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

冯学荣:关东军是怎样来到东北的? 不弄清楚关东军的来历,看中日交恶史,始终是糊涂的。 这件事,要从1900年闹义和团运动说起。 1900年,中国北方闹起了一股暴力排外的运动,史称“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是好是坏,在此暂不评论。需要指出的是:在义和团运动中,驻黑龙江清军对俄军态度强硬,俄军 以“保护中东铁路”为由,出兵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注意:是俄军,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从1900年至1905年,持续占领了五年之久。注意:是俄军,持续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五年”之久。 1904年,日本在征得清政府的同意之后,出兵到东北,发动了“日俄战争”。注意:是“征得清政府同意”之后。这一点,和青年朋友的历史认知有悖。但是,它是事实。不但这一点是事实,而且清军还派兵支援日军、共同抗击俄军。 闻所未闻吧?这些,都是事实。 经过一年半的战斗,在战死十万名日本兵之后,日本打胜了俄国。 日本军队将俄国军队从中国东北驱赶出去之后,日本将东北99%的土地,归还给了大清国。注意:在这里,日本将它所收复的99%的东北土地,归还了大清国。这个历史事实,与许多青年的认知相悖,但是,它是事实,铁的事实。 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日本是活雷锋吗? 日本当然不是活雷锋。俄军败退之后,1905年,日本约了清政府,在北京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清、日两国签订了一份《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在这个附约里面,清政府割让给了日本以下几项主要的主权,以作为日本从东北撤军的条件,在日本方面,则视为此次出兵抗俄的政治报酬: 1、割让旅顺、大连两处租借地; 2、割让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以及沿线的林产、矿产; 3、允许日本在南满铁路两侧驻军。 依据这个条约,日本开始派人接管南满铁路、移民旅顺、大连,并且派了一支部队、进驻南满铁路两侧,这支部队,就叫做“关东军”,驻扎的依据是《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理由是“保护日侨”。 换言之,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已经在中国东北,驻扎了二十六年,而且在这二十六年当中,关东军无论与张家父子,还是与东北的中国居民,基本上都保持了相安无事。这个事实,也与我们青年的历史认知相悖,可是,它又是事实。 1904年,日本在征得清政府的同意之后,出兵到东北,发动了“日俄战争”。注意:是“征得清政府同意”之后。这一点,和青年朋友的历史认知有悖。但是,它是事实。不但这一点是事实,而且清军还派兵支援日军、共同抗击俄军。 闻所未闻吧?这些,都是事实。 经过一年半的战斗,在战死十万名日本兵之后,日本打胜了俄国。 日本军队将俄国军队从中国东北驱赶出去之后,日本将东北99%的土地,归还给了大清国。注意:在这里,日本将它所收复的99%的东北土地,归还了大清国。这个历史事实,与许多青年的认知相悖,但是,它是事实,铁的事实。 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日本是活雷锋吗? 日本当然不是活雷锋。俄军败退之后,1905年,日本约了清政府,在北京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清、日两国签订了一份《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在这个附约里面,清政府割让给了日本以下几项主要的主权,以作为日本从东北撤军的条件,在日本方面,则视为此次出兵抗俄的政治报酬: 1、割让旅顺、大连两处租借地; 2、割让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以及沿线的林产、矿产; 3、允许日本在南满铁路两侧驻军。 依据这个条约,日本开始派人接管南满铁路、移民旅顺、大连,并且派了一支部队、进驻南满铁路两侧,这支部队,就叫做“关东军”,驻扎的依据是《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理由是“保护日侨”。 换言之,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已经在中国东北,驻扎了二十六年,而且在这二十六年当中,关东军无论与张家父子,还是与东北的中国居民,基本上都保持了相安无事。这个事实,也与我们青年的历史认知相悖,可是,它又是事实。 