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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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李香芝之死 堅貞不屈的李香芝最終還是被逼瘋了。在大寒天裡，她脫得只剩內衣，在囚室通宵跳舞，無緣無故地大哭大笑。他們說李香芝裝瘋賣傻。1971年4月18日，在神經失常的情況下，李香芝寫出一些瘋話。除寫了一位女演員在陪舞以後發生的一些虛幻故事以外，還說：「到鐵醫以後，操縱我的人污辱我。過了 一天，他要我原諒他。到鐵醫樓下時，又來搞我，說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樣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聽毛主席對我講：小香，咱們是為黨工作，受污辱也沒有關係的。並說這確實是工作需要。」 ---本文摘自第8期《黑五类忆旧》，作者 鲁民 李香芝，山東陽信人，17歲參軍入伍，195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年作為23軍文工團員隨軍入朝參戰，1955年歸國，轉業到地方，先後任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文藝科科員，杭州話劇團演員、副團長，南京歌舞團副團長，江蘇省歌舞團合唱隊副隊長。 1966年，李香芝經過一陣迷茫，也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造反，被推選為江蘇省歌舞團紅色造反隊的勤務組成員。要造反就要寫大字報，揭發修正主義路線在省歌舞團的表現。李香芝想來想去沒別的可揭發，只是覺得歌舞團挑選演員為首長陪舞是一種很不好的現象，就與一些人商量，聯合寫出了一份大字報，說我們江蘇歌舞團長期以來不務正業，大搞交際舞，光做衣服就花了6萬元，買西洋樂器花了10萬元，還在江蘇飯店舉辦訓練班，每人都要經過考試才能畢業。舞會上的音樂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煉功也搞不成，簡直把我們歌舞團的女同志當成了舞女。 她還寫了一份意見書，準備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長帶頭不要找演員去陪舞。考慮到這樣弄不好會被打成右派——1957年自己就因為說話走火，被劃為中右，最後她把這份已寫成的意見書燒了。 1968年，江蘇省成立革命委員會以後，開始殘酷迫害幹部群眾。第一個迫害步驟是清理階級隊伍，各機關團體都辦起了非法拘留人的「牛棚」。李香芝被從醫院裡揪出來，關押到南京農學院專設的牛棚。因曾在地主伯父家生活幾年，她被誣稱為地主分子；因轉黨手續不全，她被誣稱是假黨員；因文革初參加一些派性活動，她被說成犯有反黨亂軍罪。有人還揭發她在南京歌舞團用牛奶洗臉，吃包子不吃皮，追求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事實真相是：「據我所知，（李香芝）用牛奶洗臉有過一次，因為奶沒有吃完，剩了一點擦了一下臉；有一次包子掉在地上怕髒，把皮剝掉了。把這些事說成一貫的，經常的，顯然是有人為的誇張。」經過半年多的關押批鬥，對李香芝的隔離審查取消了。剛從牛棚釋放出來喘口氣，從1970年8月起，李香芝又作為一打三反的重點對像被關了起來。1972年2月，李香芝被誣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正式逮捕入獄。「揪李香芝戰鬥隊」指控她態度惡劣，她卻罵戰鬥隊是反革命，隨後發展到拒絕學習毛主席語錄。他們要她站在毛主席像前請罪，她死也不幹，昂首挺立，兩手往口袋裡一插，傲氣不可一世。 堅貞不屈的李香芝最終還是被逼瘋了。在大寒天裡，她脫得只剩內衣，在囚室通宵跳舞，無緣無故地大哭大笑。他們說李香芝裝瘋賣傻。1971年4月18日，在神經失常的情況下，李香芝寫出一些瘋話。除寫了一位女演員在陪舞以後發生的一些虛幻故事以外，還說：「到鐵醫以後，操縱我的人污辱我。過了一天，他要我原諒他。到鐵醫樓下時，又來搞我，說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樣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聽毛主席對我講：小香，咱們是為黨工作，受污辱也沒有關係的。並說這確實是工作需要。」「我又想他可能是個壞分子。我就罵他是壞蛋，是德國鬼子，美國鬼子。」「同志們，你們真的是不知道有人操縱我的神經嗎？真的認為我這樣反毛主席嗎？我相信你們是會幫助我找到這個操縱我的人的。」 1971年8月2日，江蘇省委書記、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做出批示：「將李犯立即被（逮）捕，關起來，不准任何人提審。」至23日，這位負責人又批示：「同意政法組的意見（處以極刑），望力級（立即）執行。」9月2日，林彪出逃前11天，李香芝未經任何審判程序，便被倉促拉到江蘇省京劇團禮堂參加公判大會，綁赴刑場，執行槍決。 李香芝被冤殺後，她的丈夫、資深的人民空軍飛行員，時任南京空軍作戰處作戰參謀的姚秀琪，因受牽連，被下放到南京微分電機廠當工人。兩個女兒也備受歧視，長女姚紅經多次申請也不能入團。姚秀琪不服，多次向黨中央、江蘇省委寫信申訴愛妻蒙受的不白之冤。1979年 2月12日，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發文宣佈：「李香芝在深挖中無辜被長期隔離審查，在逼供信情況下，造成精神失常，思維紊亂，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不應負刑事責任。撤銷原判。」
#李香芝 #精神病 #1971年事件 #政治迫害 #历史人物 #文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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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个月前
