互不信任；即便后来弄清楚真凶，先前的猜疑引发的仇恨情绪并不会随之消失，它还会残留在双方心里。就算美国找对了911事件元凶，但由于被指控者不改口，否认到底，这就难免使一些人疑惑，尤其是相关的国家及其人民，他们会对正义的还击産生反感以至敌对情绪。幸亏现在各大国之间的关系还大体正常，不至于因爲突发的恐怖袭击事件而怀疑是对方所爲，彼此兵戎相见，否则，由一次恐怖袭击事件而引爆核战争世界大战也不是不可能。不要以爲恐怖分子是在爲本族本国人民而奋斗。试想，当恐怖分子袭击别国人民时，它把本国本族的人民置于何地？恐怖袭击势必招致对方的回击，因此，恐怖分子事实上是把本国本族人民送到对方的炮火之下。如果恐怖分子隐藏得如此之好，以致于对方难以找出其所在的位置，那不过是把那些有保护他们嫌疑的国家和人民置于对方的炮火之下，也就是说，他们是成心把那些最同情他们的国家和人民置于对方的炮火之下。换句话，恐怖活动的头目们是把一些人当作自己攻击的活靶，而把另一些人当作对方回击的肉盾。恐怖主义巧妙藏身，暗中窃笑，巴不得对方找错回击目标，再激起被击一方的反击，混战一场，天下大乱，所以他们是在把一切人推向灾难的深渊，可见恐怖分子没有爱只有恨，所以他们是人类公敌。 (3)不是反美国，是反文明反人类凭著道德直觉，我们就可以作出判断：911袭击是不可饶恕的恐怖主义暴行。然而一旦诉诸辩论，我们却发现，那种相反的判断居然也能讲出一套道理，而要彻底驳倒这套谬论好象还并非轻而易举。导致思想混乱的原因，首先在于概念的混乱。因爲人们对何谓恐怖主义就持有不同的理解，对不同的问题又没有作出明确的区分。一个最常见的现象是，张三眼中的恐怖分子很可能是李四心目中的英雄烈士。这并非没有道理，假如我们把暗杀一概视爲恐怖主义，那麽，你是否认爲暗杀希特勒也是恐怖主义呢？限于篇幅，我不打算在这里对恐怖主义进行学院式的条分缕析。其实也用不著，因爲我们这里并不是要对古今中外各种恐怖袭击事件都分门别类地作出评价，我们这里只谈911。 911恐怖袭击事件不是针对政府要员或军警，更不是针对专制者独裁者，也不是针对任何直接责任人，而是针对无辜平民(包括被用作炸弹的被劫客机的机组人员和乘客)；在这里，被袭平民还不是受牵连被波及，他们根本就是被有意选中的袭击目标。仅此一点，主事者便罪在不赦。有人说，911恐怖袭击的本意是针对美国政府，因爲美国政府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美国人民应该爲他们选出这样的政府负责，所以要针对美国平民。但问题是，就连这种无耻的狡辩也完全站不住脚。不要说飞机乘客中有非美国公民，尤其是世贸大厦，是当今世界最具国际性的非政府非军事建筑。其中，不论是上班族还是旅游客，非美国公民都占绝大部分，还包括一些非西方人。如果要在当今世界上找出一座最能体现民间性国际化的建筑物(联合国大楼属国际官方机构)，还有比世贸大厦更典型的吗？如果连对准这样一座建筑物发动恐怖袭击都不叫反人类，还有什麽算得上反人类？传统的恐怖活动一般都要传达某种资讯，明文宣示其目的。911事件的第三大特点是，它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这毫不奇怪，因爲主事者深知，他找不出任何能够自圆其说的拿得上台面的目的。我们很难找出比911事件更典型的反文明反人类暴行。 (4)犯罪就是犯罪，藉口不是理由有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因此，发生了911事件，小布希总统也难辞其咎。不对。且不说小布希上台才几个月，而策动911袭击这样一种计划周密、准备充分的恐怖行动需要多长的时间(《波士顿环球报》文章说这次行动是在五年前就策划准备的)。更重要的是，即使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中东政策或外交政策招致了某些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感，但是，这决不意味著象911行动一类恐怖袭击就有了理由；就算你全盘否定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从事过任何建设性的努力，但最起码的，美国在那里既无军事占领，又无殖民统治，更无种族灭绝，再坏还能坏到哪里去？还有人讲到911一类恐怖主义的産生土壤。好象邪恶不是由于邪恶，邪恶都仅仅是某种社会环境的産物。言下之意是，只要社会改善到某一程度，邪恶就将自行彻底消亡。这种乌托邦主张又忘记了人的“原罪”即本性中的阴暗面。我并非不知道一种恶劣的生存条件会滋生犯罪，但是我们这里讲的是911，象911这样超出常人想象的邪恶只可能出自超常的邪恶自身。我看过一部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视片，一个女人，经常装成护士进入産房，趁别人不注意时就下手把刚出生的婴儿弄死，屡屡得手。照说她的作案技巧也未见复杂高明，问题是一般人绝对想象不到世上竟有如此邪恶之人，问题是这个女人的犯罪行爲没有具体的犯罪动机(初生婴儿是绝对无辜的，而他们的父母是谁你都不知道，爲什麽要弄死他们呢)，所以一般人对她不防备不怀疑。据说这个女人当年怀孕，婴儿刚出生就死在医院里了，从此对医院恨之入骨，见到别人生下活鲜鲜的婴儿就妒火中烧，必欲弄死而后快。以这个女人平日的僞装和作案时的镇静，她当然不是疯子。试问，对于这种犯罪，其滋生的社会土壤在哪里？对于这种犯罪，我们除了惩罚与防范之外还能做什麽呢？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正常的仇恨都有其特定的具体物件。但世上还有一种无明的仇恨，它对著一个庞大的群体，如所谓阶级仇恨，种族仇恨，对异性的仇恨对外国人的仇恨，对知识份子的仇恨对商人的仇恨，对不同政见不同信仰的仇恨，甚至对人类的仇恨。心怀这类仇恨的人把他们的仇恨无差别地射向任何一个属于该群体的具体个人，而且往往是越素不相识，越无冤无仇，在恨者心目中越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抽象，一个化身，恨起来越无牵无挂越容易。这类无明仇恨的産生当然不是没有缘由的，但缘由不是理由。譬如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仇恨很可能与他早年受过某些教授学者的冷遇有关，但这决不等于说他对知识份子的仇恨就是必然的，应该的，有道理的。就在911事件之前，世界舆论不是还普遍地认爲当今时代是和平的时代，经济发展的时代吗？和此前的一百年相比，今天的世界，冷战终结，热战稀少，长期被视爲火药桶的中东虽然不太平，但也不算太紧张，所以，不仅美国，其他大国也对中东问题相对松懈。怎麽出了一个911事件，就又把它归结到“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了呢？超级恐怖主义显然是一小撮狂徒所爲，未必是国际间矛盾深化激化所致。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倒有可能深化激化国际矛盾；而要处理好恐怖主义问题，关键是要把恐怖主义当作恐怖主义，而不是在那里又搞什麽反对美国霸权。恐怖犯罪就是恐怖犯罪。恐怖犯罪可以给自己找出一百个藉口，但是它没有半点理由。更何况911恐怖袭击的主事者连一个藉口还没有给出来呢。这次恐怖袭击的犯罪集团绝不是反对所谓美国对世界的霸权。他们是挑战整个文明世界，他们是要建立野蛮对文明的霸权。 (5)没有规则就没有文明有人说，你们谴责这次恐怖分子杀人，美国政府不是也杀过人吗，而且还杀得更多。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是罪恶就都应该谴责，不论谁(包括美国政府)犯下罪恶都应该谴责。在眼下，只要你承认911恐怖袭击是犯罪，你就应该对之谴责。第二，“勿杀人”是最起码的原则，如果有人硬是违犯它去杀了人呢？那就必须惩罚。想一想下边这个例子吧：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死了两千多人，主要是军人；美国用原子弹炸广岛长崎，日本死了二十多万人，而且主要是平民。爲什麽舆论对珍珠港事件谴责不休，而对广岛长崎事件批评很少呢？照说生命都是平等的，难道二十万条日本人的生命还不及两千条美国人宝贵吗？哀悼死者是一回事，对一桩事件的评判是另一回事。在上边的例子中，关键在于，是日本人破坏了规则，首先破坏了上述道德诫令；是日本人先发动战争，还采取了偷袭手段，这和美国自卫反击的行爲有性质上的差异，因此两者决不可相提并论。我们还应记住，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决不只限于偷袭珍珠港，它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太平洋地区，包括在中国，都犯下了滔天罪行。它杀害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二十万，而且主要是平民。不过我这里强调的是，在对珍珠港事件的谴责中包含有一条重要原则，那就是对破坏规则的谴责。对日本的惩罚不只是爲了自卫，而且，更是爲了捍卫规则的不可侵犯性。再举一个例，一个贪官贪污了一百万元，那麽，是不是追回这一百万就完事大吉了呢？爲什麽还要对他再惩罚呢？可见惩罚的意义并非爲了金钱上的收支两抵，惩罚还是爲了捍卫规则的不可侵犯。单从数量上看，有时候，惩罚似乎超过了罪恶(如上例)；但有时候又低于罪恶，譬如对一个系列杀手也只能以一命相抵。因此，这主要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而是捍卫规则的问题。这就是说，在评价一场流血冲突或者比较几场流血冲突时，主要不是看谁杀的人多谁杀的人少，主要是看谁在违犯规则谁在维护规则。老话说：“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这是说对杀人之事须以情理作评判的尺度，有的可恕，有的不可恕。讲到战争，战争当然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然而，要让所有人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对谁合情理谁不合情理，谁正义谁不正义都达成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制定一套中性的，具有普适性的，形式化的标准即规则。我讲到了规则。文明就是一系列规则。人际之间，国际之间都必须遵循一系列规则。和平时期有和平时期的规则，就算不幸打起仗来，也必须遵循打仗的规则，譬如开战的规则，对待战俘的规则，等等。没有规则就没有文明，没有规则就是回归野蛮。 (6)驳“恐怖袭击是弱者的有效武器” 没有人敢于否认911恐怖分子违犯了规则，他们甚至连传统的恐怖主义规则都通通践踏无遗。然而有人说，规则是强者制定的，它只对强者有利；走投无路的弱者要想生存要想取胜，不得不打破强者制定的强加于弱者头上的所谓规则。前年，中国出了一本书，名曰《超限战》，鼓吹的就是这套理论。此论似是而非。必须懂得，打仗讲规则，决不是只对强国有利而对弱国不利。规则意味著限制，意味著约束。它对强国弱国一视同仁。事实上，弱国由于弱，格外需要规则的保护。如果强国弱国双方打仗都不讲规则，弱国只会更遭殃。有人说，911恐怖袭击是一大创新，它改变了人类对战争的概念。不对。911恐怖袭击不是创新是复古，是倒退到野蛮时代。在野蛮时代，各部落、各国家之间打仗就都不讲规则，不分军人与平民，不分战时与平时，无所不用其极。在那时，饱受欺□、走投无路的弱者要是用911式的恐怖袭击手段打击强者，只会迎来滔天大祸，被屠城屠族，灭国灭种。古代的情报更不灵，遭受恐怖袭击的一方更难以准确地找出谁是袭击者，怎麽办？很好办，把有嫌疑的人员或族群统统灭掉就是。在古代历史上，被灭绝的部落、村镇、城市、族群、国家，难道还少了吗？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都纳闷，爲什麽只有五万人的日本兵竟能够对有十一万中国军人和五十多万中国平民的南京城实行大屠杀？一位日本军官当年就写道：“面对一大群上千、五千、或是一万个人，光是要他们缴械就极端困难，他们如果要闹事的话，就是个大灾难。”事实是，日本人采取了极其阴险狠毒的办法。他们先假装答应要公平对待中国人，以换取他们结束抵抗，哄骗他们向日本人投降，把每一百或两百个中国人分成一群，然后再将他们诱骗到南京近郊不同的地方杀掉。而中国军人和老百姓之所以上当受骗，就因爲他们事先完全没料到。毕竟离秦军坑杀四十万降卒的时代相距两千多年了，不杀战俘的规则早已深入人心。谁能料到日本人根本不管这一套呢！我承认，有时候，实行恐怖袭击可能对相对弱势一方有利。不过，那必须是针对对方的军政要员，针对独裁者，因爲在这里，杀死几个人就可能使整个局面改观。要不，就是象偷袭珍珠港那样，一举而重创对方的军事力量，从而改变双方力量对比。但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绝不在此例。相反，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既不能改变强弱对比，还会严重损害袭击者一方的道义形象，并促使对方同仇敌慨强力还击。道理如此简单，事实如此清楚，爲何还有人对911恐怖袭击拍手叫好呢？说穿了，是因爲如今这批实行或赞赏对平民恐怖袭击的弱者，吃准了他们的对手是文明人，要讲规则，有自我约束，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据报道，美国遭到袭击后，不少巴勒斯坦老百姓上街欢庆。这固然说明了他们恨美国，但是在这种恨的背后何尝没有对美国的信任。尽管他们知道美国在当今世上的军事优势远远胜过当年的纳粹德国，可以轻易地消灭自己，但他们相信美国人不是希特勒。基于类似的道理，我们可以理解，爲什麽某些极权专制国家对反恐怖主义并不热心，而且，那里的老百姓好象也不大恐惧，很少切身之感。因爲，在一个“一九八四年”式的国家里，“老大哥”的监视无处不在，除非掌权者自己，别人谁也搞不成恐怖主义。再有，老话说：“甯犯君子，勿犯小人”。可是，当君子免不了要得罪小人，而小人得罪的多是君子。专制国家的政府内外树敌，没有比专制国家的政府树敌更多的了，但是，它的敌人多是文明人，善良人，讲规则，重人心，不会采取恐怖主义，更不会采取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 (7)文明与野蛮之战反恐怖主义之战，是文明与野蛮之战。如前所说，恐怖主义，包括超级恐怖主义都不是什麽新东西，但是，用文明的方式战胜恐怖主义倒是人类的新问题。这一仗很不好打：攻也难，守也难；没有明确的敌人与战线，也没有明确的最后胜利。你很难准确地找出真正的敌人，你很难在打击敌人的同时完全避免伤及无辜。如果你担心找错打击的物件或担心伤及无辜因而不敢迅速地有力地打击敌人，你又很难防止恐怖分子发动新的袭击，导致新的无辜生命的丧失。尽管我们知道，正是自由社会对人民的广泛信任使得恐怖分子有可乘之机，但是，我们绝不可爲了打击恐怖分子而取消对人民的信任。不论有多少困难，人类必须打赢这一仗----爲了我们的生存与文明的延续。