这就是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林矿产主权流失的简要经过,以及“关东军”的来历。 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责备清政府“卖国”。但是事实上,当年在东北全境被俄国侵占的情况下,清政府只有以下的几项选择: 选项一、任由俄国侵占,奋发图强,期望有朝一日,与俄国决战,收复东北。(评:这个选项并非不可行,但是遥遥无期) 选项二、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不给日本报酬。(评:日本打仗死了十万条人命,奢望它不要报酬,是不现实的) 选项三、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事后不与日本交涉,任由日本替代俄国、侵占东北全境。(评:这个选项没有意义,只是换了一个侵略者) 选项四、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事后收复东北全境,然后割让小部分土地和主权,作为给日本的报酬。(评:这就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冷静思考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已经发生的历史,是清政府在当年所能选择的最佳方案、也是在木已成舟、米已成炊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当时大清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其他三个选择,都比这个选择更坏。 这就是为什么清政府甘愿签署《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向日本割让小部分主权的原因。因为,当时只能这样办,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中、日两国在20世纪的大打出手,归根结底,就是根源于这个条约、根源于日本依据这个条约,向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两侧移民、并开始“经营满洲”。而日本这个“经营满洲”的殖民行为,与中国后来突然兴起的民族主义,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浩如烟海的史料显示:国民政府从发动北伐开始,就喊出了“收回东北一切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激进口号,尤其是强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成功,使国民政府斗志变得更加昂扬,在冒进的路上一路狂奔。不料,在东北,国民政府碰到了日本这只硬钉子,结果,出事了。 国民政府认为那些都是不平等条约,必须要废除。而日本则拿二十六年前的日俄战争说事,它指责中方忘恩负义、不守信用。中、日两国交恶的历史,就从这场“鸡同鸭讲”的争辩中,步步激化。 国民政府“铁腕救国”,在民族道义上,对不对?当然对。但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样做,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则未必。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写史的态度,是“只讲事实,不讲道理”。谁对谁错。读者可以自己去评判。我只负责还原事实。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主要历史背景和缘由。
曹長青
3个月前
曹长青:“长胡茬的孩子”吕贵品 得知诗人吕贵品去世的消息,心里咯噔一下,一股冰冷的悲伤袭来,一些遥远的往事如电影胶片般在眼前闪过。 吕贵品是我《深圳青年报》的同事,也是我的东北老乡。他77年考上了吉林大学中文系,和徐敬亚、王小妮成为知名的“吉大三诗人”。当年他们,还有后来获“诺奖”的刘晓波等人,在吉大成立了《赤子心》诗社。当年我在黑龙江大学主持文学社团“大路社”,曾去吉大中文系,跟徐敬亚、吕贵品、刘晓波等彻夜畅谈,那是一个充满抱负、热血沸腾的青春时代! 1980年代我在《深圳青年报》时,把徐敬亚和吕贵品都调到了报社。吕贵品和另一位责任编辑张敏毅负责“理论版”,徐敬亚和另一位我从牡丹江调来的东北作家刘树德负责“文艺版”。这是《深圳青年报》最开放、最前卫的两个版面。 后来报社因发表“劝邓小平退休”等文章被整顿时,中宣部派来的工作组负责人说,理论版发表了太多出格文章。像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在当时被视为中国最开放的知识分子的出格文章,都是在我们的理论版刊出的。也因此,责任编辑吕贵品、张敏毅,还有作为签发者的我,都被撤职,报纸被关闭。 