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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ZT：因《海瑞罢官》而蒙冤，吴晗悲剧是如何发生的（萧象）——写在前面：６０年前的今天，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由此掀起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浪潮，进而引发文化大革命，成为当代史上一个标志性时间与事件。吴晗是明史大家，著有《朱元璋传》，内中专辟一节“文字狱”，以示洪武时期文字整肃对文化人和整个社会的严重祸害。可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不久竟然有一天也会因此惹祸蒙冤，遭遇厄运。事情肇始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这一天，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指该剧为“一株毒草”，对吴晗提出批判，由此掀起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浪潮，进而引发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为当代史上一个标志性时间与事件。吴晗面貌因而开始发生变化，从一位受人尊敬的历史学者、北京市副市长，变为大众口诛笔伐的批判对象。《海瑞罢官》是吴晗从史学跨界文学的一次尝试。说起来，其写作缘起与毛泽东的一次号召有关。１９５９年４月，针对大跃进以来党内报喜不报忧、不敢讲真话的沉闷现象，毛泽东八届七中全会上以海瑞上书直谏嘉靖皇帝的故事为例子，要求大家向海瑞学习，不怕丢官，敢于直言，并提出要宣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作为明史专家，吴晗觉得宣传海瑞义不容辞，于是响应号召，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有关海瑞的系列文章。其后，接受京剧演员马连良约请，将海瑞事迹改编为京剧。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写出《海瑞》剧本。彩排时接受大家和朋友建议，删繁就简，以罢官结尾，并易名为《海瑞罢官》。１９６１年１月《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并公演。引起毛泽东的关注，特意将海瑞扮演者马连良邀至中南海，请当场演唱海瑞，称赞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 但江青眼光独特，看了《海瑞罢官》（以下简称《海罢》）不以为然，认为该剧“宣传退田，是影射人民公社，鼓吹单干”，有严重政治问题，停止该剧再演出。同时反映给夫君。毛泽东亲自接见过演员，称赞过吴晗及其剧本，对江青所言未置可否。其后，江青又约谈中宣部文化部四位部长，提出《海罢》有问题，要开展批判，部长们“充耳不闻”。江青再找康生寻求支持，康生表示同意，但说要等待适当时机。党内高层对《海罢》评价出现两种不同的看法和声音。周恩来专门找到吴晗，关切问道：有人说《海瑞罢官》有影射？吴晗大吃一惊，连忙否认，绝无此事。周嘱咐，那就写个说明，澄清一下。其后，随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现实政治和文艺界问题的看法愈趋严重，与刘少奇的矛盾冲突愈趋激烈，毛泽东改变了看法。１９６４年９月彭真汇报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对吴晗进行批判；并指示将包括《海瑞罢官》在内的３９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县一级，作为批判的准备。在此之前，江青已在京城寻找批《海罢》人手。京城寻人未遂，才南下上海与张春桥合作，找到姚文元充当枪手。彭真是吴晗的顶头上司，当然了解吴晗，知道吴晗是一位忠诚党的事业的好同志，虽然思想上或有问题，工作或有缺点，但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江青的话可以置之不理，最高指示不能不听，必须执行。北京市委为此花了一番心思，决定在吴晗道德继承论问题上做文章，进行批评。道德继承问题毕竟是学术问题，这样，既遵循了批吴的最高指示，又避开了涉及《海罢》的有关政治问题。文章既成，最高方面或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或觉得文章言不及义，未允发表。但有关吴晗问题的传闻在党内高层已是风生水起，议论纷纭。邓小平听了有关《海罢》问题的情况反映，颇不以为然，他看过《海罢》，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等闲视之，充其量视其为不过是文艺领域司空见惯的一般性批判，没什么大不了的，因而照常邀请吴晗打桥牌。见吴愁眉不展情绪低落，邓以自身革命经历劝吴乐观坚定向前看，安慰鼓励说“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 周恩来的关切、邓小平的安慰鼓励并没有完全消解吴晗的担心，因为传言毕竟起于江青。