#911恐怖袭击 #文明与野蛮之战 #超级恐怖主义 #反人类暴行 #国际恐怖主义

3个月前

今天（9月10日）是大陆的教师节。台湾的教师节是9月28日，孔子诞辰日。我曾写文章说毛泽东是暴君。有朋友反驳道：哪个民族的图腾人物不是暴君？不对。中国人的图腾人物就不是暴君。中国的图腾人物不是秦始皇，也不是毛泽东。中国的图腾人物是孔子。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哲学通信》里写到：“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象牛顿先生这样一个十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人物；至于那些统治者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该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有力地批判了那种把权力史当作人类史，“把某些罪大恶极的人物称颂为历史上的英雄”的观点，指出：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孔子不是帝王。孔子是个民办教师。孔子没有取得过征服天下、威震八方的所谓成功。孔子是怀抱理想，四处碰壁，“累累如丧家之犬”。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孔子，被中国人视为中国的象征。这不只是孔子了不起，这更是中国人了不起：居然不是把那些不可一世的帝王，而是把一个民办教师放上了至尊至高的地位。后世的中国人对孔子或许有美化，但并没有神化。在世界各国各族中，这也是很罕见的。在过去，孔子不但被视为中国的象征，而且被视为文明的象征。从汉代起，历代帝王都要祭孔。满人入主中原，汉人拒绝接受，因为他们视满人为蛮夷。然而等到清帝一本正经地祭拜孔子，汉人就接受了满人的统治。这里的逻辑是：因为你们认同了文明，我们就认同了你们。文革中，毛泽东被冠以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毛深知，什么领袖、统帅、舵手，都难免人一走茶就凉，更经不起改朝换代；唯有“导师”可以永世长存。在毛眼里，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外加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俱往矣，但还有一个“万世师表”在那里。毛后来借批林彪之名，搞了一场批孔，就是想把孔子这个导师打下去，把他自己这个导师立起来。毛当然没有成功，但这说明就连毛自己也很清楚，是那些“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才最值得尊敬。如前所说，孔子并没有被神化。我们当然可以对孔子、对孔子的思想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我们尊敬孔子，是表明我们的最基本的价值观，是表明，我们最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

