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七、关于‘秋后算账’——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当局是否可能‘秋后算账’的问题了。 有些朋友断言，不论广场上的运动在何种情况下收兵，当局都会对民运分子‘秋后算账’。这种论断的依据是，他们相信，中共强硬派在内心深处早就打定了镇压的主意，随着广场上运动的结束，百万民众化整为零，正好让当局各个击破：外界舆论一旦失去了集中关注的焦点，便很难对事变作出及时有力的反应。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人物，在失去百万民众的坚强后盾后，必然成孤零零的靶子，中共当局一定会本着枪打出头鸟的原则杀一儆百。人们都注意到，当局方面一直拒不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而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学生就无法在以后遇到某种事变时迅速地发起统一的后援行动。如此等等。 应该说，人们的这些考虑都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事件的另外一面。 首先，在这次运动中，中共领导人，甚至包括若干强硬派领导人，都公开作出了不秋后算账的承诺。 有人一定会说，难道你以为他们的承诺是有用的吗？ 对于这个貌似有力的反问，我们正可以提出另一个反问：假如你们认定当局的承诺没有用处，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求他们作承诺？你们为什么要当局公开否定四．二六社论？为什么要当局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为什么要当局宣布高自联是合法组织？难道它们不会是同样的毫无用处？倘若如此，我们何苦要提出它们？而当局又何苦不满口应承（这后一点尤其值得大家深思）？当百万民众雄踞广场之时，当局何不立即宣布：接受学生提出的全部条件。骗得大家满心欢喜地撤离广场，然后再来个分而治之，秋后算总账？ 显然，我们需要考虑得深入一些。 粗浅地说，我们应该懂得：有承诺总比没承诺好。苏索不及钢索束缚力强，但总胜过没有绳索。作出承诺而后又违反承诺，且不说在道义信誉上丢分，而且它本身会构成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从而客观上会起到动员民众一齐起来反对的作用。 深入地分析下去，我们会发现，在权力和诺言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联。在相当程度上，权力是受制于它的公开承诺的。因为正是这种公开的承诺确定了发布命令者和执行命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从而也就规定了掌权者（即发布命令者）的实际控制能力。 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像五七年毛泽东的‘阳谋’，先是欢迎大家给共产党提意见，后来又把提意见者打成右派？ 原来，共产党的承诺一向有个含糊其词的特点，这就给了他们以相当的灵活余地。四月三十日，李锡铭、陈希同向学生代表保证。为要求民主改革而示威的学生将不会受到惩罚。如果李、陈事后要搞秋后算账，他们只消说那‘一小撮’被抓捕的学生并不是为了要求民主改革，而是要推翻共产党就可以了。毛泽东的阴谋也是阳谋，正是出于同一个手法。 但是，李、陈的承诺还是要硬性一些。因为他们的承诺毕竟是对学生的这一次游行示威而作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学生们一再要求当局具体地、明确地肯定他们的这一次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因为学生——即使不是从上述理论层次上，至少是从经验直觉中——意识到，当局的承诺愈具体明确，其有效性便愈大。因为一旦给予了某一承诺以明确的界定。那多半就意味着对权力本身的一种限定。我们知道，到了五月份，有更多的中共领导人公开作出不秋后算账的承诺，其中，例如阎明复的承诺应当说是相当明确的。 大致上说，统治者作出让步的承诺，抛开其有无诚意不谈，其效力的大小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承诺的公开性。 2．承诺的确定性。这两点的意思较明确，兹不详论。 3．承诺的被动性。假如统治者的承诺是在统治者的基础尚很巩固、统治者的气势犹处上风的条件下主动作出的，则承诺的效力就比较小。恩赐的权利常常靠不住，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反过来，如果统治者的基础业已动摇，统治者是在民众的沉重压力下被迫作出承诺，这种承诺的效力就会很大。因为监督这个承诺履行的方面有自信、有力量。统治者意识到，一旦违背承诺，只会激起人民更强烈更广泛的反抗．到头来必然失去得更多，因此只好履行承诺。我们注意到，东欧各国共产党在群众压力面前作出了让步的承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片面撕毁的。未必都是不愿，实在出于不能，出于不敢。 中共当局关于不秋后算账的承诺，一是公开的；二是比较确定的（但仍不十分确定）：三是在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下被动作出的。因此具有较大的效力。 假如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及民众，在充分显示了巨大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理性态度，并赢得了广泛的团结与支持后胜利撤退，当局报复的可能性实际是很小的。一般说来，当局若要报复，只能采取以下三种较间接的方式： 1．对投身运动而又从事过比较广场上的人群主体更激进的活动的那些人，扣上诸如‘借学生运动之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或‘与反动组织或反动势力秘密勾结’一类罪名加以监禁。 2．对参加过运动的某些活跃分子，抓住他们在与运动本身无关的其它方面的过失进行惩罚。 3．给运动中的头面人物‘穿小鞋’，也就是从组织或行政而非专政的角度制造困扰。 对于这三种形式的报复，民运力量完全有能力进行防止与反击。因为我们拥有若干有利条件。 第一。由于上一次运动的凯旋而归，大大增强了广大民众的民主觉悟、斗争勇气和成功的自信。 第二，凭借着在上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横向联络渠道和协调行动机制，我们不难再度发起大规模的统一行动。 第三，新的行动仅仅是针对着当局中强硬派的秋后算账，背信弃义，因此师出有名，理直气壮，且顺理成章。不但‘有理’，而且‘有节’，其诉求目标并未升级，这就使得当局比第一次时还更难于下手镇压。 第四，上次运动的‘见好就收’，必然会影响到中共上层的权力格局，强硬派地位会有所下降，温和派力量会相对上升，造就大大增加了新行动的成功率。 第五，上次运动的结果，还会对整个朝野双方的互动带来一种深刻的变化。当代政治学者提出的所谓‘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虽然并非规律，但确实是一种很普遍的政治行为特征。倘若整个八九民运是以‘见坏就上’（反四．二六社论为开始，以‘见好就收’为结局的话，那很可能从此开启了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新局面。在相当程度上，它也就使得后来的互动沿着类似的规则前进。换句话，假如中共当局通过上一次运动发现，如果他们对民间的抗争采取恶劣打击的态度，那只会使事态进一步扩大，而如果他们采取对话和解的立场，则可能使事态较好地解决，那么在今后的冲突中，他们就更有可能采取对话的态度。包括一些原先持强硬态度的人也会转而采用温和的办法。 ——《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