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

Y11
1个月前
在日常决策中,我们常依赖过往经验做判断,比如觉得“过去这样做过,未来也该如此”。 但这种基于单一环境的推理,其实像刻舟求剑——经验会固化思维,反而可能帮倒忙。真正有效的决策,需要一套更清醒的“思维工具”,也就是心智模型。 我研究过不少领域的心智模型,发现进化论、博弈论和查理·芒格的多元思维模型最有价值。 芒格先生常说,“在手里拿着铁锤的人看来,世界就像一颗钉子”,这提醒我们要避免思维单一化。 他用跨学科的视角整合知识,比如把心理学、经济学、物理学原理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这种“组合拳”的思路,让他在投资中总能看到别人忽略的机会。 我自己也养成了记录和提炼的习惯,会把学到的核心原则写成推文。 这些文字不是为了炫耀,更像“记忆锚点”——大脑的存储空间有限,就像硬盘需要目录指引,推文帮我快速调取深层知识。 但光看不行,必须结合自己的经历去验证。比如读到“复利效应”,我会想起自己刚创业时因为急功近利错失的长期机会;看到“边际成本”,就会联想到产品迭代中如何优化资源分配。只有让知识和经历碰撞,才能真正内化为能力。 在众多心智模型里,进化论给我的启发最深刻。 自然界的生存逻辑,其实和人类社会高度相似:物种的进化不是靠“完美设计”,而是靠“试错迭代”。企业的兴衰、个人的成长,本质上都是在环境压力下不断调整的过程。就像生物不会因为“应该成功”就存活,商业也不会因为“计划周密”就盈利,关键在于能否在变化中找到适应的路径。 复杂性理论则让我学会“接受不完美”。 这个理论告诉我们,世界是由无数相互关联的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就像天气系统一样,任何一个微小的变量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人类的认知能力其实很有限,与其追求“绝对正确的预测”,不如建立“容错系统”——就像开车时既要注意路况,也要预留反应时间,允许自己在信息不全时做出调整。 博弈论和经济学的思维也帮我看透了很多商业本质。比如“供求关系”,它就像空气,看不见却无处不在:消费者的需求变化、竞争对手的策略调整,都会影响最终结果。而“囚徒困境”则让我明白,商业合作不能只靠“善意”,更要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双方都能从合作中获得最大收益。 最后想分享一个简单的原则:永远警惕“单一视角”。就像看一幅画,站在不同角度会看到不同风景,商业决策也是如此。多问自己:“如果我是对手,会怎么选择?”“如果市场突然变化,我的计划哪里会出问题?”保持开放的心态,用多元的工具分析问题,才能在复杂的现实中,找到更稳健的路径。毕竟,真正的智慧不是记住所有答案,而是学会提出好问题,并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的逻辑。
蔡慎坤
5个月前
万润南在今年胡赵基金会上的讲话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和争议,因为支持六四学生运动,这位当时影响力十足的商界领袖选择流亡海外,对于六四学生运动的得失成败,许多人发表过不同的观点,而万润南先生这篇《從博弈論的視角看1989》—紀念“六四”36周年的一點思考,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六四学生运动,值得参考。 全文如下:我們試着從博弈論的視角來探討這個問題。因為博弈論是一門研究理性行為者在相互影響中如何做決策的科學,而1989年正是一個由多個行為體——體制內部、學生群體、知識分子、國際輿論——共同構成的高度複雜的博弈過程。理解這些角色之間的策略互動,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冷靜地總結經驗與教訓。 一、體制內部的非對稱博弈:強權下的兩種“自我對弈” 1989年的權力結構表面上似乎存在三股力量:李鵬所代表的保守派、趙紫陽所代表的改革派,以及居於“最高決策者”地位的鄧小平。但若從實質權力結構來看,體制內部實際上只有一位真正的博弈主導者——鄧小平。其他人,不過是他不同意志傾向的體現。 李鵬的強硬主張與趙紫陽的寬容勸諭,並非兩股平行的力量博弈,而更像是鄧小平內在兩種判斷之間的矛盾投射。毛澤東對鄧的評價“綿里藏針”可謂一語中的:一方面,他支持改革、講效率;另一方面,他深信“穩定壓倒一切”,始終保留以武力壓制混亂的底色。在毛澤東的另一句評語中,鄧小平是“開鋼鐵公司的”——意指其意志之剛,手段之硬。 博弈論中,若一位參與者同時控制多個“玩家”,這構成不對稱博弈中的“操縱式結構”(manipulated structure),其結果是看似多元分歧的判斷,最終被統一為一個中心權力的輸出。這也解釋了為何趙紫陽儘管身為總書記,卻毫無實權;為何李鵬可以在關鍵會議中持續發難——因為在那套權力配置下,他們的影響力並不取決於自身身份,而取決於他們所代表的那一面是否正被鄧小平所採納。 趙紫陽真正的失敗,不是因為觀點站不住腳,而是因為他在結構上無法影響鄧的決斷路徑。他一度試圖以情動人、以理服人,但鄧小平早已將事態視為“動亂”,並將穩定定義為壓倒一切的“零容忍紅線”。趙的理性、對話策略,自此便失去了博弈的現實基礎。