#孔子 #教师节 #文化象征 #毛泽东批孔 #价值观认同

3个月前

毛泽东死去49年了。毛泽东是暴君这一结论不可改变毛泽东死去49年了。围绕着对毛泽东的评价仍然有很大的争议。在我看来，这些争议在相当程度上还不是来自对有关历史事实的不同认定，而是源于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推理逻辑。有人说：毛泽东统治中国二十七年，当代人要么是受益者，要么是受害者，因此他们的评价未必客观冷静，所以对毛的正确评价还需留给后人。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古人说盖棺论定，意思是由于人的复杂性和可变性，人的好坏、功过只有到生命结束后才能作出结论。毛泽东已经死了49年了，凭什么还不能对他盖棺论定？其实，对某些人来说，不等盖棺就可以论定。譬如一个系列杀手，只要他杀人的事实得到确认，我们就可以判定他是个杀人犯，是个坏蛋，我们就有权对他绳之以法，乃至判处死刑，哪怕他还很年轻，远远没到自然死亡的时候。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他犯下了一起（或几起）十分严重的罪行，我们就有权对他定性下结论。毛泽东正是这种人。早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造成至少三千万中国人活活饿死的滔天大罪时，他就已经使自己跻身于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之列。毛泽东早就恶贯满盈了，没有文革这场浩劫他就已经是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之一了。加上文革这桩大罪，只是使他在人类历史最大暴君的排行榜上再往前移动几位，而他作为暴君的定性是早就确定不移的了。这里还暂且不谈他在更早些时候犯下的几桩大罪，如镇反——毛泽东自己都说他发动的镇反运动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要厉害一百倍；还有血腥的土改运动和"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强迫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消灭了整整一代经济精英；还有反右，如此等等。毛泽东的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除非你对这些严重的犯罪事实从根本上提出有依据的质疑，否则你就没有理由质疑我们的结论。如果你对这些事实都大体承认，但依然不接受毛泽东是暴君的结论，我们就要问你，你的暴君的标准是什么？照你说，一个统治者还要坏到什么地步才算得上暴君？注意：我们说毛泽东是暴君，并不是仅仅基于受害者的立场，而是基于人类共同的善恶标准。笼统地说受害者或受益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错，在任何时代，哪怕在最暴虐的时代，也总有一些人是既得利益者。相比之下，在毛时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几乎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挨个得罪了个遍，以至于到头来居然找不出哪一种人可以算得上既得利益者，那在历史上倒真是很少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对某一事物作价值判断时，不能仅仅根据自己的利害得失，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公理，是否符合公正概念。如果某一些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另外一些人的痛苦之上，那么这种幸福就是不可取的，是应该批判的。即便一些人的受益并非建立在另一些的受害之上，但只要别人的受害是不公正的，那么，虽然你不是受害者而是受益者，你也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加害者表示抗议。希特勒搞政治迫害，发动世界大战，其受害者主要是犹太人和外国人，相当数量的德国人并不是受害者，也许其中不少还是希特勒政策的受益者；可是在二战后的德国，却并没有多少德国人公开表示对希特勒的怀念。原因就在于，德国人承认希特勒犯下了严重的反人性反人道的罪行，因此他们认为，即便自己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受益者，也不应该为之唱颂歌。这就叫公理。这就叫公道。最后我要再次重申，我不赞成对毛泽东进行三七开或七三开一类评价方法。道理很简单。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因为对人的评价不同于对事的评价。人一辈子做很多事。对具体的事而言，我们可以评价说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我们也可以开出一列清单，看一看在他所作的各种事中，好事占几成，坏事占几成。但对人的评价则不同。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这条底线决定了我们对此人的整体评价。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么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道德底线的事。否则天下就差不多没有还能称得上坏人的人了。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 "我治好过一百个病人，只害死了十个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十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通吗？当然，毛泽东现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值得我们和后人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希特勒死去八十年了，有关希特勒的论文和书籍至今仍层出不穷，也有个别人为希特勒作翻案文章，但是那不会改变世人对希特勒是暴君这一基本结论。同样地，毛泽东是暴君这一基本结论也是不可改变的。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毛泽东 #暴君 #历史评价 #罪行 #道德底线

3个月前

张朴：四川与中共――多少往事泪雨中

#张朴 #四川 #中共 #往事 #泪雨

3个月前

2015年1月12日央视新闻报道提到“器官买卖成牟利工具穷人被‘圈养’取器官”——“圈养”自然就是活摘器官了。报道还提到“现阶段我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仅为约0.6/100万人。作为世界上器官捐献率较低的国家之一，单纯依靠公民器官捐献能否满足庞大的需求？”这篇报道的题目是“原卫生部副部长揭秘停用死囚器官：国外曾借此妖魔化中国医生”（链接：）。报道强调要大力加强自愿捐献。据官媒报道，这些年来，中国的自愿捐献有很大增长。 ·

#器官买卖 #活摘器官 #中国器官捐献率低 #妖魔化中国医生 #自愿捐献

3个月前

60年前，1965年（那时我还是中学生），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全国各地举办电影周，集中放映一批二战的影片。其中，苏联的几部电影，如《斯大林格勒战役》、《第三次打击》、《攻克柏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现代化战争，武器是坦克飞机大炮；大兵团作战，双方投入兵力动辄几十万，指挥作战的都是将军元帅；场面宏大，气势磅礴。和国产的二战片即抗日片太不一样了。国产的抗战片说来也不少，但无非《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之类，外带《小兵张嘎》。武器只是手枪手榴弹，出动的兵力顶多几百人，指挥的军官连团长级别的都看不见。看了苏联拍的战争大片，我当时就很纳闷，为什么中国的抗战片总是些零零碎碎的游击战呢？难道中国的八年抗战就没有过大规模的战役吗？那时我们都知道有林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还听说过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为什么都不拍成电影呢？后来我知道了，其实，林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本是国军阎锡山领导的太原大会战中的一个战役，要演平型关战役，无法绕开阎锡山，而当时的中共是全盘否认国军抗战的，无怪乎他们不会拍平型关战役。彭德怀早在1959年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百团大战在当初就被毛泽东批评，指其违反了毛制定的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到日军后方打游击、扩充八路军的实力的战略方针，那就更不能拍电影了。事实上，在八年抗战期间，发生过很多场大规模的战役。据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元老郝伯村讲，单单是死伤人数超过30万人的大会战就有22场。这些仗都是国军打的，不是共军打的，所以中共不会拍摄不会上演。一直到1986年，大陆拍制了《血战台儿庄》，总算是第一次用电影艺术的方式承认了国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大陆人也逐渐了解到了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了解到了国军在抗战中的主导作用和伟大牺牲。不少体制内学者也为还原历史真相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但是在中共官方那里，历史依然被歪曲，真相依然被掩盖。中共依然在片面夸大共军在抗战中的作用，竭力贬低国军的作用。例如平型关战役，歼灭日军数百人，象这种规模的战役，在八年抗战中数以千计，只因为平型关战役是林彪打的，所以建立了一座宏伟的纪念馆。在卢沟桥的抗日纪念馆里，只字不提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居然宣称“抗日战争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郝伯村在上海参观了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松沪战役的纪念馆，发现里面的说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假的！”

