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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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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今天的维基百科:蒯大富(1945年9月14日—2025年11月24日),江苏滨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1967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是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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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红卫兵领袖政治哲学的一个范例 “三十六条权经”是当年在北京乃至中国显赫一时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第一号人物蒯大富个人的演讲“作品”,又可谓以蒯为代表的那一代红卫兵领袖们集体的历史“创作”。 “三十六条权经”的主题实际上是如何在政治斗争中团结大多数群众、争取反对派。 蒯大富的“三十六条权经” 1,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 2,要想反复辟就必须改造世界观。我们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被别人搞垮;第二种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改造好,垮掉了,这太可惜了,太痛心了。 3,掌权者要学会团结中间群众,要使中间群众有饭吃,能说话。我们能否团结中间群众,也是掌好权的重要标志。 4,必须学会在权力机构中设置反对派,要保护反对派,因为垄断为垮台制造条件。 5,最高当权派必须学会保护广大下级干部和群众,尤其是犯过错误的要保护,不要随便踢,要拼命多保人,对战友立功的人更要保,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政治代表、群众代表等)要重点保护。多保一个问题不大,少保一个不得了。 6,凡群众中分成两大派的,在最高权力机构中都肯定能找到代表人物。 7,主要领导人要特别谨慎,不要说别人坏话,小节要注意。 8,要诚心实意待人。 9,在人民内部切不可树敌太多,以防别人联合起来将你打倒。 10,当权派的正确与否,就看中间群众能否接受。 11,好心人的糖衣炮弹最可怕,来自同志和战友的吹捧最可怕。 12,只有当你最困难的时候,你才知道有多少朋友。 13,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许互相埋怨,职务越高者越要承担责任。 14,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 15,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地向前走,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 16,对当权派周围的人,必须提倡为人民立新功,否则他们是位高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当权派一倒,他们也就倒了。 17,“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进行长时间的积蓄力量,在这段时间内,不要由于自己的不慎重而被人搞垮。 18,今日山头之争,几十年后可能就发展为阶级之争。因此,今天必须正确处理多种山头之间的关系。 19,夹起尾巴做人是我们的座右铭,孔子曰:“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要多想,多看,多总结,少发表意见,尤其是不成熟的意见。风头主义卑鄙可怕,要少说话,多干事。 20,要有赏有罚、赏罚分明,以赏为主。 21,领导者说话要算数,允诺要实现。 22,要谦虚。 23,不够格就知趣点主动下台,硬赖在台上,总有一天会被臭哄哄地赶下去。 24,准备走曲折的路,善于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迂回是建立在明确的政治目标上。 25,敌人会利用我们犯错误而突破缺口,来向我们进攻。 26,当权者最容易背包袱,尤其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干下去。所以,当权者往往是很蠢的。因此,主席提出要换地方闹革命,我们也应换地方闹革命。 27,与其自己花很长时间去学一样本领,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种本领的朋友。 28,要多交多种朋友是当好权的重要因素。 29,要善于利用革命高潮时,把革命推向新阶段,使长时间的量变产生飞跃。在这种关键时刻,切不可糊涂起来,要有气魄、有胆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十月革命时就是这样)。 30,山崩于前不变色,遭到突然事变,大规模袭击时,不要惊慌失措,要冷静下来,迅速调查,分析事物本质,以采取相应措施。 31,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选择在适当时间给以毁灭性的打击,能现在消灭的就不要等将来。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 32,政治威信和组织手段是稳固政权的两大重要因素,要加强组织手段,即健全机构、清理坏人。 33,当处于形势大好、战略进攻时要分权,即要放手发动群众;当战略退却时,要大胆果断、高度集权,此时极端民主化会毁掉自己。 34,一个单位的掌权者,必须使本单位大多数群众放心,多阶层、多团体的利益都必须在权力机构里得到反映,按功过大小,在权力机构中有一定的地位和荣誉,多得其所。 35,领导核心要善于调节多山头之间的不平衡,不能压。 36,得到政权后就得运用,而且不容得稍稍犹豫,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红卫兵领袖政治哲学的一个范例" ·木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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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二次批斗王光美 到了1967年4月,那时戚本禹的文章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已经发表了,正式点了刘少奇的名。4月3日和4日,中央接见我们。会上我写了个条子递给总理:“总理,清华大学同学强烈要求批斗王光美。”总理把我的条子拿给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对我点头说:行,你们订个计划,我同意 你们批斗。