而且，姚文发表前，吴晗就已听说上海在写批《海罢》的文章，背后有江青身影。自《海罢》问世以来，可以说，有关该剧的是非传说，隐隐约约，起起伏伏，没有停歇，一直让吴晗提心吊胆，忐忑不安。直到姚文元文章发表，传闻变为现实。姚文将剧中反映海瑞当年“退田”“平冤狱”的情节与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出现的包产到户牵强附会，认为剧本借古讽今，鼓吹“单干”，煽动“翻案风”，从而认定是“一株毒草”。吴晗仔细读了姚文，觉得既气愤恼怒又感到如释重负的释然。气恼，是因为文章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反映了姚文元这根“棍子”四面出击到处打人的文风特征。但姚文却也留下了马脚——《海罢》写于１９６０年，一个写于６０年的剧本怎么可能预见到１９６１年的“单干风”？仅此就可以将姚文驳倒，因而感到释然。姚文的时间破绽让吴晗有了底气和信心。传说中的那只靴子终于落地，他不用再去猜测和担心。以姚文现有影射和指控，他完全可以有理有据，将其驳倒而无所畏惧。１１月１４日，吴晗接受记者采访，理直气壮地辩驳说道：“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１９６１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的。我的《论海瑞》发表于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１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１９６０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１９６１年要‘刮风’”。“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 吴晗到底是书生出身，从政多年，未脱本色，身为政治中人不懂政治，更不用说红墙深层政治，以为针对《海罢》的批判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学术争论就可以解决，没有看到这背后的政治图谋及其无穷后患。在正常而理性的法治社会，吴晗所言有理有据，可以理直气壮地驳倒对手而无所畏惧。但不幸的是，这是一个正在发生转折的非常时期，吴晗踩在了这个非常时期的转折点上。对非常时期非理性的人治社会而言，决定是非对错的，不是道理的有无，而是权力的大小，职位的高低。政治决定是非，权力判断对错，吴晗的命运由是被锁定。因此，尽管中宣部和北京市委一度抵制、冷藏姚文，也尽管彭真几次三番想护住自己的属下，但到底抵挡不住来自更高层面的政治压力，最后只能服从于上级的权力意志，执行最高层面的旨意精神。随着姚文在全国各报刊的转发，以批《海罢》为主旨的意识形态领域掀起新一轮批判浪潮。吴晗的命运开始发生逆转，“住家里的警卫也换了人，从原来的保卫变成了监视，所有的客人来都要登记。”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压力向吴晗袭来。吴晗不得不写出深刻检讨，登报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用资产阶级的方法，“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混淆了阶级本质，阶级立场”，“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效果是十分恶劣的。”这是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和阶级立场问题，也是“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两条道路的”“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吴晗认错，希望以此换取原谅和宽宥。但这并没有让他获得谅解。相反，他的问题进一步变得严重，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原因在于，吴晗一开始就在这场意识形态领域批判斗争中，被确定的角色定位所决定。毛泽东之发起这一批判，选择《海瑞罢官》为祭旗，目的就是通过剧中的“退田”“平冤狱”情节与１９６１年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挂钩，影射中央高层在这一政策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从而揭开党内斗争盖子。批判吴晗不过是巧为名目的表面文章，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以此作为引线，由此及彼，引发对刘少奇及其政策的清算。毛泽东运筹帷幄，远虑深谋，为之反复酝酿思索，对姚文也亲自批阅修改三遍，始予发表。不意智者千虑，恨有一失，文章在时间问题上的疏忽犯下致命的逻辑错误硬伤，失去了立足之地。如此，姚文对吴晗的指控，也就成了无根之木，不能成立。毛泽东看了吴晗辩语，一夜无眠。