#抗日战争历史 #国共抗战角色争议 #中共历史叙事 #《血战台儿庄》 #郝伯村

3个月前

中共为什么要把地主妖魔化？在《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一书的《前言》里，作者谭松写到：“在‘新中国’，有一个被强大国家机器彻底妖魔化了的形象——地主。长期以来，地主已成了贪婪、残暴、奸诈、懒惰、剥削、压迫、甚至‘毒蛇’、‘豺狼’的同义词。在中共划定的阶级敌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中，地主名列榜首，是为‘首犯’。”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早期中共领导人多数出生于农村，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他们难道不知道中国的地主根本不是他们妖魔化的那个样子吗？他们知道，当然知道。毛泽东在1936年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亲口讲述过他父亲从贫农到中农到富农的发家经过。毛泽东说主要是因为他父亲当过兵，眼界宽，用心节约再加上勤劳，才逐渐攒钱买地发家的。由中共官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写到：毛泽东的祖父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家境窘迫。毛的父亲因负债被迫外出当兵，长了见识，也攒了点钱，因而赎回了家里出卖的土地，苦心经营，逐渐成了当地的财东。《毛泽东传》还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父亲的发家史证明了，“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出版的《刘少奇传》告诉读者，刘少奇的曾祖父还很穷，是靠着勤劳能干，善于管理，才成为地主的。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里叙述了自己父亲家的发家史，说其曾祖父早年十分贫困，由于俭朴勤劳，慢慢攒起家业，到邓小平父亲时就是地主了。这就怪了，既然中共领导人明明知道地主绝非妖魔，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地主拼命妖魔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少学者都给出了解释。我这里只说一点。正因为中共领导人多数出生于农村，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他们深知，地主富农绝非妖魔；他们大部分是勤俭起家的，大部分人的发家过程比较干净，不是靠勾结官府或黑势力，也不是靠欺凌压榨乡亲。在旧中国的农村，社会流动性并不低，阶级固化并不严重，阶级分化也并不明显，亲族关系、邻里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相互依存关系，再加上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约束，多数农民对地主并没有什么自发的所谓“阶级仇恨”。然而对高举共产革命旗帜的中共而言，土改并不只是土改，不只是对土地的再分配，如果仅仅是为了土地的再分配，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因为在中共强大的武力面前，地主——至少是绝大部分地主——的土地被剥夺也无力进行反抗。问题是，对中共而言，土改更是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因此就必须采取种种手段去激化和强化阶级仇恨，因此就必须把地主充分的妖魔化。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很看重暴力，把暴力视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中共出于赶超先进的焦虑，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元素推向极端。中共不但在宣传上把地主尽量的妖魔化，更在实践中对地主实行血腥的暴力，硬是制造出了所谓阶级仇恨，制造出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在中共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一举实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伟大革命理想。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共当局自己也知道当年的土改搞错了，私人拥有土地不是罪过，地富不是罪人。可是他们不敢公开认错，因为他们害怕认不起：如果共产党领导的“土改”都是错的，那么，它还有什么是对的呢？

#中共 #土地改革 #地主妖魔化 #阶级斗争 #历史反思

3个月前

毛泽东曾后悔改国号吗？据说，毛泽东晚年曾经后悔改国号。这个传说有几种版本，有的说是在七十年代，毛泽东过了八十岁，感叹道：“我后悔另起一个国号，一个中国搞成了两个。”有的说这话是在六十年代，1965年毛泽东对法国《人道报》记者说的，又有一说毛泽东这句话是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说的。有人还挖出一段更早的历史，说是在1949年中共筹备开国大典，大家投票决定是不是要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时，一位清朝遗老对毛泽东讲了一句话：“如果不改国号的话，就没有太祖高皇帝了。”这句话的另一种版本是，那位遗老对毛泽东说：“如果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你的地位永远不会超过孙中山。”于是毛泽东才下决心改国号。对于这个传说，我不信，因为这些说法都没有权威的出处，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份正式发表的官方文本里记载过这件事，也没有见到任何一位署实名的知名作者公开发表的文章写到这件事。原中国社科院台湾所所长李家泉在《两岸关系中的“国号”问题探讨》一文里提到过这件事，但李家泉说明这只是一条转手的小道消息。李家泉还特地说到：“不过毛主席说话是很幽默和风趣的，他是否真的这么想过就不得而知了。”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皇帝改姓，朝代就要改名。哪怕新皇帝和旧皇帝是依照程序，和平交接权力，新皇帝也都是要改国号的。如汉少帝刘婴禅让于王莽，王莽改国号为新；汉献帝刘协禅让于曹丕，曹丕改国号为魏；周恭帝柴宗逊禅让于赵匡胤，赵匡胤改国号为宋，等等。新皇帝只有出自皇族，才会沿用原来的国号。例如刘秀，本来只是平民，但是有皇室血统，刘秀是在汉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新政权的，但依然叫汉，没有改国号。关于共产革命，关于中共建政。共产革命自以为开天辟地。十月革命不是被誉为“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吗？都“人类历史新纪元”了，还能不改国号吗？胡风的诗“时间开始了”表达的也就是新纪元这个意思。共产革命从来不认为自己只是改朝换代，更不是政党轮替，而是和旧世界彻底决裂，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和以前的朝代完全不同的新国家、新时代、新世界。如果它连国号都不改，怎么能体现出“换了人间”呢？怎么能体现出“新旧社会两重天”呢？共产党十分重视名词，它总是力图用自己发明的一套新名词去代替原来的旧名词。国号是最大的名词，岂有不改之理？俄国、东欧各国、蒙古、北韩，这些国家在共产党掌权后，统统都改了国号。这当然不是偶然，不是巧合，而是被共产革命的性质决定的。中共不可能例外，中共不可能不改国号。另外，我们知道，早在1931年中共在江西就曾经建过一次国，当时取的国号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时中共力量还很小，但是就摆明了另起国号。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新中国”当然意味着要有新国号，要是还用旧国号，怎么叫新中国呢？也许，中共在1949年准备开国大典时，曾经假惺惺地就国号问题征求过党外人士的意见，其中，沿用中华民国国号也似乎是一个选项，但中共自己一定是打定了主意要改国号的。如果毛泽东暗中以皇帝自命，那么，根据皇帝改姓，朝代就改名的传统，他会力主改国号。如果毛泽东以共产革命领袖自命，他更会力主改国号，因为他认为他做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他在领导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所以，毛泽东不可能不改国号；所以，毛泽东不可能为改国号一事后悔。退一步讲，如果他确实对改国号一事表示过后悔，那也只是在特定语境下，针对特定问题的一种感慨而已，并不是真的后悔。 2017/04/03

#毛泽东 #改国号 #中华民国 #共产革命 #历史分析

3个月前

胡平：有关美国一中政策的探讨

#美国 #一中政策 #胡平 #探讨 #政治

3个月前

用诸如“共产党的本质”、“共产极权制度的本质”等概念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是很容易误导的。因为现实事物远远比任何概念或理论都复杂得多。普通语义学派的哲学家指出，事物具有极其复杂多样的特征，语词、概念不可避免地要省略掉许多特征。因此，正如地图不是版图，语词并不是事物。然而，我们的思考又势必借助于语词或概念，这里就存在着使我们的思考脱离实际歪曲现实的危险。迷信理论的一般表现就是把概念当做事物，把地图当做版图，把某些本来只是简单化概括的理论命题加以绝对化的理解，以为那就是现实本身，因而得出了极不符合事实的结论。例如谈及共产党的本质。共产党的本质是什么？共产党的本质（或首要本质）当然是共产。可是如今的共产党不是早就不共产了么？连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可见共产党的本质也是可以变的；可见共产党并没有什么不可变化的本质；可见我们不能用本质论解释现实。 “共产党”作为一个名词，作为一个概念，你可以给他一个固定的、不变的定义，并将之称为其本质，但是现实中的共产党却是可变的，并没有什么不可改变的本质。不错，今天的共产党仍然是一个压迫性的政权。这是多种因素和诸多事件造成的，并不是由它的什么“本质”决定的。用“本质论”去解释是无力的。我们要解释为什么今天的共产党仍然是一个压迫性的政权，就必须考察和分析那造成这一状况的各种因素和相关事件，而不是用“本质”两个字把它打发掉。

#共产党 #本质论 #中国政治 #理论误导 #现实复杂性

3个月前

ZT：许成钢：我是如何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目”的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许成钢 #反革命集团 #政治迫害 #文革 #历史

3个月前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反复强调，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本质上是一种权衡（trade-offs）。他认为，任何政策或法律的实施都会带来收益与成本的博弈，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只有在不同目标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