結果是,一位體制內的溫和改革者,被孤立、邊緣化,直至徹底出局。 這類結構性不對稱,恰如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在《衝突的策略》中所描述的“偽多方博弈”:“當一個意志中心控制多數角色時,其它玩家不過是擴音器。”政治表象下的多元辯論,不過是單一決策者自我反覆權衡的痕跡。 二、絕食行動與道義壓力:民間博弈策略的誤區 學生運動在5月中旬進入高潮,最具象徵意義的轉折點是絕食行動。博弈論稱這種行為為“代價性承諾”(costly commitment):以自我傷害來表達行動意志,提升自身話語的可信度。這種策略常用於“信號博弈”中,比如古代的焚船明志、現代的工人罷工、社會運動中的絕食。 絕食確實起到了激發全國輿論、爭取民眾同情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高層改革派發聲。但是,它也把協商推入了更狹窄的空間。因為:絕食意味着“不達目的不撤離”,學生逐漸陷入“騎虎難下”的境地;趙紫陽的中間調停空間被壓縮,他既不能讓學生撤退,也無法向高層保證事態可控;高層保守派則據此認定“這是動亂升級的信號”,為戒嚴和後續鎮壓尋找借口。 道義升級反而加速了博弈的激烈化。學生以犧牲為代價發出信號,卻因制度缺乏“接收信號”的機制,最終變成了“誤讀”與“誤判”。一個以道德為主導的策略,若缺乏制度性緩衝,很容易將原本可能妥協的局勢逼上不歸路。 在博弈論中,絕食屬於“代價性信號”(costly signal)的一種。根據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的信號博弈理論,一個理性行動者通過承擔高代價的行為來證明其訴求的真實性。學生絕食,正是試圖通過“自我犧牲”向當局和公眾發出“我並非投機,我是認真的”這一信號。但問題在於:信號的“接收者”也必須理性且有回應機制。若缺乏制度性反饋路徑,則再強烈的信號也可能被誤讀或被忽略,甚至反而促使接收方進入“防禦狀態”。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傑·邁爾森(Roger Myerson)所指出的: “如果機制設計無法處理非對稱信息,玩家就可能選擇封閉式策略以防最壞局面。”(Myerson, “Game Theory:Analysis of Conflict”, 1991)絕食在缺乏反饋機制的語境下,實際上形成了一種戰略不對稱:學生不能後退,因為那將視為妥協甚至失敗;政府若退讓,則意味着道義上的“投降”。從此刻起,協商空間迅速壓縮,走向不可逆的對抗。 三、517宣言:將權威推入對抗的死角趙紫陽在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場合首次向外界明確披露“鄧小平是中國最高決策者”,這不僅削弱了趙自身的合法性,也把鄧小平逼到前台。緊接着知識分子的517公開信更是直接把矛頭指向他,這構成了雙重逼宮。這在博弈論中相當於觸發了一種“激化型信號”:原本可以模糊處理的權力歸屬問題,被公之於眾,使得鄧的退路大大收窄。他不再是可以兩邊調停的“仲裁者”,而成了博弈場上的“公開玩家”——而一旦成為明面上的玩家,他就必須贏,哪怕以最極端的方式。
五岳散人
5个月前
看到时间线上又开始聊“当年学生如果妥协”如何如何 好多年前,跟戴晴老师聊过这事儿,她跟我说起“广场效应”啥的,当时深以为然 这些年过去了,我觉得单纯以“广场效应”、自激来解释是不足的,只能解释一部分原因 学生们没学会过博弈、妥协,甚至我都怀疑在那个时代,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知不知道“博弈论”是啥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是要学习的。没学过、没实践过,比嗓门大、比谁激进,自然就是常态,是不存在博弈、妥协的选项的 但这个怪学生么?不怪学生,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与搭建微小进步的成熟状态,要经过多年磨合与实践才行 中共建政以来,最牛逼的成就就是把中国社会打成一盘散沙,让中国社会无法形成自组织,绝大多数人没受过民主的训练,更不知道在宪政框架下的民主是怎么个玩儿法 文革武斗都算不上自组织,那就是在钦定框架下的暴民 但这完全是中共的错么?也不是 中国文化里就没这玩意儿,从古至今就没有,甚至古代也防着老百姓真正意义的自治,不然您以为历代打击豪强、迁豪强富户至某地是为啥 中共与中国传统,在这方面达成了奇妙的共识 一帮有意识的被隔绝于民主社会思维之外的学生,碰上一帮以变质马列思想武装起来的皇权高粱花子脑袋,这个结局根本就不可能避免 你今天再来一次“六四”,依然学不会博弈与妥协,双方都是。不会有第二个结果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皇朝更迭、顺民与暴民无缝切换的内置密码,也就是所谓“中华文明”当中先天的缺陷,隐藏在最深处的文化癌症 无论是这个文明在其它方面有多辉煌,到了一个阶段就会自毁 所以说什么反共不反华都是扯淡,不在宪政框架下经过几代人的民主实践,中国就改不了,总会在达到一定成就的时候,把自己烧成“锦灰堆”
Ignatius Lee
5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