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有关人员谈话，论及当下局势，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愈来愈不行了，”“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５９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显然，这是借谈话为姚文漏洞做补救，以要害是“罢官”来掩饰文章所谓“单干风”的致命硬伤，同时也藉此将这场文化领域的批判斗争进一步引向政治场域。所以，在扳倒刘少奇这一盘宏大棋局中，吴晗作为一枚棋子，无论检讨不检讨，认错不认错，都会被拿下被抛弃，就像一根点火的引子，必须把它点燃烧掉，才能把批判的火焰烧燃烧旺，才能引向预定的最终目标。从指为鼓吹个体经济的“退田”，到斥为替彭德怀翻案的“罢官”，对《海瑞罢官》“要害”认定的改变，就是对吴晗政治指控的升级，意味着吴晗政治人生终结的来临。历史上的吴晗，不仅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也是一位虔诚的共产主义者。１９４０年代西南联大时就参加了民盟，靠拢中共，反对国民党恶政及独裁。４８年进入解放区，在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接见。同时提出加入中共，毛泽东亲自回函，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这是鉴于吴晗的社会名望地位，希望留在党外，于统战工作更为有利。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１日，吴晗致函毛泽东，再次申请入党，毛接函批示：我意还是暂不入党为宜。１９５７年３月，毛泽东亲自提议，吴晗以秘密方式加入中共。毛也曾邀吴聚餐，一起探讨历史问题；委托吴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和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还亲自签名题字赠送一本《毛泽东选集》。吴晗一直都没想通自己为何遭此指控。要害之说一出，吴晗问题陡然升级，“批判文章的调门随之升高，受到点名批评的人和作品不断增多，批判的范围不断扩大。许多学者、作家心情紧张，惶惶不安。” 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不得不推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帮”，试图以此化解危机，然而为时已晚，已无济于事。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随之点燃。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提出：文化大革命主要针对两种人，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吴晗既是学术权威，又是当权派，还是“三家村”黑帮之一，多种身份集于一身，多重“罪孽”叠加一起，“罪恶多端”，“罪该万死”，于是由精神摧残进而人身折磨。吴宅院墙贴满了“打倒”“砸烂”“该死”的标语，家里收藏的珍本古书文物字画全被抄走，外宾赠送的礼品都被砸烂，其他一般书籍图画付之一炬。红卫兵把吴晗“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的法子侮辱他。”“勒令他和袁震每天到北长街扫街，在烈日酷暑下，他们把吴晗拖到马路上，让他跪在粗砂粒上，从沙粒上爬起来之后，膝盖都冒出血珠，一拐一拐地回到住地。”？幸存者廖沫沙回忆：“从６６年到６８年３月这一段，我和吴晗几乎天天被揪到各单位去批斗，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都去过。有时一二场，多到每天三场。每次都是倒背双手，弯腰低头（喷气式）。”另一位难友张文松回忆：批斗会也要有名人来招徕群众，吴晗名气大，两派之间为争夺“演员”，常常在夜间把吴晗劫走，脸上涂上五颜六色，像个大花脸，以防对方认出。１９６８年３月吴晗以“叛徒”罪名被逮捕入狱。吴晗历史上从未被国民党抓捕过，何来叛徒？原来是吴晗之前的一个学生为邀功请赏，张冠李戴，把吴晗与另一姓吴的混为一人，说成叛徒。经调查，另一姓吴的也非叛徒，这实际是一乌龙，更是诬陷。叛徒不能成立，便以１９４７年吴晗与苏联驻华使馆一名文化参赞有过接触，指为“苏联特务”，继续关押。其实，吴晗是经中共地下党介绍与苏联外交官认识的，苏外交官通过吴晗了解了国民党镇压民主人士的情况。４９后，苏驻华使馆还专门向中方提及此事，以示表彰。为诬陷贤士，迫害忠良，不惜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古今不绝，于斯为烈。在狱中，吴晗饱尝折磨，受尽屈辱，形状惨无人道，不可描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戴着手铐，口吐鲜血，头上白发全被揪光，送进医院，不治身亡。两个未成人的儿女，听到父亲凶讯，嚎啕大哭，却被呵斥警告：你们的父亲是很坏很坏的人，必须划清界限，此事不得告诉他人，否则后果自负。不仅如此，连看死去的父亲最后一眼都不允许。姐弟俩只拿回一条吴晗血迹斑斑的裤子，满脸泪痕，回到家中，睹物思亲，欲哭不敢，悲痛欲绝。吴晗入狱不久，妻子袁震也被关进劳改队。袁震参加革命很早，１９２０年代就加入了中共。