#托马斯·索维尔 #法律政策 #权衡 #收益与成本 #平衡

4个月前

胡平：谈谈“中国特殊论”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基辛格在他的新书《论中国》（On China）里写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他比较了美国的价值观和中国的价值观。基辛格说：“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是传教式的。美国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世界各国传播其价值观。”相比之下，中国特殊论则体现在文化上：中国不会试图改变他人的信仰，也不会声称其制度“适用于中国之外的世界”，但往往会“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的相似性，来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等级的附庸国”。在这里，基辛格提到中国特殊论。我们知道，所谓中国特殊论有好几种，分别涉及不同的问题。这里说的中国特殊论，是指中国对自身之外的世界的特殊态度。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里说：“从古代起，中国人的确十分强调中国（或华夏）与夷狄之分；但是，所着重点分野，不是种族的不同，而是文化的不同。传统上，中国人把生灵分为三类：中国人、蛮族和禽兽，认为中国人是其中最有文化的，其次是蛮族，兽类则是全无文化的……中国人不着重民族意识，正是因为习惯于从‘天下’来看问题”。因而，“中国人历来是以文化差异，而不是以民族差异来分自身与外族（‘化外’、‘夷狄’）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多来自文化，而不是来自政治。中国的地理位置远离其他国家，又拥有古老的文明，在这种地理、文化环境里，中国人很难设想，居然还有其他民族，也拥有发达的文明，而在生活方式上却与中国人全然不同。因此，中国人接触外来文化时，往往倾向于蔑视并且加以抵制，主要不是排斥外来的东西，而是认为外来文化是低级的、甚至是错误的”。在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那时叫“天下”）的中心。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文化，乃至于唯一的文化，乃至于就是文化本身。对于中国之外的地方，中国人都视为蛮夷；它们的开化程度则依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接收程度而定。对于所谓蛮夷，中国人并不总是热衷于征服占领；就是在已经征服已经占领的地区，中国人也并不总是热衷于去把别人同化。通常，只要对方承认其“天朝”的至尊地位，也就可以了。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中国特殊论，大体上就是上面这些意思。对于上述中国特殊论，我要指出两点：第一，在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未必没有对外扩张征服的冲动。从秦代到清代，中国的疆域增加了好几倍，基本上都是对外扩张与征服的结果。只是限于古代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中国才没有把自己的版图伸展得更远；但是在古代帝国的兴盛时期，在中国人可直接感知的范围内，中国无疑是天下唯一的强权，再没有其他在文化上军事上可以相匹敌的强权。第二，在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也不是没有同化他人的冲动。用古人的话，叫“以夏变夷”。不错，在不少时候，中国的统治者即便对它治下的某些边远地区也没有强制推行同化政策，不过在很大程度上，那是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的困难。如此说来，和世界上其他帝国其他强权相比，中国也不是那么特殊，不是那么例外。无论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有多么特殊或多么不特殊，重要的是，上述心态只属于古代。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自己、以及对自己以外的世界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鸿章有句名言，他把当时中国受西方冲击而造成的巨大变化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何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少人解释说，那是因为中国被西方的蛮夷打败了，打得割地赔款。不对。在历史上，中国不止一次被所谓蛮夷打败，而且好几次败得很惨。例如蒙古人和满族人，岂止是打败了中国，而且还占领了中国，统治了中国。但是当时的中国人依然保持了文化上的高度自信。因为蒙古人满族人在占领中国之后依然接受了认同了中国的文化。不是中国人被蒙化被满化，而是蒙人满人被中国化，而且还是自愿地中国化。可见中国文化仍然是最好的文化，最高级的文化，乃至唯一的文化。可是，和西方的冲突就不同了。在和西方的冲突中，中国人第一次发现，原来天外有天；中国的文化并非唯一的文化，在中国文化之外还有西方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也不是最好最高级的文化，至少在某些方面，西方的文化更好更高级（最起码也是不差，是不分上下）。于是，中国人失去了那种“唯我独尊”、“天下第一”乃至“天下唯一”的文化自信或曰骄傲；所谓“天朝”心态从此瓦解。这种冲击与震撼之大，现在的我们，恐怕连想象都很难想象了。伴随着那种天朝心态的丧失，上面提到的那种中国特殊论也就不复存在了。今天的中国人，在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上可能千差万别，但都不再是、也不可能再是古代的天朝心态。基辛格讲的中国特殊论，就算有道理，也只存在于古代。因此，把这种中国特殊论套在今日中国人头上，并用来预言今后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想法和做法，是靠不住的，是错误的。《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特殊论 #基辛格 #文化差异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文化自信丧失

4个月前

北京之春---从一篇不为人关注的回忆录揭穿中共 “假抗日、实卖国、真内战”的肮脏面目

#北京之春 #中共 #抗日 #卖国 #内战

4个月前

八年前，川普决定打贸易战。我在支持之余提出：“川普说他的原则是‘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可是美国是自由开放的国家，不可能闭关锁国，因此很难做到这两条。打贸易战很难避免‘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例如，对中国商品课重税，势必会引起物价上涨，影响一般消费者、首先是下层消费者的利益；把美国公司迁回本土，由于本土的成本高，势必会降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如此等等。由于各种力量的牵制，川普的贸易战，搞不好会是雷声大、雨点小。在今天，美国的实力仍胜过中国。打贸易战，美国手里的牌更多。可是另一方面，中国方面的承受力可能更强。因为中国是专制国家，政府可以把内部的不满与异议强力打压下去——只要这些不满和异议还没有冲破临界点从而倒逼改革。美国是民主国家，只要川普的若干措施在短期内不见成效还招致一些群体的利益受损，美国人就可以用这种那种方式投下反对票，使得这些措施半途而废，难以为继。这就是说，川普发动贸易战，要打出预期的规模很不容易，要打出预期的效果更不容易。换言之，川普看到了问题，决心解决问题，但是对问题的认识不清，还想用传统的老办法（打贸易战）来解决问题，因此到头来解决不了问题。