徐敬亚和刘树德负责的文艺版,也是很超前。当年刘晓波那篇抨击文学界党文化遗毒的“新时期文学的危机”,原是一个内部座谈会的谈话,其它报刊都不敢发,徐敬亚把稿子拿给我看,我们一致决定发表。刘晓波因这篇尖锐文章而在文坛一炮打响。 八十年代的中国,朦胧诗、现代诗等在年轻人中很红火,因为它是对歌功颂德的党文化的一种挑战,有点像后来爆红的摇滚乐。但当时很多年轻人的诗歌找不到发表园地,主要文学期刊、报纸的文艺版面当然都还掌控在老一代“党的文人”手中。有志闯出一条新路的徐敬亚、吕贵品联络到安徽《诗歌报》,跟我们《深圳青年报》联手,同时在报纸上推出了几十万字的现代诗。 《深圳青年报》隶属于深圳共青团,性质也是党报。在党的报纸上几个版面全是诗歌,而且多是朦胧诗、挑战党文化的现代诗,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第一次,也是绝后的,迄今再没有过。在世界文坛也没见过,因为是专制制度下一种独特的文字反抗举动。 这个活动搞得声势浩大,成为中国诗坛的一次盛会。光是那几个版面连成一体的新颖排版设计就给人强烈视觉冲击。深圳青年报是中国第一家结束了铅字、实现了胶版照相印刷的报纸。 这个“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后来被研究者誉为中国现代诗的一次井喷! 对于这个诗歌大展,徐敬亚和吕贵品付出很多心血,他们要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上百万字的诗中筛选、编辑,工作量很大。但他俩乐此不疲、兴奋不已,就像淘金者挖到金矿。 当时在深圳大学出版社做编辑的诗人孟浪后来也参与,把这些诗编辑成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由上海同济出版社出版了,为中国现代诗的历史留下一座丰碑。在这个过程中,贵品功不可没。 报社被关闭后,我们都失去了工作。尤其令我不安的是,由我调进报社的徐敬亚和吕贵品的户口还没有落到深圳,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有被市委工作组遣回东北的危险。38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我骑着自行车,赶到深圳郊区的市公安局训练基地,找到一个跟我学写诗的派出所长,通过他的关系,紧急地把徐敬亚的妻子王小妮、吕贵品的妻子孙燕芝医生的户口落到了深圳。这样工作组就没法把徐敬亚、吕贵品赶回东北,因他们妻子的户口已在深圳了。 当时办成之后,徐敬亚和我,一起在吕贵品家里喝酒庆贺。这样不仅可以保住徐敬亚、吕贵品留在深圳,还可以保住报社分给徐敬亚的一套三居室住房(后来这套房子应该价格不菲,也给敬亚夫妇一个生活安慰)。在那个制度下,试图反抗,断了生路就是下场。如果是今天就更惨,谁敢劝皇上退休,铁定进监狱。 没了工作,但酒照喝。东北人本来就因天气寒冷而喜欢喝酒,何况又是写诗的。真是“诗逢知己千杯少”。 但随后不久,我们三人就因为参加一位“酒友”的活动,倒了一次楣,了解了一个更深层的恐怖。 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宿舍修改我和诗人谢文利合写的《诗的技巧》书稿时,同宿舍住着一位学者李少一,他来修改书稿《中国古代兵器史话》。他豪爽大气,对十八般武器研究得头头是道。我们成为朋友。深圳青年报被关闭、我被整治时,他还到深圳看望我,还一度想把我藏到军队去,说他有很多军方朋友。 也同样喜欢喝酒的李少一后来创办了《酒文化研究会》,他在海南开研讨会,特意请了我和徐敬亚、吕贵品去参加,也想让我们三个失去工作的人散散心。 但我们三人从深圳抵达海口刚住进旅店,就被会议方告知,说接到深圳公安局通知,不许我们三人到会场,只能呆在旅店。当时我们去海南岛的事,没告诉其他人。看来当时公安方面在秘密监视我们。后来我出国时,一位公安局的朋友告诉我,当局怀疑我是美国的民运组织《中国之春》在深圳的联络员。其实我根本不是。 我们三人被“关”在旅馆。结果给了我们机会,谈诗,谈经历,谈人生,那是时间最长、最痛快的一次天南海北的三人畅谈。贵品当时那个眉飞色舞的谈话样子,仍历历在目! 徐敬亚是诗人理论家,吕贵品则是纯粹的诗人。而且他好像天生就是诗人的料,因他率真,开朗,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总是笑呵呵的,一副天塌下来也不在乎的样子。报社的人都喜欢贵品。有个从北京中央党校调来的女资料员,原来一板一眼、很有党性的样子,但自从跟吕贵品熟悉了,像变了一个人,也洒脱起来。 我跟贵品最后一次出行,是和刘晓波一起,去北京探望方励之、李淑娴夫妇。我们《深圳青年报》发表过方励之的“中国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发这篇文章也成为报社的罪状之一)。报社被关闭后,我还以“深圳思想俱乐部”主席的名义邀请已被开除党籍的方励之到深圳演讲,虽最后遭当局阻止。 当时在方励之家里,李淑娴教授为我们四个人留下合影。今天看到照片上(见下图)的其他三个人(方励之、刘晓波、吕贵品)都走了,而当今的中国竟然比四十年前的政治气氛更加肃杀,这不仅令人悲伤,更令人脊背冰凉。 