这样,我们就定在四月十号再次批斗王光美。 社会上传言那次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是江青的授意,这不准确。要是说那次跟江青有什么关系呢,江青确实说过一句: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项链的事她没说。我当时就觉得应当让王光美穿旗袍,这是在接见我们前后的闲扯时候说的,戚本禹在旁边。戴项链是“捉鬼队”的主意。当时由“捉鬼队”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来的。他们开一个大轿车去 ,到中南海领人。到了刘少奇家,他们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把一把钥匙扔过来了。她家的衣箱特别多,那些同学也挺聪明,很容易就把那个箱子打开,把那身衣服找出来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 ,如果里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难,但是也勉强穿上了。那项链呢,原来就是普通的项链,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见。也不知道谁灵机一动想起来,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长串,所以就搞了两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队”的同学的恶作剧 ,那确实带有侮辱人的意思。 1967年4月10号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刘源不知道去了没有,刘平平和刘婷婷都去了。她们两个我认识,都坐在在第一排,在喊“打倒王光美”的口号时也喊得响着呢。这些,其实我们都需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的。 ---“岁月流沙” ·蒯大富口述 ·米鹤都、张琦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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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风
1个月前
你一副妥妥的紅卫兵嘴臉,就是女版蒯大富,留在台灣确實屈才了。等統一不知何時了,只爭朝夕回山東吧,祖國人民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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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1个月前
毛主席不要我们了 1968年7月工宣队以制止武斗的名义突然开进清华大学,受到“井冈山”的武力抵制。为此毛连夜紧急召见了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这次谈话从凌晨3时半到8时半,足足5个小时,只可惜,这是由毛主席亲自宣告红卫兵运动的结束。当时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正在指挥“井冈山”的人马对抗工宣队的进驻,毛 主席召见的时候,找他找不到,直到召见快结束的时候,蒯大富才赶到人民大会堂。有文章写道:蒯大富一见到毛主席就放声大哭,说“毛主席不要我们了”。据我的记忆,蒯大富的确是含着眼泪,而“毛主席不要我们了”的感觉,恐怕在现场的几位红卫兵领袖,都会有同感......从1968年秋天到1978年春天,我被隔离审查了10年。 ——《聂元梓回忆录》 图:當年的蒯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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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1个月前
“文革”期间,毛泽东采用了政治运动的特殊形式,不是利用各级党组织掌控运动,而是利用群众组织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这样就出现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之争,甚至升级为武斗。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目标达到以后,重建秩序成为新的政治目标。此时,聂元梓、蒯大富却无力控制北大、清华校内的两派对立和武斗 ,毛泽东抛弃他们是必然的。聂、蒯对武斗中的死亡事件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则要看他们是否亲自发令、亲自动手。蒯大富在“工宣队”包围清华时说过“可以武力抵抗”的话,当然对校内“武斗”负有一定责任。不过,当时他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但对毛泽东派“工宣队”进校的决策却事先毫不知情。然而,1983年给他定罪时,专门选择对他不利的证据,而不采信对他有利的证据。 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参与整人的积极分子后来大多受到保护,只有“文革”后的情形例外。例如,“反右”运动后来基本上改正了,但当初的整人者却从来毋须承担责任,甚至不曾要求他们道歉,有官职的照样做官。而“造反派”这一批“文革”特殊阶段的积极分子却遇到了当局的特殊对待。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挨整,周恩来通过“清查五·一六”运动有意扩大了清查范围;“文革”结束后,从“两案审判”、“清理三种人”到“登记在册”,他们又一次挨整。毛泽东死后,最高权威变成了邓小平。由于邓小平是“反右派”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所以“反右派”的积极分子都受到了保护;“文革”前期邓小平曾经被批判,他自然要否定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两案审判”也好,“清理三种人”也好,其准绳无非是确立邓小平的政治合法性。在“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文革”初期参与过打人的一些高干子女,因为其父辈与邓小平同沉浮,所以被视为可信任的子弟而受到保护。1982年、1983年对“红卫兵领袖”的审判虽然标榜要实行法制,并且宣布只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而不追究其他问题,其实这次审判还是一次政治行为。 ---文革五大学生‘领袖‘----追随毛泽东的“反革命” 作者: 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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