中美贸易谈判再进一步，框架协议能否终结贸易战？· 509 条信息

中美贸易战：清仓式出口与格局重塑· 158 条信息

中美贸易协议达成，关税战走向缓和？· 467 条信息

#川普贸易战 #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经济 #专制 vs 民主 #贸易战影响

4个月前

胡平/芮朝怀：天安门抗议35年之后的反抗问题（《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二期。2024/04/15）编按：35 年前，声势浩大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以被残酷镇压而告终，中国与第三波民主化擦肩而过。重视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习，才更可能在未来取得成功。那场运动的经验教训是否得到了正确的总结？如何看待公民抵抗在香港所遭受的严重挫败？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非暴力抗争作为争取自由民主的手段？如何改进我们运用这种抗争技术的技能，从而提升成功的机会？《中国民主季刊》芮朝怀就这些问题，与《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胡平先生做了以下对谈。芮朝怀（以下简称芮）：首先，您认为八九民运有哪些非常成功的地方或者说成就？它又有哪些重要的战略或策略失误与其最终的失败有关系？还有，您认为 35 年后的今天，89 民运的经验教训是否已经得到了正确的总结呢？胡平（以下简称胡）：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第一，它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近代以来，中国和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有些是宗教的，有些是民族主义的，有些是反对政府的，这些并不是追求自由民主，但中国的八九民运是真正的民主运动。第二，参加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第三，这么大一场运动，始终坚持非暴力，令人惊叹。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所表现出的崇高、热烈、真诚、团结，以及面对六四事件所表现出的同仇敌忾、无比的义愤与悲情，实在称得上是我们民族的一次高峰体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表现得那么纯真、那么美好、那么让人感动。我相信，每一个过来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不管他现在对这场运动怎么看。你既然曾目睹它飞掠高峰，你就该知道它不是鸡，它是鹰。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民族失去信心。非常不幸的是，八九民运虽一度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最终失败了。从民运这边反思，民运在策略上的主要失误，简言之，就是没能做到见好就收。相比之下，让广场上的学生撤离广场的难度反而要小得多。八九民运把最难的都做到了，把不太难的反而没做到。可见不是做不到，是当时的我们缺少博弈的概念，缺少政治是妥协的概念。我写《八九民运反思》的目的之一就是强化这些概念。这样我们在下一次就可以做得更好。芮 : 您也将“见好就收”用在了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分析中。据我所知，不少香港朋友也不认同您的批评。您认为反送中运动在什么节点上应该“见好就收”呢？“勇武派”崛起后，温和一翼决定不“割席”，对此您如何看？勇武派的“勇武”到底意味什么，是否就是诉诸暴力？胡：关于香港 2019 年的反送中运动，需要多说几句。6 月 15 日，港首林郑月娥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就是明显的“好”，民运就应该见好就收，而且反送中运动没有采取占领中心广场一类的方式，因此不存在撤离不撤离的问题。但是在反送中运动中出现了勇武派的暴力。反送中运动的失败，就败在勇武派的暴力上。港人本来有着强大的、深入人心的非暴力抗争的传统。可是在反送中运动中却出现愈演愈烈的暴力，需要说明的是，勇武派的暴力不是暴力革命，不是武装起义，不是打游击。勇武派的暴力是低度暴力，主要不是针对身，而是针对器物，针对政府象征物，比如立法会大楼外墙，还有地铁设施、亲共商铺之类，有些勇武派向警察扔砖头、扔燃烧物。勇武为什么在反送中运动中得势了呢？其实是出于一个严重的误判。港府要推行送中条例，港人强烈反对。6月9日，港人举行 100 万人大游行反对，但特首林郑月娥在第二天仍然说要推行送中条例，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宣布要在6月12日二读审议。在12日那天，从凌晨起，就有大量港人，主要是年轻人，包围了立法会，然后和前来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有抗议者往警察扔砖头，警方则发橡皮子弹和瓦斯，场面火爆，导致立法会很难进行，主席梁君彦宣布推迟二读。三天后的6月15日，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例。在很多人看来，既然在9日的百万人和平游行之后，林郑还说要修例，而在12日的暴力冲突之后，林郑就改口了，说暂缓修例了。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和平游行是没用的，要来点暴力才行。纽约时报 17 日发表的新闻分析“习近平治下中国最大的政治让步是如何发生的？”，引用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者高敬文 (Jean-Pierre Cabestan) 的话说，“一周前的那次适合家庭的游行不足以传递一个信息。”“不对当局施加一点暴力和政治压力的话，你什么也得不到。”于是勇武派声威大震，很多和理非也对勇武刮目相看。但这是严重的误判。我当时就写文章指出，港府之所以让步，就是因为百万港人的和平游行。因为百万人和平游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尤其是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给港府和北京造成巨大压力。芮 : 为什么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给港府和北京造成巨大压力？国际社会有哪些重要反应？胡：就在 6 月 9 日大游行之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昨天几十万港人的和平示威明确显示公众反对修例建议。美国认为修例可能破坏香港的自治。如果通过修例，美国将考虑香港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独立关税区）地位，等等。紧接着，6 月 11 日，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也发表声明，高度赞扬百万港人和平大游行，并指出，港府修例关系到美国对香港自治地位的评估。6 月 12 日，川普在白宫还专门讲到 6 月 9 日港人大游行，说，那真是 100 万人大游行啊，我从没见过那么多人的游行。另外，德国政府也作出强烈反应并表示，如果香港与大陆签订引渡协议，德国将考虑停止它原来和香港的引渡协议。如此等等。其实，北京方面自己也承认，它之所以让步，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据香港建制派媒体《香港 01》6 月 16 日的报道，中联办专门派人到香港，给建制派解释为什么要让步，说：这次修例的初心正确，但外国势力一共有 67 次声明，企图加入干预及抹黑，令事情变得复杂，所以要暂缓修例。港府和北京之所以在 6 月 10 日、11 日美国国务院和国会都发出警告之后，依然按原计划准备在 6 月 12 日立法会二读，那只不过是他们暂时还没掂量出美国警告的份量，很快他们就权衡出来了，所以在 15 日就宣布无限期暂缓了。由此可见，港府和北京让步是港人和平抗争，以及和平抗争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的结果，不是 6 月 12 日勇武行动的结果。可惜的是，很多港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送中运动初期的成功使很多人误以为和平抗议没用、勇武才有用。接下来，抗议者提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受到鼓励的勇武派把他们的行动进一步升级。7 月 1 日，一些勇武派撞碎立法会大楼的玻璃大门，一度占领立法会。这时，从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后难堪的沉默了半个月的林郑马上站出来，宣称要“止暴制乱”。我那时说，港人提出的诉求，有些可以通过和平抗争实现，不需要加入暴力元素，有些诉求和平抗争达不到，加入暴力元素也达不到。港人的勇武抗争在道义上固然有其正当性，但是我们不可忽视其副作用，尤其是被当局利用、反过来打压港人自由空间的可能性。芮：勇武抗争的副作用表现何在？胡：7 月 1 日勇武派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事件发生后第二天，美国前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就发表讲话说，美国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昨天立法会出现的暴力与破坏感到失望。英国外交部官员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但这些话勇武派都听不进去。很多港人还是误以为和平抗议没用，勇武才有用。一句“是你们教我们和平抗议没有用”的口号很是流行，连一些和理非的代表人物都常提这个口号。 7 月 24 日，美国学者戴雅门（Larry Diamond）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提出，港人应该见好就收，转而为长期目标的谈判和接下来的区议会选举作准备。戴雅门对运动的渐趋激进化感到很忧虑，他尤其担心少数人从先前的非暴力策略转向了针对财物的暴力。戴雅门说，虽然香港不是大陆，但当局仍然有能力强力镇压。一旦北京决定出重手以掌控局势，“西方社会将没有人骑马来拯救这些香港民主人士，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法律地位进行干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港人应见好就收。有一些要求得到了解决，就暂时结束，然后再以和平的方式重新再来。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的卜睿哲 (Richard C. Bush) 也说港人应当见好就收，坐下来对话解决问题。戴雅门和松田康博都提到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的失败教训。一些资深的民主派领袖，如李柱铭、黎智英、朱耀明，都对勇武派的行为表示反对，担心这会招致当局的强力镇压。李嘉诚在报上刊登广告反暴力，警告“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但仍有很多人相信和理非没用，不升级不勇武不行。这时有人提出，民主派要团结，不要内斗，不要互相批评；应该“不割席”，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文的也来武的也来不是更好吗？那时还有人提倡去中心化、无大台，提倡运动应该像水一样无定形，如此等等。这些说法一时间很流行，不少人还自以为发明了什么社运的新策略呢。芮：您为什么不赞成“去中心化”、“无大台”？胡：我对这些流行说法都非常不赞成。“去中心化、无大台”，其结果就是木桶定律 -- 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条木板 -- 运动的结果取决于最激进的少数人，也就是最激进的少数人绑架了大多数人。“不割席”是奢侈品，只有在高度法治的地方才行得通 -- 警察在打压暴力行为时能严守分际，不去打压和理非。港府和北京哪会这么好？港府和北京一旦决定严厉打击搞暴力的勇武派，它一定会把和理非一锅煮了。再接下来，一些勇武派提出个大计划，叫“揽炒”，玉石俱焚，同归于尽。他们要用不断的街头暴力，破坏公共设施，制造交通堵塞，干扰政府施政。因为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这样长期混乱下去，到头来就迫使当局二者择一：要么作出让抗议者收获的让步，要么严厉镇压。他们又认定，当局一旦残暴镇压，必定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力反制，给中国政府造成很大损失，甚至引爆中共统治危机，导致中共统治的崩溃。我一看到这个策略就反对，因为很明显，如果实行揽炒策略，当局很可能选择严厉镇压，那固然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制裁，但是当局能够承受这个代价，民运却承受不起那样的镇压，到头来玉焚了，石却没焚。后来，北京直接出手，全国人大通过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一不做二不休，接下来又修改香港的选举规则，剥夺了民主人士成为正式候选人的资格。最近又通过了 23 条。香港全面沦陷。回顾整个过程，香港民运转胜为败，从民运方面检讨，败就败在不知道见好就收，败就败在勇武派的暴力抗争。芮：也有香港朋友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做到见好就收。胡：这完全是在重复先前为八九民运失败辩护的论调。反送中运动重蹈了八九民运的覆辙，都是因为没有见好就收而失败，然后又都是拿群众运动不可能自我控制来辩护。港人没有吸取大陆民运的经验教训，我们海外民运自己就没有认真吸取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如果海外民运认真吸取了经验教训，我们就可以对港人提出忠告和建议。但是这么做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只是一味的呐喊助威。这使人想起圣经故事里的一句话：“他们什么也没有忘记，但什么也没有学会。” 芮：我们回到总结八九民运经验教训的问题上来了。人们都知道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但并非所有“总结”、“反思”都是正确、有益的。胡：六四之后，我最大的担心就是，一般人会从消极方面吸取经验教训：就是对于中共这样的政权，非暴力抗争是没有用的。问题在于当人们认为非暴力抗争没有用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转而进行暴力的抗争。因为在今天中国的这种现实条件下，由一般的民众进行暴力抗争是缺少现实可行性的，因此当他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从而放弃了非暴力抗争，他们也就是放弃了抗争本身。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向大家说明，在中国就算面对中共这样的政权，非暴力抗争依然是可行的，是可以取得成功的。以前包括八九民运遭到的失败并不是必然的，这和我们民运方面自己的策略失误有很大的关系。不少人同意我对八九民运的分析，也认为八九民运的失败确实并不是必然，如果能够做到见好就收，那完全可能取得成功。但有些人又说，你要求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能够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这根本是做不到的。按照这种说法，民运好比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汽车，那还有多少人肯坐上来呢？我们不要小孩子玩火，就因为小孩子控制不住火势，到头来往往是把自己也给烧灼了。