因严重肺病长期卧床在家，与吴晗相识于清华园，对吴晗思想左倾，靠近中共不无影响。一天一伙暴徒往吴家扔石头，辱骂吴晗，袁震气愤不过，说了一句“你们简直比对敌人还厉害，吴晗也不是敌人”。得罪这伙人，被关进劳改队。一位身体极其孱弱的病人，如何受得了劳改队的体力劳累！在奄奄一息之时，被释放回家治病。当晚病情发作，送进医院，不治而亡。时间先于吴晗半年。父母死后，姐弟俩相依为命，艰难度日。１９７５年女儿吴小彦写信给有关方面，要求给吴晗作出结论，寻求吴晗骨灰（吴晗遗骨一直下落不明），发还被抄家的书籍。惹恼当局，以“影响首长安全”逮捕入狱。狱中受折磨和刺激，精神分裂，自杀身亡。文革终结，吴晗获得平反昭雪。文革缘起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吴晗由是蒙冤受辱，家破人亡。如果说一场批判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虚幻的捏造的事由之上，也就是蓄意以一个人的蒙冤为奠基为肇始，那么，这场批判不仅是荒唐荒谬的，更不具有历史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从历史反思的角度，吴晗的悲剧命运具有无可替代的典型性和特殊性。而文革中像吴晗这样遭遇的又何止千万，从这一意义上，其悲剧命运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悲剧既然可以发生在吴晗身上，也就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意义上，吴晗的悲剧命运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值得我们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免悲剧再次发生。〔作者简介：萧象，湖南永州人，１９７７年考入衡阳师院外语系，１９９１年湖南师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先后供职于地方教育机构、省直机关和国有企业。历史研究者，笔耕不辍，著述甚丰。〕 □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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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历史上的今天——我在当天就认真阅读了姚文元文章。读毕，心中颇不以为然。我一向认为海瑞是历史上少有的清官、好官。我对剧作者吴晗也甚有好感。我读过他主编的历史小丛书，手头还有一本他的《灯下集》，因为熟悉而生出几分亲切。姚文元把海瑞连同吴晗一概打成反动，我当然不能接受。和以前的批判文章不同，以前的批判文章好歹还就事论事，其锋芒还只是指向作品本身体现的观点倾向。如果姚文元仅仅指责吴晗美化了封建时代的清官，甚而指责吴晗站在了地主阶级一边，那或许还不难理解。然而，姚文元却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是影射现实，剧中的“退田”情节实际上是鼓吹“单干风”、“翻案风”，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党的路线。这如何能让人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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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伐林

1个月前

【历史上的今天】整整60年前的1965年11月10日，文革导火索点燃：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掀起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浪潮，成为当代史一个标志性事件。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响应毛泽东的倡议创作《海瑞罢官》，却被毛泽东、江青选来祭旗，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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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GUO

3个月前

邓拓肯定比其妻明白，感觉邓拓遗书更为保护妻小。我识一汉学家，癌后还玩命写邓拓传至死。。。吴晗无论多左，为夫为父真是顶流，不知哪位男士敢比？可叹养女小彦因此为父母玩命，壮哉义女！她从树上跳下喝止折磨父亲暴徒。小彦也极有灵气，捧母亲骨灰上山，见到刻佛字巨石，终于得以恸l哭葬母。小彦惨逝于文革完结前夜，真是怎一个惨字了得？！赵九章伯伯自尽文革，令我哀莫大于心死，自愧不如奋勇抗争吴小彦！著书唯剩颂红妆，吴晗袁震义女吴小彦，真值得大书特书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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