毛泽东不雅诗赠江青侮辱几亿女性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曾是我们一代耳熟能详的神圣诗句。 近日此诗被曾任语文教师、我的一位挚友大漠雄鹰解读，即便“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巾帼们，也不禁脸红耳赤。 此诗源于李进拿着自拍的得意之作，请求丈夫赐诗，该无异议。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 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异就异在对比前人所作，大有侵权抄袭之歉。 清代署名“临川山人”著有一部色情小说《花荫露》，其第三回《父子连台各得其所》开篇诗云：“天生一个神仙洞，无限风光在玉峰。老绾专定神仙洞，劣儿只喜攀玉峰。各取所需连床混，笑煞京都八旬翁。”接下来的故事是：“话说王老绾娶了余娘名姐，恋她风情万种，余娘赏他家资殷厚，两下俱觉遂心，花烛之夜……” 清人“临川山人”色情小说著有《捣玉台》和《花荫露》两部，或称双璧。有论者以为，《捣玉台》为破“空”之作，《花荫露》为立“色”之作。 坊间早有传说，指那首“仙人洞”是淫诗，正人君子多不以为然，或正色道，淫者见淫。此诗的出处，却不免让正人君子尴尬。 据大漠雄鹰兄称，临川山人原诗，相当于今天的“段子”，当初应该是流传极广的。撞车之说，怕是不能成立。或许，原诗入脑，沉睡于记忆深处，一见庐山仙人洞照，记忆唤醒，诗句跳出，以为己出，亦未可知。而化谐为庄，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也是一个不错的辩护。但其出处，终归不雅。 平心而论，给夫人赐诗，无所谓雅俗，诸如闺房之内的事情，哪分得出高尚与卑贱？坏就坏在那夫人因愚蠢与势利，把丈夫的调侃拿来过分张扬，而崇拜者把他的屁（请恕不雅）也说是香的。于是，这出自清代的淫诗，在大雅之堂被千百万人引用与吟唱。 有鉴于此，为净化祖国文化环境，请崇拜者今后谨慎引用。善哉善哉！ ---作者展超，原题为《调侃夫人侮辱了几亿女性》
#毛泽东诗歌 #江青事件 #文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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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个月前
军中高层众生相：（一）叶剑英 叶剑英是文革期间军队里的重要人物，是“二月逆流”中反对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的先锋，还是粉碎“四人帮”的功臣。因此叶剑英其人成为官方宣传中的正面人物。然而，叶剑英还有其他少为人知的另一方面，从事文革史研究史的海外学者丁抒曾撰有《毛泽东的文革部署与叶剑英的崛 起》，对叶剑英文革初期的作用给予分析，值得一读。针对官方所掩盖的叶剑英文革作用，笔者在此作如下一些梳理。 第一，叶剑英是打倒罗瑞卿的“重量级人物”。 有关倒罗的准备阶段：据邱会作回忆，1965年6月间，邱会作在京西宾馆正遇叶剑英和聂荣臻谈论罗瑞卿，邱说：“叶帅说：‘那个人（罗瑞卿）身长、脚长、手也长，到处抓权……’聂帅说：‘那个人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对下面的人，凡不进他小‘圈子’的，马上就给他们穿‘小鞋’……’”（页9）8月间叶剑英把邱会作叫到家里说：“罗瑞卿很会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我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的军事训练方法，罗瑞卿并不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很好的批示，罗就打主意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邱说：“叶帅说那番话很激动，说了不少罗瑞卿的问题，什么罗瑞卿同贺龙搞到一块啦，大比武冲击政治啦，希望林彪身体不好快死了等等。”（页10）1965年秋，叶剑英按照毛的指示开始向下面打招呼。邱回忆说：“主要是叶剑英找些人谈，有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和军委办公会成员杨成武、肖华和我。后来又有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许世友、黄永胜、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打招呼是叶剑英进行的，他说罗瑞卿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胡子（贺龙）历来喜欢搞山头，罗就帮助他挖林总的老部下。主席叫林总管军队，林总的身体不好，让他们代管一下，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叶帅特别强调‘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待这么办的。”（页11） 倒罗的实施阶段：叶剑英是12月上海会议批罗的主要人物。邱会作回忆说：“最高兴的是叶剑英，说：‘他（罗）是看不起我这个‘光杆元帅’的（叶没带过部队），你们受他压制，我也难受，毕竟你们还有工作做嘛，他对你们还客气点。可是我呢？打个电话都不方便。现在搬开尊神，解放元帅啦！’叶帅说得激昂慷慨呀。”（页13）1966年3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是领导小组的总负责，叶有意把会议分成两阶段，前期揭批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后期揭发罗的“小圈子”。