要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做不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那结论就该是以后不要再搞什么民运，免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那篇《八九民运反思》很长，有 8 万多字，在《中国之春》月刊上连载 8 期才发完。当时有些批评者表示很不耐烦，他们说，也许，下一次民运都爆发了，你还在那里没完没了地反思呢。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对八九民运的深刻、正确的反思，下一次民运根本就不会到来。 30 多年过去了。在中国，大规模的、有千千万万民众参与的民主运动再也没有发生。照这样下去，今后民运也很难发生。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再次提出非暴力抗争的问题，必须认真总结过去民运的经验教训，努力恢复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芮：具体地说，从八九民运和反送中运动，我们可以怎样总结教训，怎样改进？胡：两场大运动都遭到大失败。我们必须总结教训。“国际非暴力冲突研究中心” (ICNC) 总裁哈迪 • 梅里曼（Hardy Merriman）归纳出非暴力抗争成功的三大要素：一致抗争、规划和非暴力纪律。他强调一定要有战略策略的规划，要有非暴力纪律，防止某些参加者的暴力行为。而反送中运动期间提出的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和理非与勇武不割席”、去中心化、不要大台，条条都是和这三要素对着干的。这怎么搞得成？至于八九民运中广场学生总是撤不下来，基恩·夏普总结的教训是，“非暴力占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对于抗议者来说毕竟是危险的，他们很容易被对手移除。”香港 2014 年的占中运动也是采用了占领的方式，结果也是在该撤的时候撤不下来，导致最后被当局强行清场，整个运动黯然落幕。为了避免这一错误，在未来的抗争中，除非我们事先建立起退出机制，否则不要采用占领这种方式。芮：在海外，您和王天成等人都强调要坚定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可是当局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重回极权高压，高科技监控技术的发展，也给当局的控制提供了新的方便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怎么才能重建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呢？胡：现在当局的控制相当严密，不过在江胡时代，还是比较宽松的。在互联网大普及的初期，再加上维权律师群体的出现，人们发表异议的空间比八十年代还大。举一个例子，79 年审判魏京生，魏京生的自辩词和律师的辩护都是保密的。是一个在官方电视台工作的朋友在法庭现场偷偷录了音，然后民刊的朋友把录音整理成文字油印成传单，在街头散发，但很快就被当局逮捕判刑。可是到了胡温时代，民运人士在法庭受审，他的自辩词和律师的辩护词马上就上了互联网广泛传播。这说明曾经一度，在中国，表达异议的空间比八十年代还大。问题是，虽然空间比原来增大了，但是缺少了千千万万民众的参与。也举一个例子。2000 年六四前夕，北大哲学系研究生江绪林在著名的三角地贴出海报，呼吁大家纪念六四十一周年。那时候的北大学生大都是知道六四的，在那时，校园里是可以公开讨论自由主义的，可是没有人响应江绪林的呼吁。江绪林还提出建立学生自治联合会，也没有人响应。那时北大校方并没对江绪林采取多么严厉的措施，江绪林后来还是毕了业，然后还去香港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还能在上海的华东师大担任教职。这说明，一定的空间是有的，敢带头的勇士是有的，缺的是广大民众的响应和参与。 1998 年 5 月，印尼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苏哈托专制政权黯然下台。在那以前印尼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十个人上街抗议，政府不理你；一百个人上街抗议，政府要抓你关你；十万个人上街抗议，政府就会和你谈判。”过去这 30 多年间，一小批勇士前赴后继，奋斗不止，可歌可泣，但遗憾的是，大规模的、有千千万万民众参与的民主运动却再也没有发生。随着时间的流逝，民运方面没有突破，而统治者就抓紧时间去加以修补，把它镇压的技巧加以提升，当局的控制愈加严厉，非暴力抗争的空间被严重压缩，但这种控制不可能天衣无缝，一定的反对空间总还是存在的。白纸行动的发生就是一个例子。关键问题是参与的人太少，以及一般人失去了非暴力抗争的信心。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芮：现在海外有不少人主张暴力抗争暴力革命，他们说非暴力此路不通，只能暴力革命了；有的说非暴力和暴力不可偏废，我们既要非暴力也要暴力，等等。胡：不要以为这种声音这种主张现在才有，以前早有过了，二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就有过了。这类声音国内有，当时没有互联网，这类声音外界听到的很少。海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听到很多。六四后不久，一个来自台湾在美国当理工科教授的张系国，也是个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自费在《世界日报》上登广告：“悬赏十万美元，捉拿邓、李、杨，死活不论。”有些民运人士嫌老的民运组织不带劲，又成立新组织，成立党，宣称要推翻中共，不排除暴力，除了搞学运搞工运，还专门提出要搞兵运，策动兵变。王炳章在 98 年出版了一本《中国民主革命之路》，除了讲和平斗争、合法斗争之外，还用了很大篇幅讲暴力革命，讲武装起义、军事政变，还讲到绑架、暗杀等行动。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主张暴力革命的朋友们提出的种种行动方案，没有一条付诸实行。不是他们不想实行，而是实在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方式、手段和工具，以至于到头来毫无作为。他们自己三十多年的经历证明了他们的主张没有现实可行性。芮：也有人争辩说，过去 30 多年，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暴力抗争，比如杨佳、张扣扣；又比如有些地方的村民反强拆，他们集合起来，拿起家伙对恶势力以暴抗暴，有的还取得了成功。请谈谈您的看法。胡 : 我们谈的暴力非暴力抗争，主要指的是有政治诉求的社会运动。像杨佳、张扣扣，以及反强拆的村民对基层恶势力以暴抗暴，不属于这个范畴。《水浒传》里的不少好汉，在投奔梁山之前都干过这一类行动，但是只有他们上了梁山和众好汉聚集在一起，扯起“替天行道”的大旗，这才算开始了他们的造反事业。你注意到了吗？没有民运人士去当杨佳当张扣扣，也没有民运人士集合起来拿起家伙和政府的爪牙们干。可见这种区别当事人是明白的。芮 : 您在文章里提到过，搞政变、兵变是别人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您也谈到，那些鼓吹暴力革命的人，实际上手里没有枪，没有办法来真正搞暴力革命，所以说只剩下非暴力抗争的选项。但是我也看有人提倡说，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努力方向用于促进政变或者兵变？如果我们把精力和资源去投入到促进兵变和政变上，会不会有可能成本反而会更小呢？胡：搞政变必须是接近最高权力的高层官员，搞兵变必须是掌握一定武装力量的军人。如果你是华国锋，是叶剑英，如果你是林立果，那另当别论。我们是平民，我们是民众。我们没法搞政变搞兵变。当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文章和讲话，用我们的思想和理念，去影响那些高层的人，影响那些军人，并且通过和平的集体行动展现我们的意志和力量，向统治集团施加压力，促使其分化和变化。这对我们来说还是非暴力。需要说明的是，高层政变、军警抗命，乃至兵变，其实和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并不冲突。因为所谓非暴力，是指民众采用非暴力。非暴力抗争问题专家基恩·夏普讲过，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方式之一就是，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抗争激化了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警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发动政变和兵变。非暴力抗争获得胜利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统治集团上层分裂，开明派战胜强硬派，和民间力量达成制度性妥协。芮：最后，可否请您谈谈，在纪念八九民运 35 周年之际，反对阵营需要特别思考的问题是什么？胡 : 我以为，我们需要特别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改进自己，如何把对的事做对。如果从民主墙运动算起，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已经有 45 年了。回顾以往，我们曾经有过令人激动的高峰，有过令人鼓舞的拓展，有过对未来的高度乐观与坚强信心。然而到了 45 年后的今天，我们却不能不发现，我们陷入了令人悲痛的低谷，曾经有过的那些成果都荡然无存了。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不问自己：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自己在哪里没做对？无怨无悔应是指信念的执着和献身精神的矢志不渝，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先前所作的一切，在方式上和策略上没有任何可以检讨和可以改进之处。我们做的事是对的，但是我们遭到的严重挫败表明，我们没有把对的事做对。如果在“六四”35 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还不能找出当初的失策之处和谋得今后的改进之道，那就是辜负了 35 年的光阴。波兰的瓦文萨在讲到为什么偏偏是波兰，最早取得了自由民主的突破时说：“因为我们比所有人更精明，我们从别人的模式中吸取了教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瓦文萨说：“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可以战胜的！那取决于你用什么武器，什么方法，抑或是盲目冲动。我以前常坏事，就因为我常常冲动——什么？不行？天啊，这怎么行！然后就被对方一拳打在下巴上。后来终于想通了，这不是办法。我输了，证明我的方法一定不对。所以我后来改变战术。我想，嘿，我今天打不过你，好的，后会有期。改天换个方式再来，不行的话再换个方式，再换一个。如果我还是落败，就说明我还没学乖，或者没有选对武器。相比之下，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不断反省、不断改进的精神。八九民运遭到严重的挫败，许多人只是一味地去怪中共——不是我们没做好，而是中共太坏了；要么就是去怪民众，去批判中国人或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就算这些责怪全部正确，那又怎么样呢？既然我们的对手和我们的民众都是给定的事实，我们的使命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而不是在另外的假想的条件下，推进自由民主。因此，我们必须改进自己，我们也只能改进自己。仅仅是做对的事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把对的事做对。芮 : 谢谢您。今天对谈的是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希望将来的抗争能做得更好，达成结束专制、建立民主的目标。芮 :“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是您对 89 民运一个著名的反思性结论，您可否解释一下这个提法的意思？您认为 1989 年民运在什么节点上可以见好就收？在非暴力抗争的某些培训课程中有一个说法，叫“宣布阶段性胜利”，如果将“见好就收”重新表述为“宣布阶段性胜利”，是否更容易被理解？胡：所谓“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也就是博弈论的“一报还一报”。是的，见好就收就是宣布阶段性胜利的意思。我在文章里讲过：民运不是一锤子买卖，不可能一步到位，民运需要积小胜为大胜，因此需要在一定阶段提出一定的阶段性的目标，去实现阶段性的胜利。已故的非暴力政治学权威基恩·夏普（Gene Sharp）曾经对 1989 年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做过认真的考察与研究，他总结出的一条教训就是：如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政治局里的温和派后来被证明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种空间），学生就可以声称取得了胜利并将这一信息传遍全国。这就是我所说的“见好就收”。另一位非暴力行动专家、塞尔维亚学者波波维奇（Srđa Popović）在他那本专门研究如何用非暴力方式打败独裁者的书《革命蓝图》（Blueprint for Revolution）里，把“见好就收”当作非暴力抗争的重要策略原则。波波维奇说，非暴力抗争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懂得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宣布胜利”即见好就收。波波维奇也对中国的八九民运做过研究。他指出，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就是，学生太过理想主义，没有利用当局的退让而及时地宣告阶段性胜利。有人说，在八九民运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好”。当然不是。在八九民运中，出现过不止一次的“好”。单单是当局表示愿意和学生领袖、而且是学生自己的独立的组织的领袖坐下来对话，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功了，还能不算“好”吗？在八九民运中，有好几个节点可以见好就收。例如 5 月 16 日阎明复到广场和学生对话，又如赵紫阳 5 月 17 日代表政治局五常委发表书面讲话。如果在这些节点上，民运见好就收，八九民运的结局就会完全不一样。芮 : 但那场运动的许多亲身参与者并不认同您的看法，包括您说的这些节点。他们不认为在您说的这些节点上应当撤，而且，许多人认为大的群众运动很难做到当收就收。胡：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广场上的学生有好几次差一点点就撤了。真是功败垂成，所以特别遗憾。我当然知道，群众运动不比军队，很难做到令行禁止。群众运动要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是很不容易的。我在八九之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在 88 年写文章提到，有人问为什么中国的民主运动总是以失败而结束？我的回答是，因为它不失败就不会结束。一般来说，群众性的非暴力运动要取得胜利，离不开两条。一是要有严格的非暴力纪律，避免暴力行为，二是能见好就收，在应该停下来的时候停下来。八九民运极其出色的做到前一条，做得太出色了。拿北京为例，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一次又一次的游行集会，长达 50 余天，居然没发生打砸抢，甚至连小偷都宣布“罢偷”。事后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简直是奇迹。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237 条信息