当年听到我要去美国留学时,贵品兴奋地说,要杀一头猪设宴为我送行。虽然没做到,但这种主意也只有他想得出。吕贵品豪迈大气,但也是贵人多忘事的典型。有次他请一圈朋友到他家吃饭,朋友们都来了,等了好久,他才回家,一脸惊讶地问,你们怎么都到我家来了?他把请客这事全忘了。 但对朋友托付的事,贵品却很认真,并不马虎。刘晓波因参加八九民运入狱后,我在纽约东北同乡会帮他募捐了一点钱,托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美国朋友Harold带到深圳给了吕贵品,请他设法转交。晓波出狱后,贵品把美元现金塞在球鞋里(要知道是那个年代)穿去东北送给了晓波。1993年来美国时,晓波用他特有的结巴调子说,“长青你、你——们资、资本主——义的臭、臭钱可真——臭呵,贵品他藏——在臭球鞋里带、带过来的。”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我写了长文“撕裂的刘晓波”,批评他第一次被捕后上中央电视台说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没杀人”、第二次被捕后说“中共监狱人性化”等。文章在海外发表后,也群发给了我手里的电子邮箱,也有吕贵品的。我到美国后跟贵品只通过几次电话,并没有单独的电子信联系。贵品对我之前之后群发的文章,从未有回复,也不知道他是否收到。因不想给他们惹麻烦,我也从不问。只有对这篇“撕裂的刘晓波” ,他在文章上面回了几个字:“长青兄,邮件收到,很想念你!贵品。”以此表达他对这篇文章的认可。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同学得了诺奖而攀附赞美,反而对同学的“撕裂”看得很清楚。 我文章中有一段话,没提名地引用了一位“我和刘晓波共同的朋友”的话,批评了刘晓波的追逐虚荣。这个人就是吕贵品。贵品的可贵品质就是要么沉默,要么说真心话,保持了“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诗人气质。 吕贵品近年得了肾病,需要每周两次洗肾,一次四小时躺在透析床上。一般人面对这种状况可能对人生沮丧,保命要紧,其它都不管了。但贵品骨子里就是诗人。他坚持写诗,有时每天都出作品。他说,患病之后,更感到人生像浮舟,诗是抛锚。只有诗,像锚一样,让他在痛苦中定位,得到喘息,得到慰藉,得到欢乐。 过去这些年,在诗歌这种形式已经没有了多大市场的情况下,他仍然顽强地写了很多诗,出版了五卷本的《吕贵品诗文集》和《诗歌选集》等。我出国后主要写政论,很少看诗了。从网上看到,吕贵品写过一首《什么样的人是诗人》,其中两句给人印象深刻,大意是“诗人是长了胡茬的孩子,诗人是活着的烈士“。大学时代,我因写《诗的技巧》一书,阅读和研究过很多诗歌、诗人、诗评,但从未见谁提到过《什么样的人是诗人》。 贵品这首诗还真说到了点子上。诗是抒情的艺术。中国大诗人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就是典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其豪迈之情,只在童心可循。 诗贵真情,诗人贵纯真。贵品身上,就有这种不可救药的纯真,即使长满胡茬,即使步入老年,他还在用孩子般的眼睛看世界。心不长老茧,情一直纯真,就永远是诗人! “诗人是活着的烈士“,也是言为心声。诗不仅抒情,也言志。呼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大诗人杜甫、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绝句的陆游等现实主义派大诗人,就是诗言志的代表。在专制当道的社会,真正的诗人就是活着的烈士,他们要付出“说真话、抒真情”的代价和牺牲。 吕贵品的诗,没有直白挑战当今政治,也没有直接对抗政权,而是强调真情、人性,从更大的角度宣扬杜甫、陆游的人道主义情怀。在2019年深圳举行的“深读诗会”上,吕贵品强调思想启蒙,建议人们读荷马史诗、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戏剧,说这些经典作品维护人权,维护人的独立思考。 在每周换血的透析床上,贵品顽强地继续写他的诗。诗里没有哀哀怨怨、没有沮丧人生,反而展示了一种超脱、豁达的境界。在《深圳青年报》时,吕贵品就喜欢日本音乐家喜多郎的作品。编辑《中国现代诗群体大观》时,贵品听着喜多郎的音乐,那种神秘、飘逸、超凡脱俗,呼应着他自己内在的感应。躺在透析床上换血时,他心里可能还在回荡着喜多郎的曲子,诗和音乐,大概是洗净贵品的灵魂之血。 才69岁的吕贵品走了,他追随着喜多郎的曲子寻求心灵的宁静去了。在天国,不再有病痛,不再有政治纷扰,不再有人生苦恼,只有天人合一的喜多郎的“天界”陪伴着他。他一定还在写诗,那飘下的东北雪花,那洒下的深圳热雨,都传递着他的诗句,是那个“长胡茬的孩子”、那个活在朋友们心里的“烈士”在跟我们说话。 贵品,你走好,长青用这些浸着泪水的文字送你最后一程! 写于2025年5月12日 图片从左至右:曹长青、吕贵品、方励之、刘晓波