罗跳楼后，叶兴奋地改南宋末辛弃疾词“将军一跳身名裂”（关于叶剑英倒罗问题，可参阅余汝信先生《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载华夏文摘增刊第662期2008年7月23 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由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共同署名。该报告罗列了罗瑞卿的主要错误：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该报告向中央建议：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罗瑞卿倒台后，贺龙靠边站了，叶剑英取代罗瑞卿出任掌握实权的军委秘书长。这也是叶剑英积极倒罗而得到的一大回报。 第二，毛泽东文革倒刘部署的积极追随者 叶剑英配合毛泽东的倒刘部署在军队中打招呼。邱会作回忆说：大约是在1966年初夏，“叶剑英在他家中和我和李天佑、陈锡联三个人闲聊，说毛主席最近讲了古书记载有两头蛇的故事，说有一种蛇有两个头，有的长在一边、有的长在两边。这种蛇一定很苦，两个头长在一边的还好办些，可以协调活动，而长在两边的就无法协调了，一个要往东，一个要往西，总是扯皮。叶剑英讲：‘主席说这种两头蛇总有一天会变成一头蛇的。他这个时候说这个故事，用意很清楚。’我知道这是在影射刘少奇。6月份，中央军委开会学习《五一六通知》，叶剑英说：毛主席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 “五月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是军队一方的重要代表，在会上叶狠批“彭罗陆杨”，邱会作因军务方面的急事电话找叶都不可得。邱回忆说：“散会时，叶帅知道我在等他，就叫工作人员来通知我跟他一起走，我上了他的车，我的车跟在后面。叶帅在车里还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对严慰冰写匿名信和陆定一说他不知道严的事特别气愤；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439）此外，叶剑英对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心领神会。叶剑英也参加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还直接与军委一线工作的干部们谈党内问题，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刘少奇下台成了定论，6月份叶剑英向军委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央精神。叶说：“毛主席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不仅如此，叶剑英还向军队干部介绍了党内的政治状况。邱会作回忆说：“叶剑英就党内的政治状况介绍了一些情况，说最近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人民来信，是中央组织部做实际工作的人写的。信一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党是一派还是两派？我们都是 ‘共产党派’，是一派。但事实上两个主席各管一摊。那封信还用了几个数字和例子来说明，不仅政治路线是，组织路线也是。党的八次代表大会军队干部在中央委员会里是少数，而且大部分是候补委员。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长，很多都是白区党的，有些人自称是‘建国牌’。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很大一部分是参加过白区工作的。”（页26）由此可以看出，叶剑英主持的军队系统的传达是有针对性的，是真正能够把握精神实质的。 与此同时，叶剑英还身体力行地参与毛泽东的针对刘少奇 “中央”的战略部署。1966年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叶剑英为组长，下有杨成武、谢富治、刘志坚、汪东兴等人，邱会作也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这个工作组实际上只对毛泽东一个人负责，相关的活动并不向刘少奇的“党中央”汇报。这个工作组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调兵遣将。经过调动，北京地区的机动部队多达十万人。邱会作说：“我们多在京西宾馆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页25）显而易见，叶剑英确实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时军内的重要力量。 第三，林彪的大力支持者 历史上叶剑英和林彪并没有很深的关系。彭德怀主军时期，叶剑英基本在家赋闲。1959年庐山会议，叶剑英也是批判彭德怀的积极分子之一，又是林彪上台的拥护者。林彪上台后注重军队正规化建设，把制定全军新条例的任务给了叶剑英，叶搞出的解放军团级《合成兵战斗条例》，得到林彪的高度赞扬。但是贺龙、罗瑞卿主军时，叶剑英依然受到冷落，叶剑英心存怨愤，因此叶在倒罗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更成为新一任的军委秘书长，并成为林彪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军内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叶剑英卖力地赞扬林彪。