#天安门 #八九民运 #非暴力抗争 #见好就收 #香港反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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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美投资者专家讽川普是"经济文盲" 终将由美消费者埋单 Our President Is Economically Illiterate 链接： ... well-economics.html The New York Times 2025/08/04. 美国总统川普拥有宾州华顿商学院学历，但从他执意祭出的关税看来，川普根本漠视最没争议的基本经济学原则。前美国「汽车沙皇」直言川普是个「经济文盲」，通用汽车（GM）和福特（Ford）强烈反对川普2.0关税，其来有自。曾在欧巴马政府时代督导通用和克莱斯勒重整的拉特纳（Steven Rattner）5日撰文指出，经济学家一再告诉川普，关税本质上就是一种销售税，终将由美国消费大众埋单，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关税川普2.0关税实施以来，美国整体通膨率仅小幅攀升，但许多进口产品的价格已经节节上扬。进口货占比甚高的项目，例如家具和家用耐久设备，6月价格上涨1.3%，涨幅是逾三年来最大；休闲产品与车辆涨幅0.9%，是去年2月来最大。关税可能也已导致就业成长减缓。上周五宣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成长远比预期弱，以致过去三个月合计只创造10.6万个工作，远低于近几年的平均水准。川普的反应是？开除劳工部劳动统计局（BLS）局长。贸易逆差川普的无知也远超过「关税即一种税」的范畴。他相信，贸易逆差等同于把钱「输」给其他国家。殊不知「输」钱是，钱包里少了比方说100美元；但花100美元买中国大陆制的耳机，不表示钞票飞了。再者，川普加征关税也毫无逻辑可言。不然，对贫穷的老挝重课40%的关税是何道理？关税订得再高，能强迫本就没什么财力的国家向美国扩大采购吗？川普笃信关税，似乎源自于1980年代，当时日本车泛滥成灾，重创美国本土汽车制造商。然而，同一批汽车制造商，例如福特和通用，如今反对川普关税的声浪最高亢。最新一季财报显示，这些汽车公司今年盈余可能因川普关税而损失10亿至40亿美元。利率政策川普对经济的无知也展现在其他方面，可能造成更严重后果。近来最夸张的例子，便是严厉抨击联准会（Fed）的政策，并辱骂Fed主席鲍尔。川普坚称，美国利率水准太高，应降至与欧洲一样低；目前欧洲利率2%，美国则是4.5%。但在川普夸耀美国经济「世界最强」的同时，他也下意识道出美国利率维持在高档的一大理由：强健的经济需要高利率来抑制通膨。通货膨胀然而，川普似乎不懂通膨。他一再宣称美国「没有通膨」，但事实上，美国6月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年增幅为2.6%，仍稍稍高于Fed的2%目标，或许正在加速上扬。利率居高不下的另一理由，是美国背负庞大的预算赤字，从川普1.0延伸至川普2.0的减税措施，使赤字更加恶化。川普的「大而美」减税与支出法案，据估计将使未来十年美国赤字平添3.4兆美元。一旦明年鲍尔Fed主席任期届满，川普又钦点某个不负责任的人选坐上这个经济要职，可能轻易把金融市场乃至于整个经济搞得天翻地覆。川普1.0曾试图任命几位显然不够格的Fed理事，连共和党众多议员都无法接受，以致这些提名人知难而退。供需关系川普显然也缺乏经济学最基本的「供需」观念。他宣称要降低油价，同时鼓励能源业「钻油吧，宝贝，钻吧」，殊不知油价下跌势必削弱业者钻油意愿。事实上，美国营运中的钻油平台总数已随油价疲软而持续减少。同理，川普虽承认关税会造成进口车涨价，但他认为美国民众会买国产车以避免关税。实际情况是，一旦进口车价上扬，国内厂商便能恣意调涨价格，他们通常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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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 #关税政策 #经济文盲 #通货膨胀 #贸易逆差

4个月前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临终前留下一首《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陆游死后不到七十年，“九州”倒是“同”了，但不是王师北定中原，而是北方的蛮夷灭掉了南宋。你说说看，家祭如何告乃翁？是啊，家祭如何告乃翁？陆游的在天之灵，究竟是会为统一战胜分裂而欣慰，还是为文明毁于野蛮而痛心？统一与文明都是好东西，问题是何者优先。陆游当然是把文明置于优先，否则，以当时北强南弱，蛮夷益怀吞并之志，南宋唯有偏安之心，陆游若是视统一为优先，乾脆号召投降算了。由此可见，统一未必就是善，分裂未必就是恶。事实上，没有人会主张统一至上。统一不可能至高无上。在统一之上，必定还有更高的原则：统一，用什么原则统一？谁统一谁？如果你说统一至高无上，用什么原则无关紧要，谁统一谁无关紧要，那么，你无非是主张成王败寇，主张谁强大就站在谁一边；你无非是理直气壮地趋炎附势罢了。

#陆游 #示儿 #统一与文明 #民族气节 #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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