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仅仅分地达不到动员应有的深度，必须有暴力和暴力气氛。所以，对富人的肉体消灭，尤其是现场的流血，是必要的。海陆丰苏区刚一开辟，十几天功夫，海丰一个县就有豪绅和其他反革命份子1,686人被杀，没有死的纷纷外逃。 一时间，海丰、陆丰两县，逃到汕头和香港的达万人以上[8]。红四军南下，开辟新区 ，闽西地方党组织暴动响应，“开宗明义的工作便是缴枪杀土豪烧契三种”，“土白暴动三四天内杀了四五十人，而（龙）岩永（定）两县革委成立后，日日都有几十土豪反动份子被农民捆送到前来，致县政府临时监守所常有人满之患。统计（龙）岩、永（定）三县赤色区域中自斗争后到现在所杀土豪总在四五百人以上。现在赤色乡村中的土豪杀的杀，跑的跑，虽然不敢说完全肃清，然大部肃清是可以说的。” [9]海陆丰根据地有“七杀令”，所有富人，都不能幸免[10]。湘赣苏区土地革命，将“十六岁以上卅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说是要把“有能力反革命的”预先除掉[11]。赣西南苏区，土地革命的时候，“农村的豪绅地主，简直没有生存的地步，捉的捉，杀的杀，逃跑的逃跑”[12]。没有被当场杀掉的富人家属，如果没有逃走的话，活命的可能也是没有的。川陕根据地的文件《粮食问题回答》中，就有这样的内容[13]： 问：地主豪绅的家属是否留点生活给他？ 答：地主豪绅整穷人，不管穷人死活，现在苏维埃只是要穷人个个有吃有穿，地主豪绅家属集中起来在苏维埃监视之下做工开荒都行，不留一寸土地一口粮食给他们。 不仅如此，杀人的时候，往往要造成某种血腥恐怖的气氛，开大会公审，当众处决。海陆丰的行刑大会，不仅喊口号，还吹着冲锋号，行刑者挥舞着钢刀，“一刀一个，排头砍去，很爽利的头颅滚地”。甚至还有妇女组织的“粉枪团”，在几千人的大会上，用红缨枪“刺进宣布了死刑的反革命份子的咽喉、胸膛，鲜血四溅。”[14] 显然，血腥可以唤起革命热情，只要杀戒一开，参加的人就都跟反革命有了血海深仇。起初，“苏维埃政府要拨给两块大洋赏给施刑的赤卫队员，半个月后，不须要赏金，赤卫队员要杀一两个反革命份子雪恨。”[15]仇恨和仇杀就这样被点燃，然后升级扩散。 选择了“立场”的农民，跟另一部分人誓不两立，到了这般田地，动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当然，很难估量跟着红军走的农民的真实想法。即使据中共自己人当时的考查，有的地方也有相当多的农民实际上是害怕红军，赣东北地区流行一句话：“莫惹红军，惹了遭瘟。”[16] 诚然，中共能够在农村发动革命，前提是近代以来，农村社会与经济的衰败与战乱和变革造成的乡村秩序紊乱。然而，即使存在这样的社会条件，想要在农村发动一场在一般农民看来属于造反的农民革命，并非易事。对于那些真正的庄稼汉来说，分财主的土地粮食和财物，虽然有一定的诱惑力，但顾虑依然很大。 所以，这里就用得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革命先锋”了，那些在乡里“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流氓无产者，很快在革命中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17]。当时苏区的共产党人也承认，“在红军初到来时，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来的大部分是些富农流氓份子，真正的下层工农群众最初不敢起来，所以在过去的政权机关完全是被富农流氓把持”[18]。 其实，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富农流氓这种“阶级成分”，之所以这么说，一是要强调“阶级观点”，二则很可能是那些流氓无产者通过革命，变成了富农（浮财捞得比较多）。由于土地革命本身并非意在土地，流氓无产者的先锋作用，使得运动在财产（主要是浮财）的剥夺和分配上的色彩更加浓厚。 以至于动员起来的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往往更在意财产的掠夺和再分配，导致苏区对外的“打土豪”一波接一波，内部反富农的斗争一浪接一浪。每当红军攻城拔寨之际，总有大批的农民挑着空担子，准备一旦城破，就进去发财[19]。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 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