邱会作回忆说：“他从军委常委扩大会学习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开始，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动员，讲了不少赞扬林彪的话，他是从战功、能力、忠诚来说为什么林彪要当接班人的，调子非常高呀！” 叶剑英公开发表的讲话也是如此。在1966年9月25 日接见艺术院校师生时，叶剑英说：“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3年） 事实上，叶剑英是党内高层首先对外界宣称林彪是毛泽东的继承人的，叶剑英的表态远远早于中共“九大”公布的新党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叶剑英对林彪的大力支持。 第四，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必要的让步。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开始呼风唤雨，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军队院校的学生们也跃跃欲试，逐渐成为一支造反势力，颇有势不可当之势。邱会作回忆说：“1966年9月底，在军队一线领导的叶剑英觉得支撑不下去了，认为与其‘硬’顶下去，还不如放宽点对军队院校的约束，把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动权放在自己手中。迫于毛主席的态度和全国的实际情况，林彪点了头。起草关于军队院校可以像地方院校那样开展‘四大’的军委《紧急指示》文件时，中央文革通过全军文革提出了军队院校在撤出工作组后，由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状态要结束，要像地方一样由真正的左派领导运动。该文件毛主席很满意，一见即批。”（页58）为什么叶剑英开始转向？邱会作认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察觉叶剑英思想有了微妙的变化。他看到中央文革已不是原来的‘咨询’机构了，可以‘通天’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都敢下手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衙门’。叶剑英深知党内政治有‘黑暗面’，也很了解毛主席。毛主席要搞的事，谁也挡不住，如果叶剑英和林彪一起抵制，毛主席说不定会牺牲叶而促进林的转变。叶帅呀，他老成嘛，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谋略，是为了使自己主动。他还为林彪出了些点子，例如，用《紧急指示》的形式批准院校‘四大’，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形式上要热热闹闹。虽然这有做给毛主席看的意思，但不许‘四大’这条防线在军委决策层里松动了。“（页59）由此一来，军队院校的造反派有恃无恐，群集北京，将军队各大机关、总部搞得乌烟瘴气，军队干部人人自危，不少人被揪斗、批判。 第五，协助林彪保护军队的老干部。 叶剑英在文革中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一点官方并不否认，且作为叶剑英反对江青等人的功绩反复宣扬。但官方却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叶剑英实际上是协助林彪做的这些工作。比如，林彪和叶剑英采取了让军内高干“躲反”（躲避造反派）的方针，将一些军队干部安排住进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1966年11月17日，邱会作被造反派揪斗后心脏病发作，昏倒在批斗会场上，叶剑英立即通知邱住到西山军委指挥所。邱回忆说：“叶剑英对我说：‘无论造反派怎么揪人，你就是不出去，先好好把身体治疗一下。实在放不下的工作，就在西山办公。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迈出西山大门一步！’他强调，‘这也是林总、总理的意见。他们说，对中央文革揪人又不能公开反对，那咱们就躲吧！’林总、周总理、叶帅想出的这个办法叫‘躲反’。”（页66）当徐向前给邱会作下命令回总后参加运动时，叶剑英及时电告林彪。叶传达林的指示“林总说，人家（除向前）既然已经下了死命令，就要按军规办事了。你那里和我这里都要交代专人，密切注意邱回去后的动态，如果发生什么严重情况，我们当采取紧急措施。”接着叶剑英叫人把邱会作的秘书、警卫员、司机找来做了工作，要大家站稳立场，保护好自己的首长。叶特别向他们交底说：“邱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对他是信任的，你们要保护好首长！”当邱会作遭受造反派毒打几乎致死时，林彪及时下达手令救邱，而叶剑英派去暗中保护邱会作的卫戍区战士及时将邱从造反派手中抢回。（页88、99－100）由于叶剑英在文革初期时队军队干部尽量予以保护，赢得了军队干部的尊敬和爱戴，也成为日后叶剑英能够东山再起的组织基础。 第六，陈伯达的倒台与叶剑英的复出。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在政治上被毛泽东冷遇，被迫长期在家赋闲，军委秘书长一职虽然并未明令撤销，但是却已失去原有的权力。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被点名批判，九大上仅仅挂了无实际权力的政治局委员虚名。 1969年对苏紧急战备时期被疏散到湖南长沙。而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给了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庐山会议后期，毛密召叶剑英上山，嘱其主持搞陈伯达专案材料。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南下福建陈伯达的老家和广东两地，搞来三个材料：陈伯达与他地主家庭的关系；陈伯达早期在旧军阀部队里的情况；1930年陈伯达从莫斯科回国前后和“托派”的关系。邱会作回忆说：“我过去没有参与过中央的专案，不清楚一些‘大人物’是如何被定案的。这一次陈伯达专案在政治局讨论，是我唯一涉及的‘大案’。我发现，中央专案组的工作是如此轻率，如此不严肃不负责。涉案人的一丁点小事都可以挂到大问题上，定下天大的罪名。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专案严重‘扩大化’，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党的政策问题，是党的陋习。多年来陈伯达都是为毛主席搞些文字上的事、主持办党的刊物，实际工作做得很少。他那个‘天才论’就是批透了，批臭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于是就抓他的‘历史问题’。毛主席要牺牲陈伯达以解决庐山问题，提出那个‘怀疑’，政治局就抓紧落实，对陈的结论未经仔细推敲就定了案。对陈伯达的声讨，不是什么实事求是，而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了。凡是毛主席要整某个人，中央里其他人只能附合，否则你就自身难保。”（页570－571）这些材料实际上成为日后毛泽东给陈伯达定性的关键“证据”。从此，叶剑英重回政治局工作。 第七，“九一三事件”后对黄吴李邱等人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对黄吴李邱等人的专案审查，叶剑英自始至终都是参与者、知情者。黄吴李邱是否涉及“两谋”，叶剑英应该心知肚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亦曾是叶剑英的老部下（都是来自四野的广州军区），文革初期都遭受过造反派的打击，叶剑英也曾对他们加以保护。但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却积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王洪文作为当事人曾对邱会作说“毛主席对你们几个，总认为缺乏证据。专案组搞上来那么多材料，他都认为不足为据，不能令人信服。他基本上采取‘拖下去’的方针，想拖上一段时间再看看。毛主席告诫政治局的同志，‘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他的意思是，对你们几个不要急于处理，就在那‘挂着’放一放、冷一冷再说。但是政治局里多数人不愿意毛主席那么作。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页717－718）粉碎“四人帮” 后，叶剑英本有机会出来为黄吴李邱说几句公道话，可惜的是，叶剑英却没有任何表示，反而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宣布林彪是个“反革命集团”（原先毛泽东时代只说黄吴李邱是林彪死党，最多也就是“林彪反党集团”），这样一来，黄吴李邱统统被装进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剑英在文革期间还有很多不光彩的事例。举例来说，1973年4月叶剑英配合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硬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逼迫卜占亚承认参与了林彪南逃广州的阴谋。原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被中央认定上了林彪的“贼船”，与林彪“南逃广州”有牵连。卜占亚在湖南坚决不承认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最后被押到北京。1973年2月初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叶剑英表情严肃地说：“卜占亚同志的问题本来在湖南就可以定案了，不需要到北京来。为什么又来了呢？就是要给卜占亚最后一个机会。毛主席、党中央要树立一个坦白从宽的典型，挽救那些在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人，对全党进行教育。希望你能彻底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决定你政治命运的最后机会。希望你好好考虑，认真对待。”（迟泽厚《卜占亚上下“贼船”记》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页575）卜占亚被逼无奈最后只好一一承认这些“罪行”。“四人帮”被粉碎后，中纪委重查文革期间的大案要案，1982年12月中央书记处终于同意撤销了卜占亚的罪名和原中发（1973）12号文件。在这些冤案中，叶剑英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此外，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与华国锋将南京军区司令丁盛打成“四人帮”同伙，丁盛由此受到长期迫害。（可参见《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星克尔出版社2008年版） 叶剑英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可圈可点，既有积极紧跟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的一面，也有保护军队干部，遏制江青文革极左派的一面。现在官史不遗余力地宣传叶剑英光彩的一面，却将那些不甚光彩的一面彻底隐去。笔者认为，叶剑英的确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否则文革初起时也不会将军队的大权交到叶的手中，但是毛也十分注意叶剑英的活动，一旦发现叶剑英对文革心存不满，立即让他 “靠边站”。但是随着毛泽东对林彪的防范，以及林彪在1971年9月的倒台，毛军中无人，不得不再次起用军中这位自己信得过的人掌控军权。只是在毛临终前却再次命令叶剑英“休息”，夺了叶的军权。好在毛一死，叶剑英得以迅速翻身，一举粉碎“四人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叶剑英的政治水平是其他军队将帅无可比拟的。叶剑英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政治”，而非“军事”，叶剑英一生当中政治手段运用的十分娴熟，大概是仅次于周恩来的人物。与其说叶剑英是军事家，还不如说叶剑英是个政客更加准确。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 作者丁凯文
#叶剑英 #文革历史 #四人帮 #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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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选这个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 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 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但他不敢选张，庐山会议使他明白，张和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人势同水火，不能选。朱永嘉曾这样分析：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于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让王洪文接班，最受委屈的莫过于周恩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告诉陈毅要让林彪接班，陈毅吃惊地说：“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不管怎么说，林彪还是位开国元帅，如今要周恩来侍奉一位“儿童团”，其荒诞不经，无以言表。 周恩来何等聪明，王洪文接班，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和许世友当面争辩(1973年8月23日周在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十大会上王洪文正式接班，十大的之前和之后，政治局两次开会批判周恩来。批判是否和接班有关，不敢妄测，但王副主席积极参加甚至主持过批判会，却是不争的事实。批判会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平时对周礼敬有加的人，此时相遇亦形同陌路。周恩来身心交瘁，甚至已做好下台的准备。不料，毛泽东一席话，把一场暴风骤雨化作了风和日丽，而且把事情推到了“不好惹”的“小将”身上。 ---“儿童团”王洪文成毛泽东接班人:周恩来黯然神伤 作者： 孙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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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5个月前
习仲勋和我们一样，曾数次遭受到毛泽东的打击和迫害，险些被整死。最大的有三次劫难： 第一次是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长征”剩余残兵败将部队抵达陕北根据地后，重演在井冈山搞“AB团”的手段，重演夺取军权的故伎，整肃刘志丹的领导班子，采取逼供信酷刑威慑的恐怖手段，杀戮一大批拥护刘志丹的中共 干部，当时习仲勋几乎被活埋。 第二次是1962年9月间，在中共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抛出“利用小说反党”论，点名刘志丹的弟媳妇、时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建彤（1920–2005）所著长篇小说《刘志丹》（其时只由一些报刊连载，很受读者欢迎，尚未正式出版发行）是一部“反党小说”；指明后台有一个以习仲勋、贾拓夫（1912–1967，也是陕北出身，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等职，后在文革批斗中被活活打死）、刘景范（1910–1990，刘志丹的胞弟，李建彤之夫，曾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地质部部长等职）为首的“西北反党集团”，把他们加以严厉整肃。刘志丹虽早在30年前“牺牲”（实际是被整死），也被清算扣上“叛徒”的罪名。据不完全统计，《刘志丹》一书酿成的文字狱和“西北反党集团”冤假错案，株连延安老根据地及其他的各级干部乃至群众，多达六万多人；许多人无辜遭殃，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极为悲惨。 第三次是“文革”中再次以“修正主义反革命份子”的罪名被毛泽东的“红卫兵”揪出来批斗和挂大木牌游街示众。习家被赶出北京，父母、弟兄、姊妹天各一方，整整十二年未团未聚。年幼的习近平当时也作为“反对革命”的狗崽子送进“劳改队”，一个异母姐姐活活被整死。 ---原中共领导人习仲勋被谁关押了十六年？ 作者： 铁流 图：习仲勋在“文革”中被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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